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在崛起的关键阶段成功地避免了与原有霸权国、邻国、意识形态不同大国的战争，并主导建立了一系列维护世界和平的机制，但还是未能避免与走旧式崛起道路的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中国目前与一些邻国面临着领土纠纷，与霸权国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美国还存在着深层次的不信任，中国周边环境也不平静，还有国家统一问题没有解决，至今尚未把解决国际矛盾的理念变成机制，因此，中国更存在发生战争的可能。
关键词：中国 美国 崛起 战争
先确定一下本文使用“战争”一词的定义。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战争是一种集体和有组织地互相使用暴力的行为，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的完整性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或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武装斗争。”①本文把这类武力行动都视为战争，不以规模大小来区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特别强调“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不少外国人对此是有疑问的，因为历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不同类型的战争。国内一些学者试图从中国的传统，从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国愿望、中国的对外政策等角度来验证中国是能够和平崛起的，②并对外国人的质疑做出批驳。但这种质疑就没有任何道理吗？实际上，相当多的中国人也不认为战争与中国无关。有学者指出：“用小规模军事行动维护利益或是解决冲突，也有和平崛起的可能”;“中国的‘和平’不能定义为没有战争，只能定义为不主动进行国际战争”。③我们还可以避开特殊的时期和个别的网站(因为在特殊的时期中和个别网站上，谈论战争要多于讨论和平)，就用如新浪和搜狐等主流网站的首页来看一下，一周之内有多少文章是谈战争的可能，有多少文章是谈和平的。由此可以简单地推论，至少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中国面临战争的可能性，甚至是现实的可能。
本文想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种可能性。最近一个成功崛起并问鼎世界的国家是美国。根据肯尼迪教授的《大国的兴衰》，此前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刀光剑影，特别是新旧霸权国家间的战争。美国崛起的情况有所不同。虽然在美国兴起和崛起的整个时期，美国从来没有摆脱战争，但也有学者撰文称：美国是和平崛起的。④这个结论只在两个前提下是对的。一是它没有与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发生战争。二是在20世纪前半期，美国除了对周边国家采取过非常小规模的军事干预行动外(不是战争，因为对手弱小到几乎不反抗)，只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战争都不是美国主动挑起的，根据前面提到的不主动进行国际战争也就是“和平”崛起的定义，美国也能算是和平的崛起。但美国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需要一定的条件和采取一定的政策。
美国的睦邻政策
19世纪的美国通过领土扩张成为美洲大国，到世纪末也走上与先前殖民大国相同的道路。1898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得古巴和菲律宾等殖民地。虽然美国取得美西战争的胜利，但这种使用战争获取殖民地的作法在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对，毕竟美国自身是一个摆脱殖民统治而成立的独立国家。1898年6月，美国反战人士在波士顿集会，谴责战争所带来的“领土欲”。反战运动遍及全国。1899年10月，上万名代表在芝加哥开会，建立反帝同盟。他们反对战争，反对殖民制度。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公开地反对美国的扩张行动，称美国是一个被“爱国主义圣火”炙烤的国度。⑤这场运动试图在1900年的美国大选中把麦金莱赶下台。虽然反帝运动最终未能达到其政治目的，但其影响显然是巨大的。麦金莱总统后来对参加美西谈判的美国代表指出：为了美国的商业机会，我们“与其说是有赖于大规模的领土占有，毋宁说是有赖于一个适当的商业基础和一些广泛而平等的利权。”⑥采取战争的作法显然不得人心，此后美国放弃了这种扩张政策，并转战商业市场。从1900年起，美国民主党人每次竞选总统时都提出让菲律宾人独立。1902年美国就承认了古巴的独立。1916年，菲律宾也获得部分自治权。
美国放弃争取殖民地的战争，改用“温言在口，大棒在手”与“金元外交”的政策。虽然美国的一些经济干预手段有利于拉美国家的经济稳定，但大量采取经济渗透和军事干预手段严重地损害了美国与拉美地区国家的关系，尤其是美国曾向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和海地等国家派驻军队。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日益紧张。如1928年初，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六届泛美会议上，拉美各国反对一贯由美国代表设定会议议程的惯例。萨尔瓦多代表提出了一项议案，反对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该提案得到了阿根廷和墨西哥代表的支持。美国政府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1928年底当选美国总统的胡佛在就职仪式上讲：“我们不想领土扩张，也不想在经济上或其他方面控制其他人民。”此后，他对半数以上的拉美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听取意见。他不断地讲要作“好邻居”，一再声明美国决不会使用干涉手段“保护”美国在国外的财产权。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我将使这个国家奉行睦邻政策——决心尊重自己，从而也尊重邻国的权利;珍重自己的义务，也珍视与所有邻国和全世界各国协议中所规定的神圣义务。”⑦4月12日，罗斯福利用“泛美日”的机会发表演讲，再次强调要在拉美地区实行“睦邻政策”。1941年，当墨西哥政府决定对石油资源国有化而遭到美国石油公司抵制的时候，9月27日，赫尔国务卿亲自邀请美国石油公司的代表座谈，劝说他们做出妥协。11月19日，美墨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美国承认墨西哥拥有对本国资源的所有权，而墨西哥同意在今后14年中向美国公司和其他人支付赔偿(实际上，美国公司最终只拿到约4200万美元，不到其要求数额的1/6);美国还同意增加购买墨西哥白银的数量，帮助稳定墨西哥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并由进出口银行贷款3000万美元用于建造墨西哥境内的泛美公路等。
