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新出的周扬传记——郝怀明写的《如烟如火话周扬》，就要送到读者面前了。我一直关心着此书的写作，在它即将出版之际，愿意为它写几句介绍的话。
周扬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如何？这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观察。
在八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他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既没有成为正式中央委员，也没有成为中央部长，更没有进政治局、没有进书记处，党内的地位应该说不能算是很高。但是，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作为一位党的文艺干部，他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时代就当了左联的党组书记，在延安时代就成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重要代表，建国以后又成了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最主要的党内领导人。从这个角度看，又应该认为他的地位是很高的。他在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理论界知识界的声望和影响，是远远超出一个候补中委甚至一个正式中委的。
周扬一生，伴随着争论，而且是重大的激烈的争论。
上海时代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战，周扬就是争论一方的主将。延安时代，关于王实味及其作品《野百合花》的争论，周扬是一篇主要的、带总结性的文章的作者。新中国建立前夕，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作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报告。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一直不是风平浪静，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波更比一波高。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作了一篇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讲话，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五次大论战、大批判：一是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二是一九五四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三是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四是一九五七年批判丁玲、冯雪峰，五是六十年代批判田汉、夏衍、阳翰笙。这五次大论战，周扬都不是或不都是发动者，但却是主要的前线指挥者和论战的总结者。建国以后周扬在中国文艺界的地位，与这五次大论战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虽然他在文艺和学术方面做了不少建设性的工作，后人应该仔细发掘和总结（这方面正是郝怀明这本书有所建树的地方），但是，在当时，周扬之所以广为人知，主要还是因为他在这些批判中所起的作用和给人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中周扬被打倒，被揪出，被囚禁，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的主要代表人物，这条文艺黑线甚至被简称为周扬文艺黑线。谁会想到呢？把他揪出来，首先一条罪状，竟是他在三十年代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接着就是清算他在建国以后五次大论战中的作用。他作为这五次批判的指挥者和总结者，被称为是伪装革命的一面，而他在这五次批判之前和之后所做的政策调整性的工作和文艺建设性的工作，则被称为是实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的一面。《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是姚文元文章的标题，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对周扬的结论。这是一个多么颠倒黑白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指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这样，周扬才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虽说从宽处理，还是有罪之身。粉碎“四人帮”之初，还有人把“四人帮”同“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捆绑在一起批判！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周扬才被还以清白无罪之身。但同时，周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文艺界的历次运动中的作用，也在人们的重新思索和审视之中。这种思索和审视，周扬自己走在前面。从监狱释放之初，还在待罪的他，就毅然前往冯雪峰的病榻前探视问候，两位年轻时的战友尽释前嫌，为此，冯雪峰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寓言《锦鸡与麻雀》，而周扬则写了一封不自量力的恳求最高领导满足冯雪峰重新入党愿望的信件。粉碎“四人帮”后在文艺界各种场合，周扬一再向过去被他伤害过的同志道歉。周扬这种态度取得了许多同志的理解和原谅。但是，大概周扬的道歉有足也有不足、有痛快也有不够痛快吧，对他的谅解也有深有不深，有些同志则对他始终不肯谅解。
