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三者关系可以描摹出一幅百年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图景。以“哲学”“中国哲学”这样的现代学科划分来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仅有100来年，始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1906年王国维倡导开设哲学学科并设定以“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为主的课程体系。当时，王国维主要使用从日本引入的哲学思想，而日本使用的则是明治维新之后引入的西方学科体系，将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并运用西方哲学的问题与方法来建构中国哲学史。1916年，谢无量借鉴日本的研究写作了《中国哲学史》。差不多同时间，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写作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并以之为基础于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从创建起就与西方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也长期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和标准。如果抛开地域上的“中国”与“西方”，二者均是“哲学”这一学科，却又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在过去100多年中，曾多次掀起中国哲学与哲学之关系、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热潮。除了纯学术讨论，热潮中还充溢着民族性与世界性、中与西、保守与开放、传统与现代等近代以来的探索和争鸣。这属于“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或者用冯友兰的话来讲是“中国底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关系。
“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的关系则较晚被看到。一般而言，哲学史与哲学密不可分，尤其是中国哲学体系的建立，或者说，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发现，就是在对漫长历史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考索、摘取与重构。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就是中国哲学，即在以经史子集系统为主的传统文化中探寻属于哲学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中国独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哲学研究者，对中国哲学史各个分期都有了非常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自然发展出对哲学体系的追求，即从对中国哲学史的探索到哲学体系的建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科技进步加速了全球化进程，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开启了新局面，无论是个体生命的安顿，还是世界格局的调整，都在呼唤能回应当代问题的新的哲学体系和价值系统。
在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过程中探寻中国哲学，这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早期的特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史”著作的书写，与“中国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这一点是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科发展的独特之处。一般来说，“史”是对事物发展历程的记述、回顾和总结，所以“史”总是滞后于事件本身，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的关系就是如此。20世纪初“哲学”被引入中国，首先面对的不是哲学体系的建构，而是对中国固有的历史思想资源进行“反向格义”。这与汉代佛教传入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佛教传入是其融入中华文化的过程，是以中华文化本有的思想概念解释外来文化。百年前西方哲学的传入，则是以全新的学科系统、思维方法、问题意识、概念定义重新选取、诠释、组织、构建中国本有思想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对经史子集中与哲学研究内容相关的部分进行整理诠释，另一方面是挖掘其中的哲学问题、逻辑方法，并对其进行体系建构。
中国哲学史的早期写作，大体上也是沿着以上两个方面推进。前面提到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因胡适受美国实用主义影响，写作时着重逻辑学与实证主义，造成该书内容与中国思想存在错位，其视角与方法是哲学，但还不够中国哲学。这之后不久的20世纪30年代初，冯友兰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影响最为深远。冯友兰将中国思想中与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知识论等相关的内容选出，构建出各部分紧密相连的哲学体系。这就囊括了对中国思想进行整理诠释、体系建构两大方面，以历史的纵向发展为线索建立了中国哲学史的整体规模。与此纵向的历史脉络不同，张岱年在1936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则是以横向的哲学问题为纲来建构中国哲学，全书分为上部宇宙论、中部人生论、下部致知论，全面地分析了中国思想中的哲学问题、概念范畴及其发展演变。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中建立起来，在方法上主要受以英美为主的西方哲学影响，但前辈学者始终坚守基本原则，即中国哲学首先是哲学，中国哲学史首先是哲学问题的发展史。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自建立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而非哲学中某个门类，它包含哲学中所有根本性的问题，是中国文化对宇宙、人生根本性问题的独特解答。中国哲学在关注的哲学根本问题上具有普遍性，在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解答上又具有独特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主要由教育部统编中国哲学史教材，写作主体由个人转为集体创作，作为教材使用范围最广的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其写作中广泛加入了马克思哲学思想，这为中国哲学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写作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挑战：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在中国哲学中观照和回应以马克思唯物论及现代科学主义为主流的社会现实？此时不单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更凸显出了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即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扎根于当代、直面当下问题、回应现代人的困惑，而获得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世纪80年代至今，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哲学学者，中国哲学史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并具有更强的国际影响力。传统与现代、新时期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中国哲学在方法、视野、问题意识、研究深度与广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呼唤着能够更好总结中国哲学当下发展、展现中国哲学思想特色、体现中国哲学研究高度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诞生。
郭齐勇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张学智写作的《中国哲学概论》等著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立足当下中国哲学研究的高度，继承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历史传统，并做出研究方法和思想深度上的推进。《中国哲学通史》多卷本的撰写，全面立体地展现了中国哲学从先秦到清代的发展历程，方法上超越了以往的写作范式，尤其注重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突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张学智的《中国哲学概论》根植于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史传统，将冯友兰纵向的历史脉络与张岱年横向的哲学专题结合起来，开创了十字交叉的书写方式。在内容上，该书突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同时也强调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将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融为一体。中西方哲学在哲学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这也是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坚定的信念和努力的方向。
要言之，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写作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主体性重建。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反映出，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中西文明冲突的背景下，逐步从对外来哲学的接受、批判到最终建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哲学体系的过程，展现了中国哲学在文明对话中的自觉与自信。二是辩证审视中西哲学差异。随着中西方学术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哲学史的写作既不是以西方哲学作为基本参照系，也不是简单拒斥外来文化、强调以“中”解“中”，而是吸收借鉴西方哲学的最新成果，同时注重发掘和凸显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和文化特性。三是体系化与专题化相结合。在继承传统纵向历史叙述的同时，也在不断深入探索横向的专题研究，把对哲学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与对哲学基本理论形态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四是回归原典与现代诠释相结合。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坚持对古代典籍进行全面掌握和精细解读，同时力求在传统哲学资源中提炼出符合现代社会和时代要求的哲学思想。
当代中国哲学史写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返本与开新并进，旨在构建一套既符合哲学普遍规律又充分体现中国哲学特色的书写范式。“返本”，既是继承近代以来冯友兰、张岱年等先辈开创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又是致力于回归中国文化的源头，发掘其深层的精神内核。“开新”，是今天的中国哲学史写作不再以某种方法、体系来格义中国哲学，而是构建具有中国哲学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由此，中国哲学中的“中国”和“哲学”共同获得了凸显，中国哲学研究也正向着更深入的理论层次和更广泛的国际视野发展。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