美国领导人在对原有政策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睦邻政策”，不但收起锋芒，而且勇于公开承认过去的错误。美国政府放弃殖民政策，没有与周边国家产生领土纠纷。在处理与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中保持克制与尊重，虽然放弃了一些原有的权益，但构建了合作、团结的新型关系。这不仅为美国创造了稳定的周边环境，也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大后方。
英美霸权的和平转移
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战争可能是与英国的战争，因为历史上新旧霸权国更替都发生了战争，更何况美国在独立之时和之后曾与英国有过两次战争的经历。美国领导人意识到这种风险，因此华盛顿总统提出要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避免与欧洲大国的冲突。这项政策一直坚持到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⑧美国政府谨慎地处理与英国的矛盾。首先，美国政府会设法摆脱舆论的影响，通过谈判特别是仲裁的方法来解决两国重大纠纷。如1871年对美国内战期间“亚巴拉马号”军舰事件的处理，1899年委内瑞拉边界划分的处理和1903年美加边界问题的处理等，都是通过仲裁的方式获得解决的。世纪之交，美英在修建运河问题上的激烈争持是通过谈判解决的。1905年，英国海军部长曾指出：“在英国，甚至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没有人不认为与美国的战争会成为英国对外关系中最糟糕的事情。”⑨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战争的危害性。
其次，美国没有陷入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怪圈。对英国来说，它最自豪的东西是“日不落帝国”。美国在美西战争之后放弃了争夺殖民地的作法，从没挑战英国的殖民帝国地位。美国找到另一个奠定其霸权基础的东西，那就是市场。它是依靠商业扩张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这就避免了触动大英帝国的根基，引起英国不安的风险。19世纪末，美国政府从英国人那里接过自由贸易的主张，先在中国问题上提出“门户开放”的主张，后从20世纪30年代中起陆续与一些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为了推行自由贸易的理念和最终建立多边经济贸易体系，美国与英国从30年代中期就开始一轮轮的谈判。英国虽然不反对这个理念，但从其利益出发，顽固地维护大英帝国范围内的帝国特惠制。到1947年，美国方面最终决定做出妥协，同意英国产品在英联邦内仍享受诸多特惠，70%的产品的特惠关税仍然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以换取英国对新体制建立的支持。1947年11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公布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临时适用协定》。为了在商品市场上取得优势地位，美国还早早地在金融领域建立起自己的领导地位。1942年3月，美国政府提出了《联合国家平准基金和联合国家及联系国家复兴银行的建议方案》，与同期英国提出的建立国际清算联盟计划相竞争。美国为了取得胜利，进行了大量的多边和双边的外交讨论。仅1943年九、十月间，美英就进行了十几次讨论。最终，美国于1944年倡议召开国际金融会议，与会44个国家签署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这个协定是美英相互妥协的结果。如国际货币基金的总盘子大于美方计划，这是英国争取到的结果。各成员国汇率调整在10%以内的，基金不得予以否定，这是英国争取的结果。但超出这个比例就要向基金申请和磋商，又是美国坚持的最终结果。基金组织总部放在华盛顿是美国建议的，领导机构的投票方法也符合美国的利益。⑩
第三，美国抓住机遇通过正确的发展政策使自己的实力远超英国。在1914年时，美国已是世界第一工业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更全面地成为经济和军事第一大国。以1937年为例，美国的国民收入为680亿美元，列世界第一位，虽然英国列第二位，但只有220亿美元。11 美国可以利用这个力量来帮助英国。1917年4月，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物资，特别是兵员来支持包括英国在内的协约国。截至1918年11月，美军共动员男女军人480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25。12 美军的热情和活力使精疲力竭而且士气低落的协约国军队重新振作起来，最终打垮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不得不依靠美国的财政和物资援助来维持。美国参战后，美军在北非战场、缅甸战场和欧洲战场上都挽救了处于下风的英军，并最终打败德国和日本。美国实际成了英国的救世主。20世纪崛起的另外两个强国德国和日本都挑战英国的霸权地位，而且都要与美国进行霸权争夺。这二者把美国与英国逼到了一起，共同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
此外，美英霸权和平转移还有其客观条件。一是美英两国同文同种。大部分美国移民来自英国，除了第8任总统范布伦(1837年~1841年)之外，其他美国总统都是英国后裔。二是两国文化相同。英国人拥有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美国人至今认为他们的正统文化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两个国家的人都讲英文，尽管有所不同。三是两国意识形态相近。双方都主张个人自由、信仰自由和财产私有权。美国实行民主政体，英国虽然保留王室，但那只是民族的象征，权力仍掌握在议会和内阁手中。正如美国介入一战后，英国内阁一位官员讲：“尽管美国人中大多数在起源和思想上都是外国人，但是他们的统治者几乎全部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且分享我们的政治理想。”13
