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在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建所5周年之际，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郭齐勇应邀做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当代发展”主题演讲，从纵向梳理了100年间发展史，重点讲述了当代的50年间，中国哲学史在面上和点上的发展和突破，并做了简单评议。讲堂依据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刘依平整理加以编辑，以飨更多讲堂听友。
当代中国哲学的人文系谱与理论关怀
在前辈学者的影响下，一代一代学者成长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创见，构成了中国哲学当代发展的图景。我在这里略举其要。
*中国哲学史研究，海内外研究者均有建树和特色
国内学者，像北京的牟钟鉴提出了“新仁学”，陈来提出了“仁学本体论”，蒙培元提出了“情感哲学”。上海的杨国荣对伦理学、形上学的当代重建，吴震有很多关于日本儒学和宋明理学的研究成果。山东的颜炳罡和北京的赵法生，对“乡村儒学”有很强的关怀与实践。南京的赖永海有一系列关于中国佛学史的专著，洪修平有关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系统研究。还有深圳的景海峰有一个团队，包括李大华、王立新、问永宁、王兴国都在那里发展。当然，这里所举难免挂一漏万。
海外学者像安乐哲的“角色伦理”学说——他是加拿大人、美国学者，现在常住北京，是中国哲学史的著名专家，他和他的弟子们讨论角色伦理很火。海外的黄勇、李晨阳对比较哲学有研究，倪培民在美国讲《论语》、翻译《论语》，刘笑敢的诠释学、反向格义说，黄俊杰的诠释学、郑宗义的儒学研究等等，大家都在努力地从各个方面探究中国哲学。
就整个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而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是特别活跃的。一百年来，从王国维、梁启超、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张岱年、郭沫若、侯外庐、孙叔平、萧萐父、冯契、陈俊民等老一辈学者一直传下来，传到我们这一代，不同的传统之间有一种会通的发展。所以相较于前辈学者的工作，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的议题。
*政治与伦理哲学：以“亲亲相隐”为例的中西方差异
比方说政治哲学的问题。西方的政治哲学问题触发到我们对于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解。新民本说将良好政治建立在人格尊严基础上，就是尝试去重构一种政治-心性哲学。伦理学方面，用德性伦理学来诠释中国哲学，讨论德性伦理学和中国哲学的一个关系问题。有的学者也从德性和德行的不同出发来讨论。譬如像中国的儒家伦理中“亲亲相隐”问题的讨论，我也参与了讨论，不在于争论什么、结论是什么，而在于更好地理解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和中国的孔孟之道，他们对亲情的讨论，亲情到底重不重要？是亲情重要，还是其他的东西更重要？如何去诠释《孟子》中的相关章节？情和理、门内和门外的张力是怎样的？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明显的研究热点。
*哲学与经学结合：经学成为越来越有成就的学科
再比如哲学与经学的结合研究。中国哲学始终蕴藏着对现实的关怀，其中要义是一个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如何灵根再植的问题。包含儿童读经在内的民间经学活动、以儒家网为代表的儒教团体社会活动的兴起，经学研究又发展了起来。经学不只有义理，还有小学，内部有今文和古文、宋学和汉学的差异。有很多学者做一些研究，像陈来、姜广辉、李存山、蔡方鹿、李景林、干春松、曾亦、郭晓东等，在经学研究上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经学在研究范式、文本研究、人才培养、研究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了纵向的深入发展。大家越来越重视经学，经学学科成为越来越有成就的一个学科，这也是青年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如果我们没有经学的理路，没有经学的研究，所谓中国哲学就会有流入玄虚的可能。
中国哲学的民间性也在当代得到了发展。那就是面向民间的需要，推动城市社区儒学、企业儒学、乡村儒学的发展。譬如牟钟鉴、颜炳罡老师依托尼山圣源书院，下沉到农家，做得非常好。浙江的学者对于百姓儒学非常重视。黎红雷回到海南家乡去做儒学的民间推广，同时创办世界儒商大会，成绩很显著。
*道教佛教研究丰硕：思想史、学科交叉角度切入
还有关于道家道教和佛教的研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道家道教的文化研究热以来，这种热度到现在还不减。一是从思想史的路径和哲学史的路径出发，对道家、道教、佛教的研究，从政治哲学、美学、心性哲学、养生学、人格境界论、伦理学、方法论等角度开展。二是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研究，比如道家道教哲学、佛教哲学，与文学、社会学、医学、音乐、管理学、生命科学、心理学等等相结合，也有很多的研究专著和成果。道家道教方面，哲学史上的个体如庄子、文子、郭象的研究，概念史的研究，关于通史、断代史的研究，关于海德格尔和道家学术的相互比较研究。尤其是新材料引发的新问题研究，特别是出土文献像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北大简、清华简等新文本的发现，推动了《老子》文本的研究（这一方面丁四新有新成就）。陈鼓应一直推动和领导了道家道教的研究。我们的前辈、四川大学的卿希泰教授和他的弟子学生，包括李刚、詹石窗、盖建民教授等形成了一个团队，还有李大华、何建明等对道家道教进行多维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问题，尤其是道教史的研究与梳理取得了极大的成果，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佛教哲学研究也是这样。