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比较能够代表50年代中国文艺界状态的小说，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是比较能够代表50年代中国文艺界状态的评论。我这样说，不是因为钱先生是我的老师，而是从当代文学史发展的角度立论。钱谷融先生（1919—2017）一生著述不多，但在学术界威望很高。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两本——1957年写的长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和两三年以后写的评论集《〈雷雨〉人物谈》。《〈雷雨〉人物谈》属于现代文学研究，钱理群称赞钱谷融先生引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艺术审美学派（相对王瑶、李何林、唐弢等人的社会政治研究主流学派而言） [1] 。但钱先生更重要的作品是《论“文学是人学”》。
1957年初，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央号召，华东师大召开一个科学讨论会，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许杰先生，动员中青年讲师钱谷融写篇论文。之前钱先生很少写文章，结果一写就是几万字，1957年5月5日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全文刊出。当天上海的《文汇报》第一版就发表了题为《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的报道，不久就有了批判文章。洪子诚后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三章《矛盾与冲突》的第三节《对规范的质疑》里这样记录：
1956年到1957年春天……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关切中国文学前景的作家，对50年代以来的文学落后状况表示不满，指出“我们的文坛充斥着不少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作品”，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并不多见。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束缚所致。
而教条主义的表现集中表现在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合理的“定义”作为我们创作和批评的指导原则，同时也表现在对《讲话》的片面和庸俗化的理解。
这一时期，提出重要问题、影响较大的理论文章有：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陈涌《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人民文学》1956年第10期）……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钟惦棐《电影的锣鼓》（《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2]
在教科书提到这些50年代反主流的文章里，钱谷融先生的论文最有理论性和系统性，所以要想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此文必读。
一 文学的目的是写人，还是反映现实？
先不讲背景，直接读文章。把“文学”称为“人学”，原是高尔基的建议。当然，如果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角度来讲，“人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很难回答。钱谷融认为，“文学是人学”，是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总钥匙。他的论文分成四个部分，涉及当时，甚至说也是今天中国文艺理论界面对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艺术家的目的、艺术家的任务，到底是写人呢，还是反映现实？
苏联理论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说：“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这就是说，文学的目的是写现实，写人是一个工具。钱谷融先生不同意这个基本定义，他认为：“这样，人在作品中，就只居于从属的地位，作家对人本身并无兴趣，他的笔下在描画着人，但心目中所想的，所注意的，却是所谓‘整体现实’，那么这个人又怎么能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的真正的个性的人呢？而且，所谓‘整体现实’，这又是何等空洞、何等抽象的一个概念！” [3]
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当时是权威教材，任何疑问或挑战，都需要极大的学术勇气。钱先生马上补充，说自己并不反对文学反映现实，他反对的是“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他的文章以极简单的方式，直接切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或政治问题。在一个大家都想做“刘世吾”，同时容忍“韩常新”的文坛理论界，突然闯进了一个新人——这也是“理论界来了个年轻人”。
文学的目的是写现实，还是写人？This is a question！
第一，要分主客观。客观上，文学总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了解社会，反映时代。我们重读百部小说，也企图阅读小说中的“中国故事”。但这都是文学的客观效果。犹如花必有颜色，花却不只为色而开。作家主观的创作动因是什么？从鲁迅到沈从文到张爱玲到钱锺书，他们的主观动因是要反映百年来或者其中某一年的社会整体现实？还是描写具体的人，解剖人的阶级、民族、身份与人性的关系？按钱谷融的说法，只有写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的真正的个性的人”，换句话说，只有写出了贾宝玉、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阿Q、七巧等，才有可能说这是文学，才有可能让人们去看这些人背后的社会、时代，甚至可以在这些人身上看到不同的社会和时代。
总之，作家写人，不只是手段。
第二，除了主客观的分别，还可以看论者到底是从文学出发，还是从社会学、政治学或历史研究出发。从文学出发，写人就是目的；从其他的学科出发，从政治需求出发的话，那人，包括文学，也可能是工具手段。
第三，除了主客观和出发点以外，“工具手段”在当时其实是特别的，触及50年代“文学要成为斗争工具”的政治现实。钱先生或者是书生意气，有心挑战，或者是不懂世故，误闯雷区。从国家意识形态管理层面重新检讨文艺界的“阶级斗争工具论”，那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也是《上海文学》率先发表题为《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的文章 [4] ，大背景是拨乱反正）。钱谷融先生质疑文学是否应该成为工具是在1957年，确实有点超前了。
对于钱先生自己而言，他只是讲述自己理解的艺术原理。他以李后主为例，李后主只是写他的悲伤心情，别人可以在他的诗里读出那个时代乃至超越时代的悲伤。倘若李后主为了写时代而写他自己，可能会有点假。人一假，时代也真不了。
