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典籍浩如烟海，其中，不少作品堪称“经典”，它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决定着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动力。在这些“经典”之中，《论语》毫无疑义是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一
《论语》是儒家思想的第一经典，主要记载儒学创始人孔子的言语行事，同时也载录了孔子的弟子，如曾参、颜渊、子路、子贡、子夏、子张等人的言语行事，班固《汉书·艺文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即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传世的《论语》通行本共20 篇，始于《学而》篇，终于《尧曰》篇，约1.5 万余字，辑录孔子之言最为集中，是我们领略、研究孔子思想学说最重要的第一手文献。
大体而言，《论语》包含四部分基本内容：第一，以“仁义”为主干的政治伦理学说，“游之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反映在具体政治上就是提倡“德治”与“王道”，“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强调“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以“克己复礼”为特点的礼治原则，具体表现为提倡爱有差等、尊卑有序的纲常之道，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所谓“序君臣父子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为此，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第三，以“用中适时”，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为基调的“中庸”思想，“执其两端而叩之”，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辩证看待问题，凡事不走极端。如天人关系方面，既不否定鬼神、天意的存在，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政治秩序方面，既肯定君臣尊卑、父子上下关系的合理性，又主张这种合理性必须建立在共享义务与权力的基础之上，“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义”；文质关系方面，既注重内容，又注重形式，“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理想追求方面，既追求大同，“祖述尧舜”，又憧憬小康，“宪章文武”。第四，以追求“天下大同”为最高宗旨的社会理想，“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其中，“仁”“礼”学说是《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成分，“中庸”思想是《论语》所反映的孔子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大同”学说则是孔子远大而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论语》千言万语，说到底都是紧紧围绕着这四个基本纲目而具体展开铺陈的。
二
西汉时期，流布于世的《论语》版本，有鲁人所传的《鲁论》，齐人所传的《齐论》，以及鲁恭王刘余从孔子故宅壁中发现的以先秦时期古文字书写的《古论》。三个版本篇数不一，《鲁论》20 篇，《齐论》22 篇，《古论》21篇。西汉晚期，张禹依《鲁论》厘定《论语》为20 篇。参取鲁、齐两种版本，将其合而为一，遂成世人称之为《张侯论》的《论语》。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张侯论》为底本，兼采《齐论》与《古论》注释《论语》，这使汉灵帝熹平年间依之刻石的《张侯论》最终得以被视为《论语》的定本而流传于后世。因此，我们今天所阅读的《论语》，其实就是以《鲁论》为主体的文本。
现在看来，《论语》20 篇的编纂不是率意为之的，而是有其内在逻辑结构的，有其整体性与系统性。儒家的立人为政是一个合乎逻辑、逐次递进的展开过程，即《大学》所揭示的环节与链条：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一切以修身为本，而修身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是否能学习。学者，借鉴和汲取他人的知识。习者，将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加以印证与体验，使之成为自己认知与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入自己的生命中，提升自己的境界。两者结合在一起，即为“知行合一”。这是一个人成长的起点，故《学而》篇合乎自然成为《论语》的首篇。
如果说修身属于“内圣”的范畴，那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毫无疑问属于“外王”的具体表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学习”的宗旨不能局囿于个人修养，它最终是要服务于大众、贡献于社会。因此，孔子及其弟子主张参与政治，“致君尧舜上”，按此逻辑，以“外王”为生命归宿的《为政》篇，也就很自然地接《学而》篇而成为《论语》的第二篇。
“内圣”与“ 外王”，都必须有所本，这个“ 本”，首先是传承，从传统中寻找依据、觅取资源。所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没有传承，无所谓发展；没有积累，谈不上创新，否则，这种发展、这种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这个“本”，在孔子看来，就是商周以来的礼乐文明，更具体地讲，就是“礼”。故以言“ 礼”为中心的《八佾》篇紧接《为政》篇而成为《论语》的第三篇。
