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巴金在朝鲜战场

1952年3月22日的巴金日记，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巴金全集》第25卷《赴朝日记》的第一部分，这一卷里还收录了1960年的《成都日记》、1962年的《上海日记》等。巴金（1904—2005）的日记基本上也是记事为主，写的时候应该也没想到发表。《赴朝日记》的第二篇是1952年3月16日，记载巴金坐车跨过鸭绿江，“江水碧绿，水面荡漾着微波。除了桥上炸痕外，看不见战争痕迹……车行不到一小时，就看见美国暴行的罪证，公路旁的房屋几乎是片瓦不存。”短短几句话，可见作家在50年代初，真心实意与志愿军、与新政权站在一起。

这是3月22日的日记。

晨六时五十五分起，七点半下山，饭后开会讨论让彭总解答的问题，和对王、丁二位报告的意见。

志愿军王部长和丁处长，一天前给作家们做了几个小时的战争形势报告。

十时半汽车来接我们，坐在卡车中。到山下大洞内三反办公室，等了一刻钟，彭总进来，亲切慈祥有如长者对子弟，第一句话：“你们都武装起来了。”“你们里头有好几个花木兰。”“你们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谈话深入浅出，深刻、具体、全面。

彭德怀当时是志愿军总司令，比巴金大六岁，此处“有如长者”，是比较尊敬的说法。“谈话中甘政委和宋副司令也进来了。彭总讲完后宋、甘也讲了些话。宋司令讲到欢迎。彭总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心里头是欢迎的。’甘政委讲话时喜欢笑。会后彭总留我们吃饭，和彭总谈了几句话。又和甘政委谈了一阵，很感动。三时吃饭，有火锅。饭后在洞口休息，洞外大雪，寒风扑面。”

1952年，战争其实已经进入胶着状态。战争初期，1951年初，志愿军曾经占领过汉城。后来因为归还战俘等问题，双方争执，停火协议签不下来。“一条大河波浪宽”——电影《上甘岭》的故事，就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后半段。天冷冬装不足，也影响了战事的进展。

洞中非常暖，回到洞内候五时半才放映电影，共放映《海鹰号遇难记》和《团结起来到明天》二片。晚会结束，坐卓部长小吉普回到宿舍山下。卓部长把手电借给我。雪尚未止，满山满地一片白色。我和白朗在山下叫赵国忠专接我们。山下积雪甚厚，胶鞋底很滑，全靠赵分段拉我们上山。刚到山上，看见山下灯光，知道别的同志们回来。休息片刻，看钟不过九点五十分。读俄文到十点一刻睡。睡前写了一封家信。

以上是3月22日巴金日记全文，日记简略记述体验前线生活的作家们获得首长接见，然后吃火锅、看电影，气氛融洽。这是一个终生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作家，在短时间里就成为“同志”，放在历史进程中看，还是有特别意义。巴金十来年后被批为“黑老K”，散文《怀念萧珊》写到他和妻子“文革”中早上醒来，互相绝望感叹，“日子难过啊！”他去朝鲜的成果，是小说《团圆》，后来改编成著名电影《英雄儿女》，王成一句“向我开炮”，几乎是“五四”作家所写的唯一一篇红色经典。“十七年”间，巴金是上海作协主席，还兼有政协和人大的工作，他的一些散文记载整天忙着，到机场接外宾，参加各种联欢活动，还有各种政治会议。对巴金来说，干部的工作比作家的职责更繁忙，更紧迫。《团圆》也是巴金在1949年以后最重要的小说作品。

二　50年代老作家的生活常态

这不是巴金一个人的情况，而是50年代大部分知名作家的普遍情况。曹禺和老舍，40年代后期都在海外，听到中国的消息，先后回国。曹禺后来成为中国文联的执行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但是他在50年代却写不出新戏，十分苦恼，一度只能反复修改早年的《雷雨》《日出》，将鲁大海、方达生改成地下党，等等。

茅盾身为文化部部长和中国作协主席，第一次文代会以后，再也没有长篇、中篇创作。50年代中期，写过一些文学评论，把文学发展概括成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学术价值有限。叶圣陶是教育部副部长，他也不再写那些批判小市民、解剖知识分子的小说，和一级作家张天翼一样，转型儿童文学。比较勤奋的“五四”作家是冰心和老舍。冰心写了不少出国访问的游记，一贯光明，一片冰心，对新中国儿童教育颇有贡献。老舍1953年当选为作协副主席，不断有话剧新作，最出名的是《茶馆》，我们在60年代会专门讲老舍的一天。说是老作家，其实“巴、老、曹”在50年代也就四五十岁，和王蒙一代在“文革”后创作爆发的年龄差不多，比现在几乎每年有长篇新作的贾平凹、王安忆等还要年轻。可是“五四”“老作家”做了领导，地位崇高，接见外宾、主持会议、视察前线，当然也起到“文艺军队”的作用，但作品是几乎没有了。

