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学术评价方式似乎总是在游移、变动中徘徊。应该说，从量化评价到代表作制是科研成果评价的一次进步，而科技部、教育部出台的破“五唯”政策则是有关学术评价的综合性进步。

可是，长期的“行政化”让大学一直没能形成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权威的生态和以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为依据进行学术评判的习惯。相反，学校中一些依赖于原有的科研管理机制而不愿探索、不思改变的懒政心态，既影响管理政策的有效落实，阻碍着科学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难以使学术评价走向完善。

以科研项目（课题）为例。它的设立和经费发放，当然是为了促进科学研究事业的提高和发展。近30年来，随着各级科研和教育管理部门科研项目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科研经费也在呈几何数增长，不仅是经费投入的总量，各类论文发表的数量也都跃居世界前列。

以科研项目（课题）名义发放的科研经费，一方面直接地促进了国内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在深刻地塑造着大学教师的生存模式。而由于行政一方的过度参与，科研项目（课题）本身的影响力明显高于人（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所释放出的能量，大学教师的生存模式被戏称为“项目（课题）化生存”也就不再奇怪了。

现在看，学校内部的行政管理部门对项目（课题）的参与主要是在申报阶段。由于申报项目（课题）已经变成了一种“专项技能”，介绍政策、提醒申报时间、辅导填写表格应属于正常的服务范围。但现在的“服务”已经由被动转向主动，凸显出“前端服务”的特点，即一开始就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攻城拔寨，坚决不输在起跑线上。所以，校内上下动员、层层审核，邀请校外专家预先把关、组织公关成了当然之举。

应该说，这类“前端服务”大大增加了申报成功的可能性，并且成了学校之间竞相仿效的“成功秘诀”。可是，换个角度看，管理部门强力和主动的“前端服务”也在削弱申报人的作用。在整个申报过程中，申报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体，他成了学校总申报团体的一员，其项目（课题）申报“团队”也可以是拉郎配式的，他们都不过是学校确定的若干申报环节中的一环。

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都是文化人，文化人是最讲究荣誉感的，否则就无文化可言。而荣誉感又往往是与所起作用的大小成正比，作用愈大，内心的荣誉感也就愈强烈。现在，申报人的作用充其量也只占整个申报过程中的几分之一，他所能体验到的荣誉感自然也只有几分之一。所以，即便是申报成功主要也是得益于“前端服务”，是整个学校的成功，申报人反而像是沾了学校或校内科研管理部门的光。

当然，在荣誉与物质利益纠缠的大环境中，人们对荣誉的认知也在改变。用物质利益换取荣誉似乎成了某些人成功的终南捷径。

但正像荣誉感与物质利益，一个属于文化，一个属于市场和经济一样，科研管理政策和方式涉及文化，就其初衷而言，也不是以鼓励物质利益为目的。而项目（课题）是科研，也不是生意。可是，在机制不完善之时，任何的操作偏向都可能导致“生意经”的产生。

然而，仅重视科研管理的“前端服务”，让许多申报人产生出申报到项目（课题）就等于成功的幻象，随之而来的学校相关的配套奖励和职称的晋升又加深了这种“成功幻象”。近年出现的利用项目（课题）经费进行科研外包，向国际开放期刊购买版面发表成果，通过公关与其他人共同署名为“共同第一作者”或挂名“通讯作者”的异化现象，都不仅是在维护这种“成功幻象”，也是在利用“以小的投入换取利益最大化”的“生意经”，将虚幻的“成功”雪球滚得越来越大。

不重视过程与结果管理的倾向也影响到本科学生的学业评价。现在，从本科课程评价和专业认证到本科学生的学业评价，都有论文发表数量的条目。但只要有一点投稿经历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些“论文”大多是购买版面发表在管理混乱、毫无学术规范的期刊上，根本不具备起码的合法依据和学术价值。可是，相关课程和专业却因此得到加分而通过认证；有些学生也因此获得评优、保研的资格。这等于在变相鼓励学生投机取巧。

其实，“项目（课题）化生存”不应该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正常的生存状态。因为根据这个生存原则，无项目（课题）就可以或者有理由不做科研，而无项目（课题）也就等于没有被认证的科研目标。这样下去，不仅不能调动大学师生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也不可能形成鼓励原创的科研生态。

【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22年4月12日，改题《“项目化生存”不可能形成鼓励原创的学术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