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谷融先生格外重视他在重庆做中央大学国文系学生时候写的课堂习作。他说“如今，虽已纸质发黄，有的还被虫啮鼠咬，但有时偶然翻到，仍不免怦然心动。即使本来在忙着别的事，一拿到手，就会立即悄然凝神，展卷重读。”后来这些发黄的手稿由倪文尖老师整理出来，编入先生的散文集《散淡人生》。先生为此感到莫大的欢喜，他说“这样欢喜，是过去从没有过的。即使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东西被印刷出版时所感到的那种欢喜，也不能与此相比。其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这里面真切地记录了我早年的心路历程，刻印下我青年时代所尝味的种种哀愁”，面对这些陈迹，“虽然仍不免使我感到悲哀、感到惆怅，但那却是一种甜蜜的悲哀，一种温馨的惆怅，使我时时要迫使自己跌入这种回忆中去，而且乐此不彼，不愿自拔。”
哀愁，悲哀，惆怅并非钱先生早年心路历程的全部。笔者最近翻阅旧期刊，在1937年1月5日出版的《读书青年》第2卷第1期上找到了钱先生读高中时（因为家境贫寒，钱先生高中读的是师范）时发表的一封信，题为“给苦闷的青年”，署名“无锡省立师范谷融”。全文如下：
朋友：
天已经很冷了，寒风老树，不盛凄凉之感！善感者的你，想又是愁不可抑了。但是，你不晓得吧，世界是一面镜子啊！要是你不皱着眉，蹙着额去看它，它那里会反射出悲苦的脸来呵！真的，难道你爱着这悲苦的脸吗？
本来，我也是一个多愁者呀！尽管晓得这“愁”是无意识的，可是那一种悲怆的感觉，却觉得很够味，所以无端引不起愁来的时候，也会得，举目四顾，低头凝想，去搜索愁的资料，来启发愁的感觉，但是经验告诉我：这样深思多愁，是要毁伤身体的，是不得永年的，所以我现在已经患了神经衰弱症，你想！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怎么算得来呢？朋友！你听了我的话抑止住你的愁闷吧！
但是，你也不要去追求“欢乐”，它会见你逃避的，并且“悲伤”就躲在它底背后啊！当欢乐给你追逐着而逃跑的时候，它就会出来迎接你的，你呢？一定也会给它缠住了而因此潦倒一生的。所以，你还是努力为自身创造趣味吧！欢乐是不能追求的啊！
大概你对于环境在感着不满吧。我也跟你一样的呀！但是你既不能反抗环境，而另外创造出一个新的环境来时，你还只有去适应——决不是妥协——环境：到了真能适应环境的时候，环境它自己会来适应你的。那时，你就可以不受它的拘束，尽量发展你的长处，一直发展到牠的极限，这样，不但对于自己有益，就是对于社会也可以不做人群之蠹了，我现在就是本着这种方针向前猛干的。朋友！我们携起手来，一同向前吧！在坚苦斗争的过程上，光明是会有给我们见面的一天，徒然的悲伤，苦闷，颓丧，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最后的一次术语了。我们应该快快的放弃它们，踏上健实的抗争大路，前面已经跑上许多觉悟的青年，这条路就是最后的真理。
十二月八日乐县
《给苦闷的青年》虽然是以信的形式刊出的，但完全可以当散文来读。这封信别有风趣，十七岁的他自己都是“多愁者”，却写信鼓励像他一样“苦闷的青年”不要“深思多愁”，也不要主动去追求“欢乐”，而是要“努力为自身创造趣味”。这让我想起钱谷融先生的一段自白，“我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去追求美，追求趣味。美在的地方，趣味在的地方，我就流连盘桓，不忍离去。我读书、做事、交朋友，一切从趣味出发。不合我的趣味，我都掉头不顾的……我看书，是想从书本中去寻找乐趣，想作一次心灵的游戏。假使有人来找我去玩，而这人和这玩法，又都是我所喜欢的话，我就立刻丢了书本跟他走”。
我把这封书信的复印件拿给他看时，他笑了，也许是因为它真切地记录了先生高中时的心路历程，即使有时感到悲哀、感到惆怅，那也是“一种甜蜜的悲哀，一种温馨的惆怅”。钱谷融先生并非没有刚性和雄心，但从内心里最自然流露出来的，还是对美的追求，对趣味的追求，因为“人应该是生活的主人，当然更应该是自己的主人”。
二
在《且说说我自己》中，钱谷融先生曾回忆他小时候闹着读书的场景。当时先生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但因为要朝夕与哥哥玩，便也吵着要一起上学。第一次拜老师的时候，在红地毯上向老师磕头，老师非常和蔼，还给点心吃，这让他觉得很有趣。可是后来，他渐渐地感到太拘束，不如家里自由，就常常想赖学。但在父亲的“威逼利诱”下，他还只得乖乖地去读书。从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钱先生从小就喜欢自由，不喜欢拘束。
