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人文是当今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采用数字工具、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塑造、改变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从而出现了“数字”与人文结合、平台与“远读”联通、交叉与多元融合、项目与团队共生四个明显的新特征。伴随着这股热潮，欧美许多人文院系和专业组织都制定和发布了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价指南，为评价者和被评价者提供指导。我国数字人文研究起步较晚，学术成果评价更是任重道远。但我们要借鉴欧美经验，研究分类评价、同行评议，构建超越传统、跨越媒介的评价体系，为明天做好准备。

关键词：数字人文； 新特征； 学术评价； 同行评议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经过近20年的发端、延伸与发展，日渐成为一门显学，同时其概念、内涵与外延一直存在争议。数字人文研究是否需要数字人文语境下的学术规范？如何计算跨学科的数字人文团队项目合作中各类参与人员的贡献？是否需要构建不同于传统学术的评价体系？基于数字人文研究成果的非典型性实践性，如何对多样性的成果形态进行认证？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主办、南京大学数字史学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数字人文与超媒体GIS工作室协办的“数字人文的学术评价体系：定义与规范构建”学术会议上，学者们针对以上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笔者应邀在会议上做了发言，现扩展成文，就数字人文研究的新特征、西方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估启示和我国数字人文学术成果面临的评价困境，谈些不成熟看法。

一、数字人文研究的新特征

数字人文是什么？有人看作是一种方法论，有人看作是一门交叉学科，有人认为是一种新型学术模式和组织形式，也有人认为是一个涵盖多种实践范式的伞式标签，等等。有学者总结出数字人文的21种不同定义和诠释，但又声明没有一个是完全令人满意的。［1］尽管现有的定义被争论、被批判，并无法达成共识，但数字人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并在迭代中不断探索和改写自己的边界和功能，却是不争的事实。

数字人文研究什么？通俗讲，就是把数字技术和数字方法、数字工具运用到人文研究里面，强调的是协作、跨学科、计算化的切入。［2］在数字人文趋势的推动下，传统人文学科机构和学者也“通过拥有巨大潜能的数字平台，寻找创新的、多元化模式的途径来解决传统问题。”［3］自2016年以来，拓本数据库、体育非物质文化数据库、方言数据库、俗语数据库、唐宋编辑地图、藏语语料库、中国近代农业团体资料数据库、抗战数据库、西南联大文献资料数据库等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建设，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基础设施。从最初的“技术服务于人文”，逐步走向采用数字工具、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塑造、改变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从而出现了四个明显的新特征。

（一）“数字”与人文结合

人文学科通常被界定为一种评价性（批评性）和思辨性的研究，并具有显著的历史要素。受思维方式、纸本载体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人文学者更倾向于从研究对象本身属性和时间维度展开描述性研究，极易陷入资料离散、时空分离、自我认知（灵感与洞察）和缺少“精确方法”的困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文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数字人文研究之所以不同于传统人文研究，就在于对研究问题进行数字建模，进而利用计算机支持的方法和程序来获取数据、创作、分享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数据、分发数据等研究活动。何为“数字”？“数字是工具、技术、软件、算法，是基础设施和研究范式，是从数字化向数据化的转变。”［4］数字人文采用了大量“数字”方法和技术手段，从而建立了人文研究过程中知识生产和分析方法的新认知理论和新研究范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出新理论和新方法，如芝加哥大学弗兰科·莫莱蒂提出的“远读”（Distant Reading）模式、芝加哥大学苏真提出的“文学模式识别”、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艾伦·刘提出的“简化人文+研究”、美国新媒体艺术家列维·曼诺维奇提出的“文化性解析研究”等。二是研究中采用了可视化技术，如生命基线图、词汇速写图、同心圆、文本可视化分析、历史地理地图等。三是在对数据集的深度解析中，采用了探索性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的技术方法。四是计算机仿真方法被应用于评估特定的活动或行为，包括系统定义、模型和标准建构、策略开发与分析、结果预测、可行性评估等。五是研究中还广泛采用了聚类分析法、文本分析法、语义技术、自然语言处理、社会网络分析、机器学习等方法，［5］132-133通过量化处理和定量研究，为学者提供更多差异化、规律性、宏观性和趋势性的研究线索和成果。对于“数字”技术而言，“在注入人文主义价值观和方法后，其功能更加多元和强大，更符合人文学术的本质特征，可以处理跨越媒介、语言、地点、历史的不同问题。”［6］因此可以说，“数字”与“人文”的结合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对接，是推倒文理壁垒走向双向融合、优势互补的探索。