洪子诚将40年代较有文学成就的张爱玲、钱锺书、师陀、巴金、沈从文、沙汀、萧红、路翎、丁玲等，称为“中心作家”（虽然都曾以各种不同方式被“中心”抛离）。“中心”场域很快被从解放区过来的“主流作家”所取代。《中国当代文学概说》详细列表 [1] ，列出柳青、赵树理、梁斌、杨沫、吴强、茹志鹃、浩然等31位“主流作家”的籍贯、学历、革命经历和主要作品，以分析这些作家的“文化性格”，这份很有结构主义阅读效果的图表没有收入北大出版社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从表格上，人们可以看到几个有意思的现象：

第一，解放区的作家，大都出身山西、陕西、河北、山东等西北或中原地区，和“五四”一代江浙东南沿海及四川作家较多，恰成对照。这种作家地域的转换，使文学思潮文学创作，从注重学识、才情、灵感、文化传统转变到强调政治意识、乡土经验、现实斗争策略。文学家的这种地域转变也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有关。当时老一辈革命家大都来自湖南、江浙，中年干部不少来自北方。前些年有一届党代会后，好事传媒统计政治局成员的籍贯分布，发现山东等北方省份最多，沿海地区较少，广东好像一个都没有——当然，这里有不少偶然因素，不说明什么问题。如果读者有兴趣，对于王蒙、张炜、张承志、莫言、余华、贾平凹、陈忠实、王安忆、韩少功、阎连科等当代作家也做一个地域、籍贯的统计，或许也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线索。形象一点概括，现代作家是“文学北伐”，当代文学是“革命南下”。

第二，显而易见的共同点，这些作家的主要经历都是基层革命工作，有记者（马烽、杜鹏程）、邮递员（李准）、教师（赵树理、周立波）、军人（吴强）、文工团（王汶石、茹志鹃）等，大部分都曾有文宣工作经验。以《小二黑结婚》的标准看，他们都是先做村长、区长级别的革命官员，然后才成为作家。所以“作家干部化”，对这些50年代“主流作家”而言，顺理成章。

第三，这些基层“官员”，一不靠“捐”，二不依“考”。和“五四”作家很多留学海归或是大学教授不同，50年代作家平均学历较低，除了周立波当过“鲁艺”教员，赵树理、李准做过中小学教师，贺敬之、张光年在革命大学兼过课外，其他作家和高等学历大学教育没有关系。但他们的底层经验、斗争经历远远超过他们的知识文凭和外文能力——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80年代以后，社会经验多于学识修养成为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个基本特点，例外不多。

第四，这些作家常常一本书出名，长篇多靠集体创作机制，但独特的生活经验有限，艺术上后续乏力。于是便形成了“十七年”特殊的文学史现象：有名作，无名家，作品大于作家。当代文学史，需按题材归类，无法以流派分梳。

50年代的文学生产环境有几个特点：第一，是作协体制。第二，五六十年代特殊的稿费和版税制度。第三，生产机制中的文艺论争和文学批判。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被列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材系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作者洪子诚采用“一体化”的说法：“‘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 [2] 在另一篇论文里，洪子诚解释“一体化”的概念，认为当时“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统一的规范、管理，是国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并产生了可观的成效”。 [3]

作家干部化有三种不同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延安及解放区作家，本来就是党的干部，然后从事文学创作，这是最直接最自然的作家干部化。洪子诚《概说》专门列表，详细列出31位“主流作家”的籍贯、学历、主要经历和主要作品，以分析这些作家的“文化性格”，其中小说家有柳青、赵树理、杜鹏程、周立波、梁斌、欧阳山、峻青、王愿坚、王汶石、杨沫、吴强、马烽、西戎、李准、茹志鹃、浩然等 [4] ，基本概括了“十七年”小说的中坚力量。

关于作家干部化的第二种方式，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使国统区作家全部进入新的干部体制，是意识形态管理？还是城市居民的单位变化？ [5] 中国的作协制度部分参照苏联形式，作协主席第一届是茅盾，副主席是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锋、邵荃麟。从晚清到40年代，完全靠稿酬、版税生活的作家很少，他们在写作的同时，或者参与出版，或者兼职教授（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四章第三十二节《文人经济状况和写作生活方式》中，对民国不同时期的作家生态，有颇详细的介绍 [6] ）。简而言之，二三十年代文人收入相当于中产阶级，抗战后生活就十分艰难了。1949年后，成为作协专业作家，就是干部，就有生活保险，有不同级别，比如文艺一级是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二级有舒群、罗烽、白朗、陈企霞等东北作家群，马烽、西戎、康濯等是三级。文艺一级工资高于行政七级，行政七级等于司局级或者至少是正处级。