美国与英国有历史的恩怨，也有利益的差异。但美国领导人从长远着眼，不把英国当作自己的敌人。相反，美国帮助英国解决困难，与英国联手对付真正的威胁，并通过谈判解决二者的利益纠纷，使英国一步步地接受了霸权转移的现实，避免了这个过程中的战争冲突。
美国与苏联的合作
另一个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是苏俄。这不仅因为两国具有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且由于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在美国的活动已实际引起美国政府的恐慌。早在1919年夏到1920年，美国政府就挑起了第一个所谓的赤色恐怖浪潮，开始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镇压。再加上苏俄一直拒绝承担旧俄国对美国的欠债，美国迟迟不承认苏俄政府。虽然两国在1933年勉强建立外交关系，但美国对苏联根本不信任。随着德国和日本在各自地区的不断扩张，罗斯福担心苏联试图把美国引向与德、日发生战争的方向，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1939年8月就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斯坦哈特就提出，苏联“正在国际政治中玩狡猾的游戏。从利益的角度来说，它们做得既智慧又成功。在欧洲，它们很可能凭借苏联的潜力和用心隐藏的军事力量;在远东地区，当日本实力增长放缓后，苏联则凭借其稳定发展的军事力量，逐步地提高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14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也出现了如潮水般的反苏舆论。很多美国人对苏联的世界革命行为表示不满，甚至有一些人希望俄国与德国能够互相摧毁。15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当在苏德战争中置身事外，让纳粹和共产党相互摧毁。例如参议员哈里·杜鲁门就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将要赢得战争，我们应该帮助俄国。如果俄国将要赢得战争，我们应该帮助德国，以这种方式让他们尽可能多地互相残杀。”16 但多数美国人对苏联的情绪发生了较大转变，对苏联人抗击德国进攻的英勇精神感到无比敬佩。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谴责德国暴行的同时表示要对苏联进行积极的援助。罗斯福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德国在苏德战争中打败苏联，就会把苏联丰富的资源作为进一步侵略的基础，那将会对英国以至于美国形成巨大的威胁。1942年1月1日，在美国的倡议下，以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为首的24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一份《联合国家宣言》，宣布各国政府将保证使用其全部军事和经济的资源，打败法西斯主义，“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17 这一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最后形成。美苏两国军事联盟关系正式建立，它们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最重要的两支力量。在此背景下，美国加大了对苏联的援助力度。18 自1941年下半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运往苏联的租借援助价值为108亿美元，约占美国一切租借援助总额的1/4，其中大约一半是飞机、坦克、军用汽车和其他军火。1943年在德黑兰召开了战时第一次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制定对德联合作战方针。在本次会议上，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进攻巴尔干的建议，坚定地站到了斯大林一边。三方最终确定来年5月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对德军形成夹攻之势。
1945年初，战场形势进一步有利于同盟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希特勒势力试图用共产主义的威胁来挑拨盟国之间的关系。丘吉尔上台了，而罗斯福却十分清醒地指出：“要以最严肃的方式来防止敌人的宣传可能造成的危害，并把它看作是德国经常企图在盟国关系中打入的各种楔子。”19 美国不受挑拨，依然坚持与苏联的合作。同时，美国领导人也在考虑战后秩序安排等政治问题。尽管罗斯福担心苏联的意识形态扩张，但他还是主张大国合作来治理世界。他不认为苏联会主宰欧洲，“我们不必担心俄国支配世界的问题”。他认为俄国会发生转变，重要的是给予它一定的时间，因此与苏联的合作是可能的。他指出：“我们提出的合作是在公平基础上的合作，……他(斯大林)会参加进来的。”20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尽快击败德国和日本，特别是在远东争取苏联早日参战，减少美军的损失，也为了扫除障碍尽快成立联合国组织，美国方面对苏联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让步。如美苏英达成的《雅尔塔协定》，满足了苏联对远东的利益要求。它规定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及附近一切岛屿须交与苏联，苏联在大连港拥有优越地位并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中合办中东铁路，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等。为罗斯福总统准备的备忘录中指出：“为了击败德国，我们应该有苏联的支持。在欧洲结束战争后，为了同日本作战，我们更是绝不可没有苏联。”罗斯福事后总结说：“我肯定，有了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欧洲在政治上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稳定。”参加这次会议的罗斯福亲信霍普金斯以为由此能够同苏联“一起生活而且和平共处的”。另一方面，美国舆论一度纷纷抨击罗斯福对苏联让步太多，牺牲了美国的利益。有的人甚至认为雅尔塔会议是失败的，是罗斯福投降了苏联。但更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认可这次会议的结果，认为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只能做出的选择。1951年，原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国会证词中指出：“在雅尔塔进行的讨论和达成的谅解，是我们与苏联在整个战争期间所举行的谈判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为了使这场殊死斗争早日胜利结束，并寻求出一种美国、英国与苏联可以和平相处的方式。”21 雅尔塔会议为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奠定了基础。
