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写钱谷融先生，不仅是因为钱先生是我所敬仰，接触不多、却特别感到亲近的前辈学者；最主要的原因，是钱谷融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独特的，而又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巨大存在，不研究他，讲现代文学学科研究传统，就讲不清楚，至少是不全面的。因此，我的现代文学“学人研究”，钱谷融先生理所当然地要占有一个重要位置，是不可或缺的篇章。但真要研究起来，又遇到资料不足的困难，我已经没有精力上图书馆查找，只能靠自己的藏书。钱先生近年的著作记得都曾蒙寄赠，但又都散落在杂乱无章的书堆里，翻箱倒柜只找出一本《闲斋书简》，却让我读得如痴如醉，浮想联翩。于是欣然命笔：当然算不上严格的研究，只是读先生《书简》而读其人，其学。
在讨论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时，我曾多次引用樊骏先生的一个论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他们“把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自觉地以学术研究“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和战士的双重身份”，因而他们的学术有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而“奠基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为一门显学的中国现代文学，从整体上说，分明具有这个群体的显著特征”，“参与这门学科奠基的学者，如李何林、唐弢、田仲济（当然还有王瑶、贾植芳先生——引者注）等人，无论从走上学术道路的经历，还是体现在研究成果中的学术风格来看，也都属于这个群体”。[1]而钱谷融先生显然不属于这个群体，他有着别一样的选择，他别开一个研究蹊径，因而展现别一道风景。
钱谷融先生说：“我素不讳言我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派”。[2]在谈到自己的学术渊源时，他也这样直言：“四十年代我服膺唯美主义”，[3]“我学生时代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最敬慕高人逸士的光风霁月的襟怀”，并且具体指明：“以现、当代中国人而论，除鲁迅外，周作人和朱光潜的影响是相当大的”[4]。——这显然是现代文学与研究的另一个传统。
有意思的是钱先生对“为艺术而艺术派”的理解：“搞文学的人（其实不管你搞那一行）都该有点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即应该对所干的那行有真正的爱好”，[5]“舍得为它贡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6]他因此而认同研究者将他归为“欢喜型”学者；他说：“‘欢喜型’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型’，是指专凭自己的性情、爱好而读书工作的那一类人”。[7]而在他看来，“只注重‘欢喜’二字，这是唯高人和真人才能到达的境界”，是自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8]——这里反复强调的，是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内在自足性，它自身就足以产生生命的愉悦与意义，足以成为“情志所寄，心灵所托”，[9]而无须在外在方面（例如政治作用，社会效应，商业效益等等）去寻找意义与满足。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以艺术和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并将自我生命投掷其中，甚至不惜为之奉献一切，艺术和学术就是目的，只能为艺术和学术而写，“切不要为旁的目的而写”。[10]
在我看来，这样的将学术与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存在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都能保持从容自在，悠游沉浸于自己的所好之中”[11]的生命状态，和忠实于学术，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都是钱谷融先生其人、其学术最有魅力、最具启发性之处，我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
因此，我在读《书简》，进而阅读钱谷融先生时，最为关注的，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两个侧面，即其“人”与其“学”。而且我欣喜地发现，钱先生在“为人”与“治学”两方面，都自有其“道”：这是一位真正的“有道之人”。
（一） 为人之道
钱谷融先生这样说：“我一向很重视人品，平日总是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真诚的人。”[12] 在钱先生心目中，人比之文与学，是更基本的，人立才能宏文言学，而且立人应该渗透于学文、论学的全过程之中。
他自己就是这样。《书简》里的每一页，每一行背后，都有人，处处闪现先生的人格魅力；他是以身说法，告诉收信人（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该如何做人。我一边读《书简》一边回味：先生是怎样一个人？他究竟在哪些方面吸引了我和莘莘学子？
爱美之人的赤子之心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先生的自我描述：“我爱美，遇到美丽灵秀的事物，就会马上清醒起来。所以我好游山玩水，倒不是特别钟情山水，而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人间，美丽的人和事未免太少了些”，[13]“我无能而又懒惰，却留恋风景，爱好一切美丽的事物。《世说新语》载谢安曾有‘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否’的疑问。而我则是个专等‘万形来入眼’的懒汉。但求哂而怜之”[14]，“但有爱美之心，为了美（艺术的，人生的），可以付出自己宝贵的心力”。[15]
