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1. 二十五年来香港最大的成就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在国家和平统一的基础上，香港还实现了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回归后的问题主要在政治方面，相比新加坡而言，此前香港缺乏有力的政府，无法有效使用各种资源解决民生问题，所以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出现政治和民生之间的恶性循环。之后香港可以做的更好。
2.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对祖国发展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这一贡献不只是作为西方资本走向内地的桥梁。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资本是第一波流入内地的资本，并且将几乎所有制造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进行“劳动分工”，进而带动了西方资本的进入和深圳的发展。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逆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国策是继续推进全球化，进行第二次“入世”，香港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3.当前香港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李光耀提到的“软件”，即制度规则体系。这也是中国下一个阶段最需要的宝贵财富。现在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想用规则来封杀中国，中国要强大，内部必须做到规则和标准的统一，对外必须跟世界规则对接，避免制度上的脱钩。中国的第二次“入世”，重要的是我们的城市要做“香港+”，比如经常提到的营商环境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香港都是值得学习的典型。
4.目前港府的政纲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建立一个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的社会。香港实现共同富裕，将启发内地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更重要的是，这将对全球发达经济体都有参考意义。要想解决民生问题，香港要做加法，要做大“大饼”，比如北部都会区就是这样一个方案。总体来看，未来香港的主要目标是“对内发展，对外更开放”。
“一国两制”的成功对世界和平发展意义非凡
凤凰网：郑教授您好，您认为香港回归25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有哪些成就和问题？
郑永年：香港最大的成就，我认为是“一国两制”的成功。我一直在说，这些年尽管香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从世界历史上看，国家和平统一的案例少有，大多都是通过战争与暴力的手段来实现。中国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和平解决了这一问题，是世界上绝无前例的。哪怕是冷战以后的两德统一，都是以东德政权解体为前提，没有太多和平统一的例子。
此外，香港这25年来还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在亚洲四小龙里，香港这些年的发展尽管出现了问题，但它仍是一个还在发展的发达经济体。无论是经济指标，还是社会指标，都在改善，比如教育水平、人均寿命等等多方面。当然，如果从量上来看，其他三个地方可能比香港做得更好，但我们也不能光用量来计算。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地方，香港九七回归以后的问题，并不是经济或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香港的政治出现问题了，很多又转变成了经济问题或民生问题，这是互相的。因为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政府，所以，香港很难有效地动员、使用各方面的资源，来解决民生问题。民生问题解决不了，又恶化了香港的政治生态。这些年，香港的政治和民生之间一直在恶性的循环，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比香港和新加坡这两座城市，新加坡的后李光耀时代没有出现很大的政治问题，而是在实现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经济。但香港这些年出现政治激进化，很长一段时间，在立法会内，反对派为了反对而反对，演变成西方式的政治，这就让香港不能产生一个非常有效的政府。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即便香港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也很难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实现更好发展的目标。
香港不只是为内地吸引外资的“桥头堡”
凤凰网：“引进来和走出去”，有人认为香港特区曾经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头堡。您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郑永年：上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对祖国的发展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深圳。
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实际上很少有西方资本流入。第一波资本主要来自华侨，尤其是香港以及台湾的资本，也有少许的新加坡资本。实事求是，如果没有第一波华侨的资本，就不会有第二波西方的资本。
正因如此，香港并不只是作为一个桥头堡，不只是西方资本走向中国内地的一个桥梁。香港本身的资本，对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也有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80年代。西方资本进中国内地是从90年代开始，邓小平先生南巡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开放。中国加入世贸以后，香港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两个层面。
首先看到香港自身的作用，我认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就是在共同发展。我刚才说了，如果没有香港就不会有深圳。同时，从80年代开始，香港几乎把所有的制造业都转移到珠江三角洲或内地其他地区，导致了香港本地的产业“空心化”。如果把香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确实如此；但如果把香港放到整个大湾区或珠江三角洲，这就不叫“空心化”，可以叫劳动分工。
香港有其自身优势，它的金融业、服务业、法律、医疗、教育等等，到现在为止都还是领先的。为什么香港未来的发展要着眼于大湾区的融合？因为早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与内地就开始融合，如何建立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下一步发展，是未来的问题。
“逆全球化”背景下香港作用只增不减
凤凰网：正如您说在全球化浪潮中，香港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逆全球化”的今天，香港的作用会不会降低？
郑永年：在逆全球化的情况下，香港本身的作用会更大，而不是降低。现在大家的预估普遍偏低。为什么香港的作用越来越大？要看整个世界的版图。
