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生与报纸杂志结缘。中学时代开始胡乱投稿，后来长时间编副刊、编刊物，前后用过不少笔名，大约有二三十个。用得最多的是袁鹰，渐渐成为正名，直到如今。有的仅用过两三次，有的用得多些，大都随手拈来，没有太多含义。

南京《开卷》主编董宁文君要编一本《我的笔名》，来信索稿。这是个好主意，肯定会编出个很有趣味的书，也勾起我一些尘封多年的记忆，好似曝了光的胶片，仅仅剩下一些若有若无的淡淡的痕迹。

先说“袁鹰”，大约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用的。初中毕业，不愿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继续升高中，很想远走内地去大后方，但是交通很不便，要穿过好几道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祖父和父母不放心，还要筹一笔路费和求学时的生活费，因而对我的愿望踌躇不定，实际上是不同意，最后也没有走成。我在彷徨苦闷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中写稿，就先想了这个笔名。学习鲁迅先生用母亲姓氏，鹰就是表达远走高飞的向往。后来还派生出另两个名字，一是“高隼”，另一是“侯千里”(猿和猴是一家，苍鹰一飞千里)。在这之前两年，尚在初中时期，有一次向《学习》杂志投稿，请好友李延宁交给他的舅父蒋天佐先生。天佐先生是《学习》编者之一，大约出于鼓励，竟把那篇小文发表了。文章题目《我和文学》，大而无当，其实不过是写些一个少年人如何对文学发生兴趣、读了些文学书籍罢了，署名“越人”，因为刚从沦陷的杭州避难到上海。那时期开始向《申报》副刊投稿，署名“裴苓”，现在已想不起何以会想出这两个并不怎么通用的字。

后来又常用“蓝羽”和“江水”两个笔名。大抵写散文用“蓝羽”，一来觉得这两个字比较美，二来刚学写何其芳、丽尼式的散文，“画虎不成反类犬”，有“滥竽充数”的意思。写诗时多用“江水”，是因为总爱古诗词中写到长江、黄河、湘江烟波浩淼透出的境界。

抗日胜利以后，上海报刊蜂起，自己也开始编《联合晚报》副刊《夕拾》，写得多而且杂，署名亦如是。编副刊时，曾用旧诗词形式做打油诗讽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和社会弊端，署名“白乐夫”(诗)和“李浊照”(词)，是从白乐天和李清照两位古人的名字套来的。诗用“感时仿古”名义套用唐诗，词里抨击时弊，直来直去，一点婉约的味道都没有，实在唐突易安居士。还写过一篇《枯树赋》，因为题目中有“赋”字，就套用南朝赋家庾信(字子山)而署名“庾子水”。1947、1948年间，为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主办的《妇女》月刊写了些影剧评，也写古小说，以女性口吻，也就用个女性笔名“秦绣兰”。在一个学生刊物上写历史故事，署名“史镜”。后来几年用得多的是“梁汝怀”，因为一位姓梁的好友离开上海去解放区，不知一路是否安全，常常临风怀想，就在笔名上寄托思念。这个名字我比较喜爱，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还偶尔用它。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恢复我国近代报纸的传统，开辟副刊，每天一块版面，用稿量较大。那时强调政治性，提倡及时配合党的重要决策、中心工作和国内外大事件，遇到时间紧迫、来不及约请作者撰写时，就由编辑自己突击完成，于是，杂文、散文、诗歌、小品、书评、影评、剧评，版面需要什么就写什么，完成任务放在首位，稿件质量先顾不上，署名更是变化多端。但是我自己还是有点区别，比如写政论性的杂文，就署“郑歌”、“戈松”(正面歌颂)、“沈潭”(老生常谈)、“纪青山”(想起前人“埋骨何须桑梓地，男儿到处有青山”的诗句)，写散文用“杜若湘”，写诗用“江水”，写影剧书评就署“陈心”或者别的。除了涉及对外交往或国际题材的文章，一般不署“袁鹰”的名字。有点私心，就是避免引起熟人闲话，批评我有用别人稿件，却常发表自己的东西。有时版面需要紧迫，临时赶写几百字应急，署名“林碧”(临时逼出的)、“凌世步”(临时补上去的)。这种情况，在1958年后“大跃进”年代常常发生，上上下下头脑发热，处于狂乱状态，当报纸编辑、写诗作文的，自然也随波逐流，不在话下，浪潮过后，也就付之东流了。

近年参加《夏衍全集》的编辑工作，阅读文学卷和新闻时评卷时，就发现夏公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用过的笔名不下有百余，世所罕见。抗日战争年代编《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华商报》，几乎天天要写长到一两千字的大文章、短到三言两语的杂感。上海解放后在《新民晚报》写《灯下闲话》专栏，也是每天一篇，随手写下各种不同的署名。他说过自己笔名虽多，有个原则，就是有姓有名像个正经名字，很少用不通俗的怪字。笔名虽是小事，也应该有群众观点。此话我不止一次听老人说起过，时常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