很难想象，这些话是从一位耄耋老人的笔尖汩汩流出；历经磨难，还如此完整地保留了爱美之心：这都令人感动。我也因此明白：为什么在《书简》里，只要谈到女性，孩子，和大自然，钱先生的文字，就特别动情，格外有灵性：在他心目中，这都是宇宙、人间最美的生命；而他自己，也正是倘徉其间，同样美丽而纯净的赤子。因此，当美学家鲁枢元评论说：“钱谷融先生一生评人论文始终坚持的标准，概而言之，也就是这个天真诚挚的赤子之心”，“究其底里，是因为评论者本人就拥有一片赤子之心”，[16]先生情不自禁地连赞“深得我心”，[17]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鲁枢元的如下分析：“赤子之心”恰恰是奠定了钱谷融先生学术地位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核心概念，这是一种“颇具自然色彩的人性论”，强调“人道与天道、艺术与自然”的渗透；钱谷融先生不仅作理论的倡导，更是“身体力行，一以贯之”，这样的理论与生命实践，在人和自然关系遭到破坏的今天，更显示出其活力，并“将注定是常青的”[18]：鲁枢元确实不愧为钱谷融先生的“知音”。
有情有礼真君子
当读到钱先生书信中的情不自禁的倾诉，我真的被感动了，眼睛也湿润了——
“你知道，我也是一个感情十分脆弱的人，你的温厚，你的诚挚，你对我的深情厚谊，使我激动不已，简直有点难以负荷。甚至想立刻赶到潍坊来，与你相会，面倾积愫。或者请你来上海，在我这里小住，把酒畅谈。但稍一冷静，就觉得这些都太不现实。天寒路远，彼此都不是毫无牵挂的人，怎么能说来就来，要走就走呢？还是待来年春秋佳日，有方便的机会时再说吧。”[19]
“你是在用你的全身心在拥抱我、理解我，你真是我的知己。我一面读着，一面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想立刻赶到平顶山来，立刻与你把晤，同你一同欢笑，一同哭泣”。[20]
“我是个冲动型的，肤浅而易受感动”。[21]
“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感情脆弱，甚至显得很幼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22]
“我今年八十三岁了，想不到心灵还是这样脆弱易感。”[23]
但就是这老人的“冲动”，“肤浅”，“易受感动”，“脆弱”，“幼稚”，触动了我们心灵最柔软的部分，让我们羡慕不已，更让我们羞愧不已！
这样的真情，人间稀有，我们早已失落了！
钱先生说：“我一直忙，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情”。[24]——“为情”而忙，“为情”活着：这是怎样的人生，这是怎样的生命境界！足以羞煞我们这些终日奔走于名利场，还洋洋自得者！
让我感动不已，也感慨不已的，还有这个细节：《书简》反复出现一个词：“失礼”。一位女士受朋友之托带来礼物，钱先生忘记了她的“尊姓大名”，觉得“颇为失礼”，连忙写信请求原谅。[25]因为到外地开会，让来访的朋友扑了空，又没有及时回信，钱先生感到“失礼之至”，又写信致歉。[26]给一位在会议上刚认识的朋友寄赠书，因为是按照会议的通讯录写的，把姓写错，深感失礼，赶紧写信表示“万分抱歉”。[27]约请老朋友参加学生答辩，没有得到回应，因对方的失礼而大怒，去信严厉谴责，在老友诚恳“检讨”以后，不但“前气全消”，而且“转觉无限惶愧”，反过来为自己的失礼而请求“饶恕则个”了。[28]等等等等。钱先生如此行事，完全出于自然；而我读来却顿生惭愧：因为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却从不觉得失礼，更不用说道歉了。这就是差距：钱谷融先生那一代人，尊重他人，彬彬有礼，已经融入生命，成为习惯与本能，而我们呢，早已经不知“礼”为何物了。
难怪钱先生要发出感叹：“举世滔滔”，“君子”难得了。[29]
“散淡”的深意
钱先生将他的散文集命名为《散淡人生》，自是对他的人生之路，为人之道的一个概括，因此他说“其中确藏着我自己”。[30]而在我看来，这“散淡”二字，是大有深意的。
于是，就注意到钱先生的这句话：“只有真正做个散淡人，才能还你自由身”。[31]——他之所以以“散淡”自处，是要追求生命的“自由”。
而在现实社会、人生中，人却受到种种束缚，有着种种障蔽，需要冲破与解除。在这个意义上，“散淡”即是钱先生的破障解蔽之举。
首先是应对政治的压迫。钱先生坦言：“我就是既无能而又懒惰的人。但我的懒惰，也不是天生的，起初只是为了逃避批判，为了寡过自保，才把懒惰作为一种处世方式，正像为了止痛而求助于鸦片，不想却因此而嗜毒成瘾，贻害终身”。[32]——这话说得非常沉重，背后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心灵史。钱先生说他因此而“很受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的影响，一切都只是敷衍，应对而已”。[33]以退避而求自保，这让我们想起了鲁迅、王瑶都讨论过的魏晋文人的选择：这里确实是存在着一个精神传统的谱系的。
钱先生在谈到自己“懒入骨髓”时，还说了一句话：“我还算豁达，淡于名利，与人无争，因此也少有无谓的烦恼”。[34]这也是看透人生之言：世间多少文人、学者为名缰利锁所缚，不能挣脱；而许多人更是沉迷其中，不想自拔，这是最可怕、可悲的。在钱先生看来，这都是庸人自扰：人本应该是“听命于心去过活”，[35]在“优游沉浸于自己的所好”之中，“体味和享受孔颜乐处”，寻求生命的愉悦和意义的。[36]所谓“淡泊自守”[37]就是守住这人的本性，本色，切不可为名利熏心失性。
与追名逐利相联的，还有急功近利：这也是束人之网。钱先生因此而一再劝诫年轻人：“做学问，做人，都不争一时，一事”，[38]“学问之事，是急不得的，就像做人一样”，[39]“务其远者、大者，不要为流俗之见所左右”，[40]“遇事望沉着从容一些：‘一切都将成为过去！’”。[41]这不仅要有远大的胸襟，“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眼光，更要尊重事物与人性的自然发展，“一切听其自然”，绝不强其所难，[42]“但求任情适性”，也绝不为难自己。[43]
钱先生对“任情适性”还有一解。在给学生的信里，他在强调“志当存高远，为学需踏实，而做人则须正直诚恳”之后，特地告诫：“但不能有道学气，无需一脸孔正经，无关宏旨处不妨随和些，一切任情适性可也”。[44]在另一封信里，钱先生还谈到“人为了生存，断难绝对不作妥协、迁就之举”，当然也“要有个限度”。[45]这里谈“随和”、“妥协”、“迁就”，其实就是承认人的本性有软弱的一面，强调人与人关系中的“人情味”，都是“任情适性”；而道学家的尖刻苛求正经，恰恰是对人的天性、本色的扭曲，而失性违本，即为失自由。
钱先生对学生还有一个告诫：“一切只要用平常心来对待，按常情常理来待人接物，你就自然不管面临怎样的局面，都能处之坦然”。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特别强调要以平常心看待自己，不要“自视太高”。[46]这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人不能正确地认识、估量自己，不正视自己人性的弱点，不承认自我的局限，这也是一种遮蔽，而这样的自蔽不容易自觉，也就更需警惕。钱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清明理性首先是对着自己的。他一再说“我素庸陋”，[47]自己“实在既无能又懒惰”，[48]文章写得少，也不能完全归于“时代的严酷”。[49]正是这些坦诚直言，让我们看清：钱先生不但没有战士型学者通常有的英雄气，也没有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难免的才子气，尽管有很高的才情，却很少炫才逞能，这是极为难得的。钱先生因此提出了“谦恭自处”、[50]“收敛克己”[51]的为人处世原则，并且时刻警惕人们把自己放到火上烤，不断呼吁、请求：“务望‘手下留情’，切勿把我所不配承受的桂冠戴到我的头上”。[52]——这既是一种清醒，更是一种明智，钱先生最看重的，是自己思想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那些浮名虚位：他绝不愿为名声、地位所累。
