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向，同时整个国家开始转型，向现代国家迈进；2006年，一部纪录片《大国崛起》引起国人强烈反响。时至今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承认中国正在崛起。正处于转型和崛起过程中的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公民的民族自信心、耐心与责任
2009年有一部国产大片高调展播：《建国大业》，这部片子动用了一大批国内一线明星大腕。网上有好事者把其中具有外国国籍的明星汇总了一下，将近30人。
有媒体报道，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者只占总人数的三成；近几年，中国富豪每年移民海外的人数逐年增多，导致巨额资金外流。这些中国的文艺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为什么如此青睐海外？其原因除了对国内的生活环境、子女教育环境担忧之外，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处于转型之中，改革前景不明朗引发的不安全感。
上述精英们新加入的国籍不外乎是“所谓”欧美日发达国家，试看今日之欧美，已今非昔比：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国库亏空，主权信用被降级，滥发美元，导致美元汇率不断下跌，国势衰落已是不争事实；欧盟身陷债务危机，内部矛盾重重，外形庞然，然力不从心；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政局不稳，地震、核辐射雪上加霜，前景堪忧。只有中国是全球公认的最具活力的市场之一，经济增长强劲，总量已跃升至全球第二位。在全球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低迷、前景暗淡的的背景下，中国无疑是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之源。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如地球一直转动一样，世界的中心也一直处于不断转移变化之中，人类的发展历史已然证明了这一点。世界财富转移的方向也是世界的政治、经济重心转移的方向，现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中国越来越集中全球的财富，中国的发展前景不言而喻。
上面说的这些，精英们当然知道，他们担忧的是中国能否克服自身困难，一直、持续的稳健发展下去，而不是昙花一现。
任何一个国家在转型走向崛起的过程中，都要面临很多问题，都要经历阵痛与挫折，但是只要不出现方向性错误，不出现战略性失误，其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中国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困难很多，但这都是后发国家崛起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从世界近、现代发展史来看，很正常。中华民族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经历过无数的灾难与挫折，但每一次困难与挫折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行的脚步，都被我们甩在身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断吸收、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坚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注意发挥自身优势，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取得了巨大发展。同时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注意实验、积极调整，注重配套，使政策富有弹性、适应力和系统性。现在我们国家相比以前，改革的能力大大增强，主、客条件都更有利于改革的深入。只要我们能继续坚持既定目标，贯彻目前的大政方针，不出现方向性错误和战略性失误，中国的强大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就会到来。
现在国家的条件好了，可是公民的信心却丧失了，值得深思。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环境、制度处于变动之中，社会会出现一些不公平、贪腐的事件，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处于焦虑之中，迷失、看不到方向，更不能因此而选择逃避，一走了之！对于这些现象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我们要有耐心，更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纠正。我们不能只愿意享受成果而不愿付出，只想分享中国崛起、强大时的喜悦与自豪，而不愿承受转型的艰辛与痛苦，这是不公平的，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中国现在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更需要我们的理性和耐心作支撑，去付出，去呵护，走出峡谷，就会豁然开朗。对中国的未来有信心，就是对我们创造了5000年灿烂文化的的民族有信心，就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适应性和创造力有信心，就是对我们自己充满信心。
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她的人民对她满怀信心，这样的国家其发展才能拥有不竭动力！处于转型和崛起之中的中国现在最需要她的公民对她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需要她的公民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困难和问题，用耐心和责任去浇灌，有了这些，中国强大这朵奇葩才能娇艳绽放。
（二）公民的道德感与法制信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年局超过两位数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力令世界叹为观止的“中国奇迹”，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在全球跻身前列。但是在这一切光环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隐忧。
随着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执行，经济建设同时也成为每个国人的第一要务，发财成为中国人的大众宗教。与之同行的是传统美德的衰落，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下滑，金钱至上、拜金主义，贪腐不断扩散，政府的政绩评价标准实际上的GDP主义，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庞大的挣钱机器，这个机器高速前行，但是缺少道德和法治这两个安全行驶辅助设备，无法有效减速和转向，一旦失控，机毁人亡两不知。正如“7.23”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以后，有人写道“ 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童大焕：中国你慢些走，等一等你的灵魂）