孔子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认识到社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礼”无法照搬照抄拿来应对治国安邦之需，否则就是胶柱鼓瑟、缘木求鱼，必须与时俱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加以改造，注入新的生机、增添新的活力，以迎接各种挑战，实现新的超越。这个新的生机，就是充满人文精神、符合时代要求的“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于是，重点说“仁”的《里仁》篇，就很正常地次于《八佾》之后。此后的十六篇，亦皆以此逻辑逐次展开，从而使孔子的思想体系得到全方位的呈示。凡读《论语》者，当注意其书的结构次序与内在逻辑，能做到这一点，实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
相较于《尚书》《周易》等经典，《论语》的文字，除《乡党》等个别篇章外，应该说是比较平顺通畅，容易阅读与理解的。然而，《论语》毕竟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在阅读时还是会遇上障碍，加上历代注疏诠解者甚多，对不少内容与文字的句读和解释难免产生歧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在今天，我们对《论语》字义文义的理解，只能是努力接近其真相。
在阅读《论语》过程中产生的歧义，有的是缘于对孔子其人其学的评价而起。例如，《泰伯》篇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按字面上直观的理解，似乎是孔子对普通民众的轻忽与简慢，将民众仅仅视为可供驱使的对象，反对开发“民智”，多少含有一定成分的“愚民”意味。这样一来，似乎有点损害孔子作为“圣人”的光辉形象，于是，就有人曲为之说，通过改变通行句读的方式替孔子开脱，以维护其崇高与神圣的地位，这样，此语的标点就成了：“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孔子有仁慈的人文关怀固然不假，他对民众的关心和怜悯也是事实，但他毕竟是贵族阶层中的一员，“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是他的基本立场，对下层民众难以真正平等对待，这也是儒家的共同价值取向，即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们不能按当代的价值观来要求2500年前的古人，“知人论世”，这才是应有的历史主义态度。所以，我们今天在阅读与认知《论语》时，首先要努力避免以今律古，对古人的言行应该抱有“同情之理解”。
在阅读《论语》的过程中，有些歧义的产生，是由于古今学者所据不同版本的差异而造成的。《述而》篇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涉及孔子对《周易》的态度及其是否有学习研究《周易》的人生经历等问题，现在通行的文本表述是这样的：“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应该是文通字顺，没有什么可辨析的，但是唐代经学家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却提到，这里的“《易》”，按《鲁论》，乃是“亦”。这样一来，这段文字的断句就需要调整，“加我数年，五十而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如此一来，含义也就变了，更重要的，是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也需要重新评估和认识了。这种观点，虽说比较怪诞，但是，亦不可一概否定，因为毕竟有《鲁论》作为文献上的依据存在，故郭沫若、李镜池等人对此多有信从。我们今天阅读《论语》，可以继续照着通行本来予以解释，不过，同时也要知道《论语》中的不少文字，是有其他隶定和释读的，以免孤陋寡闻。
在阅读《论语》时产生歧义，有的是因为读者腹笥有限、功力不逮，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存在软肋与短板所致。例如，《子罕》篇云：“子罕言利与命与仁。”通常的解释是：孔子很少谈论利、命和仁，但细加推敲，似乎并不惬当，可谓疑窦丛生，令人困扰。因为孔子很少谈利是事实，对利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亦无可怀疑，但是，说孔子很少谈命，恐怕不能成立，至于说孔子很少谈“仁”云云，那就更是匪夷所思了。孙钦善教授曾就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认为无论是从义理上判断，还是就句法上辨析，此处的两个“与”字，均非虚词中的连词，而是一个实词，其义是“赞同”“赞许”。如此，整句话应该断句标点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毫无疑问，此说是言之有据、说之成理的。由此可见，“功夫在诗外”，只有夯实自己的学术基础，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多闻阙疑，方能在阅读与理解《论语》时触类旁通。
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论语》中的不少字词涵义，也发生了变化，如《公冶长》篇有云：“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今天“愚不可及”是带贬义的，但在《论语》中，孔子关于宁武子“愚不可及”的评论，在特定的语境中，恰恰是褒义的。在孔子看来，宁武子的“愚”，乃是真正的“智”，故“愚不可及”的真实含义，类似于老子所说的“大智若愚”，为“智”的最高境界。这样的古今文义变迁，在《论语》中，不是个别的现象，我们当充分注意，避免买椟还珠。经典宜读，但如何读得恰当到位，是永远值得追求的。尽管如此，若能秉持“学无止境，气有浩然”的初心，那么，阅读本身，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自然本能，必能丰富我们的头脑，拓展我们的视野，激活我们的思维，提升我们的境界。读《论语》如此，读其他古代经典亦如此！
发表于《团结报》文化周刊2022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