作家干部化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附加“社会荣誉”：“许多知名作家，往往被委任各种机构各种社会组织（直至中央的机构）的负责人，或授予各种称号，委以各种虽说没有多少权力的职务。除官职外，通常可以供安排的有：从中央到各省、市妇女联合会委员、工会委员、青年团组织的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代会常委会委员等。获得上述职务、称号的，当然也伴随一系列的物质上、社会待遇上的收益。……如何不辜负这一‘名声’与‘位置’，自然要为他们所考虑。” [7]

50年代文学环境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稿费、版税制度的改革，一是稿费相对偏高，二是版税渐渐取消。

1956年前后，制定了统一稿酬实施标准。50年代中国城市的职工平均工资是40块左右，如果作者领取最低稿费“每千字十元”，每个月只需写4000字，便已达到中等生活水平。今天稿费以千字两百计算（当然可以更高，但这是我2021年发表论文收到的稿费），达到中等生活水平（2019年上海平均工资10662元）需每月发表5万字左右，作家、学者比50年代辛苦十来倍。或者倒过来说，当时中国作家的经济环境比同时代其他人更舒适，也比之前和之后的同行们更优渥。

要是在50年代，这位作家非常勤奋，他也写10万字，稿费每月1000块——按张均的计算，《红旗谱》作者梁斌“10万稿酬相当于1名普通职工不吃不喝200年”。 [8]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稿费收入20万左右。

60年代后稿费逐步降低，1966年后则取消了稿费。但1949年后中国作家的经济状况一度的确相对优渥（巴金是不领工资只获版税的特例）。更重要的是，原先稿费与印数挂钩递减，后来完全废除了版税，于是书一出版，收入固定，与销量无关。这个稿费制度变化对当代文学影响深远。

50年代的文学生产环境，也有一些规律：

规律之一，文学批评跟作家身份及出版权利紧密联系，是一种“三合一”的综合机制。民国作家如鲁迅、郁达夫，找房子、看医生是一回事，和出版社交涉版权是另一回事，别人怎么评论你的作品又是一回事。在50年代，作家的个人生活和出版权利和被评论情况，紧密相关。当时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如周扬、张光年、邵荃麟、林默涵、冯雪峰、刘白羽等，都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或党组成员，分别负责《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等权威杂志。从现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看，原先有报刊媒体或学校教育两个轮子，现在两个轮子成了一个独轮车或“磁悬浮”。从作家选择看，既不需担心读者销量，也不需考虑大学兼职，作协让作家的身份、收入和贡献也“一体化”了。

规律之二，当代文学评论不仅引导而且也创造读者。文学评论本身本来总有专家意见和读者需求的差异矛盾，现在专家就是领导，甚至群众意见，也可以由专家制造。洪子诚举过一个例子，1951年6月《文艺报》第4卷第5期发表读者李定中批评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来信，《文艺报》加“编者按”支持这封读者来信。“但实际上，来信与编者按都出自当时《文艺报》主编之手。……” [9] 另一方面，专家制造读者，不仅为了忽视否认读者的多元需求，更是为了制造文学与“人民”的天然联系。

规律之三，50年代如有文学论争，双方力量一定不均衡，不要说五五、四六，三七都不可能。一旦论争，很快就变成一九，一是靶子，九是批判方。潜规则是对外处罚比较客气，对内错误倾向惩治更加严峻。如果说旧时代是意识形态被动防范，当代文学则是主动管理，把所有的作家编入革命队伍（依法管理出版，则是在80年代以后的改良与发展）。

对于巴金这一辈作家来说，50年代初期相对而言是比较和平的年代。不像二三十年代，激奋郁闷离家出国再归来，也不像抗战时期，颠簸辗转斗争。至少在生活条件上，比较安定，甚至优渥。可能经常要“洗澡”，要跟上革命形势，要经受运动的考验。写作是有些困难，整整一代作家都基本没有新作，除了一个老舍。他们当然不知道，再过十几年是怎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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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36—38页。

[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IV。

[3] 洪子诚：《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00年第3期。

[4]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36—38页。

[5]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0—27页。

[6]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44—352页。

[7]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27页。

[8]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3页。

[9]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