但也不能把钱先生的“克己”绝对化，其实他是更放纵自己的。这背后也自有他的人生理想与哲学。他对人说：“你当然知道我的人生态度和做人原则，不主张自苦，要活得潇洒些”，[53]“我一向认为，既然活着就义无反顾，必须好好打发自己拥有的岁月，只要不损害别人，就应尽量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愉快些。享受生命，既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天职”。[54]他是不主张在学术和工作上过于投入，过于认真，严肃，拼命，生活和工作节奏过于紧张的，他对朋友说：“做人应该认真，但也要懂得偷懒，要尽量多留一些时间供自己自由驱遣，供心灵的休闲之用”。[55]他强调“要保持一颗‘闲心’”，他一心向往“闲适”：既是生活理想，也是学术追求。理由也很简单：“有闲心，才能思考，才能保住自我的本真”。[56]自由思考，保持本真：这才是他为人为学的根本。
但钱谷融先生从来不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更不愿强加于人：这也是他的生命自由观的应有之义。他公开宣布：一生“最重自由，所以也决不强要别人如何如何”。[57]一位朋友来信说到自己遭忌受害，愤愤不平；钱先生回信说：“我若遇到此等事，也许会逆来顺受，漠然置之”，那是我“惮于斗争之故”，“并非认为理该如此也”，并表示：“只要你自己认为当做，做了自己能心安，我决不会反对，必然尊重你的选择”。信的最后，一面祝愿这位朋友“勇猛精进，做自己当做之事”，一面又提醒其要“矜平躁释，心境永保平和”。[58]这里对自我选择和不同于己的选择的长、短都有清醒的体认，不承认任何一种选择具有“理该如此”的绝对性和唯一性，而是希望在做出某种选择时，能适当吸取另一种选择的长处作为补充：这样的选择观，既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自由和自主权利，又完全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是极具启发性的。
因此，钱先生在讲到自己的人生选择、为人之道时，既充满自信，又不断进行自我质疑和反省。他提醒朋友注意：“淡泊”固然足可“欣赏”，但容易趋向“消极”而“伤气”，“还是乐观一些好”。[59]他对学生说：“你可以看出我的灰色人生观是如何的根深蒂固。我一生之所以如此既无能，又懒惰，碌碌无为，也就毫不足怪了。自然，我决不希望你学我的样，你也端乎不应该像我的”。[60]
而且钱先生也绝不回避自己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他在给挚友的信中坦然承认：“我一生追求闲适，但总是很难得到”，“我们还是太天真了”。[61]“我一生最向往悠闲自在，但这种生活却从未得到过。先是一直在挨批，新时期以来是各种会议，各种来访者，各种来信，让你应接不暇”。难能可贵的是，钱先生并不把一切归于社会的原因，更正视自己的内在矛盾：同时又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62]“假使真的空闲、清静了，又难免会有种种失落感，感到寂寞、无聊的。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63]尽管钱先生总体而言，是一个乐天派，自称是“对人类依旧抱有信心的人”，[64]但他也绝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悲凉。在和朋友谈及表述自己的文学观的《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一文时，他突然说到：这“仅仅是信心和追求而已，眼前所看到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与鲁迅同样有‘悲凉之物，遍布华林’的哀愁”。[65]
钱先生的悲凉，正是来自他对中国现实的关心与观察、体验。这就必须谈到钱先生的另一面——
“内热未尽”
钱谷融先生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你貌似冲淡，而内热未尽，这是你烦恼的根源。虽由年事尚轻，亦缘修养未到”，[66]并作了这样的具体分析：“你聪明散淡，应该可以活得洒脱些；但你文人气息太重，又难免不合时宜。看来，你的一生，将永远在这两种境地之间徘徊”。[67]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把这看作是钱先生的夫子自道，他的修养自然比这位年轻朋友到家，如前所说，他已经基本上作到了“散淡人生”；但我们还是可以把信中的这些话视为一个提醒：钱先生也依然有“内热未尽”和“文人气息”这一面，我们既不必将其夸大，但也不可忽视。
我理解，钱先生说的“文人气息”，主要是指传统士大夫所坚守的为人做事的基本原则，而且是和现代独立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相一致的。钱谷融先生对此也有过明确地表述：“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要无愧于做一个人”，[68]“人，应该是生活的主人，当然更应该是自己的主人”，[69]“一个知识分子，处在当今之世，难得的是要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具有自由的思想”。[70]“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他所代表的，当然首先是中国人的良知。他立足于中国的土壤上，首先追求的，也是中国人的幸福与进步。凡是以自己的一生，不懈地贡献于这种追求的人，都是我所敬重的。鲁迅、胡适、陈寅恪，我都敬重”。[71]他也一再表示，自己是“伟大的鲁迅的同胞和后辈”，是“世世代代生息在可爱的中华大地上的一分子”，[72]“只要于国家社会有益，我是绝不推辞的”。[73]——这些，都构成了钱谷融先生作为“人”，作为“文人”（知识分子）的底线与底气。
