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历史小说也是通俗政治小说
在某种意义上，革命历史小说也是类型小说，只是“类型”的定义和侦探小说、武侠小说、爱情小说，或者一般的历史小说有所不同。再学术一点讲，“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其实是一种“通俗的政治小说”。
这里的“通俗”，却不只是追求娱乐，迎合读者欲望，以生产数量为荣。而是“先普及，后提高”，符合《讲话》精神，满足人民群众口味。这里的“政治”，也不是作家个人的政治观念，而是以文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证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革命历史小说”的人物，通常善恶分明。但是人物善恶分明，并不只是“革命历史小说”的特点，而是几乎所有通俗文学的一般特征。要辨别一部作品是“通俗文学”还是“严肃文学”（都是中性概念），最简单的方法就看故事里面有没有绝对的“坏人”。“革命历史小说”与一般通俗文学的相通之处是“共创机制”：优先考虑大众需求，作品实际上是作家与读者（通过出版社编辑甚至宣传部门的中介）的共同创造。
“通俗革命小说”，又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更强调“革命”，第二类更注重“通俗”。前一类无意中希望延续历史演义的风范格局，有时代脉络，打江山得天下是关键，《红旗谱》《红日》《红岩》，还有同类的《三家巷》等，都属此类。后一类有传奇的格式，有意追求侠义小说的趣味，故事紧凑，焦点具体，情节比人物更重要，代表作有《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苦菜花》等。其中《铁道游击队》是《红高粱》出现之前最成功的抗战文学。小说《烈火金刚》中有一段“肖飞买药”，也成为曲艺评书中的当代经典。曲波（1923—2002）的长篇《林海雪原》，1957年出版，则是革命小说追求通俗趣味与侠义风范的典范。
二 《林海雪原》满足了国人对武侠文学的需要
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说一般武侠小说有三种场景：“……大的背景是‘江湖’，最主要的生活场景则有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和寺院道观。”“这三者在相对于都市尘世、宫廷衙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都是王法鞭长莫及之处，是武侠小说所虚拟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的具体体现。但三者在武侠小说中又各有其特殊功能，在不同层面上实现了生活场景的文学化，并共同构建了一个颇有审美价值的‘江湖世界’。” [1]
先看第一种场景“悬崖山洞”，“悬崖和山洞因视点不同，可以是隆起，也可以是下陷，但在视觉效果上，无疑都是地平线的突然中断。” [2] 《林海雪原》虽然是红色小说，故事场景却处处体现武侠小说的基本规则。比如少剑波小分队第一个战斗目标——许大马棒的奶头山，小说这样描写：“乱石滩是四外全是陡立的大石山，把个奶头山围在核心。……东面是鹰嘴峰，峰上有一块大石头，活像鹰嘴。这山离奶头山最近，山脚下也不过百多步。可是立陡立陡，上面吊悬那块鹰嘴巨石，伸向奶头山，好像一个老鹰探过脑袋要去吃奶……山半腰，有一个大石缝，石缝旁有一个石头洞。洞口朝正面，正对喷水山……洞里边又有两个小洞。一个通往山上，叫通天洞，一直通向山顶的树林。一个向下，叫入地穴……” [3]
这是一个采蘑菇老汉向小分队介绍地形（很多文学修辞？），后来小分队就从鹰嘴峰上用绳索飞荡到奶头山，从山上往下打，下面又用火力封锁，就在这奇峰异洞之中顺利歼灭敌匪。在真正的武侠小说中，这种悬崖山洞通常是静心习武、隔断人世之处；或者在打斗当中，这种绝境常常意味转机。《林海雪原》写奶头山一役，出击即胜，有点浪费了这么奇特的布景。
第二类场景是大漠荒原。再引陈平原：“武侠小说家之所以非要把侠客拉到大漠荒原不可，与其说出于实战的考虑，不如说是因为审美的需要。‘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李白《结客少年场行》），固然也是行侠……可于大漠荒原中纵横驰骋，方显出英雄本色。” [4]