道德是软约束，主要靠人内心的价值尺度约束自己的行为，也通过社会舆论的批评与赞美制约人的私欲扩张，以自律为主，兼有他律；法律是硬约束，明确什么事情可为，哪些不可为，是用强制力约束人的行为，违反要受到严厉制裁，是他律。自律和他律是软硬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使社会始终运行在良知、美好、公正的轨道上。一旦这两种力量被严重弱化，在发财已经成为大众宗教的情况下，人性的欲望被激发，13亿人的贪婪将变成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欲望黑洞，无限量的私欲将如决堤之水，一泻千里，冲决一切，泛滥的洪水将吞噬中国有限量的资源，此时更遑论崛起与复兴，海市蜃楼而已。
古代中国一直很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推崇优良品质，宣传道德对社会治理的巨大能动作用，这是中国的优势。但是近代中国为了救亡的需要，对于所谓的“旧道德”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正所谓“倒脏水时，把孩子也倒掉了”（鲁迅语）；到了建国后，在左倾思潮的催动下，特别是“文革”期间，“破四旧”盲目摧残之下，原有的传统文化，遭到了灭顶之灾。当时整个中国遍体鳞伤，传统道德也受到了空前批判。在政治高压氛围之下，被逼的虚假革命道德泛滥开来，甚至出现了“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极端的口号，极度纯洁的社会道德氛围是依托政治高压建立起来的，每个人都是虚假的高尚，人们内心深处对此革命泛道德主义做法极度反感，革命道德体系只是瞬间的火花，一闪即逝。经过漫长岁月才建立起来的传统美德体系瞬间受到毁灭性打击，新建的革命道德体系招人反感，注定短命，“旧者已死，新者未立”，中国处于道德伦理的断裂时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打破盲目个人崇拜，确立实践理性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过于强调实惠，弱化了人们对价值理性的思考。不久，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个人也以挣钱为己任，朝市场经济体制迈进。打破一样东西很容易，建立一个新东西却很难！原有的传统美德制约效用不复存在，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体系没能及时建立起来，国民的发财欲望瞬间井喷式爆发，中国所具有的推崇美德的社会优势，不复存在。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要求公民内心要有道德约束，不能一味只看重经济价值。后来中国意识到了道德缺失的严重后果，推出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八荣八耻”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一系列旨在提升公民道德品质的主张，但是这些大部分停留于表面，并没有深入人的内心，效果不明显。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缺乏道德感的支撑，过于看重金钱，因此出现了太多的坑蒙拐骗盛行，社会信任严重缺失，道德滑坡的局面。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熟人社会，或者伦理社会，通过血缘、地缘关系，根据亲疏远近，建构起来“生活圈”、 “关系网”，在这个圈内就是“自己人”，只要是熟人、自己人，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可以网开一面，从轻处理，规矩、制度只适用于圈外人、“外人”,对人不对事。虽然历朝历代都注意编篡法律，完善法条，但是从社会实际运行来看，法制很淡薄，法律、制度的权威性远远弱于人的关系和能力，是典型的人治社会。虽然近代西学不断东渐，中国经历了数次改革和波澜壮阔的革命，但是过于悠久的“人缘”文化传统已经融入血液、深入骨髓，近代中国并没有彻底完成从人的头脑中涤除“人情”、“关系”的历史任务，没有实现从传统臣民到现代公民的思想转变，法制权威没有建立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全国人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党和政府权威如日中天，此时是一个适时引入法制，彻底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转变，树立法制权威的历史机遇，但是无任何现代化建设经验的中国引进了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强调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体制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袖的个人权威此时也达到了顶峰，结果个人崇拜盛行开来，法制被彻底抛弃。改革开放以后，党和政府才重新开始重视法制建设。现在中国的法制逐渐健全，公民的法制、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但是中国的人治痕迹仍然有顽强遗留，很多问题只有见到领导的批示才能迎刃而解，种种有法不依现象的存在，导致普通公民内心增强的法制意识受到现实中权力、金钱影响力的干扰，对于法制的信念产生动摇，心存怀疑。
诚信友爱，宽容正直，敬业责任，遵纪守法，这些应该是我们当今社会最需要的东西，也是构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粘合剂，而这些恰恰也是目前我们这个社会最缺失的东西，这些应该是我国公民最基本的道德素养。拥有以上道德品质的公民，才能制定完善的法律，才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才能拥有对法制的坚定信念。
中国的崛起要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其中一大支柱就是公民的道德感和法制信念。当前中国公民的道德状况和法制信念令人担忧，“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坚实，才能万丈高楼平地起。由具备良好道德感和坚定法制信念公民构成的坚实土壤作支撑，中国才能崛起，才能保证中国的有限资源解决庞大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保证崛起是可持续的、持久的。具备良好道德感和法治信念的中国公民将大大减少因为贪腐和浪费造成的巨大内部消耗，大大减少中国崛起的时间和资源成本，大大加速中国的发展。“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能托起中国崛起这座高台的“累土”就是公民的道德感和法制信念。
（三）包容、多元、法制、自主、协作的公民社会
从后发国家发展历史来看，由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实力落差造成的焦灼心态，后发国家为了迅速摆脱落后局面，普遍实行赶超战略。执政党和政府根据对国内、外局势的判断，按照轻重缓急次序，制定政策、方针，集中、统一调配使用有限的各种国家资源，通过政府强有力的推动促使经济迅速发展。从推动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来看，执政党和政府的强力推动起了巨大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同时这种打破社会正常发展状态，政府主导推动型的发展方式也促成了政府各种大权在握，掌握了各种社会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是在这种赶超之中掌握了各种资源，包括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如人才、组织等，执政党和政府处于垄断性优势地位，社会组织都是官方性质的，社会被完全淹没于无处不包的全能型政府之中，广大国民处于一种被动员、从属的地位，整个国家是政府、个人二元格局。