因此，钱谷融先生不主动参与政治，但依然关心政治；他一般不对现实黑暗作正面抗争，但他对社会、体制的弊端，心知肚明，自有独立见解；他主要从善的方面看人，对待人，但对人心的黑暗，国民性的弱点，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从不卷入论争，在文坛学界的风风风雨雨里，保持着相对平静的心态，但他心中自有是非，对“唯恐天下无事”，喜欢兴风作浪者始终保持警惕；[74]他从不作大声呐喊，但却默默承担着自己的社会责任。钱谷融先生说，他喜欢听人“纵论人间世相和文学天堂”，[75]他尽管醉心于“文学天堂”，通过文学而进入超越现实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但并没有忘记“人间”现实，对“世相”百态，并不乏清醒的体察。
钱谷融先生确实不是“学者兼战士型”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在和现实社会、政治的关系与人生道路、学术道路的选择上存在的差异是明显的，无须否认和遮蔽；但他们也确实又有内在的相通，有时候甚至是殊途同归，这也是应该注意和肯定的。钱谷融先生和田仲济先生一见如故，对王瑶先生也有很深的理解，[76]这都不是偶然的。
（二）治学之道
读《闲斋书简》，印象最为深刻之点，是他的学术研究是为文学之光所照亮的；由此形成了一个概念：钱谷融先生是一位“文学型的学者”。这就是说，他所看重、关注的，是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本性上的一致性，他是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和从事学术研究的，他的文学观，同时也是他的学术观：如果说，“文学是人学”是他文学观的核心；那么，在他看来，“学术也是人学”，这也是他的治学之道的基点。由此而展开的，是四个方面的命题。
学术的功能：提高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
钱谷融先生在给美学家鲁枢元的一封通信里，慨然宣布：“我对一切企图使文学现象科学化的努力都持怀疑态度”。[77]
此话说在1989年，也正是方法热风靡学术界，将文学研究“科学化”，实际是“技术化”的倾向正在冒头的时候，钱谷融先生就提出了他的质疑和挑战，这不能不说是超前的。
收信人鲁枢元后来在《“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一文里，对此作出了一个解说与发挥：在他看来，这样的质疑和挑战，早在钱谷融先生在1957年所写的《论“文学是人学”》里就已经提出：“从这篇文章的总体倾向上看，作者对于现代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崇尚‘本质’、迷信‘规律’、推重‘概念’的理性主义专断深表怀疑，对于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当作工具的手段看待的工具理性尤为反感。也许是出自作者酷爱自然和自由的天性，使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表现出‘先天式’的反叛”。[78]
钱谷融先生对鲁枢元的这一阐释，作了如下回应：“这也可以说是对我的意见的正确概括，但概括就有了净化，有了提高。不过，我还是可以承认的”；但“进一步总结说：‘这就是说，作者在潜意识中已经表达出他对现代社会思维模式的反叛，在其出发点上已经站在了反思‘现代性’的立场上’。这我可能就顶多只有一种模糊的倾向，而并无明确的意识了”。那么，钱谷融先生基本上是认可了鲁枢元的分析的；而且，在回应里，钱先生还特意指出：“我是有些迷信的，因为有许多神秘的，未知的领域，我觉得科学和人类的理性，对之还是无能为力的”。[79]那么，钱谷融先生是始终保持了对宇宙生命，文学艺术，以致学术的某些神秘感的。他对科学理性主义的怀疑也是根源于他自己对生命与艺术、学术的直觉、感悟的。
我们感兴趣的，是当钱谷融先生对“崇尚‘本质’，迷信‘规律’，推重‘概念’的理性主义专断”表示怀疑时，他就实际上向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观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以揭示“本质”，发现“规律”，总结“经验”为学术研究，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最高职责与追求，并且以发现了的本质、规律、经验来影响现实，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作用与功能的。在钱谷融先生看来，这都是以抽象的本质、规律遮蔽了文学、学术中的“人”、人的“心灵”，及其感性特征（感情，审美等等），是将文学、学术工具化，是根本违背了文学与学术的本性的。
钱谷融先生和他的后继者所要做的，就是要恢复文学与学术的“人学”本性：文学“是一门由人写人，同时又感染人、同化人的艺术”，“写人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自己从作家描写刻画的人物形象身上‘了解自己’，从而激励自己、丰富自己、完善自己”；[80]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人”的，其最大功能，也应该是通过对作家描写刻画的人物形象和文学世界的分析，提升读者对“人”，人的“精神”的认识、体悟，并达到审美的境界。也就是说，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其基本职责与功能，和文学艺术有着根本的一致：都“应该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境界”。[81]钱谷融先生或许并不否认文学史研究有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功能，但他显然认为这样的提升人的精神的功能是更为根本，是更接近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本性的。
其实，钱先生自己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范例。他的曹禺研究让我们感动与迷恋，以致具有了某种独立的永远的魅力，就是因为它是作用于人的心灵的，引导我们去“探求变异复杂的人性”，“从灵魂的最深处，从内心最隐蔽的角落”去体察人，感悟人，探索人，“用诗的眼光看待生活”，以“一种特殊的敏感，特殊的爱”去欣赏、品味语言的美------。[82]他的曹禺研究，不仅引导我们理解、欣赏曹禺的剧作，更是提升了我们对“人”，也包括“自己”的体认，领悟，提升了我们的审美眼光，情趣和能力，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境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自己。——这才是学术的“无用之大用”。
学术研究也是人的生命现象