比方说中国佛教史通史，中国佛教典籍与著作的整理，佛教宗派与人物研究等等，以及中华大藏经的新编整理、世界佛学名著译介、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中日韩越佛教的研究等，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杜继文、楼宇烈老师，还有已故的方立天老师，他们的佛教研究成果都值得我们重视。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还延伸到生态伦理、少数民族哲学、中国哲学的海内外互动等方面。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是向纵深和广延两个维度展开的。例如从生态理念、生态美学、生态伦理、生态规范的角度，对《月令》《荀子》等文本展开新的解读，挖掘天人合一、物我同源的思想内涵与价值。我们对少数民族的哲学也有了理论自觉，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队伍，有多种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著作的出版。
*海内外互动日益健康：平台众多、比教学研究深入
关于中国哲学的海内外互动研究也是如此。在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上，中国大陆地区和港、台地区的互动，中国和新加坡、日本、韩国、欧美之间的互动，都得到了深化和增强。特别是国际儒联、世界佛教论坛等机构和平台，为这种海内外互动提供了非常多的方便。海外学者像傅伟勋开启了互动研究的先河，成中英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会和英文的《中国哲学季刊》，黄勇创办了英文杂志《道》，成为海内外互动研究的重要平台。我们从景海峰、颜炳罡、丁为祥、董平、彭国翔、倪培民的文章著作中了解到，海外对于牟宗三、唐君毅、劳思光的研究是非常丰富的；此外，陈少明的经典与思想的解释学传统研究，杨泽波对牟宗三的系列批判，李晨阳、吴根友、东方朔教授关于比较哲学的研究，任剑涛教授、白彤东教授、姚中秋、黄玉顺教授关于中西政治哲学的研究，都有很多深入的见解。
当代中国哲学代表学者与观点评议
从学理建构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一批中国哲学研究的大家。我们略微谈谈近五十年来几位学者的主要贡献。
*李泽厚：功在同时开启思想启蒙和文化守成
李泽厚先生今年过世了，但他同时开启了两道思想的闸门，一道是思想启蒙，一道是文化守成。他的论域非常宽广，他对于美学的反思、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对孔子的研究，都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他提出了乐感文化、自然人化、实用理性、物的本体性、情感本体论说、哲学纲要、伦理学纲要、认识论纲要、对真善美分别论说，还有中国哲学登场等重要观念。
他有一整套的思想系统，他是用孔子思想来消化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非常具有创造性。比方说他提出的巫史传统，构成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的基础，认为在孔子之前中国有一个悠久的巫史传统，这个传统以巫君合一、政教合一为特征，解释了非理性的逐渐消亡、现实的人间的历史的增多，以及理性化是如何成为中国思想的大传统，和实用理性是如何成为中国文化的特点的。
他还以“人类如何可能”来回应康德的认识论，认为社会性的物质生产生活是人类的本质和基础，对唯物史观表现出高度的认同。他讲人是历史的存在，强调社会性的道德和宗教性的道德、良知灵明和绝对命令。
李泽厚先生还主张情本体，情本体不是西方的理本体，也不是基督教的圣爱，也不是伦理本体，是审美的、而不是宗教的，认为情感是人生的根本、人生最后的实在。他是一个很具有创造力的哲学家，我们要谈近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哲学，不能离开李泽厚先生。
*汤一介：有学问的组织家，中国解释学、“三个合一”
汤一介先生的研究方向是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儒家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等等，写了大量的著作，有十卷本的《汤一介集》。他对儒释道三教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都是很有会心的。他提议创造中国的解释学，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种解释经典的方式，《左传》对于《春秋经》的解释是一个事件性的解读，《系辞传》对于《易经》的解释是一个整体性的哲学解读，《韩非子·解老》《喻老》对《老子》的解读是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此外还有《墨经》中《经说》对于《经》的解读也是一种不同的解释。汤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有不同的解释学传统，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有其特殊的概念。
他讨论了中国哲学建构中的一系列的命题，比方说他强调“三个合一”，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汤先生三个合一的讨论，是源于中国哲学体用一源的传统，形成了普遍和谐、内在超越、内圣外王的，这三套理论三个方面来表现出中国传统的这个哲学的理论。普遍和谐的观念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的理论是中国哲学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这三套理论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汤一介先生讲到自己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哲学理论框架的考虑，受到了余英时先生内在超越说的影响，也受到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他肯定文明的共存。他也对激进、自由、保守三大思潮的相互融合，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儒家和普遍伦理的关系，儒学的现代重建，三教统一，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有很深的考虑。