第四，想深一层，为什么要强调文学必须写人？为什么要怀疑文学反映“整体现实”的功能？这里有没有一种艺术家的无奈？假使作家很想反映现实，可是他眼中的现实与别人或主流看法不同，怎么办？对“土改”“大鸣大放”“大跃进”等，作家个人有评论的权利吗？或者说你看到的只是局部，不够整体，不够典型，那什么人，怎么样，才能把握“整体现实”？作家如果没资格、做不到，所以不如在技术和策略上强调写人，写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他才可能有更多的话语权。
当然，潜台词，策略表达，也许都不是钱先生的初衷。几十年以后，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在1957年，钱先生文章的锋芒，令人惊讶。所以，不少同行批判他，也钦佩他。换个角度，几十年后再回首，谁知道我们现在是站着，还是用什么别的姿态在说话。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的。
二 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钱先生的文章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文学的目的，写人还是写现实。第二部分讨论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50年代强调“文艺军队”的战斗任务，要改造作家的世界观。但是文学史上有不少例子，显示世界观与创作成就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最多人谈论的例子是托尔斯泰与巴尔扎克，政治倾向都比较保守，文学成就却很高。怎么解释？当代作家也有类似困境，曹禺1949年以后，思想进步了，却反而写不出像《雷雨》《日出》这样的作品。钱谷融的文章花了很大的篇幅，尝试解释思想和作品之间的关系。王智量等学者认为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战胜了保守的世界观。钱先生认为是人道主义精神起了关键的作用。为什么托尔斯泰原本要批评一个荡妇，却写出了不朽的女性形象——安娜·卡列尼娜？因为人道主义是文学作品的底线，人道主义比现实主义、人民性等其他评论标准，更普遍地渗透在几乎所有的经典文学中。这个讨论不仅在50年代有挑战性，而且也可回溯到30年代初的文艺论争。归根究底，所有文学都会既写到人性又写到阶级性，问题还是像“文学的目的，是写人，还是写现实”一样吊诡。通过人性而写阶级性，还是通过写阶级性而透析人性，不仅是抽象理论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小说从晚清到“五四”再到延安反复变化之中的一条逻辑主线。
三 什么是“典型”？
钱先生的论文的第三部分，讨论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理论问题，第四部分，转到了当时文艺界的一个热门课题——什么叫“典型”？其实，典型问题，与阶级性人性直接相关。一个人物的典型意义，是否只取决于他的阶级身份？钱先生直接提到当时已经引起争论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有人因为这篇小说把一个老干部刘世吾写成了一个对一切都处之泰然的官僚主义者，就指责作者‘这样来刻画老干部老同志，简直是对老干部的污蔑’。这种论调，难道不是和把典型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的理论相一致的吗？”到底什么是“典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鲁迅说过，他的人物“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有人觉得鲁迅强调的是典型的共性意义。歌德说这是从一般到特殊。他自己更主张文学应该从特殊到一般。从一个独特的个体，深挖下去，不用去想这个人有没有代表性，是不是典型，或者它能不能反映“整体现实”。在文学当中，只要描写的人物有真正独特的个性，必然会有某种典型意义。这是钱谷融反复强调的文学信念。
这种典型论和前面的文学目的论相关呼应。在论文的最后部分，钱谷融先生花了不少篇幅，以阿Q这个典型的文学人物，来阐发他对阶级论、人性论、文学典型的看法。50年代，中国不少评论家，当时正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而苦恼。“何其芳同志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许多理论家都想来解释这个矛盾，结果却都失败了。”
钱先生概括当时关于阿Q的争议：第一，说阿Q是农民的典型，这是对勤劳英勇的农民的侮辱吗？第二，将阿Q归为落后农民的典型，“幸亏没有人肯自居于落后农民，否则也会有人出来要抗议”。第三，冯雪峰把阿Q和阿Q主义分开来看，阿Q主义属于封建统治阶级，阿Q自己是朴素的农民。第四，李希凡说：“鲁迅通过雇农阿Q的精神状态，不仅是为了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阿Q主义，更深的意义在于控诉封建统治阶级在阿Q身上所造成的这种精神病态的罪恶。”何其芳、冯雪峰、李希凡都是50年代的权威学者，却在当时困入这种层次的学术陷阱。钱谷融详细分析围绕阿Q典型性的各种观点，目的是要说明：一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并不一定等于阶级性。现实中、历史上，人的个性、人性与阶级性、民族性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把每个阶级的人物只写成一个典型，一讲地主，就是黄世仁，一讲叛徒，就是甫志高，典型是典型了，但是文学性就消失了。
钱谷融的文章很长，好几万字，逻辑严谨，旁征博引，充满理论自信与学术激情，实在不像他后来做我们老师时候的散淡、潇洒。钱先生晚年一直因散淡人生、潇洒风度为人称道，他最喜欢读不同版本的《世说新语》。只有重读他的《论“文学是人学”》，才知道先生也曾经年轻过，也曾经那么有锋芒。这种赤子之心，这种学术锋芒，其实晚年都在，只是表面看不见。重读《论“文学是人学”》，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时代，体会以文学写人、在文学中承载人道主义，也曾是一种“艰辛探索”。
1957年，同系的许杰、徐中玉、施蛰存都成了“右派”，钱谷融先生倒没有被“错划”。有两种说法，一种据说是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指示，不要都打成“死老虎”，留两只“活老虎”以后好批判（另外一只就是复旦大学的蒋孔阳教授）；另一个传说，说是周扬指示保护的，好像周扬心里其实颇同意，至少是同情钱谷融的观点。
回到钱先生的说法，其实，他只是表达他“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的真正的个性”的思想，至于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怎么反映50年代的“整体现实”，大概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1] 钱理群：《读钱谷融先生》，《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
[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46页。
[3]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原载上海《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作为附录收入《“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
[4] 评论员：《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