在前引鲁枢元文章里，他特别重视钱谷融先生在《艺术·人·真诚》里对歌德观点的一个发挥：强调“真正的艺术作品和真正的大自然的作品一样，都是有生命的”，因而把文学艺术现象也看作“生命现象”。[83]我理解，这也是钱谷融先生对学术，对文学研究的一种体认，因此，他不但如前文所说，强调学术研究能够赋予研究者的生命以愉悦与意义，而且主张“治学做人，都全身心投入”，[84]“用至纯至真的心灵、乃至整个跃动着的生命”去做学术工作；[85]在写给学生的信中，更提出“要把自己的心摆进去”，“既要能入乎其内，又要能出乎其外”的要求。[86]所谓“入乎其内”，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摆进去”，将自我的生命，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命，以及人物的创造者作家的生命，相互纠缠，融合，撞击，这才会有理解的同情，这是一个以赤子之心拥抱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过程，需要全身心的，而且是充满感情的投入，而不能绝对冷静与客观——钱谷融先生就曾批评一位研究者“冷静，不动声色得过了头”。[87]而所谓“出乎其外”，就是在有了理解的同情以后，还要跳出来，正视作为历史当事人作家所不可能了解的后果，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进行审视，以达到更深入、深刻的理解，达到一种“理论的深度”，这自然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也依然需要感性的渗透。[88]
可以看出，钱谷融先生非常重视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感性特点，在他看来，这是由文学的本性决定的。他曾和朋友专门讨论过文学中“思想和感情”的关系，指出“世上只有不带感情的思想，却没有不包含些微思想意识的感情。像我们过去那样奉‘思想’为神明，视感情为妖魔的做法，是荒谬而可笑的”，“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既有浓烈的感情，又有深刻的思想的”。[89]在钱谷融这里，这同时也是对文学研究的要求，如果研究的结果，只剩下“深刻的思想”（实际情况常常或是被拔高的“思想”，或是被肢解的“思想”），而将“浓烈的感情”完全过滤，没有任何“文学味”，那就失去文学研究的本性了。钱谷融先生曾表示：“对文学作品，我最看重的是其中所蕴含的感情的品味与其深度和浓度”。[90]这是他衡文的标准，他对文学研究大概也有这样的期待：学术研究也应该有“品味”，有思想和情感的“深度和浓度”，因为这背后不仅有人物、作者的生命，更有研究者活的生命，“人品”与“学品”是统一、胶合的。
在钱谷融先生看来，学术研究是一种特别有意味的生命运动，其最有魅力之处，就在于它的“个性化”。因此，他一再表示：“我对集体编写始终持保留态度”，[91]并且告诫年轻的研究者，一定要写“个人专著”，“不要为‘教材’这个框框所束缚，不要企图写成一本严谨、规范的、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僵死的东西”。[92]这里包含有三个重要提醒。其一，文学研究，从来是个人性的精神活动，生命运动，是最不能“集体化”的。其二，学术研究应该讲究“严谨、规范”，这是一个基本要求，钱谷融先生就曾严厉批评一位研究生的论文“多揣测之辞，难以征信”，[93]并且告诫学生：“白纸黑字，不能马虎，一定不能出错”。[94]但如果把这样的基本要求绝对化，变成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那就会导致谬误，反而遮蔽了学术研究的本性：“发现”才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而且是个人的独立的发现，因此，“说自己的话”，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绝对要求。[95]其三，个人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是不可能“各方面都接受”的，“学术上总是会有不同意见的”，[96]而且学术研究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也就是学术自由的意义所在。因此，如果以“各方面都可以接受”为追求，那就必然导致学术的僵化与平庸化，这背后同样是生命（学术的生命与学者的生命）的僵化与平庸化：这更是学术研究之大忌。
在钱谷融先生看来，学术研究最能吸引研究者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最能够激发研究者的创造力的生命运动。因此，“创新”也是学术研究的绝对要求。用钱谷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今天总不能只是重复过去已经说过的意见，总得能结合新的经验，从新的角度说出一些新的东西来”。[97]
这里，讲学术研究的个性化，创造性，其实也都是在强调学术研究中，研究者的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当然，这样的主体性，同时也是受着研究对象客体的制约的。因此，钱谷融先生也反对以主观的“先入之见”脱离对象任意发挥的“求之过深”。[98]
学术研究的“人情味”
作为“人学”的学术研究，它不仅要重视研究者的人的主体性，而且还要处理好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作家的关系问题。对此，钱谷融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
“既不为贤者讳，可又绝不过于苛求，还是出之于谅解与同情。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不但要有清明的理智，更要有博大仁爱的胸怀”。[99]
在另一封书信里，钱先生又提出了“缘情度理，态度宽厚”，切忌“过苛”的原则。[100]
这里集中了钱谷融先生一生治学的经验，有着深刻的学理，值得认真琢磨。
我体会，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背后都蕴含着钱谷融先生的人性观。
首先是“不为贤者讳”。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这正是中国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致命问题：总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而多所忌讳，设置了许多人为的禁区。而有些研究者则是研究愈深，对研究对象感情愈深，也就自觉、不自觉地“为贤者讳”。