（二）平台与“远读”联通

随着数字媒介环境的发展，数字平台崛起已经成为国际潮流。目前在网络上，已经存在许多开放的数字平台，如全球性的世界数字图书馆项目（Worid Digital Library），区域性的欧盟数字图书馆（Europeana）、美国公共数字图书馆（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中国数字图书馆等，旨在探索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构建面向公共文化服务和数字化服务平台，可以给人文学者的研究提供内容、数据、工具、系统、软件、交流等基础设施。特别是近年兴起的数字人文平台，旨在“实现数据之间、数据库之间的有效通联整合”［7］，为人文学者提供了“全面数据”和更为开放与共享的空间，改变传统人文研究基于局部史料而生发出较为主观的评判方法，从而扩张学术疆域和潜力。目前学术界有两种具体做法，一是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平台整合多个专题数据库，基于大量数据来思考人类的过去和历史。例如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等建立的“莆田平原的地理信息系统”，把地理空间的概念引入历史发展过程研究。以GIS为平台整合的文献，包括150多个仪式联盟的调查报告、大约800多个村庄的田野调查资料汇编（定居时间和行政归属、生态特征和生计模式、家族发展和人口规模、庙宇系统和崇拜对象、仪式活动和仪式组织等）和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建立的莆田平原的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是一个时空史料综合体，可以反映生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重空间的互动过程。［8］再如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主持开发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是以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地图技术及软件编程技术为平台，将各类专题数据库的数据进行整合，开发成关系型结构化数据库，由此“实现从电子文献的分词定位检索到结构化数据库的分类提取，从点状检索到网状关联，从逐条拷贝到分类打包；能把传统的静态文本变为可随意组合的动态文本；能改变文学史的认知角度和方法，时间上细化文学史的时间粒度，空间上深化文学的空间层次。”［9］二是莱顿大学魏希德教授与何浩洋博士开发的“Markus古籍半自动标记平台”，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技术，实现与Palladio视觉化分析平台、ctext.org全文数据分析平台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等数据库之间、数据库与互联网资讯之间的的链接。［10］三是西方数字人文学者比较依赖推特和博客等社交网络平台，运用这些在线应用平台，开展学术对话、学术交流、学术合作、转发推文、发表博文。不少数字人文Twitter“大号”拥有10万以上的关注人数，令人叹为观止。数字平台、网络平台、数据库及研究成果的公开共享，不仅促进了知识的传播，而且也为数字人文跨学科、多领域、规模化的学术对话提供了现实可能。

“细读”是美国“新批评派”的核心概念，是西方“文艺理论界近三十年来最受人提倡的文学研究方法”。［11］细读肇始于兰色姆在美国梵特比尔大学英语系任教时的倡导，成型于其学生布鲁克斯在梵特比尔大学和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的实践。细读的内涵，指通过细致阅读纸本文献来辨析技巧使用和逻辑关系，达到深度理解文本中人物、情节、主题、象征和“深层意义”。但在莫莱蒂看来，依靠一己之力阅读的文学文本十分有限，更惶论有效考察不平等世界范围的文学体系。所以2000年，莫莱蒂在其论文《世界文学的猜想》中提出“远读”概念，从而引发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远读强调展现文本全貌特征，常以图表、地图和树形图等可视化的形式呈现。因此，莫莱蒂说他是在寻找“文学进化的规律”，即“通过分析数据，寻找实证性的模型来验证文学批评家的阐释。”［12］尽管莫莱蒂的远读受到了泰德·安德伍德等学者的批评，但这种方法挑战了传统的“细读”文学研究方法，让人文学者借助于数字化手段，能进行时间跨度上较大或素材量较多的远读，从更宏观的层面和海量的文本里去分析修辞手段、人物类别、母题原型、形式风格等要素来获得新发现，从而为文学这个古老的命题注入了新的活力。远读提出20年之后，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可视化、机器学习等新技术广泛应用，大数据环境为人文学科带来了思维模式、研究视角和研究维度的转变。尤其是数字人文平台的崛起，为人文学者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设施和海量数据，平台与远读达到了“观其大略，豁然贯通”的效果。

（三）交叉与多元融合

瑞典于默奥大学教授帕特里克·斯文森认为数字人文是一个“大帐篷”(Big Tent)，学术界应该在“大数字人文”学科理念的指导下，把其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在有阈限的现实境遇中发挥优势，将数字化作为连接不同学科、不同视野和不同方法”的人文学科共同体。［13］数字人文2011年会选择的主题是“大帐篷数字人文”，它将数字人文描绘为具有包容性、欢迎不同学科的领域。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朱莉·汤普森·克莱因教授在其著作《跨学科数字人文:新兴领域的边界工作》中指出，跨领域体现在数字人文的实践、工具、方法和出版物等各个方面。［14］尤其是近几年，数字人文的外延还涉入数字文化、媒介文化、软件研究、代码研究等综合性学科，不同学科间的合作、社会化参与和开放存取，这就使其具有了普遍性的交叉学科研究意义。从本质上讲，由于分科治学或学科界线的弊端日益凸显，才使得交叉学科研究成为大势所趋。首先是出现了带有交叉性质的新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心理学、人类学和数字人文等。其次是学科交叉促进产生新的知识，如考古学与理科交叉，利用航拍、碳14同位素测定、花粉测定等科学方法，或和历史学、宗教学、星相学等交叉，就可能得出更丰富、更深入的考古成果。再次催生了新的学术领域，如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形成社会史，与心理学结合形成心态史，与经济学结合形成经济史，与医学结合形成医疗疾病史等。［15］