由于美国领导人的灵活政策，美苏两个大国在关键时刻能够捐弃前嫌，联手对付真正对世界、也是对美国构成巨大威胁的法西斯主义势力。虽然奉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苏联与美国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但苏联没有直接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与此同时，美国没有英法老牌帝国主义那样的独霸世界的野心。罗斯福从大国合作的原则出发，现实地接受与苏联共管世界的两极格局。即使罗斯福的继任人杜鲁门总统十分敌视苏联和共产主义，但他推行的 “遏制”政策也没有破坏雅尔塔体系。美苏长期处于冷战状态，却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美国对德、日的战争
尽管美国做出巨大的努力，避免与大国发生军事冲突，但由于20世纪初世界上还有另外两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德国与日本，它们继承了旧式大国崛起的模式，不仅挑战原霸权国——英国，而且容不下其他同期崛起的国家——美国，结果导致世界发生战争，也迫使美国不得不介入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美国无意加入战争。威尔逊总统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获胜……尽管德国在残暴地草菅人命，而英国也在攫取财富。”威尔逊的主要智囊爱德华·豪斯上校曾说：“如果协约国战胜，这就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俄国将主宰欧洲大陆。如果德国战胜，那就意味着在未来几代人的岁月里将盛行坏到无法形容的军国主义的专制统治。”22 看来美国巴不得战争双方两败俱伤，而它在“中立”的幌子下与欧洲的交战双方保持频繁的商业往来，大发战争横财。然而，德国海军从1915年2月开始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导致美国商船和人员伤亡不断。起初，美国政府除了提出抗议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对其利益的侵害。直到1917年初，美国政府才把矛头对向德国。这主要一是由于德国在克制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17年1月31日宣布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的举动，完全阻止美国与欧洲的贸易往来，沉重地打击了以贸易为立国之本的美国;二是美国政府获得德国外交大臣齐默尔曼发往墨西哥的电报。其内容建议德墨结盟对付美国，竟然要渗透到美国凭借“门罗宣言”建立起来的势力范围，甚至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后方;三是战争期间，美国在英国的商业利益远大于美国在德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终于在12月7日向奥匈帝国宣战。美国作为生力军的加入决定了战争的走向，德国失败是必然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新的国际机制来维护和平。这包括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联组织、1921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次世界裁军会议、1928年由美国倡议并有62个国家签字的《非战公约》，它们“一致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正式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等。然而，所有这些办法都无法阻止另外两个崛起的大国(日本和德国)在各自的区域不断地侵犯邻国，并最终发动战争。整个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忙于处理国内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并实施一系列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面对日本在中国的扩张，美国仅采取了“不承认主义”的政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干预手段来阻止日本的侵略。胡佛总统曾这样讲：“无论是我们对中国的义务，我们自己的利益，或者我们的尊严都不需要我们因满洲问题进行一场战争。”23 在欧洲，德国大规模扩充军队。1936年初，德军开进非武装的莱茵地区。年底，德国和意大利两国结成联盟——轴心国。欧洲的和平面临威胁，而美国政府几乎视而不见，认为与己无关。1935年8月31日，罗斯福总统批准国会通过的一项中立法，规定当外国国家间发生战争时美国不得向任何一方输出武器和军火。1937年4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70%的美国人认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个错误。24 公众都不想看到新的战争。国会议员普遍认为要减少军费开支，把钱用在解决国内问题上。无论是中国南京政府的高官或是英国首相张伯伦都对美国不对这两个侵略国家采取强硬政策感到失望。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政府才充分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939年1月的国会咨文中，罗斯福指出，“美国的外部危机大于内部危机”，而在这样一个危机四起的世界中，“我们的《中立法》……可能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而使被侵略者得不到援助”。25 至1940年6月，德国就征服了西欧大部。1941年九、十月间，德国潜艇不断地袭击美国驱逐舰。罗斯福宣布，“射击已经开始，历史将记住谁放的第一枪”。“希特勒的鱼雷直接对准了每一个美国人，无论他是生活在我们的海岸，还是最边远的角落”。26 1938年底，日本宣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欲把美国的势力从西太平洋赶出去。1941年12月7日，日本干脆发动了对美国在夏威夷海军基地的突然袭击。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不得不在这个年底对日本和德国为首的法西斯阵营宣战。
