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章太炎年谱，偶然读到太炎先生于1912年9月的一段议论：“制宪法以为缘饰，选议会以为民仪，上者启拘文牵义之渐，下者开奔竞贿赂之门。是乃不改清之积弊，而反凌其末流，……徒为数百莠民增其意气，而元元之民困苦如故也，其转于沟壑弥甚也。然则议员之为民贼，而宪政之当粪除，于今可验，吾言亦甚信矣。”（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9页）
在这段评论中，太炎先生有言于当时，认为“宪政之当粪除，于今可验”。太炎先生的这个判断，一方面，堪称那个时代的“异见”。因为，1912年9月正值中华民国元年。帝制刚废，共和甫立，相对于沿袭了数千年的陈旧的皇权体制而言，1912年建立的中国民国也是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呢。至于1912年的宪政体制，则是思想家们鼓吹了数十年之后才姗姗结出的一个巨大的硕果。
稍稍查阅史籍，即可发现，早在19世纪下半叶，郭嵩涛、马建忠、王韬、陈炽等早期改良派，就已经阐述了一些初步的宪政思想。多次出使欧美各国的崔国因，曾率先向清廷提出了开设议院的建议。郑观应也曾明确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积极呼吁并推进维新变法，他们的最主要的政治纲领，也是开设议会、制定宪法，建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稍后，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在诸如“新民丛报”、“国民报”、“江苏”、“扬子江”、“浙江潮”等刊物上，各路启蒙思想家关于宪政的时论不绝如缕，此起彼伏。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举成功，终于为宪政体制的建立铺平了道路。1912年，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条约”的颁布，更是为中国宪政的实践提供了一份纲领性文件。在这样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背景之下，太炎先生居然如此贬斥宪政，难道不是一种令人惊骇不已的“异见”？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太炎先生把1912年的中国宪政视为粪土，也表达了他关于那个时代的一种“卓见”。太炎先生原为中华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为了扩大这个团体的政治影响，他决定与张謇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等团体合并，组成统一党。1912年3月2日，由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人为理事的统一党正式宣告成立，其后，在统一党与同盟会、袁世凯等各方政治势力的交往过程中，太炎先生也陷入了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中。这段史实说明，太炎先生不仅是民国元年宪政实践的观察者，更是这段历史的重要参与者。正是在亲身参与的过程中，太炎先生真切地体会到“制宪法以为缘饰，选议会以为民仪”、“议员之为民贼，而宪政之当粪除”的政治现实。尤其是1912年以后，贿选宪法、猪仔议员之类的宪政闹剧接二连三，宪法听命于枪杆的政治事件层出不穷。一言以蔽之，实践中的宪政品格每况愈下，越来越不成样子了。从这个角度上说，太炎先生于1912年关于中国宪政的评价，不但表达了一个思想者与实践者的洞见与卓识，而且还成了一种预言，一语成谶地描述了中国宪政在1912之后的不祥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