数字人文研究还呈现了多元性的特征，它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指代一门学科、一个领域和一种方法，甚至一种语言、一家机构和一个国家。数字人文的开放性、包容性，促进了其探索和实践的多元性发展，使得开展世界级的宏大研究项目成为可能，使得跨学科的大型项目团队得以汇聚，使得多种意义上的对话有了路径，使得比较复杂的科研难题能够协作攻克。这种多元性实践与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范式多元。数字人文是人文研究的工具，为人文研究提供数据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带来了从数据库到关系数据库、从地图到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关系分析、文本分析的工具和平台、用API构建“网络基础设施”的飞跃。［16］第二，跨学科研究。有学者以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可视化工具，研究了1998—2018年数字人文领域跨学科合作的结构、模式和主题。结果显示，数字人文研究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明显，涉及58个学科，分布广泛，主题多样。但分布不均衡，各学科之间的总体协作往往集中在几个关键领域。跨学科合作最紧密的三个社区：一是与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相关的社区；二是与艺术与人文、文学及语言学相关的社区；三是与历史、商业与经济和社会科学相关的社区。［17］第三，包容多元观点。数字人文的多元性包括两层含义：首先，对编码和转译、规划大量样品的陈列和制作一次性的展览、文本的数码转换和文本分析、研究和教学等各种技术方法的包容；［18］其次，对不同文化、身份、民族研究对象和研究群体的个人经验、小事件、故事、多样性被重视，并成为社会记忆中的一部分。总之，交叉研究与多元发展，在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中，推动中国人文学术进入到横向连接的阶段。

（四）项目与团队共生

数字人文研究，多数是以项目的形式开展。项目是把设计、管理、谈判调解和协作等纳入研究的学术，“具有展望性和投射性，涉及多个循环反复的流程以及多维度上的协调、实验和生产”。［3］美国许多知名高校和图书馆，相继成立“数字人文实验室”，推进数字人文项目的落地。如弗吉尼亚大学数字历史研究中心主持的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平民生活档案为主题的“影谷项目”、多个博物馆推出的“史蒂夫博物馆项目”、马里兰人文科技学院主持的“美国黑人历史文化和数字人文项目”、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主持的“发现、收藏、记忆:东方研究院100年”，等等。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协会、梅隆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等多种类型机构和私人纷纷进入，资助不同主题领域、不同研究方向的大量研究项目。数字人文项目，较为关注的领域主要为历史、语言学、文学、考古学、图书馆、信息与博物馆、视觉艺术等学科，主题丰富，实践性强。我国开展数字人文研究的时间虽短，但依靠图书馆、档案馆开发的项目有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平台的“盛宣怀档案知识库”、天津市档案馆的“津沽史料”项目、青岛市档案馆的“老青岛”项目等。依靠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机构，推进的项目有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探索的“敦煌壁画数字图像语义描述方法”、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建设的“北京记忆”项目、清华大学孙茂松课题组开发的“九歌”计算机古诗作诗系统、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团队开发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浙江大学徐永明团队开发的“学术地图发布平台”等。

数字人文项目的研究规模较大、时间较长、外延较宽，社会参与、交叉研究、团队协作已经成为标配，共同对研究问题进行抽象性、规模性处理并设计解决研究问题的实验性可能路径。项目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元性，意味着需要从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两大领域内外吸收若干不同层次的参与者，如计算机科学家与软件工程师、人文学者与图书馆员、阶段性的开发者与投资者等，创造一个良好的知识共享、技术沟通与协同创新的生态环境。数字人文小型项目，通常由学术带头专家带领小团队协作开展。如纽约大学教授克里夫·希斯金与加州大学教授威廉姆·沃纳共同主持的“回启启蒙运动计划”项目，从2006年启动已持续十几年时间，仍然活力十足。这个学术研究项目，举办了多个学术会议、演讲和学术活动，编纂出版文集、提出“媒介启蒙”概念、培养年轻的数字人文学者，在北美和欧洲的人文学术界影响深远。［19］数字人文大型项目，会涉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不同语言的团队合作，数量可达几百人之多。如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领导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BDB）项目，其合作机构和成员就来自美国、欧洲、日本、中国、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所大学及图书馆。总之，数字人文发展运行的主要模式是项目制，集体的学术研究。交叉学科，整体视野，团队合作，实践理论化，“以一种新的方式丈量文化”。［20］

二、欧美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估启示

学术评价的目的，在于鉴别学者的学术水平，规范学者的道德行为，评判学者的创造价值，推动学术的健康发展。由此催生了学术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和评价标准的多样化，如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用的基本评价方法就是同行评议的定性方法与引文计量的定量方法。

（一）欧美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制度

1665年1月法国议院参事丹尼斯·戴萨罗（Denis de Sallo）律师在巴黎创办了《学者杂志》，1665年3月英国皇家学会秘书亨利·奥森伯格（Henry Oldenburg）在伦敦创办了《哲学汇刊》，标志着学术期刊的正式诞生。两份学术期刊都在创刊号上说明其办刊宗旨和涉及范围，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功能就是展示学术成果和为学术交流提供平台”。［21］1752年英国皇家学会为《哲学汇刊》成立专门的论文评审委员会，这开创了学术期刊领域引入同行评议方式的先例。不过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学术期刊同行评议并未被广泛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著名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写了《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亦称“布什报告”)给罗斯福总统。“布什报告”明确提出，政府只有支持科学的责任，而没有控制科学的权力。这份报告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被看作是矗立在美国科学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块醒目界碑——标志着政府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此后，西方许多国家的科学管理模式发生了转变，政府在科研方向的制定、科研项目的资助与科研评价的监管中扮演了主导角色。20世纪70年代，学术期刊同行评议在实践中日臻完善，“逐渐运用于论著发表前的评审，论著发表后的评价，学位论文的评审，课题立项和结项的评审，以及学术奖励的评审，成了学术评价的基本方式。”［22］这种标准化流程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可，从而取得了合法性并进而制度化。