汤一介先生他做了很多现实的贡献，他是一位有学问的组织家，他开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很有地位的。首先是位学问家。他很敏感，而且他能够敏感地将国际的、世界的问题，和中国的传统勾连起来，来思考中国传统的诠释问题。
*张立文：和合学，以五大原理解决世界五大危机
张立文先生是浙江温州人，他在中国哲学的范畴与逻辑结构，中国文化的特质，天道人道的系统，《周易》思想，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陆子、船山，东亚儒学特别是以李退溪为中心的韩国儒学，都有很精到的研究。他的影响不仅在国内，在韩国也非常有影响，韩国出版了他著作的韩文版。
特别是独创性地提出了“和合学”，主张承认不同事物的矛盾差异，就像宋代程颐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一样，“和合”二字也是张立文先生自己体贴出来的。“和合”实实在在地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面对人与自然的冲突即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即社会危机与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即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即精神危机与信仰危机、文明之间的冲突即价值危机，和合学提出了儒家五大原理来解决五大危机。五大原理就是尊重生命的和生原理、和平共处的和处原理、共立共荣的和立原理、共达共富的和达原理、滋润心灵的和爱原理。他将和合深化为哲学理论的一个核心话题，和平合作与和合价值的目标，不仅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学术的诉求，而且是生命体与他者之间的一种对话的基础，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张立文先生强调中国哲学要自己讲、讲自己。他认为从全球哲学、世界哲学和民族哲学的冲突融合来讲，中国的哲学要自作主宰、走自己的路。中国哲学不应该照着西方哲学来讲，或者是接着西方哲学来讲，而应该是自己讲、讲自己，这是文明对话的一个前提。
*蒙培元：情感儒学，走出康德限制，提升实践
蒙培元先生的主要贡献在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哲学、情感哲学。他认为情感是儒学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儒家始终是从情感出发来考虑人生问题，因此他提出了“人是情感的存在”的重要命题，他的思想是“情感儒学”。他认为，道德情感能够上通理性、性理和理义，下通经验实然；不承认这一点，将道德情感要么限制在经验实然层面，要么就变成超越的本情，本身就没有突破康德哲学的界限。只有承认道德情感既是个人的，又是共通的，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既是经验的，又是超越的，才能走出康德哲学的限制，回到具体理性的思路上，使道德问题得以解决。
从儒家哲学的特点上来看，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讲的，情与理，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混融在一起，她是活的，她没有形上学的纯粹性，却具有生命创造的丰富性。我们固然可以消化康德，对儒家哲学进行分析，但是分析之后，还是要回到儒家哲学的精神中来，从心理基础上来解决道德实践的问题。儒家是主张提升情感的，提升就是实践，其目的是提高人的情操、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的追求，而不是建立一套超越的形上学的道德实在论。是实实在在和道德主体的情感联系在一起。
而在人和自然、中国哲学的生态观方面，蒙培元先生也讲生生之德，强调儒学以人为中心与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同的，为天地立心和为自然立法是有区别的。
*牟钟鉴：新仁学，爱人、尊生、尚通、贵和
牟钟鉴先生与人合作了《中国宗教通史》，著有《走近中国精神》《儒学价值的新探索》《老子新说》《中国道教》等。他创立的民族宗教学、新仁学，在学界有很大的反响。中央民族大学曾经围绕他《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一书，展开了“新仁学”思想的讨论会。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牟先生的思想：爱人、尊生、尚通、贵和。他的主张是生命儒学。牟先生有开放的心灵，对儒、释、道各家，对世界各宗教各文明，都强调平等对话。牟先生对于现代的道德和生态危机，对于西方片面夸大的知识理性和个人主义的弊病，对于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国哲学博物馆化，对余英时先生的游魂说都展开了批评。他对文明冲突论、优胜劣汰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权政治、民族宗教方面的极端主义都提出了批评。
新仁学的主线涵盖有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涵养生命、提升生命，形成了仁德的体用论、仁德生命论等看法。新仁学主张整体化的生命学问，需要性命双修，必须树立民胞物与的大生命观，将仁爱生命作为一种真诚的普遍的信仰，尊重生命。他主张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和道家、《易传》的宇宙观相通。他深化了宋明理学的生生不已的生德，它对于仁的解释，对爱的内涵的肯定，用生生不已的“生”，把仁学、人道、天道打成一片。
*陈来：仁学本体论，吸收中西，具有理论好现实意义
陈来教授是一个非常有典范意义的人物，他有很大的创造性。对于中国从远古三代一直到现代哲学，都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他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宋明理学》《中国宋元明哲学史》等等，从先秦一直到现代哲学的重要的问题和人物、乃至东亚哲学，他都有全面的讨论，形成了很多专著。