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退出微观领域，不再是无所不包的角色，实行宏观管理和调控，其主要任务是提供环境、秩序、政策等各种公共服务，为公民的自由发展、为各种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竞争、博弈的条件和保障，扬市场之利，纠市场之弊。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入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化，中国政府表现出机构不断膨胀，政府权力运用失当等症状，同时现代社会事务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也为政府扩张提供了借口，虽然政府机构数次精简，但是陷入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不良循环，并且中国政府继承了原来高度集权的政治遗产，其管理范围过宽，权限过大，造成了机构臃肿，干预微观领域，特别是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等严重后果。
为此需要有效遏制政府的不当扩张、权力滥用或不作为（以下简称政府不当作为），需要有一种力量或组织监督政府，使政府良性运转，精简高效廉洁。一种组织或力量要有效监督中国政府，需要具备以下条件：1、独立于政府之外。政府不可能有效自我监管，需要外力监督才能有效。2、是政府不当作为的利益受损者。自身利益受损才能具有内在动力去行动、去监督。3、具有影响力或制约力。具有力量才能对政府的不当作为形成真正的制约。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政治格局来看，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的力量就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由非营利性的公民组织或社会团体构成的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公共空间或公共关系总和，这里不包括政党组织和宗教组织。公民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公民组织和社会团体，包括各种学术团体、行业组织、协会、利益组织、公益组织、维权组织、志愿组织、兴趣组织、社区组织及慈善组织等等。其特点是：1、自愿性。2、非营利性。3、民间性。4、独立性。（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由原来被政府完全覆盖开始慢慢成长，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在增强，各种公民组织和社会团体（以下二者总称“社团组织”）不断涌现，数量在大量增加。中国的社团组织在建立之始都具有官方背景，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其官方色彩在逐渐淡化，民间性在增强。这些社团组织在加强行业自我管理，反映行业利益，搜集社会信息等方面，有利于政府了解社会情况，充当了政府助手，有助于政府正确决策。
公民社会另一个很重要功能就是以有序参与的形式监督政府。公民社会对政府的监督主要体现于站在维护公民利益角度，以公民组织的形式有序参与、表达利益，影响政府决策偏好，推动政府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当政府的某项政策损害了某些群体的公民合理利益后，相关的公民维权组织可以向政府相应部门反映情况，施加压力，促使政府决策作出调整，维护该群体公民的利益；或者当政府不作为，致使某些公民群体利益得不到保障时，维权组织也可以出面反映，促使政府行动起来，维护公民利益。行业组织和协会也具有同样功能，影响政府决策，保护行业利益，促进行业发展。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社会，各种组织和团体的数额都是海量的，具体利益千差万别，错综复杂，中国的公民社会应该是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多元共存，避免对立，在公正、合法的前提下妥善、理性地解决争端和矛盾。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一定要以法制为活动准则，不断提升制度化水平。社团组织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成员和组织的利益，维权只有在法律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活动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也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同时社团组织也应根据自身发展需求，积极、主动地向政府提出制度化建议，建议政府适时修正、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为中国社团组织的发展打牢基础制度，不断提升公民社会的制度化水平，减少公民社会成长阻碍。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要不断提升自主性，不断缩减官方色彩。中国的社团组织在建立之初都从属于相应的党、政机关，官方色彩很浓厚；国家要求社团组织必须要有主管单位，社团组织自身也愿意主动挂靠在党政机关名下，可以减少政策风险，可以便于获得较多的政治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主体多元化，客观上要求社团强化自身的权益意识，不断增强自主性，积极主动集中提炼、凝聚本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以组织的形式向政府集中反映，维护本组织和成员的权益，这是社团组织的安身立命之所在。除了维权以外，社团组织还要有拓展意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团自身发展状况，积极向政府部门反映发展中遇到的阻碍和困难，提出政策和建议，引导政府关注和重视，寻求协商解决的办法和途径，不断拓展社团组织的成长空间，从长远的角度维护本社团成员和组织的权益。
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应该走一条与政府相互协作的模式。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社会，政府掌握着各种资源和能量，因此公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同时政府应该理性看待公民社会的发展，不能把公民社会的发展看成是向政府夺权，一味向政府施压，是政府的对立面；政府应该看到公民社会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自身各种力量成长的结果，是公民民主、法制意识增强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府和国家来源于社会，政府和国家最终要还权于社会，实现社会的高度自治，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还要看到公民社会成长的过程也是帮助政府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过程，二者是一种相互协作，相得益彰的关系，可以形成一种政府—经济—公民社会三者良性发展的格局。
“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是先哲的战略智慧，中国的转型，特别是崛起，要有坚实的根基作支撑。民乐而国兴，内固而外强，成熟理性的公民是我们崛起之“粮”，发育良好的公民社会是我们崛起之“墙”，这两者是我们健康、可持续崛起的战略依托。立足基础，打牢根基，脚踏实地，徐图后进，中国这样的内涵式崛起才是国人之福。
作者系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