文献计量研究始于20世纪初。1923年英国学者修姆（E.W.Hulme）提出统计书目学，1969年英国学者普里查德(A. Pritchard)提出以文献计量学代替统计书目学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将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运用于图书及其他交流介质研究”的一门学科。英国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提出的“布拉德福定律”、美国文献学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提出的“加菲尔德引文集中定律”、美国科学学家普赖斯(Derek Price)提出的“普赖斯指数”，这三大定律成为文献计量学的重要原理，也是学术期刊定量评价的理论基础。文献计量学应用于学科评价的最重要的标志事件，便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相继建立的《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技会议录索引》（ISTP）三大科技文献引文索引，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根据尤金·加菲尔德提出的“影响因子”（一份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在这个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这个期刊在前两年所发表的“引用项”数，就是这个期刊在这个年度的影响因子数值）［23］，又推出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和《期刊引用报告》（JCR）。运用引文分析法对学术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进而计量评价某个国家或地区、研究机构、科学家的科研绩效和影响力。

美国是最早开展科研绩效评价的国家。“布什报告”不仅重塑了战后美国政府支持科学研究与教育的体制机制，而且推动政府在1950年设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NSF）。1968年美国国会正式授权NSF在支持基础研究之外，也要支持应用研究。美国基础研究成果评价的基本方法是同行评议和文献计量分析，评价的主要标准是科研成果的学术水平，在操作上较多采用通讯同行评议和会议同行评议两种方式。为弥补同行评议不足，引入文献计量分析作为补充和参照。人文社科成果评价标准有真理性标准，包括科学性、延续性、创新性、完备性标准；价值性标准，包括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理论价值、伦理道德、环境价值、审美价值标准。［24］英国的科研评价是大学评价中最核心的部分，主要目的是通过给科研评定等级，作为以后几年给大学拨款的依据。以同行评议为核心形成的RAE（研究评价实践）基本评价框架在英国已经应用了多年，但由于同行评议存在的种种缺陷，英国下决心改制为以科学计量为核心的REF框架。在英国科研评价制度REF（卓越研究框架）中，学术性评价主要是采用定性评价为主，文献计量为辅的评价方式，一般采用同行专家学者评议的方式进行。效益性评价主要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评价指标为引用率、科研人员数量、科研经费资助、经济报酬比和产出量与引文量的比例等构成。REF体系特别强调高等教育研究部门既要关注科研成果对建制单位的效益贡献，又要关注科研成果对社会经济的运用效益。［25］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简称SSHＲC)是加拿大资助学术研究活动的三大重要基金之一，同行评议是基金会引以为豪的科研项目评审制度，被认为是“最佳的实践和国际最高标准”，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组织结构框架设计方面，设计了行政、治理与提名委员会、独立审计委员会以及程序和质量委员会，三个部门各司其职，分别从人员、内控和程序等方面进行全面的监管。二是在评审人选拔阶段，充分考虑了机构类型、机构规模、区域代表性、性别、语言能力和学科分布等因素，严格控制专家团队的质量。三是在评审过程中，通过初步评审、会议评审、项目官员监管等环节，保证程序上的公正性。特别是观察员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纠正评审过程中的错误与缺陷，使评审制度更加完善。四是明确的申诉环节，使得申请人可以通过“最终的权利”对自己的申请材料进行辩护，这也是SSHＲC评价体系当中一项重要的质量控制制度。［26］

总之，目前欧美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广泛采用的方法是同行评议，但越来越多的国家辅以引文分析等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实现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的有机结合，以达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同行评议方法与引文计量方法的结合，或许是未来学术评价方法的趋势。

（二）欧美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估探索

数字人文具有的协作性、交叉性与多元融合的特征，使其成为面向传统人文学者开放的一个学术空间，不少传统人文学者正利用数字人文研究的工具、视角和方法使自己的研究得到扩展与深化。更为新颖的在于，数字人文以实验室为工作平台的研究模式，“为人文学者的成果赋予一定的实体性载体，使得人文研究者的成果不再一味地局限于论文、专著、调研报告等以文字为载体的书面文本形式，转而成为应用软件、硬件系统、搜索引擎、主题网站、数字档案馆、数据库、虚拟现实平台、科技商品等可见可触可感可用的虚拟—实体结合或者纯实体性产品。”［27］数字人文学术成果的评估困难，恰恰来自这个学科本身的繁复、多样和新颖之处。经过多年实践，数字人文工具理性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制度化的肯定，但是数字期刊、数据库、可视化网站、博客、微信公众号、软件或算法等包罗万象、涵盖多个学科甚至溢出学科的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还不能纳入传统学术评价体制进行评价。因此，数字人文学者普遍存在着学术贡献不被承认的焦虑，他们的职位升迁、工作报酬和学术地位也将面临着严峻挑战。