其实，他不仅为上学的不自由烦恼过，也为探寻读书的目的而烦恼过。笔者翻阅旧期刊，在1937年出版的《学校新闻》第63期上找到了钱谷融先生中学时代写的一篇杂文《为谁读书？》，署名“江苏省立无锡师范 谷融”。全文如下：
从我求学的小史来看：幼年时候是为要想做“先生”而读书；童年时候，是希望得到做隐士的资格；少年时候，却想做个才子，希望有佳人来匹配而读书了。（这都可以证明是为自己读书的。）但不知为什么到了今日，已经是青年了，反而疑惑起来？
先生们似乎很开心我们，每天，为了我们总要废掉不少唇舌；叫我们要用功读书，要好好做人。尤其在初中里，少微有一些不用功，先生们就要大声斥责说：“你们为什么不用功读书？”这样看来，似乎是替先生读书的。但是，有时候先生们又会用慨叹的口调说：“唉！你们不肯用功，将来会考起来，怎么得了呵！？”或是，“你们笔记都贪懒，不做，将来教育厅要看你们的卷子的话，怎么办呢？”这样看来，似乎又不是替先生读的了，倒像是为了会考，为了要把成绩给教育厅看而读书的了！
周佛海先生说：“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便是救国。”从这两件话的意思来看，似乎读了书，是可以救国的；而且读书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救国。果真如此，那么把抄笔记一类的事情，压得我们气都透不过来，而让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空着，是不是可以充实我们的学问而来担当救国的重任呢？
究竟为谁读书？我怀疑着，我彷徨着！
钱先生果真为“究竟为谁读书”而“疑惑”，“彷徨”吗？非也！他“怀疑”（更确切地说是质疑）的是周佛海的“读书救国论”。他是趣味至上者，“不合我的趣味，我掉头都不顾”，怎能不厌恶周佛海的“读书救国论”的谬论呢？他的批评就是这样的直率而毫不留情。
书籍是钱谷融先生“最可靠的良伴”，他喜欢随意地、自由自在地、漫无目的地读书，因为只有这样的读书，才能使他“游心事外，跳出现实的拘囿，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纵意所如，了无挂碍”。
三
“我既无能又懒惰，一生没做什么事情，今天能当名誉会长是我的最高荣誉。”这是94岁的钱谷融先生在华师大中文系校友会成立仪式上的发言。老先生的话音一落，现场立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3月份他还去佛山讲学，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动不已。
2012年夏天，笔者第一次见到了钱先生。钱先生九十多岁了，但他说话的思路非常清晰，声音格外响亮。也许是因为第一次见面的缘故吧，我的喉咙好像突然堵塞了，说不出话来。我只是把保存的钱先生写给樊骏先生的书信的复印件交给他。说起樊骏先生，他还回忆起他们一起编选《中华文选》的往事，说樊骏是个好人，格外认真的人，可见他们情谊深厚。临走时，他对我和我的同学说，没事就来闲聊，并且还亲自送我们到门口。
第二次去的时候，约定的是下午两点，结果我提前几分钟就到了。钱先生还没起床，我就在一旁看书。他看到我，就说“很抱歉，让你久等了”。现在想来，我还对钱先生怀有愧疚之感。说抱歉的应该是我，打扰他老人家休息了。一会儿，钱先生端着一杯茶走过来。我本以为是他自己倒茶喝，结果他走到我面前，说，这是给你泡的茶。一个94岁的老人，给一个小年轻人倒茶。面对这样的场景，语言太苍白无力了。
老一辈的学者给研究生上课大都选择在家里，采取漫谈式，交流式的，无拘无束地聊上两三个小时，胜似正儿八经的照本宣科。王瑶先生是烟斗不离嘴，接连地大口喝茶，钱先生则是一杯清茶在手，即兴式的聊天，“随随便便地想到哪里就谈到哪里，从来没有预先存心要对学生进行什么教育，更绝不摆老师架子；他真率、自然，一切都是任情适性而行。他不耐拘束，讨厌虚伪”。他的这种自由散淡的习惯在学生时代已经养成。他自言“四年大学生活，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茶馆里度过的，一本书，一碗茶，就可以消磨半天”。
一次聊着聊着，钱先生突然说“你再找个有趣的话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让我想起一段话“我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去追求美，追求趣味。美在的地方，趣味在的地方，我就流连盘桓，不忍离去。我读书、做事、交朋友，一切从趣味出发。不合我的趣味，我都掉头不顾的……我看书，是想从书本中去寻找乐趣，想作一次心灵的游戏。假使有人来找我去玩，而这人和这玩法，又都是我所喜欢的话，我就立刻丢了书本跟他走”。这是1950年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毕业时所写的思想总结中的文字。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虽然这段文字很早我就读过了，可直到此刻，我才体会到它的深意。