更有甚者，有些研究者，把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其研究对象的地位连在一起，着意拔高研究对象，而回避其不足。这样的对历史的遮蔽，首先是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面对一切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的科学性原则，违背了钱谷融先生一直强调的学术“良知”，在他看来：“如有顾虑，干脆就不必写文章”。[101]这里也还有一个学术思维的问题：我们总是习惯于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来对待研究对象，而缺少面对学术对象复杂性的愿望和处理复杂性的能力。而从我们这里讨论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的角度看，这样的“为贤者讳”，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持“仰视”的态度，这就根本上违背了人与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平等”原则，而这一点，正是钱谷融先生所要坚守而绝不能让步的。
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既不能“仰视”，其实也是不能“俯视”的；于是，又有了第二个方面的“苛求”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痼疾，用钱谷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太多的“诛心之论”。[102]这样的“苛求”、“诛心”，一方面，是缺乏历史感，不能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研究对象的得失，因而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同时也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与同情，而将研究者自己置于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制高点”，进行审判式的“研究”。而钱谷融先生所要坚守的人道主义的绝对原则，则是要“坚持‘把人当作人’。这对自己而言是要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自主；对他人而言，则是值得尊敬人、同情人”。[103]因此，钱谷融先生在这里呼吁学术研究对研究对象要“有谅解与同情”，要“态度宽厚”，有“博大仁爱的胸怀”，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学术研究也应该有人情味”的问题，呼唤“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学术”。钱先生有一句话说得我心热身暖：“温温二字好”。[104]我们的学术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温润”之气，而充满了戾气。在今天“铜臭味”越来越浓，学术研究越来越技术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学界，这样的呼吁，或许是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的。
学术研究中的文字之美、生命之美
下面这句话也是集中了钱谷融先生的治学经验和他对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要求的——
“才情横溢，文采斐然，这才是真正能与文学相配的关于文学的文章”。[105]
这里的关键，自然是“真正能与文学相配”这个短语。在钱谷融先生看来，“文学”之于“人”是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的创作者，固然必须是“才”、“情”、“文”三者兼备；文学的研究者，也必须“才”、“情”、“文”三者兼备，否则，就“不相配”，就不叫“文学研究”。
钱谷融先生重视“情”是可以理解的：在他看来，文学是一个感情的艺术，唯有研究者拥有丰沛的情感，并且能够包容各种复杂的感情，才能真正进入文学世界，达到生命的体验和感悟。
钱谷融先生对“文”的看重，则应特别注意。这不仅表明钱先生对文学根本上是一种语言艺术这一特质的深刻理解，而且显示了学术表达和形式在他的文学研究观里的特殊地位，他谆谆教导学生：“为了求得形式的完美，就应舍得花功夫”。[106]也就是说，在钱先生看来，对文学的理解和感悟，只是为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文字的表达和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更为重要的。他孜孜以求的，不仅是完美的内容，更是完美的形式：这是一位真正的完美主义者。他执着追求着：美的思想，美的感情，美的文字，由此构成了文学之美，学术之美，
归根结底，是生命之美：这是一位彻底的爱美之人。
没有谁比钱谷融先生更重“才”的了。这是根植于他对文学与文学研究这类精神劳动的特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的。他深知，文学和文学研究或许有着特别严格的高标准，对创造性，对灵感、直觉——有着的特殊的要求。我们在钱谷融先生身上，可以感觉到一种贵族气质，这在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精美的执着追求上，是表现得格外突出与鲜明的。——当然，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可以有、事实上也存在，和钱谷融先生不同的另一种理解和要求。
钱谷融先生对才、情、文的追求，集中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培养上。谈钱先生，而不谈他对人才的培养，是绝对不行的。钱先生曾明确表示，“爱惜人才，为天地多留一些灵秀之气”是他做人行事的基本出发点。[107]钱先生疏于写作，却用大量时间来写信，接待学生和来访者，原因即在于此。他甚至说：“我一生碌碌，毫无建树，性又懒散，除了教过的学生中颇不乏一时之俊彦外，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流传的东西”。[108]“没有什么可以流传”自然不符合实际，但先生确实是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寄托在学生身上的。
钱先生对人才的选择标准，自然是以才、情、文为主。钱先生在一封信里，谈到一位考生，考试的答卷“完全不合理论文章的规范”，基础也不甚好，但“文字写得很美，很有灵性，显然是很有才情的。人才难得，我也就破格录取了”。[109]这大概不是一个孤例。学术界早就传说，钱先生招考研究生，总是要求考生写一篇文章，文字功夫如何，对最后的录取，往往是起决定作用的。