新世纪以来，美国的许多学术团体、图书馆和高等院校已经认识到数字学术评价的重要性，他们呼吁扩展人文学科的传统学术定义，承认数字人文“实体性载体”的研究成果，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改善人文学者在招聘、考核与晋升方面遭遇的困境。“远读”概念的提出者莫瑞狄教授更建议：“也许数字人文接下来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自已的研究成果的性质，也就是如何评估的问题。同时，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生产优异的成果如此之难，尽管我们的精力、人才和工具一样也不缺。”［28］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美国历史与计算机协会、美国历史学会等组织，相继出台了《数字人文与数字媒体工作评价指南》《大学写作与交流会议技术工作的晋升和终身任职指南》《历史学者数字学术专业评价指南》《数字媒体活动中的终身任职、考核和晋升评价建议指南：AAHC文件》等。这些指南强调必须反映迅速变化之中的科技、制度与职业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学术、教学和服务的重新定义，但建议“并没有给出非常具体的评价标准，只是强调在传统学术评价规则的框架之下包容更为广泛的研究成果样式，如电子出版物、开源期刊及数字与图像制作。”［29］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2016年出台数字人文项目评估办法，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基于问题导向，细化评估对象和内容。细化评估包括数字人文推广项目中的馆员能力建设、是否促进了跨学科指导关系建立、是否提升了人文基金申请项目的多样化，哪些成型的评估机制和评估活动能够成功地引发和强化学者对数字人文研讨/培训的参与。二是融合多类模型，科学设计评估体系。佛罗里达大学数字人文项目，最终形成了短期绩效与长期绩效、过程性指标与结果性指标相衔接的评估体系。三是秉承因事制宜，灵活设置评估指标。初步确定了涵盖长短期预定交付、实际交付、预定评估方案、评估结果的评估框架，并在综合考察数字人文项目不同评估对象特征的基础上，灵活设计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的评估指标。［30］日本艺术与文化数字人文中心成立十多年以来，构建了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评估体系。外部评估机制，是通过中期和事后评价来对数字人文中心项目进度、资金使用情况、中心管理模式、对大学科研教育的促进作用等进行评估。内部评估机制，是通过每周研讨会、学术交流和指导委员会议等形式对近期项目开展情况、发展规划、人员配备等进行协调与重构。［31］有专业组织的认可和倡导，有图书馆与数字人文中心评估的实践，数字人文学者也就如何评估数字学术研究，开始思考并建构评估体系。安妮·伯迪克、约翰娜·德鲁克等在《数字人文：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书中，提供了一套既尊重传统价值又融入对新平台与格式的具体理解的评价规则，即初步审核的基本原则、贡献度认证、学术严谨性、跨域研究和教学服务的界限、同行评审、影响力、等价评估、研究可持续性和学术伦理、勇于实验和承担风险。学术期刊也积极参与到了数字人文学术评价的讨论，2011年《专业》杂志刊登6篇文章，给数字学术评价研究提供专栏形式的平台。2012年《数字人文杂志》秋季第1卷第4期发表系列文章，就数字人文学术评价的政策、实践、案例等展开讨论并提出建议。［32］

欧美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估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不系统、不完善，且还在探索中，依然给我国数字人文的研究与评价提供了借鉴和启示。第一，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迫切需要新的评价规则和方式，没有科学规范和具有共识的学术评价，数字人文就会缺少正当性，就会陷入自我封闭和自娱自乐，就不可能得到人文学界的认可。第二，数字人文研究项目虽然具有协同性、循环更新性和试验性，很难将团队成员的每一个微观贡献区分开来，但也要尽可能作贡献度认证，清晰地描述他们在构想设计、开发及执行数字项目中所起到的作用。第三，数字人文研究项目应该由那些能够评估项目的人文学、社会科学、艺术、图书馆与信息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同行专家评审，将其放在相关学科背景下进行客观公正、准确定位的评审。第四，数字人文研究项目常常以创新的方式跨越科研、教育和服务等领域的边界，可以通过基金资助、项目网站访问、传统文献引用、学术会议核心发言、学术论坛展示等多种方式评价其影响力。第五，反复实验和不断试错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固有组成部分，评估应以坦诚的态度对待迭代性尝试和负面结果。将勇于实验和承担风险的学术研究工作视为晋升和职业发展中的障碍，奖罚不科学、不公平，将会挫伤研究者创新的积极性，鼓励平庸，影响数字人文研究的发展。

（三）批评是数字人文评价的基石

数字人文正处于蓬勃发展之中，作为一个跨界与融合为特点的新兴研究领域，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数字人文从早期的技术导向型研究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研究问题、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涵盖多种实践范式的伞式标签，学术界支持、赞赏、实践者众多，质疑、批判、反思者也不少。事实上，美国数字人文领域内部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日益加剧的痛苦是这个领域的标志，因为数字人文的拥护者已经从小范围志趣相投的学者扩大到背景各异的实践者，这些实践者有时会提出颠覆性的问题。”［5］

2012年，斯坦利·费什教授在《纽约时报》博客上发表《数字人文及其不朽》指出，数字人文不过是年轻学者试图在体制内部寻找更多可能性的政治借口，其学术价值令人怀疑。2014年，亚当·克思奇在《新共和》杂志发表《科技接管英文系：数字人文的虛假承诺》长文，直接质疑高校管理的技术化和职场化，并严厉警告：在数字人文接管了英文系之后，也许“有一天我们醒来会突然发现，我们卖掉了与生俱来的权利，换来的却是一堆乱糟糟的应用软件”。［33］2017年，蒂莫西·布伦南在《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数字人文的破产》认为，数字人文因为其本身的局限性，根本解决不了人文学科的核心问题，并大胆直白地批评“与其说数字人文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数字人文为了反对主流形式，从而强行将人文从其存在原因中剝离出来的那个楔子”。［34］一种后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数据就在那里，收集并完善它们，剩下的就等着学者们对其随心所欲地排列就可以了。对这种通过假说驱动的阐释——对现象的自由探索，艾伦·刘批判为“白板阐释”。［35］2019年，笪章难在《批评探索》发表《以计算的方法反对计算文学研究》，指出计算文学研究中一系列的技术问题、逻辑谬误和概念缺陷，进而得出结论：计算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和理论前提并不适用于分析文学、文学史和语言学的复杂性。［36］这些批判角度刁钻、语言辛辣，大有将数字人文一棍打回原形的气势。不过倘若作理性思考，不难发现数字人文应用于传统人文学科研究，确实存在着“没有推翻传统意义上的预设，还没有产生完全新的叙述，更没有出现震动学界的成果”等若干悖论。［37］因此，数字人文对自身概念中的“数字”和“人文”都必须保持批判的态度。但这并不影响数字人文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新方法和新工具，发掘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发现新机遇，开拓新范式，得出新结论，形成新潮流。