复出后的周扬，很快重新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重新主管文艺工作。因为年高，他没有担任更高的党内职务。他致力于重新调理被“四人帮”整得七零八落的文艺队伍，调理文艺界内部被严重扭曲了的关系，反思“文化大革命”，反思“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的错误，而且致力于从理论的高度进行这种反思。作为这种反思的一个成果，他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有不少赞成者，也有许多批评者，有的批评还很尖锐。由此引起了又一场大论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论战。
周扬作为论战的一方，当然认为他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有他的道理，那道理就写在他那篇文章里面；而论战的另一方，批评周扬那样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胡乔木，当然也认为那样的批评自有他更大的道理，那道理也写在那篇批判文章里面。这两篇文章现在都收在他们两人的文集里。胡乔木的文章，把这场争论定性为“是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虽然有前面那个定语，关键词还是“学术理论问题”，而且是“复杂的理论问题”，那就“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胡乔木还表示：“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尽管如此，在人们的印象中，周扬还是成了被批判者。这使晚年的周扬，又成为一位有争论的人物。
胡乔木发表那篇批判文章以后，写了一首诗送给周扬。诗分两段，第一段是作者问剑，第二段是剑的回答。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的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谊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这首诗遭到许多人的非议。但我宁愿相信诗作者的真诚，一方面真诚地相信在他认为的理论政治原则问题上亮出剑来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真诚地希望“伤口会愈合”，“雨后的阳光”会照见“拥抱着一对战士”。毕竟，他和周扬年轻的时候从上海左联时代开始就曾是“一对战士”。不过，这首诗似乎并没有收到像《锦鸡与麻雀》那篇寓言那样的效果。那原因恐怕就在于《锦鸡与麻雀》的作者是受伤害者一方，而“一对战士”那首诗的作者却非是吧。
一九八八年上海一个内部刊物发表一篇文章，认为胡乔木那篇批评文章把问题过分地政治化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很想知道胡乔木的意见。我向胡乔木转达了。胡乔木告诉我，他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地政治化了。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
我把胡乔木的这个意见转告了上海那位编辑，但是已经无法转告周扬。因为周扬此时已经一病不起，渐成植物人，直到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离开人世。
周扬逝世，到今天已经十七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那场争论，到今天已经二十三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两个口号的论战到现在已经七十年。分别隔了一代人、两代人以至近乎三代人的时间，可以说都是陈年往事了。
人们说，往事如烟。人们又说，往事并不如烟。人们还说，往事如火：回忆起过去的如火的斗争如火的论辩如炙的痛楚如炙的悔恨，今天心情依然如火。如烟也好，如火也好，依稀如烟总没有逝尽，炽热如火总不似当年。拉开了时间的距离，再来回首往事，总可以更清楚，更冷静，更坦然，更宽容大度了吧。
这部《如烟如火话周扬》，原来拟的是另外一个书名，作者接受我的建议，改成现在的书名。
作者郝怀明，一九六四年从北师大毕业分配到中宣部教育处工作，我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开始同事了。学生时代的郝怀明就读过许多周扬的文章，到中宣部以后算是周扬的部下了，对周扬也没有多少接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和他在不同的机构工作，但是共同参加过一些中央文件的起草。后来，他奉组织之命参加《周扬文集》五卷的编辑工作，对周扬才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也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研究。他在参与编辑周扬文集的基础上写这本传记性质的书，我认为应该说是具备了很好的条件。
当然，写这本传记并不像编《周扬文集》那样是奉组织之命。这是一本个人著作。现在我国出版的人物传记，大体上有两类，一类是组织上布置写作的，一类是个人研究而写作的。前一类多是有关机构为党政军领导干部编写的，好处是写作力量强，查阅档案的条件好。后一类则为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编写的，弱点是不如前一类条件好，但也有好处，就是自由度大一些，表达的意见是个人性质的意见而不是代表组织的意见。对于有争议的人物，前一类形式会有诸多障碍，后一类形式则更为可行可取。
虽然是个人的著作，总要力求客观、冷静，叙事论人力求科学公正。不溢美，不掩恶。我看郝怀明写这部书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尽管如此，或因个人的感情，或因对材料的掌握，或因对问题的看法，难以避免对人对事的评论还会发生偏差或者还会发生争论。我看，不能也不必要求全无偏差或争论。有别人认为不当之处，批评讨论就是了。这也就是个人著作比起某个机构的职务著作来有更多自由的好处。
纪念胡耀邦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耀邦传》第一卷。这样一位重要而又有过争议的党的领导人的传记，不是那个机构写的职务著作，而是五位作者署名的个人著作。这在我国还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可能为我国的传记出版、历史写作开辟新的蹊径。
（本文系作者为《如烟如火话周扬》一书所作的序，标题为编者所拟，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