曲波写《林海雪原》是因为他亲身参加过这个剿匪行动，1946年4月，四野在黑龙江北部已取得军事胜利，但还有一些国民党军队残余，躲在牡丹江深山老林里，占据了一些地形险恶的地方。团参谋长少剑波带领的32人小分队，于是在冰雪世界里“纵横驰骋，方显出英雄本色”。作者就是203首长少剑波的原型。《林海雪原》出版时，曲波已经是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二等残废军人。小说的细节或者虚构夸张，基本故事还是真人真事。
但奇妙的是，四野打了那么多战役，从东北打到广州（曲波自己也在辽沈战役中负伤），为什么不是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战役产生文学巨著，反而是一支小分队的行动被人们记得？为什么《林海雪原》会成为甚至比《红日》更为人所知的革命战争小说？不管主观上曲波有没有意识到，从接受效果看，《林海雪原》恰恰满足了50年代国人对武侠文学大漠荒原的怀念，不仅是正义之师，还有土匪侠客，还有滑雪打斗奇观。很少有一部小说，地理、气候、背景，对故事主题有这么直接的影响。1958年6月，小说以《奇袭虎狼窝》为名，被译成俄文。后来又改编成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这些篇名都不能像“林海雪原”一样，从字面上就道出小说的气氛、意境、温度和魅力。
三 《林海雪原》红在哪里？
一般武侠小说在山崖绝境或大漠荒原打斗，也常会在荒村野店碰头。《林海雪原》也有两个荒僻边远的车站村落，在小说里成为和悬崖、雪原一样重要的场景。一是小说开篇，杉岚站被许大马棒“土匪”袭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等部队赶到杉岚站，已经一片惨景，令人胆寒。“村中央许家车马店门前广场上，摆着一口鲜血染红的大铡刀，血块凝结在刀床上，几个人的尸体，一段一段乱杂杂地垛在铡刀旁。有的是腿，有的是腰，有的是胸部，而每个尸体却都没有了头。”“内中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只穿一条裤衩，被破开肚子，内脏拖出十几步远，披头散发，两手紧握着拳，像是在厮打拼命时被残害的。”
武侠江湖的基本规则是习武之人不能对不会武功的凡人动手，否则就犯江湖大忌。许大马棒对干部和群众的恐怖屠杀，完全打破了武侠世界的底线，既不像正规军，也不如土匪。中国文学中，匪侠常常“一词两面”。小说写杉岚站惨景，就是伏笔，无论小分队后来在肉体上用什么方式消灭敌人，都有了道德依据。对于少剑波来说，整个行动也是一种私仇——被害地方干部，包括少剑波的姐姐鞠县长。“鞠县长和工作队的九个同志，被匪徒用一条大钢丝，穿通肩上的锁子骨，像穿鱼一样被穿在一起。”他们全部被杀，肝肠坠地，耳朵被割。
杉岚站之后，还有夹皮沟。在准备进攻座山雕、派遣杨子荣进入匪巢期间，小分队在夹皮沟发动群众。这里，不是农民，是伐木工人，很短时间内就被小分队组织起来。杉岚站与夹皮沟这两个冰雪世界中的边远村落，以不同方式显示小分队不仅勇武神奇，而且守纪律、帮百姓，救俘虏时，甚至连敌军官太太也救。而对手方，貌似有江湖气味，住奇峰异洞，称兄弟手足，齐上齐落，名字都是动物绰号，相貌也似绿林中鬼，但是他们无纪律、害百姓，乱睡女人，实际上打破了土匪的底线。
《林海雪原》虽有武侠情节（对读者来说是“武侠情结”），但是有三点保证这是一种红色的武侠：一是善恶分明，没有转变，没有折中；二是对民众态度决然不同，或扶助，或伤害；三是溃败的军官，行为还不如土匪。这三条红色底线，在50年代几乎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里普遍存在，在今天的各种电视剧里也贯穿始终。
武侠小说场景，除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外，还有第三种寺院道观，《林海雪原》也绝不遗漏——深山老林里居然有一个河神庙，住一定河道人。当然道人也是假的，被杀害的真道人是个忍着家仇之痛、隐藏在此的文人慈善家，假道人原是日本军官，今天是国民党军队特务，在地下还藏着几个女人（没资格做道人）。
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普洛普用100个俄国民间故事总结的叙事规则中，一个被多方寻找的“宝物”常常具有特殊功能，《林海雪原》中的“宝物”就是先遣图。杨子荣就依靠先遣图才取得座山雕的信任。另一普洛普强调的情节是“真假英雄”——百鸡宴之前，小炉匠突然逃到威虎山，当面与冒充许大马棒副官胡彪的杨子荣对峙，这也是《林海雪原》里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情节，后来也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核心情节。
