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到2007年底，中国GDP的总量将超过德国，跃升至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这样一来，全球经济总量前三强将是美国、日本和中国，而1500年以来的传统西方列强都已经全部退出三甲。这种客观现实除了可以解读为中国在迅速地崛起之外，对传统的西方强国意味着什么呢？由此，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不绝于耳的“西方衰落论”。这里的西方指的是传统的西欧强国，透视它们的发展，可以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借鉴。

“西方衰落论”并没唱衰西方

“西方衰落论”不是今天因中国的崛起而产生的，早在上个世纪初就有出现了，而且有各种各版本。有人从维护欧罗巴文明角度说过西方的衰落，也有人从寄希望于其它文明和全球开放的角度讲过西方的衰落。甚至可以这样说，近一百多年西欧国家在“衰落乐曲”的伴奏下发展过来的。然而，西欧真地衰落了吗？不可否认，以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而言，西欧的地位无疑是一直在下滑。比如，有学者指出， 西欧的工业产量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1860年是72%，到1931年降到42%，二战前夕降到30，1960年则降到25%，而今天的这种比重更是在20%之下。但必须看到，在这种下降的旁边是世界经济参与者多了和欧洲之外某个或某些国家的崛起，比如，美国、日本、东南亚和中国等等；在这种下降的后边则是西欧经济发展自身的协调性和全面性更强了。在协调性和全面性方面，西欧恐怕在许多方面至今领先于世界，它在近几百年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精华，比如科技、制度、社会规范，至今仍在全世界流行被认可为先进的东西。正因如此，“西方”概念已经超越了地理空间，成“先进”代名词，流行在非西方国家中，甚至是它们追求的目标。

兴衰的标准是多重的

说西方并没有衰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是不能将经济总量作为衡量兴衰的唯一标准。每个国家是由多种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其的发展应当有综合指标，不能单以GDP总量多少为凭。比如中国，看总量排名世界第三，可换成人均就在百名开外了。就像一个人，成长的标志不光是长身材，更是知识、社会化能力的综合提高，一个国家的发展也能光看经济总量，更要看发展的持续性、协调性和全面性。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固然是一些硬性指标，如果没有就什么也谈不上。但是，经济总量受国家大小的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受发展时间长短的制约，不仅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和提高，而且都有临界点。发展的持续性、协调性和全面性则是软性的指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发展潜力是无限的。从这些软性指标看，西方国家是发展而非衰落，就总体而论，是因为它们的发展是顺畅多于坎坷，是因为它们的发展协调强于失衡，还是因为它们的发展全面胜于偏颇。于是，它们发展初期的“羊吃人”、“黑白颠倒”不见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小，震幅越来越低，原因与后果也越来越可控。在解决国家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方面，西方改良代替了革命；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西方合作代替的纷争。前者可以西欧普遍的福利社会为证，后者可以成员不断扩大、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欧洲联盟为证。总之，西方的发展，不单纯是GDP为先，而是一种文明和社会秩序的稳步前进。正是用这样的指标来衡量，我们可以说西方仍是兴而不是衰。

兴衰的标准还不是固定的

衡量兴衰的标准还不应固定不变的，而要随着发展不断的变化。衡量指标的不固定性，就是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评判、比较西方与非西方。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重大差别之一就是在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比如，西方搞市场经济已几百年，中国还不到三十年。对西方来说，兴的硬指标快到临界点了，它们追求的是软性指标；对中国来说，追求的是兴的硬性指标，而软性指标的要求刚刚开始。再以发展速度为例，发展时间长、成熟程度强的西方国家，增长的基数大，总量提升速度见缓，提升的空间小；而发展时间短、成熟程度差的中国，总量提升得快，空间也大。衡量指准的动态性，就是要看到它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而变化。在所谓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一些国家之兴要以另一些国家之衰甚至之亡为前提、为目的，其载体往往是竞争、冲突和战争。为了能在激烈竞争和生死较量中胜出，发展的一个或若干个指标（比如重工业，军事工业）就至关重要了，可以为兴衰之标准。但是，在全球化和非传统安全凸现的今天，一些国家之兴要以另一些国家之兴甚至繁荣为前提、为条件，其载体应当是融合与合作。没有这种融合与合作，兴之都难兴，衰则都易。因此，美国、日本和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三，并非以传统西方国家之衰为前提的，而同样是以它们之兴（即发展）为基础的。反过来说，没有西方国家持续的、协调的和全面的发展，也很有美国、日本和中国今天发展的态势。总之，透视世界经济总量的排名，人们似乎应当读出非西方与西方共同的“兴”，这就是所谓的互利共赢。

“西方衰落论”由何而来

既然如此，为什么近百年“西方衰落论”又一直没有断过呢？这与西方人对世界认识不断加深和对自身忧虑的结果。在中世纪，西方人认为，基督教之外的文明不可避免地在繁荣和衰退间循环，只有信仰上帝的欧洲人能够幸免陷入轮回的命运，因为他们已经取得了最高真理。但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天文学知识扩展，西方人逐渐发现自己并非人类世界，也并非是宇宙的中心，而科学理性观念的产生更让欧洲人发现自己和其他民族甚至其他物种一样，都可能面临产生，发展，衰退，死亡的过程，都可能因为发展动力的停滞和地理环境与生物学上的退化而衰落。“西方衰落论”最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在以后的岁月中，西方人的生活越是世界化，对自己处境的担忧就越强，于是，在不同时期都出现过不同版本的“西方衰落论”。尽管针对的现实问题和表达的愿望不一样，但总体说来，“西方衰落论”的共同特征是西方面对更大的世界时的一种自我反思，甚至还可以说是一种未雨绸缪的危机意识。几个世纪的历史证明，纵然世界局势千变万化，纵然西方国家经历过战争，经济危机等重重考验，“西方衰落论”却并没有让西方衰落。相反，在“衰落乐曲”的伴奏下，西方反而在发展，其原因可能就是于此。

“西方衰落论”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衰落论”不是一个光彩夺目的词汇，甚至在历史上还产生过负面作用。这种理论与种族主义和文化优越主义的共生关系，仍为人所诟病。但是，今天，当中国崛起成为现实的时候，“西方衰落论”里边的反思特点与忧患意识值得中国人借鉴；在对中华文明的前景充满自信的时候，中国人是否也应用一种“中国衰落论”来警醒自己？

然而，最重要还是要全面地正视西方的发展。为西方文明拉响警号的学者们所关注的并不是GDP数字，也不是多少高楼多少汽车。他们最关切的是包括宗教，文艺，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在内的西方文明是否还有创造力和发展潜力，西方人是否还对自己的文明有自信，西方人民的道德与体质到底是下降还是提高。这些着眼点，不正是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软实力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有许多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忧虑深远的知识分子，譬如胡适，鲁迅，柏杨等等。他们的观点同“西方衰落论者”相似，理论中都有许多偏激之处，但所忧虑的正是这些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持续、协调和全面发展前途的软指标。在今天高速发展的中国，有点“衰落意识”又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