樊骏老师去世后，子善老师把噩耗告诉钱先生时，他只是“静静地听着，久久默默不语”，最后只说了一句：“他不结婚，唉！”。后来发现，当我说话时，钱先生大多时候也是“静静地听”，“默默不语”。但默默的背后也会“爆发”。当我提到“并非所有的文学经典都是很耐读很好看”的时候，他突然反问我“你说说看，哪一部经典作品不好看”？他接下去说“经典作品永远不会害人的，流行的时尚的东西不会长久的，会唬人的，你要有区分的眼光”。
这让我想起，徐中玉先生在1949年《批评随笔》一文中引用过丹钦柯评论契诃夫的一段话“他不喜欢冗长的解释和争辩，这特别是他的天性。他之注意静听别人谈话……常是因为感到兴趣。他自己却永远保持沉默，非到给他自己的思想找到了一个清楚明朗的界说的时候，他是不开口的。可是，一开口发表意见。他的句子就必是简洁的，切题的，肯定的。等到他脸泛着微笑，把意见一说完，马上就又退入沉默之中去了。”钱先生也当如是观。钱先生说话“简洁”“切题”“深刻”“精炼”。
这还让我想起钱先生的一段往事。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写了《论“文学是人学”》的论文，受到全国范围内的长时期的批判。批判文章由新文艺出版社以《〈“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名义出版。尽管没有出第二集，但他为此受到的心灵伤害是持久的。但当《书林》的编者约钱先生谈谈《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写作及其发表前后的有关情况时，他只淡淡地说了句“无非是写了一篇文章，受到了大规模的批判，如此而已。这样的事？过去多的是，有什么值得谈的？”他不喜欢冗长的解释和争辩，这也是他的天性。遇到这样的事，有几个人能做到他这样的淡然呢？
王瑶先生的名言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强调的是知识分子要有担当意识和责任感。钱先生的名言我大胆地概括为“能不说就不说，能不写就不写”。上篇我主要谈的是钱先生的说，下篇主要谈他的写。
钱谷融先生总说他“我一向是教书的，很少而且也不大会写文章，只在外界的催逼下，万不得已时才偶一提笔”。他虽然怕写文章，但“在执笔时却不敢怠慢，总是认认真真地竭尽全力来写的”。《论“文学是人学”》，钱先生谦虚地说“这篇文章所谈大都是一些常识性意见，并无多少独到的创获”，但我们不能不敬佩其胆识，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年代！ 2008年4月28日，他还就“文学是人学”这句话的始创权作出自己的说明。钱先生说每次读曹禺先生的剧本“总有一种既亲切而又新鲜的感觉，他那色彩明丽而又精炼生动的语言，常常很巧妙地把我带进以艺术的世界，给予我无限的喜悦”，我们读《〈雷雨〉人物谈》的感觉何尝不是呢？
正是因为他“认认真真地竭尽全力来写”，所以钱先生在动手来辑录和整理旧作时，才能自信地说这些“几乎可以不必作什么改动，很少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观点或某些看法的情况”。经历过钱先生那个年代的作家也罢，学者也罢，有多少人能有底气地说出这样的话呢？
钱先生曾说“在我的一生中，给我影响最大的就要算伍叔傥先生了”。沈迦、方绍毅编选《伍叔傥集》时，多次拜访钱先生。他不仅回忆说伍叔傥有个笔名叫索太，“为进一步挖掘伍叔傥的佚文提供线索”，还反复斟酌，认认真真地写了2000多字的序言。多年来，钱先生一直生活在对伍叔傥先生的思慕之中，尽管偶尔听到个别师辈中人对他有一些不同的议论，但他对伍叔傥先生所怀的美好感情却“始终如一”。对钱先生而言，九十多岁了，却仍能有这种美好的感情陪伴着，是“无比欣幸”。我注意到钱谷融先生这篇序言写于2010年的9月10日。为老师的遗著写序，他感觉“实在不是很轻松”。但在教师节这一天，钱先生写下对老师的怀念，我想钱先生心里应该是温暖的吧！正因为钱先生“专精至诚”，对伍叔傥先生“一往情深”，才会动笔的吧！
《闲斋忆旧》序言前有三幅照片，不管是单身照还是合照中的钱先生，都是开心地微笑着。笔者眼中的钱谷融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爱聊天的乐呵呵的老先生。
钱先生，下次，我们继续聊，好吗？
三篇文章分别为：《钱谷融先生的十七岁》（刊于2012年7月13日《文汇报•笔会》）、《钱谷融先生的一篇佚文》（刊于2012年10月10日《中华读书报》）、《钱谷融的“说”和“写”》，（刊于2012年7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