小炉匠被捕时见过杨子荣，现在威虎厅上当着几十个土匪的面，本来很容易揭穿这个假胡彪，可是小炉匠他不敢承认自己曾经被捕，所以他先说谎，说自己是从另外一个土匪婆那里来的，但是后来又反口，说他被“共军”捉过，之后形势不利时，又求“胡彪”杨子荣保命。反口是法庭对峙的大忌，这一段“舌战小炉匠”，语言对话充满戏剧性（杨子荣骗过了座山雕，乃真人真事）。更重要的是，“真假胡彪”的戏，读者观众这么感兴趣，因为它有一种象征意义——英雄要用“土匪”面具，才显出侠客精神。
四 为什么读者更喜欢“男二号”杨子荣？
“尽管侠客形象可分为粗豪型和儒雅型两类，可前者明显比后者源远流长且更得读者欢心。从王度庐到金庸、梁羽生，都曾努力刻画名士型侠客，也都有其得意之笔，但仍无法与粗豪型侠客媲美……鲁迅称颂《三侠五义》‘以粗豪脱略见长’，更直接指出其‘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 [5]
《林海雪原》里少剑波更像文人名士，名字里面的“波”，取自作者自己名字，还有他太太的名字刘波。中间这个“剑”字更是武侠小说常用符号（“书剑恩仇”）。虽然小说处处强调少剑波的胆识、勇谋，可是没办法，读者、观众还是更喜欢杨子荣（杨子荣是“十七年文学”中屈指可数的最著名的人物形象），喜欢这个粗豪型的英雄，尤其是他扮土匪的那一段——这个现象令人深思。
“在现代人看来，草莽英雄自有其独特的美感，而且好就好在那种不为‘文明’所规范的‘十足的野性’。其敢说敢笑敢作敢当的性情以及其‘粗豪脱略’的风格，令过于文明过于懦弱过于无所作为的现代人赞叹不已。而这种‘野性’，只能形成也只能存在于草泽山野之中。” [6] 可以把“文明”理解为革命规则，把“野性”解读为侠义风范。后来《林海雪原》改成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男一号就从少剑波转向了杨子荣。表面是“文革”时期贯彻“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其实背后，也是中国民众审美需求的集体无意识选择。即便60—70年代，中国的革命文艺打倒一切“封资修”，但是对武侠传统的呼唤始终还是存在。真正复兴当然是在80年代的《红高粱》以后，但即使是在纯粹“红色”年代，人们对草莽英雄或侠客匪气，还是心心相印。除了杨子荣，还有阿庆嫂。到了《杜鹃山》，“匪气”已所剩无几了。
《林海雪原》后半部，杨子荣回到小分队，他的形象就不再引人注目了。不过在红色与武侠的结合过程中，少剑波也还是有他特别的功能的。小说一开始就写道：“团参谋长少剑波，军容整齐，腰间的橙色皮带上，佩一支玲珑的手枪，更显得这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军官精悍俏爽，健美英俊。”这种作者自恋，使男主角承担了普洛普所谓的王子功能。王子公主的模式，也隐隐地存在于红色经典作品之中。
真实的杨子荣没有40岁，战斗的时候大概就29岁。少剑波真的只有22岁。杨子荣在冰雪行动最后阶段牺牲，因为枪械出了问题，被一伙郑三炮的匪徒打死。
小说删除了这个情节，无论是红色经典，或者传奇模式，都不喜欢悲剧。《智取威虎山》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一种合唱的京剧，不过大家最乐于背诵的，却还是那些土匪的黑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
据说那个时候也有人演到这一段的时候出岔子了，“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脸红什么”，他说快了，说成“防冷，涂的蜡”，话赶话对方又问，“怎么又黄了”，这个人急中生智，回答一句：“再涂一层蜡！”
就在全国人民高唱“甘洒热血写春秋”的时候，小说作者曲波却受到打击迫害，小说新作《桥隆飙》被红卫兵烧毁。他晚年多病，没有完成构思长久的一些新作品。
[1]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36页。
[2] 同上。
[3] 曲波：《林海雪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以下小说引文同。
[4]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39页。
[5]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41页。
[6]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