批评是学术的生命，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批评是对数字人文学术“问题”本身展开的辨伪、驳疑、商榷、对话等，以达至“方法革命”和“迈向批判性数字人文”，能够为人文学科做出理论贡献。同行专家批评，从本质上讲也是对数字人文的研究和评价，“在其出发点上应当是一种所谓的‘无罪推断’，而不是‘有罪推断’，即首先是努力探寻被批评对象的合理之处，进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其不合理之处，并对其展开批评”。［38］批评好比一只啄木鸟，不是为了把树击倒，而是为了让它长得更直。所以数字人文学术成果的评价，更期待同行评议和批判。

三、我国数字人文学术成果何以评价

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价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人才评价要：“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2020年２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进一步指出要破除论文“SCI至上”，建立科学评价体系。2020年1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针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唯论文倾向开展治理。《意见》明确提出了10个“不得”的底线要求：一是不得简单以刊物、头衔、荣誉、资历等判断论文质量，防止“以刊评文”“以刊代评”“以人评文”。二是不得过分依赖国际数据和期刊，防止国际期刊论文至上。三是不得为追求国际发表而刻意矮化丑化中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四是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与资源分配、物质奖励、绩效工资等简单挂钩，防止高额奖励论文。五是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导师岗位选聘、人才计划申报评审的唯一指标。六是不得把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教师招聘、职务（职称）评聘、人才引进的前置条件和直接依据。七是不得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唯一标准。八是不得将学历、职称等作为在教育系统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限制性条件。九是不得多头评价、重复评价，严格控制涉及论文的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十是不得盲目采信、引用和宣传各类机构发布的排行榜，不过度依赖以论文发表情况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排行性评价。但需要特别强调：政策导向破除的是“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更不是反对发表论文。政策导向不是不要学术评价，而是要优化评价方式。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好论文“唯”与“不唯”的辩证关系。在学术评价的历程中，钟摆效应始终存在。钟摆可以过头，但它终将修正。从这个意义上说，破除论文“SCI至上”、清理“四唯”“五唯”，就是开启了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重建。

（一）数字人文学术成果需要评价

传统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更多关注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和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关注人类整体和个体精神世界的观念、意识、知觉、情感、价值等”。［39］它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其批判精神能为自然科学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导向。它提出的思想，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所以，《易·贲彖》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说。人文学科代表着人类经验和人性洞见的传统，人类公认的经典绝大部分可说是人文经典。不过，多数人文学科论证过程不可计量，结果无法验证；文史哲学科的文章引用率比较低，导致人文与社科的影响因子差别很大。“比如《经济研究》与《历史研究》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著名期刊，但根据中国知网2014年发布的影响因子年报统计，两本最著名的专业期刊，影响因子差别极大，《经济研究》复合影响因子达9．831，而《历史研究》的复合影响因子仅0．954，相差整整10倍。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文史哲‘第三世界’在学术评价领域显露无疑。”［40］因此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中，人文学科日渐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数字人文研究作为人文研究与数字技术的跨学科结合，“同时包含了两个维度的趋向：其一是‘人文研究数字化’，即用数字技术解决人文问题；其二是‘数字技术人文化’，即以人文方式发展数字技术，‘让数字更人文’。”［41］这或许为当代人文学术的复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随之而来的学术成果形成过程、署名方式、著作权、评价标准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数字人文学术评价势在必行，评价有助于准确、科学地了解学术研究的状况，是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关键，其积极意义在于：

第一，评价是体制承认的前提，是制定各项政策的客观依据和有效保障，有利于提高数字人文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地位。没有科学规范的学术评价，数字人文就会缺少正当性，依靠数字化的学术方法、运算能力和知识生成新模式产生的“生产性人文”成果就有不被承认的风险，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学术人员也将缺少生存和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

第二，评价是学科管理的依据，有利于提高数字人文研究的科学管理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为教学、研究和项目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评价就没有管理。对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机构、人员、项目、成果等的每一项管理，都离不开科学的评价。通过评价获得的数据和结论，可以为数字人文的管理提供必要的依据，从而提高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三，评价是得到官方资源的条件，有利于课题、项目、工程的立项、结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省、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等院校、研究所、地方社会科学院和其他部门），营造数字人文研究良好的创新环境，推动跨越既有学科界限的对话，跨越纯理论与应用、定性与定量及理论与实际界限的对话，通过设计、计算、分析、VR/AR技术、机器学习等手段，结构化或再造人文、可视化或形象人文、拟实化或增强人文、智慧化或拓展人文。［42］鼓励项目制研究，鼓励团队合作，鼓励学术创新，促进数字人文研究多出成果，多出精品，建设新型学术媒体以及项目成果的传播展示平台。

