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近四十年经济社会迅猛发展极不相称的是，这些年来，人们普遍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味道日浓，甚至担心“文革”重演。虽然历史不能重复，再来一次原汁原味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没有可能，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但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答曰：感觉，对周围氛围的感觉。譬如说，在社会分层多样化的今天，观点不同本来是正常的，不同观点之间出现交锋也是正常的。但是，动辄以“反党”、“汉奸”对自己不认同的人和看法盖棺论定，则显得非常吓人，让人不能不想起“文革”中的文斗以及由此升级而成的不可避免的武斗。又譬如说，由于网络化社会的缘故，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特别是中国与邻国的关系有了比过去更多的关注，这也很正常。但是，打着“爱国”的旗号，开口就骂，多脏的脏字都敢用，动不动就抵制这货抵制那货，甚至砸屋砸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义和团和红卫兵的打砸抢。

平心而论，这么大个国家，什么样的人都有，不奇怪。有人拥护社会主义，也有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有人支持党，也会有人反党。问题在于，谁有资格判断别人是不是反党？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反党是一种政治定性，是可以入罪的行为。是不是说，是个人就能把它拿过来，给别人定性？恐怕不行。即使人家不信奉社会主义，而信奉别的主义，那也不能叫做“反社会主义”，否则信教的人岂不都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即使是对执政党有意见，讲几句怨言，发几句牢骚，只要人家自己没表示反党，谁也没有资格给他随便定性。那叫扣帽子、打棍子，或叫政治陷害。

“文革”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政治陷害、政治构陷横行。后来竟至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对自己看不惯的人，不管有公仇还是私仇，不管分歧是不是原则性的，只要把对方弄到“政治不正确”，便大功告成。由于这种下作手段搞得人人自危，“文革”逐渐不得人心，打倒“四人帮”后举国欢腾、人人争吃“三公一母”螃蟹以解切齿之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总结“文革”教训，中央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四不主义”，作为防止“文革”重演的重大举措。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了这一点，进一步表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所谓“四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也。“不打棍子”，就是不随便在思想观点讨论中借用公权力的力量，来压制思想观点与自己不同的人。实在说，即使在万恶的旧社会，仗着公权力狐假虎威让别人闭嘴，都属于正直人不齿的做派。“不扣帽子”，就是对思想观点不随意地提升到政治的高度，以政治上的对错作判断标准，以自己的“政治正确”置对方于“政治反动”。“不抓辫子”，就是不滥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不带着偏见，抓住别人的个别瑕疵，无限放大，无限上纲，否定主流。“不装袋子”，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宽容失误”，允许别人讲错话、做错事，不能动不动就记录下来，装进档案，搞秋后算账。这“四不”有极强的针对性，针对的就是“文革”期间政治帽子乱飞、无限上纲，非把与自己观点不同、主张不同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疯狂行为。“文革”留给人们最痛楚、最刻骨铭心的东西，就是不但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与此相比，抓辫子倒是显得小家子气了），而且人人都有使用帽子和棍子的权力，于是棍子、帽子满天飞，开“帽子工厂”成了一本万利的政治买卖。

事实证明，棍子帽子乱用一气，失去规则，得利的往往是那些没有底线的人。就好比狭路相逢，谁横，谁有蛮力，谁底线更低，谁更决绝不讲理，谁便占上风。棍子帽子落到那些缺乏做人底线的人手里，就会把正常的观点之争演绎成“痞子运动”。君不见，“文革”期间，所有被满肚子学问束缚住、被满脑子“仁义”“道德”束缚住的知识分子，和没有底线可言的“痞子”们相斗的结果，无一例外地以败北结局，成为被批斗的对象。是他们辩才不行？是他们学问欠缺？抑或是他们真的理亏？都不是。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有底线，别人没底线。两相比较，有底线的怕遭天谴，有顾忌，那就只好出局。

在阶级斗争异常残酷的情景下，可能会助长越过人类文明底线、道德底线的行为。例如90年前的农民抗争，就被称为“痞子运动”。实事求是地说，作为当时阶级之间处于你死我活严重对立状况的一种反弹，被压迫阶级无正常渠道可以表达，运动出现“痞子”化倾向有不得已的因素。总体说来，政治斗争是人类社会各种斗争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充满权斗，与其他领域相比，底线是要低一些。故此才有人们对政治的厌恶，甚至厌恶政治在不少时代还成了一种时尚。在相当一些人看来，政治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罪恶。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870年，英国各政治势力为要不要给妇女以选举权的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一名反对妇女选举权的议员这样陈述自己的理由：“把妇女引入倾轧的政治生活对她们简直是一种极大的罪恶，因为在这个领域中连我们男性还难以应付自如。”（【英】哈纳姆：《十九世纪的宪政，文件和评注》，第280页）

但是，即使如此，政治仍然是有道而不是无道的。不仅政治，任何事情都有底线，都有“道”。而且，正因为此，政治家们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就是制定规则，提高政治的底线。后来的人们评价为政者，往往不仅仅是看他们在那个时代做了多少事，更重要是看他们是提高了这个底线，还是降低了这个底线。历史功过之分，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就在这里。守住了底线，做多少事就有多少功；没守住底线，再大的功也打折扣，事倍功半；降低了底线，有功也是历史罪人。所以，如果把敢于越过人类文明底线、道德底线作为应当嘉许的精神来褒扬，甚至以为这就是“敢于亮剑”，那就大错特错了。我赞成“敢于亮剑”的提法。然而我认为，不应该曲解习近平总书记的原意。“敢于亮剑”本质上应该是讲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敢于旗帜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敢于在众人“诺诺”的时候一人“谔谔”，但任何时候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对人类文明底线和道德底线的僭越。

所以，防止“文革”重演，很重要的一项原则，就是坚持、坚守“四不主义”。张扬“四不主义”，就是坚守底线，就是反对政治“痞化”。发展到今天这个水平的我国，应该有这样的共识。

当然，“四不主义”要成为原则，成为共识，不能仅仅停留在立场宣示上，应该把它变成切实可行的举措，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相呼应。在我看来，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在理论创新中旗帜鲜明地倡导“四不主义”，把它变成一种道德，不给打棍扣帽者任何市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亟需科学技术创新，更需要人文科学的创新。其中，政治理论的创新又首当其冲。然而，尽管我们左一个工程、右一个工程地搞，理论界仍然创新动力不足，成果乏善可陈，这恐怕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原因何在？有人政治棍棒、帽子随时伺候，无疑是一个根本因素。有那么一群人，新思想提不出，让他出主意也往往不挨边，但论起批判别人，那叫相当得心应手。有这样一群人站在身边，谁敢创新？政治风险也忒大了些。中央现在特别强调建设良好政治生态。依我看，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头一条，就是让打棍子、扣帽子的行为为社会道德所不容，人人喊打，让那些打棍扣帽者没有市场，混不下去。

第二，将“四不主义”的精神写进宪法法律。我党历史上，和“四不主义”相类似的主张并非“文革”后才提出，以前就有。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是，同样广为人知的是，“双百”方针并未得到真正贯彻执行。或者更准确地说，经常是时兴一阵子，又不时兴了。为什么忽冷忽热、忽左忽右？原因盖在它只是一种政策，会因领导人兴趣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才会出现今天鼓励大鸣大放、明天变成引蛇出洞而自降公信力的效果。既然真的坚持“四不主义”，就应该把它的基本精神写进庄严的法律，把怎样坚持变成可操作的具体法律条文，成为人人遵循、不得违反，包括那些公权在握者也不能违反的天条。唯此，才能迎来“万众创新”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