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避免战争并不是因为害怕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基本解决了自己的国内问题并发展起具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要出手就一定要把敌人打垮。1943年1月，盟国领导人结束卡萨布兰卡军事会议之后，罗斯福对记者们指出：“只有把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力量彻底消灭干净，世界和平才能到来。这就是说，这次战争的目标可以被描述成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要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27 反法西斯阵营把德日意打得落花流水。
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美国在崛起的关键阶段除了发动美西战争外，基本上希望保持世界稳定，给自己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来集中解决国内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虽然美国对外政策发生过错误，但在关键的时刻，美国领导人都对自己的核心利益做出准确的判断。美国采取的睦邻政策稳定了大后方;美国的合作结盟政策争取到英国，并在强势的条件下通过谈判让对方逐步转让霸权;美国同意与苏联划分势力范围，避免了两大国的热战。中国现在也处于崛起的关键阶段，与美国的条件相比，中国避免战争、和平崛起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中国的周边环境远不如美国。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邻居印度存在陆地边界纠纷，在南海地区与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存在领土纠纷，与日本存在钓鱼岛的争执。中国多年采取的睦邻作法并没带来预期的成效。领土纠纷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影响力在东亚的发挥。面对这种形势，虽然中国政府提出要用谈判解决，但使用武力解决纠纷的主张在中国媒体上盛行。中国与现在的霸权国、也是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美国之间存着着严重的不信任。美国在西太平洋采取了显然针对中国并带有军事意图的再平衡政策，中国虽然没有清晰的对美政策，但中国舆论普遍把美国的对华政策视为“遏制”，为此有人干脆主张中俄结盟，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模式来对抗美国。28 中美发生战争的议论时时出现于两国的媒体。中国虽然目前没有面临其他新兴大国试图称霸世界的风险，但中国周边存在爆发区域战争的因素。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一再警告，坚持试验核武器和发展先进导弹。美国、韩国和日本都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朝鲜与韩国之间屡次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也时时传来发动战争的声音。这些地区都与中国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一旦发生战争，中国不可能袖手旁观。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两岸统一的任务没有完成，台独势力及其思想在台湾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2005年之后大陆奉行的“构建和平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取得了稳定海峡形势的成绩，却没能改变台湾民众对统一的看法。至今不放弃台独纲领的民进党随时有上台的可能。况且，按照《反分裂国家法》，无限地维持现状也是大陆所不能接受的，战争的风险没有从海峡彻底消失。这种内战由于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和其他因素，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国家间战争。总之，客观地讲，虽然中国希望和平崛起，但由于中国的战略环境和中国现行对策，中国不一定能避免战争的发生。
然而，美国人能够创新，摆脱了旧式大国争霸的模式，中国人就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真正的和平崛起吗？我们希望实现“中国梦”，和平崛起应该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那样，我们就能为世界树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典范。中国政府已经为此做出了努力。首先，明确提出要慎用军事力量。2008年的国防白皮书指出：“严守自卫立场，慎重使用武力，有效控制战局，努力降低战争风险和代价。建立精干高效的威慑力量，灵活运用威慑方式。中国始终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2010年国防白皮书同样强调：“中国的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对外政策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中国必然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相应的，中国军队“主张用非军事手段解决争端、慎重对待战争和战略上后发制人”。29 其次，针对上面指出的那些矛盾，中国历任领导人也提出了一系列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和谐世界”和“新型大国关系”等。有人会指出，这些年来的实际情况说明这些主张没有多大作用或不会有新的变化。笔者认为，问题不是这些主张没用，而是有关部门从来没有认真地来主动推进过这些主张，学术文章中也几乎没有将这些主张变为对机制的论述。正如我们对内不断地讲反对腐败，但由于没有建立必要的机制，那项工作长期没有任何进展，直至十八大召开之后才有了声势。如前面所介绍的，美国在处理战争风险时采取了各种各样灵活的作法。为了维护和平发展，无论是主张裁军和非战，还是推出自由贸易和新型金融体系，美国都提出了相应的一套机制，并通过谈判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们重视发挥软实力，但工作重点放在语言教学和传统文化的介绍，却没有努力让我们的国际关系理念来影响世界公众。我们在国际关系上提出了这些既有历史传承，也容纳了现代思想的主张，比起那些走回头路或生搬洋人词语的主张不知好多少倍，可是我们只让它们停留在概念阶段，在回顾这个时期的外交史中实在找不出多少要落实它们的实例。别用韬光养晦当不作为的挡箭牌，那是对老祖宗智慧的污辱。难道我们只能被动地应对困难，把解决问题的责任留给士兵们？其实，只要我们行动起来，实实在在地把上述那些主张变成新机制，即使可能面临战争风险，中国依然可能比美国更成功地走出和平崛起的道路!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史海东对此文有重要贡献)