他也创造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即“仁学本体论”，也叫“新原仁”。从立意来说，他将自己的仁学本体论区别于西方，主张中国哲学的本体是生生不已的，是生命性的，中国的本体哲学是指最根本、最真实的一个存在，这个本体就是仁体，她与西方的本体论、存有论不同，也回应熊十力的人心本体论和李泽厚的情本体论。从学理内容上讲，他重新解释、研究汉宋诸儒特别是朱子的仁学本体论。他认为程颢、谢良佐是以“生”来认仁的，在儒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本体论和宇宙论的意义。朱子的仁学贯彻了“生气流行”的观念来理解仁与仁、义、礼、智四德，“仁”作为生意流行的实体，已经不是一般朱子学所理解的静而不动的理、性，在广义上是包含了理、气的一元总体。因此，说朱子学是仁学，相较于朱子学是理学的习惯说法，也许更能凸显其哲学的体系。这可以说是一个重新的解读，是陈来先生突破前人的一个新的讲法、一个新的建构。他认为宋儒的生生之仁、一体之仁，构成了儒学的仁德伦理的传统、仁学本体论的传统。他说春意盎然的宇宙就是人的宇宙，仁学本体论是一体共生的整体性的本体，整体中有关系、关系中有个体。他强调了仁体论的重建是现代儒学形上学的一个需要，也是中华民族的复兴、重建儒学和复兴儒学的需要，更是当今中国和世界的道德迷失的一种需要，因此要落实到价值、伦理、道德的层面。
仁学本体论重在讲本体论形上学，但从本而举目、举体而成用，不是空言，主张仁体和用。陈来先生有他的哲学特点。他在继承中国哲学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吸收并回应了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深入分析了中西哲学的本体论、生命哲学的意义，高扬中国的本体哲学，对应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重建仁学本体，具有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的意义。
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与未来发展
什么叫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我们在认识活动中对问题的提出、怀疑、追溯的心理状态。问题意识可以推动研究者的研究工作。作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我们一方面不一定完全了解自己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我们要力图去了解研究对象的问题意识，这就更加困难。因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和问题意识的产生，主要和时代思潮、时代的刺激挑战有密切的关系。问题意识又和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社会思潮、流派学说、师友人物有密切的关联。
中国儒、释、道三家的传统，都要重视问题、凸显问题。张岱年先生1937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副标题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史”，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宇宙论中的本根论、道体论、大化论、法相论，太极、阴阳、理气等等，都是讨论的问题，而问题意识又全程转化为命题、词语、范畴系统。
*中西方哲学问题意识有同有异，天人性命之学中国独有
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意识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正如李约瑟指出的，中国的宇宙生成论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所以中西人文主义有不同，中国是内在的人文主义，西方是外在的人文主义。中国传统的个体不是原子论式的个体，而是关系性的和整体性的个体。总体上说，中国哲学所关注的向度、提问方式、侧重角度与西方哲学不一样。在中国哲学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下，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论、宇宙生成论、群体关系论、治身治国论、天道性命和心性情才论、德性修养的功夫论、宇宙境界论、知行关系的问题、道德直觉的问题，都很发达，这是和西方哲学不一样的。
我们还要强调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我们不再是按照西方的框架、模式、观念、概念，把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和重构。中国不只有思想，而且有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有它的特殊性，比如说天人性命之学，这是西方所没有的。
我将中国哲学传统的特色归纳为：存有的连续、生机的自然、整体的和谐和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和创造革新、德性修养和内在超越、秩序建构和正义诉求、具体理性和象数思维、知行合一和简易精神。
*中国哲学是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信仰体系
通过对前辈、时贤的观点的梳理，我们对中国哲学要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人和中国哲学不是外在的一个关系。中国哲学有学理性的、知识性的一面，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哲学史作为知识系统的学科。但她绝不仅仅是知识系统，还是价值系统，甚至还是一个信仰系统。所以我们学中国哲学，还要注意中国哲学前辈们所提倡的生命体验的方法。了解一点中国哲学史，可以掌握一些生命的智慧，滋养我们的人生，使我们能够健康成长，使我们心态更加平和，使我们对人对事更为宽容，能够为我们理解和自处于这个现实世界，提供更加多维的智慧。
我们将中国哲学研究的未来希望，寄托在青年一辈的学者身上！
（本文由郭齐勇讲述、刘依平整理，李念编辑，原文1.3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