我饶有兴味地对钱先生如何培养学生做了一番考察，我发现，在研究素质的培养上，钱先生一直抓住两条：一是用“心”去“细”读。所谓用“心”，就是前文说的“把自己的心摆进去”，“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所谓“细”读，就是以“闲暇”之心，对作品文字及言外之意，“情味、境界”等等，细细“体味”，特别要注重“婉曲细腻处”的体味，以达到真正的理解的同情。其二，又要用精当的文字，将这些体味到的情味、境界表达出来。可以看出，钱先生对学生文字表达有严格的要求，一再强调要做到“得心应手地驾驭文字，使之在表情达意上毫无窒碍”，以为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必须严格训练；在此基础上又要求文字表达的进一步“修炼”，同时要防止走上“雕琢”之路，而小心保护原有的灵气或野气。——既要“修炼”，又要保持原气，这是个“两难”。钱先生说，这就只有“效法庄子的‘处于才与不才之间’”了。[110]其实，这倒是道出了学术训练、人才培养的内在矛盾及其艺术的。
当然，更为重要的，也是钱谷融先生最下功夫的，还是对学生“为人”的精心培育。我们这里无法展开，或许还可以作专文来讨论。可以说，钱谷融先生的“为人之道”与“治学之道”正是在对学生的培养这里，得到了统一、完美的表现。对于钱谷融先生，这一个个个性完全不同的学生，都是需要他去爱护、尊重和欣赏的具体的“人”——不仅是爱护人，
尊重人，还要学会欣赏人，这是钱先生的人性观的极有特色，最让人感动的部分。[111]他的任务，就是发现、培育他们内在的“人”的美质，启发、引导、帮助他们扬善抑恶，积极向上，努力走向真、善、美的“人”的境界。——这也是一种“人学”。
2010年5月18日——25日
注释：
[1]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58—59页，《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可参看收入本书的《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一文的有关论述。
[2] 钱谷融：《致唐韧书（2001年12月26日）》，346页，《闲斋书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3] 钱谷融：《致王元化书（1997年5 月3日）》，471页，《闲斋书简》。
[4] 钱谷融：《致高恒文（某年4月29日）》，618页，《闲斋书简》。
[5] 钱谷融：《致殷丽玉（1999年7 月7 日）》，《致唐韧（2001年12月26日）》，517页，346页，《闲斋书简》。
[6] 钱谷融：《致朱竞（2001年6月15日）》，594页，《闲斋书简》。
[7] 钱谷融：《致扬扬（2002年8月4日）》，566页，《闲斋书简》。
[8] 钱谷融：《致尤今（2001年4月25日）》，361页，《闲斋书简》。
[9] 钱谷融：《致扬扬（2002年10月23日）》，567页，《闲斋书简》。
[10] 钱谷融：《致鲁枢元（1979年12月16日）》，27页，《闲斋书简》。
[11] 钱谷融：《致胡家才（1995年9月14日）》，338页，《闲斋书简》。
[12] 钱谷融：《致陈炳熙（1989年10月2 日）》，255页，《闲斋书简》。
[13] 钱谷融：《致梅笑棣（2002年8月15日）》，449页，《闲斋书简》。
[14] 钱谷融：《致尤今（2001年4月25日）》，361页，《闲斋书简》。
[15] 钱谷融：《致万燕（1999年2月17日）》，389页，《闲斋书简》。
[16] 鲁枢元：《“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收《闲斋书简》，131页。
[17] 钱谷融：《致鲁枢元（2000年3月9 日）》，124页，《闲斋书简》。
[18] 鲁枢元：《“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收《闲话书简》，130页，134页。
[19] 钱谷融：《致陈炳熙（1993年12月21日）》，277——278页，《闲斋书简》。
[20] 钱谷融：《致胡家才（1993年10 月10 日）》，336页，《闲斋书简》。
[21] 钱谷融：《致陈炳熙（1992年9月21日）》，262页，《闲斋书简》。
[22] 钱谷融：《致尤今（1993年4月16日）》，354页，《闲斋书简》。
[23] 钱谷融：《致尤今（2001年5月27日）》，362页，《闲斋书简》。
[24]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9年3月8 日）》，87页，《闲斋书简》。
[25] 钱谷融：《致张景超（2001年2月27日）》，21页，《闲斋书简》。
[26]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5年4月9 日）》，59页，《闲斋书简》。
[27] 钱谷融：《致何楚雄（1981年12月8 日）》，165页，《闲斋书简》。
[28] 钱谷融：《致吴宏聪（1987年5月28日）》，194页，《闲斋书简》。
[29] 钱谷融：《致郑家建（2002年1月30 日）》，493页，《闲斋书简》。
[30] 钱谷融：《致尤今（2001年5月27日）》，362页，《闲斋书简》。
[31] 钱谷融：《致马旷源（2000年4月13日）》，468页，《闲斋书简》。
[32] 钱谷融：《致陈炳熙（1998年7月17日）》，308页，《闲斋书简》。
[33] 钱谷融：《致张景超（2000年3月14日）》，19页，《闲斋书简》。
[34] 钱谷融：《致陈炳熙（1993年12月21日）》，278页，《闲斋书简》。
[35] 见收入《闲斋书简》的尤今2002年1月8日来信，这同时是道出了钱先生的心曲的。
[36] 钱谷融：《致胡家才（1995年9月14日）》，340页，《闲斋书简》。
[37] 钱谷融：《致陈炳熙（1992年4月27日）》，262页，《闲斋书简》。
[38] 钱谷融：《致张景超（1980年某月15日）》，6页，《闲斋书简》。
[39] 钱谷融：《致郑家建（2001年8月31日）》，491页，《闲斋书简》。
[40] 钱谷融：《致郑家建（2001年5月9日）》，489页，《闲斋书简》。
[41] 钱谷融：《马旷源（1998年6月30日）》，464页，《闲斋书简》。
[42]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4年4月10 日）》，50页，《闲斋书简》。
[43] 钱谷融：《致陈炳熙（1999你爱上你1月20日）》，311页，《闲斋书简》。
[44] 钱谷融：《致郑家建（2003年11月9日）》，498页，《闲斋书简》。
[45] 钱谷融：《致马旷源（1997年4月13日）》，461页，《闲斋书简》。
[46] 钱谷融：《致袁庆丰（1997年4月16日）》，401页，402页，《闲斋书简》。
[47] 钱谷融：《致马旷源（1998年3月23日）》，463页，《闲斋书简》。
[48] 钱谷融：《致陈炳熙（1992年4月27日）》，261页，《闲斋书简》。
[49] 钱谷融：《致程千帆（1995年9月13日）》，419页，《闲斋书简》。
[50]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4年8月22日）》，52页，《闲斋书简》。
[51] 钱谷融：《致袁庆丰（1996年10月9日）》，406页，《闲斋书简》。
[52] 钱谷融：《致张景超（1980年2月24日）》，5页，《闲斋书简》。
[53] 钱谷融：《致万燕（1999年2月17日）》，389页，《闲斋书简》。