第四，评价是人才努力前行的动力，有利于发现和培育既能广博也能深究的“刺猬狐”，促进数字人文研究队伍建设，为数字人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评价的种类，大致包括职称评定、课题立项、成果评奖和人才评优等。评价是决定成果和人才是否有获得支持的资格，以及获得多少以及何种支持的前提。评价环节的根本重要性在于，它同成果的命运，人才的利益和前途，有最直接、最关键的关系。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同职称、不同岗位、不同头衔，收入差距悬殊。因此，加强数字人文评价体系建设，“既有助于形成崇尚诚实劳动、鼓励科研创新、遵循学术道德、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又有利于保护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43］

（二）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谁来评价

学术评价的要义是对学术成果及其所有者进行价值判断。在一定意义上说，学术评价就是一根指挥棒，有什么样的学术成果评价导向就会有什么样的学术研究倾向。20世纪以来的学术评价，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基于学术传承创新与发展的研究内容及其价值的评价，学术评价与学术研究的主体是学术共同体成员，注重同行评议。二是为满足行政权力部门完成资源配置和科研管理的评价，学术评价的主体是完全外在于学术研究的专业评价机构，采用量化评价，提供更便捷高效和“客观”“公平”的数据和排行榜，得到了行政权力部门的青睐。“评价的分裂和分裂后定性和定量评价的互相对立，不仅使同行评议沦为狭隘的主观判断，而且使定量评价变成了一场数字游戏。评价再也无法统摄于同一评价主体，也直接导致了学术评价自身的危机与困境。”［44］

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以评价对象的确定性为基本前提，而发展中的数字人文却呈现出诸多不确定性，比如数据库、图像、虚拟仿真模型、程序和代码设计、数据可视化等非传统学术活动及成果，还不能被现有学术评价体系所接受，更没有能力和标准来进行评价。这种传统学术评价形式和评价方法的有限性，与数字人文成果形式的丰富性和传播平台的多样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对数字人文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数字人文借助新媒介所拥有的多样性和可扩展性科研成果不被现有专业学术评价机构所认可，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其可持续发展。机遇在于，数字人文学术同行可以此积极推进学术共同体建设，构建不同的评价体系与方法。

学术评价体系的重建，就是要回归学术共同体评价。尽管学术共同体也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但没有别的更好选择。究竟谁是数字人文学术成果的评价主体？当然也只能是学术共同体。虽然数字人文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但近10年来国内相继成立了多家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举办了多次数字人文论坛和会议，出版了《数字人文》与《数字人文研究》期刊与集刊，培养了一批跨学科的新锐数字人文研究队伍，取得了一些数字人文学术成果，昭示着数字人文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之中。“学术共同体是什么？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遵守共同的道德规范，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的群体。”［45］数字人文学术成果的评价、评价的标准、评价的方法和学术上的分歧，所有的学术问题只有依靠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发挥学术共同体在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价中的主体作用，可能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围绕知识生产和评价规则在不断迭代过程中的更新变化，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价应该具有的资源基础、评价范式和媒体平台，我们还是可以做些探讨：

一是构建独立自主、自律公信的数字人文学会。学会是“最具学术共同体同行特性的学术社团，无论从学术权威，还是从机制运作，都被认为是作为学术同行评价最佳的评价主体”。［46］学会具有学术评价的历史传统，具有作为学术同行评价的独特优势，如学科同行性、民主平等性、学术交流性、利益超越性等。要发挥学会在学术评价中的重要作用，当前重要的是要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行政权力部门应赋予学会更多的社会功能，并研究出台具体措施和办法，让其在评价实践中建立信誉和权威。

二是构建超越传统、跨越媒介的数字人文学术评价体系。学会可以与数字人文研究基础设施比较好的图书馆、研究中心，探索构建具有“平台型媒体”特征的数字人文评价中心。这种数字人文评价中心，不是单靠自己的力量做内容和传播评价，而是打造一个良性的开放式平台，平台上有各种规则、服务、平衡和监督的力量，并且向所有的内容提供者、服务提供者开放。这种数字人文评价中心，将从传统出版延伸到数字出版、语义出版、数据出版、增强出版等新出版形态，自觉地将出版与科研相融合，支持数字人文等学术新范式。这种数字人文评价中心，不仅仅是基于争取资源、注重结果导向的学术评价，更基于学术服务、注重过程的学术评价。

（三）数字人文学术成果怎么评价

数字人文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或准学科，其新颖之处在于，用数字技术作为工具研究、分析、验证和回答传统人文的问题。数字人文的工具理性特征明显，极易把文本解读简化为数据统计和数字推理，这样的学术成果很难得到人文学界的认可。即使数字人文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新的结论或产生新的知识，但其“数量化文本分析方法跟传统人文的质量化分析方法是不相融的”，因此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学术评价标准是件困难的事。［29］这也是当下数字人文研究者，对自我定位和获得承认的深层焦虑所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ＳＣＩ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学术同行评议等重要举措，具有方向性引领作用。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如此，对人文社会科学如此，对数字人文亦复如此。

