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孙子兵法》爱好者，好奇地向我打听一件事：上世纪七十年代一篇研究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文章的作者“詹立波”究竟是谁？他是哪所学校的？他还有什么其他兵学研究方面的论著可供参考。我听了他的提问，只能报以宽容的微笑。我告诉他：这就是时代的落差，你太年轻了，对当年的学术生态与学术范式没有了解。这位“詹立波”先生，乃是笔名而已，并不是什么个体化的某人，如果要按人名去核对作者，那是永远也找不到的。换句话说，这里的“詹立波”不是某个人，而是当时文章署名上的流行做法，集体创作，骨干执笔，最后署上笔名，正式发表面世。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艰难探索”时代，成名成家是遭到严厉批判、坚决否定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要说做，连想都不允许想。写文章、出著作，固然有署真名实姓的，如杨国荣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赵纪彬的《孔子诛“少正卯”的辨析》、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等等，但是，更为普遍的署名情况，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明确以某个集体的名义署名发表，如小说《虹南作战史》，作者署名为“《虹南作战史》创作组”，许多“评法批儒”的资料或文章，作者署名为“某某高校批林批孔小组”、“某某机构工农兵大批判组”等等。另一种情况，则是用笔名，这些笔名一般喜欢用谐音，大家所熟悉的“梁效”，其实就是“两校”，真实的身份，就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校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大批判写作组常用的笔名似乎有两个，一个叫“罗思鼎”，这是取“螺丝钉”的谐音，政治上绝对正确，读过《雷锋日记》的人都知道，日记中倡导“螺丝钉”精神，即，作为一个革命战士，要时刻牢记听党的话，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另一个笔名叫“石一歌”，据说这一组的写手共计有十一人，所谓“石一歌”，也就是取“十一个人”的寓意。在具体的业务上，两者好像是有一定的分工的，“罗思鼎”侧重于有关理论问题的阐释，“石一歌”则比较偏向于对文学艺术问题的评论。这类笔名，有较大的迷惑性，看上去与人的真名实姓相类似，时间一旦久了，就很容易把它们看成是具体的人名，如此去按图索骥，不免是缘木求鱼，徒劳无功，枉费心机了。

再回到一开始所说的“詹立波”何许人也这个问题，那就比较容易做出回答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座西汉时期古墓中，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竹简，其中包括有《孙子兵法》和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它们的出土，解开了历史上“两孙子”的真伪及其关系等诸多疑窦，可谓是千年聚讼，一朝得以涣然冰释。在整理与研究这批新出土的兵家文献过程中，由叶剑英元帅任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理所当然、责无旁贷参与其中，以充分发挥其专业上的特长与优势，具体承担这个任务的，是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从事古代战略与兵法的诸位同志，他们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学术论文。

文章在发表之前，很自然也有一个署名问题，这署名，按当时通行用笔名的惯例，就取名为“詹立波”。战争理论研究部，通常被简称为“战理部”，“詹立波”者，即“战理部”的谐音而已。这种以笔名作为署名的方法，在当时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集体写作的著述署名上，乃是相当普遍的。当时，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文史通俗读物，书名为《中国古代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主要是就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提及的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如长勺之战、城濮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例，作常识性的介绍。它也是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集体写作的产物，署名为“柯理”。这里的“柯”，即“军事科学院”中“科”的谐音。至于此处的“理”，即“战争理论研究部”中的“理”。可见，所谓“柯理”，其意思也并不复杂，就是称说该书乃是由“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集体编写而成。

很显然，历史研究的范式，都打上了特殊的时代烙印，而特殊时期的署名，更折射出当时的文化特征与政治风云。站在今天的立场再来看当时的署名方式，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它使个人所做出的学术贡献没有得到公正的肯定，往往被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笔名的来龙去脉，也会渐渐变得模糊，成为新的历史谜案与疑窦。

不过，任何事物都是利弊相杂的。有时候，笔名也为学术的正常传承，创造了条件。就同样以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研究为例，当时有一篇署名为“遵信”的文章，写得挺有水平，至今仍有学术上的重要参考价值。当时的氛围之下，在文章上，这位作者只能以自己的名字署名，而舍弃了自己的姓氏。结果倒是歪打正着，无意中做了好事，积了功德。因为此人后来在政治上出了问题，如果这篇文章的署名中带有他的姓氏，那么，文章大概就不太适宜列入古代兵学研究的参考文献之列了。现在文章只以“遵信”署名，这样一来，对它进行阅读与征引，就不会有什么忌讳了。

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说起来，倒真的是非常之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