[54][54] 钱谷融：《致鲁枢元（1998年10月21日）》，120页，《闲斋书简》。
[55] 钱谷融：《致汤梅笑（2002年3 月3 日）》，448页，《闲斋书简》。
[56] 钱谷融：《致刘洪涛（2000年12月26日）》，583页，《闲斋书简》。
[57] 钱谷融：《致高恒文（某年4月29日）》，619页，《闲斋书简》。
[58] 钱谷融：《致马旷源（1998年3月23日）》，463页，《闲斋书简》。
[59] 钱谷融：《致炳熙、玉芬（1996年6月2 日）》，302页，《闲斋书简》。
[60] 钱谷融：《致万燕（1999年1月12日）》，388页，《闲斋书简》。
[61] 钱谷融：《致鲁枢元（1991年1月16日）》，106页，《闲斋书简》。
[62] 钱谷融：《致陈永志（2001年7月21日）》，578页，《闲斋书简》。
[63] 钱谷融：《致陈炳熙（1994年 10月10 日）》，295页，296页，《闲斋书简》。
[64] 钱谷融：《致尤今（1993年4月16日）》，354页，《闲斋书简》。
[65] 钱谷融：《致鲁枢元（2000年3月9日）》，126页，《闲斋书简》。
[66] 钱谷融：《致马旷源（2000年4月23日）》，468页，《闲斋书简》。
[67] 钱谷融：《致马旷源（1998年3月23日）》，463页，《闲斋书简》。
[68] 钱谷融：《致春煜、廷婉（1997年2月17日）》，161页，《闲斋书简》。
[69] 钱谷融：《致扬扬（2002年12月3 日）》，567——568页，《闲斋书简》，
[70] 钱谷融：《致胡家才（1995年9月14日）》，340页。《闲斋书简》。
[71] 钱谷融：《致朱竞（2001年6月15日）》，593页，《闲斋书简》。
[72] 钱谷融：《致吴天才（1993年1月16日）》，375页，《闲斋书简》。
[73] 钱谷融：《致曾利文（1997年2月17日）》，453页，《闲斋书简》。
[74]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4年1月17日）》，48页，《闲斋书简》。
[75] 钱谷融：《致唐韧（2001年12月26日）》，346页，《闲斋书简》。
[76] 参看钱谷融：《哭王瑶先生》，文收《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77] 钱谷融：《致鲁枢元（1998年10月8 日）》，89页，《闲斋书简》。
[78] 鲁枢元：《“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收《闲斋书简》，128页。
[79] 钱谷融：《致鲁枢元（2000年3月9日）》，123-124页，124页，《闲斋书简》。
[80] 鲁枢元：《“文学是人学”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收《闲斋书简》，127页。
[81] 钱谷融：《致鲁枢元（1992年8月12日）》，111页，《闲斋书简》。
[82] 参看曹树钧：《钱谷融先生对曹禺研究的独特贡献》，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83] 鲁枢元：《“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收《闲斋书简》，134页，133页。
[84] 钱谷融：《致张景超（1997年5月8日）》，18页，《闲斋书简》。
[85] 钱谷融：《致朱竞（2003年11月6 日）》，594页，《闲斋书简》。
[86] 钱谷融：《致万燕（1999年2月17日）》，389页，《闲斋书简》。
[87] 钱谷融：《致许辉（1992年12月17日）》，371页，《闲斋书简》。
[88] 钱谷融：《致郑家建（1998年5月22日）》，479页，《闲斋书简》。
[89]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1年1 月25日）》，33页，32页，《闲斋书简》。
[90] 钱谷融：《致尤今（1992年11月4 日）》，349页，《闲斋书简》。
[91]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5年8月15日）》，66页，《闲斋书简》。
[92]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5年8月13日）》，64页，《闲斋书简》。
[93] 钱谷融：《致韩星婴（1999年7月7 日）》，521页，《闲斋书简》。
[94] 钱谷融：《致万燕（1993年3月7日）》，391页，《闲斋书简》。
[95] 钱谷融：《致张景超（2000年3月14日）》，19页，《闲斋书简》。
[96]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3年12月10 日）》，44页，《闲斋书简》。
[97]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3年12月10 日）》，47页，《闲斋书简》。
[98] 钱谷融：《致唐韧（1992年1月2 日）》，344页，《闲斋书简》。
[99] 钱谷融：《致张景超（2000年3月14日）》，20页，《闲斋书简》。
[100]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1年1月25日）》，33页，《闲斋书简》。
[101]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1年6月19日）》，35页，《闲斋书简》。
[102] 钱谷融：《致唐韧（1992年1月2 日）》，344页，《闲斋书简》。
[103] 鲁枢元：《“文学是人学”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收《闲斋书简》128页。
[104] 钱谷融：《致汤梅笑（某年某月27日）》，444页，《闲斋书简》。
[105] 钱谷融：《致鲁枢元（1985年8月13日）》，64页，《闲斋书简》。
[106] 钱谷融：《致万燕（1999年2月17日）》，389页，《闲斋书简》。
[107] 钱谷融：《致万燕（1999年2月17日）》，389页，《闲斋书简》。
[108] 钱谷融：《致陈炳熙（1996年10月25日）》，304页，《闲斋书简》。
[109] 钱谷融：《致万燕（1996年4月10 日）》，386页，《闲斋书简》。
[110] 钱谷融：《致万燕（1999年2月17日），1999年1月16日》，（2002年10月5 日）》，389页，387页，395页，《闲斋书简》。
[111] 这样的对人的欣赏是贯穿于钱先生的全部书信的。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1992年12月25日写给尤今的那封信，见《闲斋书简》350—351页，可参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原载钱理群《智慧与韧性的坚守——我的退思录》（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