数字人文学术成果的分类评价，要注重借鉴欧美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估的成功经验，还要立足我国数字人文研究的自身特点和发展情况，提供一套既尊重传统人文价值又融入新技术与新范式的学术评价理念。(1)分类是评价的基础，必须让技术的归技术，学术的归学术。学术成果分类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较强的涵盖性和区分度；二是具备较强的合理性和实践性。［47］数字人文学术成果分类，从形式上看，有著作、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网站、用户界面、虚拟仿真模型等特征；从学科上看，包含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理论、概念和方法的整合，旨在进行跨学科研究，由此实现质量与数量的融合。（2）多元是评价的重点，学术成果评价的对象不能仅限于纸本载体，还应扩展到数字载体等其他形式。数字研究项目在科研、教学和服务三个领域都具有多层应用价值和用途，不能用一把简单的尺子衡量不同类型的贡献，从而造成事实上的不准确、不公平。（3）指标是评价的依据，根据数字人文具有的特定属性和特征，制订分类评价的指标和方法，评价主要采用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副的综合评价方法。数字人文具有跨学科研究特征，成果评价在考察科学性、创新性、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时，尤需侧重评议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具体指标:一是成果的整合度如何？综合了哪几个学科的知识，得出了哪些新的认识；二是该成果的问题意识如何?研究了哪些重大领域和重点问题，是否做出了解答，以及解答的程度如何。三是该成果的难易程度如何?在方法、资料的整合度上做出了哪些具体工作。［48］（4）宽容是评价的进步，过多强调竞争，就会导致内卷化。数字人文是一种新型的学术模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时花了好几年时间去做一个项目，但最后发现选择的路径是错误的。评价要有足够的宽容和尊重，给予“试错者”理解和支持。宽容失败，并不是说宽容所有的失败，更不代表对成功无所追求。总而言之，对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进行分类评价，既要考虑质量、影响力和效用的不同维度，还要兼顾其跨学科研究的特性，分类实施，分别对待。

同行评议(peer review)起源于英国，是指同领域的专家对论文的研究目标、意义、方法、过程、成果和论文的新颖性、创新性、真实性、逻辑性、规范性等进行综合判断和评价。虽然同行评议也存在不足，但国内外的主流共识仍然认为是目前最好的评价方法，因为只有从事相同或相近研究的同行（大同行和小同行）才能判断一个学术成果的严谨性、创新性、贡献度。“学术评价不能独立于学术研究之外，二者是连体共生的。学术评价必须遵循学术研究自身的逻辑和行规，只有深谙学术研究之道方能担当学术评价之责。”［49］数字人文学术成果的评价，当然同行评议是不二之选。但需要从制度设计入手，解决公正、效率、质量问题，保障评出的结果达到客观公正。（1）建立一套科学化、制度化的同行评议制度。一是要完善专家遴选机制，组成优秀的评价专家队伍。知名专家或学术带头人，能够对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创新价值和前沿视野有所把握。小同行专家或技术专家，能够对跨学科研究成果的贡献价值和应用水平有所把握。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价，力求避免出现外行评内行、“小专家”评“大专家”的情况。二是既要考察同行专家的知识结构、学术贡献、道德修养和评议水平，又要充分依靠、相信、尊重他们的专业判断，发挥他们在学术标准制定和学术评价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三是要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必要的回避制度、信用制度和监督制度，维护学者和学术尊严，增强学术同行专家的自律，保障学术同行评议制度的公平正义。（2）发挥好学术期刊（集刊）学术评价的功能。“学术共同体主要包括学术期刊系統和专业学会系统。这二者是学者进入学术共同体、参与并建立正式学术交流网络的关键平台，在学者和‘门外汉’之间划定了一条明显的边界，因此对学者的学术生涯和学术共同体的运行至关重要。”［50］学术共同体在对数字人文学术成果的評價中，可以采用复合评价的机制，即学术会议的评议和讨论，学术期刊发表前同行专家的匿名评审，学术期刊发表后的社会评价。在数字人文学术成果的评价中，学术期刊（集刊）应该扮演一个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发挥学术成果的首发作用，坚持学术评价中的把关作用，增强学术争鸣中的推动作用，为同行评议的专业性提供支持，为同行评议的自律性提供保证。

四、结语

数字人文在欧美的研究与实践日新月异，伴随着这股热潮，许多人文院系和专业组织都制定和发布了考核和晋升指南，为评价者和被评价者提供指导。虽然欧美数字人文学术成果评估的理论与实践，还不系统、不完善，但依然给我国数字人文的研究与评价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我国的数字人文研究起步较晚，理论体系和学科边界尚存在诸多不清晰、不充分之处。所以有学者认为谈评价规则为时尚早，不能没有学会走路之前，就开始奔跑。不过，“年轻”的数字人文却不会等待“成熟”的评价规则，它会在不断迭代过程中更新，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活力，激发学者的创造力，以推动学术的不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学术评价，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22］

数字人文研究与评价或许充满了张力，不少学术人正在上面做着充满想象力的探索，我们边走边看，不忙着下结论。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ZHANG Yaoming

Abstract：

Digital Humanities is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the use of digital tools,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media to shape and change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there are four obvious new features: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 and humanities, the connection of platform and “remote reading”, the intersection and multiple integration, and the symbiosis of project and team. With the upsurge, many humanities departments and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eveloped and issued a Digital Humanities academic achievement evaluation guide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evaluators and the evaluated. The research of Digital Humanities in China started late, and the evaluation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has a long way to go. However,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udy classified evaluation and peer review, and build an evaluation system that transcends tradition and media, so as to prepare for the future.

Keywords: new features of Digital Humanities; academic evaluation; peer review

注释：

［1］ Matthew K． Gold，ed． 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p．69-71.

［2］ 王晓光.关于全球视野下的数字人文：研究与实践［EB/OL］. (2019-04-18)［202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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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铭，新华文摘原总编辑

原文刊于《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