注释：
1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295页。
2 阎学通等：“‘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51页;高中伟、羊绍武：“和平共处外交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11月号，第333页;门洪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框架”，《世界政治与经济》，2004年第6期，第14页。
3 阎学通等：“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52页;胡宗山：“和平崛起是否可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8月号，第78页。
4 张爽：“中国可参照美国的和平崛起”，《环球时报》，2012年3月22日;封永平：“从建构主义视角解读美国和平崛起”，《学术探索》，2004年第9期，第87页。
5 13 [美]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7、72页。
6 [美]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439页;[美]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25页。
7 李庆余：《美国外交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8 10 参见熊志勇等：《美国的崛起和问鼎之路》，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
9 David Dimbleby and David Reynoles, An Ocean Apart,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88, p.38.
11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408页。
12 [美]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金：《美国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38页;Arthur Stanley Link, William Bruce Catton, American Epoch: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 Random House USA Inc, 6th edition, 1980, p.185.
14 FRUS, the Soviet Union, 1933-1939, 776-779.
15 Vera Micheles De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21.
16 Peter G. Boyle,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the Fall of Communism, N.Y.&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37.
17 《国际条约集(1934～194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43页。
18 刘绪贻、李存训：《美国通史》，(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19 27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六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329、234页。
20 李庆余、任李明、戴红霞：《美国外交传统及其缔造者》，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72页。
21 23 熊志勇等：《美国的崛起和问鼎之路》，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年，第196～197、49页。
22 Charles A. Beard and Mary R.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4, Vol.2, 628; Charles Seymour ed.,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 arranged as a Narrativ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6-28, Vol.1, 291.
24 Richard Leopold, The Growth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62, p.531.
25 World Peace Foundation ed.,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Bos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 Vol.1, pp.26-30.
26 [美]孔华润：《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关在汉：《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13～321页;邓蜀生：《罗斯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0页。
28 来源：http://www.rmlt.com.cn/News/201207/201207101553142239_2.html。
29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31/c_12125221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