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大为人们提供的诸多新概念中，关于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提法，无疑最引人注目。文件的正式说法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的“我国社会”是一个宏观范畴，自然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对此，文件也说得很明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对民主和法治的需求，也和其他方面的“更高要求”一样“日益增长”，这个判断符合常识。我是不太相信那样的鬼话，好像中国人天生就不喜欢民主。我更不相信，人民只是吃饱了喝足了，就再没有别的需求，就会当主人而麻木不仁，就会对自己交出去的权力由谁来行使无所谓，就会对权力用得是好还是坏、是科学还是不科学不在乎。这类迷魂汤，掩盖不了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民主的事实。

中国文化传统中缺少民主，这一点没必要否认。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给市场经济一块立足之地，因而相应的民主、自由、平等等等诉求，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弱，很衰。不过，这非但不是不要民主的理由，反而说明，今天的民主需要大力发展，因为我们已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然认可要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不但要搞，而且要搞好；不但要搞好，还要别人承认，谁不承认我们就跟谁急。既然如此，民主也就不能不搞了。那些幻想中国可以发展市场经济而同时最好别搞民主的人，只能说缺乏起码的认知，或者说有认知障碍。

一方面，民主潮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我们的民主现实怎样？这几年，对经济领域实行“供给侧结构改革”，人们很认同。但我要说，和经济领域相比，恐怕政治领域更有一个“供给侧改革”的问题。因为，政治领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比其他领域更加清晰可辨，如假包换。与人们对民主的需要相比，我们的民主供给明显是不足的，民主的发展确实是不平衡不充分的。

民主供给的不平衡体现为三。一是政治和经济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民主发展则反反复复，步履维艰，多有曲折。造成的结果是，大众的民主诉求往往难以在体制内找到通道，于是便溢出体制之外，变成了不稳定事件和不稳定因素。这里面，虽然不能排除有故意捣乱者，但老拿“敌对势力”说事，就不免有“鸵鸟政策”之嫌了。二是权利和义务不平衡。对一个公民来说，纳税是义务，服从公权力是义务。对此，我们是一直强调的。然而，与之相对应的监督公权力的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知道自己的钱被花到哪里去了的权利，却往往是残缺不全的、被忽视的。三是掌权者和授权者不平衡。人民是主人，是授权者，掌权者是受委托者。但在相当多情况下，授权只是被掏空了实质内容的仪式，授权者并不能决定把权授给谁、授多少，而掌权者对此也心知肚明，于是有恃无恐，于是公权私用，于是权力任性。

民主供给的不充分则突出体现为二。第一，以环节分论之，民主的每个环节都不甚充分。民主不是一个做法，而是一套制度体系。多数人要把权力交给少数人，权力才能运行，采用的方法是选举，人称选举民主；人们交出去的只是一部分权力，有些权力还要保留下来，随时因事而参与，人称参与民主；掌权的人虽然得到了授权，但也不能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还需接受审视，人称民主监督；在民主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参与的人们还想和掌权者平起平坐，同等表达，协商处事，于是又发明出了协商民主。这些环节，个个都不能停留在嘴上，个个都要以制度、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所有这些环节的完善，我们都“在路上”，都和理想状态有相当的距离。

第二，以整体论之，民主各环节之间的配套也不充分。在有些环节，我们推进的力度很大，效果也不错，譬如让更多的人来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有些环节，花了一些力气进行改革，但成效不大，甚至连这点不大的成效后来也退了回去；有些环节则几乎没有什么进展。究其原因，最大的可能无非是，这些权力本来掌握在一些人或部门手里，现在要拿出来还给社会，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就不愿意了。然而问题在于，民主的各个环节之间实际上是相互联系而又无法代替的。授权完成后，人们还希望对权力运行有评议权；监督到一定程度，人们就希望在决策环节有发言权；参与决策到一定程度，人们就希望对决策者有选择权——此乃“日益增长”的“更高要求”是也。若是人们觉得自己的意见总是被决策者推来挡去、却又对决策者无可奈何，参与和监督也就边际效用递减，逐渐成为无用的花瓶。

供给不足，就要改革，加大和改善供给。因此，和经济领域推进供给侧改革一样，政治领域也要进行民主、法治的“供给侧改革”。不同的只是，经济领域的改革靠政策的调整，靠运行体制和机制的系统化、精心化，而政治领域的改革，首先需要的是自我革命和壮士断腕的勇气，从而更需强调，更需加大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