逆全球化产生，不光是从特朗普开始。美国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搞逆全球化，也需要去分析他们搞逆全球化的根源是什么。前一波全球化，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导致了美国社会高度分化，同时也导致了美国的民粹主义崛起。
从历史上看，1875-1914期间也是高度的全球化。后来一战到二战期间完全是逆全球化，二战到1980年代是有限全球化。现在又出现一个逆全球化而导致的有限全球化。
那么，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当西方搞经济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搞逆全球化的时候，我们的国策就是继续推进全球化。我自己把它称为中国的二次“入世”。
跟香港规则的对接就是跟世界规则的对接
凤凰网：如何来理解中国的二次“入世”？
郑永年：今年年初RCEP（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去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我看来中国申请加入CPTPP是二次“入世”。因为CPTPP对我们的要求更高，涉及到国企、劳动标准、劳工标准的问题。
既然已经正式申请，表明了决心，我们要改革。就像加入WTO之前，我们修改了法例法规、政策体系来符合国际标准，与世界接轨。二次“入世”同样是一个与世界接轨的问题。从政策话语上，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个制度性开放。从政策性开放，上升到制度性开放。政策性的开放因人而异，有人开放，有人不开放；但制度性开放，是开放性的保证。从实践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及长三角这些开放的经济带在全线推进。
中国已经有过一次与世界接轨，二次“入世”如何再接轨？我一直提倡，接下来我们的城市要做“香港+”。香港这些年的问题只出现在政治上，其他方面所有的规则都没问题。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自由贸易港、医疗、教育、公民社会的发展，方方面面都是世界领先，其规则也是为世界接受的。香港是中国所有城市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且它的规则也是世界性的。所以，如果我们要二次“入世”，第一步就是跟香港规则接轨。跟香港规则的对接，就是跟世界规则的对接。我提出“香港+”的概念，就是以香港的规则为基础。
当然，内地并不是所有方面都比香港落后。比如香港没有发达的互联网企业，也没有新能源汽车，而粤港大湾区的互联网和新能源产业是非常领先的。在香港这些规则的基础上，我们只做加法。所以，现在横琴、前海、南沙不要各搞各的，都要以香港的规则为标准。港澳的规则只有细小的差异，而且澳门很多规则都是根据香港规则来的。
通过横琴、前海、南沙这三个点，以点带面，把香港规则推行到整个大湾区。这跟国家最近提出来的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相向而行的。我们国家很大，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统一市场。西方、美国的强大，在于什么？是因为北美自贸区、欧盟，强大在规则和标准的统一。中国要强大，就必须做到规则和标准的统一。
我们国家那么大，不可能一步到位做一个全国性的统一市场。所以，我们要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这样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来做规则的统一、标准的统一，建立大市场。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香港方方面面的规则通过香港+的方式扩展到整个大湾区，来建一个大湾区统一市场。在大湾区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向四方扩散。向北往湖南、长三角对接，向西往海南岛，向东往台湾、福建，向南更是可以跟东盟的规则对接。
从这样一个格局来看，没有人会认为香港的角色减低，香港的责任会更重大，它的能力会显得更重要。大家不要以80年代的眼光来看香港，招商引资这一套已经过去了。香港最强大的比较优势，用以前李光耀先生的概念来说就是software（软件）。什么叫软件？就是它的制度规则体系。
内地不缺资本，内地甚至在某些方面也不缺技术。内地欠缺的是什么？缺的是制度、规则、标准，这是香港最大的强项。所以，我们香港自己也要改变思维模式。祖国大陆看香港，也要找到香港的比较优势在哪里？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不能再用80年代招商引资的思路，现在的招商，应当招规则，就是规则的对接，走出去，香港是一个天然的桥头堡。所以，如果以前是招商引资作为桥头堡的话，现在就是规则，这一点是香港最最有能力的，也是最大的优势。
凤凰网：您认为之前香港因为政治出了问题，所以导致对民生，经济的影响。除此之外它的金融业、法律服务、医疗教育，到现在为止都还是领先的，这些优势都是可以跟内地对接的，是吗？
郑永年：不仅是对接，而是最宝贵的东西，这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所需要的。现在看中美竞争、中欧竞争，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不害怕。但拿什么来竞争呢？美国跟欧洲西方国家都想用规则来封杀我们，我们要有国际规则，只有我们的国际规则制度化才不会脱钩！脱钩是什么？并不是我们货物进出口减少了是脱钩，而是规则的脱钩，这一点我们要深刻认识。下一步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一样，我们讲现代化，最最重要的现代化就是制度的现代化，就是规则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说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就是一个市场化、一个法制化、一个国际化，香港是这三化的典型。
香港若实现共同富裕将启发全球发达经济体
凤凰网：在您的新作“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中，香港的定位是什么？
郑永年：我认为香港从林郑的北部都会区也好，李家超先生的政纲也好，实际上用内地的话说，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要建立、实现一个基本社会公平的社会，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香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的话，对内地本身有非常大的参照意义，因为香港的人均GDP还是五万多美金，内地的人均GDP12000美金。香港如果实现共同富裕的话，就相当于不仅仅对内地有参照意义了，而是对其他富裕国家，一个发达经济体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对内地来说，实现共同富裕，主要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要变成一个发达经济体；对香港来说，我是认为香港什么条件都有，就是没有解决好社会公平的问题。
凤凰网：您认为共同富裕在香港应该如何体现？
郑永年：香港过去的几十年发展也是不错的，主要是出现了民生问题。什么叫民生问题？民生问题不是对富豪来说的，是对广大的底层社会来说的。香港没有解决好保底的问题、基层社会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说香港就是既得利益问题、地产问题。香港不能搞分配，不是说把这些既得利益打垮了，香港就好了，把这些既得利益打垮了，香港的情况会更为恶化。任何社会都有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有它的负面效应，但它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所以香港要做加法，要做大“大饼”，大家不要老盯着既得利益范围里的东西。上任特首林郑所说的北部都会区，李家超先生也是非常支持，北部都会区是做大大饼的一个方案，是做加法的一个方案。
凤凰网：您对香港一国两制的下半场，有什么样的期盼？
郑永年：香港再出发，更辉煌！我认为香港要对内发展，对外更开放，这应该是香港的目标。
★本文内容原载于凤凰网，访谈主持：陈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