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提交的论文，是讨论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从分隔走向交融的若干问题。
三年前，我写过一篇《论科学精神》，末尾一节题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其中说道：
“在强调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在学术界有一种强烈的声音，呼唤人文精神。”
我肯定这种呼唤。同时，我又说：
“马克思主义讲世界观、方法论，这是解决认识问题，属于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还讲世界观、人生观，这是解决价值问题，属于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不应该把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对立起来。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讲人文精神，那就容易流入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把人从繁重的单调的劳动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控制论奠基人维纳的一本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这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
“古往今来，科学界的优秀分子，为真理，为科学，为人类进步而斗争，充满着献身精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自甘淡泊，不求闻达，把精力倾注在事业中，而不是花费在享乐上。他们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积极地参加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和人道，保护生态和环境的种种斗争。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
我的结论是：“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
这是三年前说的话。今年春天 “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开坛，征集各方人士题词，我又重述了这个意见：“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这就是现代的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相互渗透、结合和统一。”
“相互渗透、结合和统一”，简单说，就是“交融”。蔡元培就提倡过“融通文理”。但是，交融并不容易，从分隔、分裂，走向互补、交融，是一个漫长的、艰难的、在不断争论中前进的不尽过程。
今天我准备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外到国内，通过分析和评论几次著名的论战，来进一步申述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从分隔走向交融这个主题。
“两种文化”问题的提出和争论
科学与人文的分隔和争论，在欧洲近代历史上由来已久，内容广泛。上个世纪中，斯诺鲜明地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又一次引起知识界的聚讼纷纭。
斯诺是何许人？
斯诺是上世纪的一位英国名人（一九○五——一九八○）。一九五六年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两种文化》，一九五九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以此为题的著名的里德演说，一九六三年发表《再论两种文化》，以后结集为一本小书并有过若干次增订。这本书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了三个译本 。新译本有斯蒂芬•科里尼写的长篇导言，其中说：斯诺那篇一个多小时的里德演说，至少做成了三件事：一是抛射出了一个词汇、一个概念（“两种文化”），从此不可阻挡地在国际间传播开来；二是阐述了一个问题（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文化分裂问题），现代社会里任何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三是引发了一场争论，其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程度之激烈，可以说都异乎寻常。
三个中译本的相继出现，表明了这个概念、这个问题、这场连绵不绝又与不断演变的争论在中国的影响。
斯诺曾经从事过多年实验室里的科学研究，是地道的科学家出身，后来又写小说（包括以科学家为题材的小说）而成为一位文学家，还从事过科学事务的高层管理和咨询，出任过工党政府新成立的技术部的第二把手。通过作品、演说和在报刊上发表评论，更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公众知识分子。
有人说：斯诺站在鼓吹科学文化的立场，挑起了同人文知识分子的争论。又有人说：斯诺那个时候英国的潮流是科学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而我们中国现在的潮流是重理轻文，今天在中国重新出版斯诺的书会有负面作用。我看，都不能这样说。
从斯诺的演说遭到利维斯（文学知识分子）对他的愤怒和刻毒的反驳并引发为一场论战来看，似乎也不妨说是他引起了争论。但是，斯诺其实是站在力求沟通两种文化的立场上，力促两者的交融，而不是交恶。
他那篇演说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什么从“科学革命”说起？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勃然兴起和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传统的文化格局（以及教育格局）提出了挑战。传统的格局是以宗教、哲学、语言文学为主导的，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奴婢、哲学的附属，技术进不了高层的文化视野。第一次科学和工业革命，第二次科学和工业革命，或者说次数分不那么清爽的一波又一波交叉推进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化和教育的格局相应地也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科学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强。科学文化已经日益跃居主导地位。这是时代潮流，势不可挡。但是，潮流是在激荡中向前涌进的。这种激荡也势必反映为文化的隔膜、分裂和冲突上。斯诺长期置身于自然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这两个圈子，深感这两部分精英之间在文化上的隔膜，于是发而为他那篇著名的演说。
斯诺说：“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
这个责难是指向双方，而不只是指向一方的。
斯诺说：“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
这个刻画也是指向双方，而不只是指向一方的。
不过，斯诺的重点的确是指责对科学文化的不了解给整个“传统”文化带来非科学气氛并且往往转化为反科学。 斯诺的确是致力于要求提高科学的地位，提高非科学人士的科学素养。斯诺的批评，主要指向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对技术、对工业的忽视、轻视甚至敌视。他那典型的伤人的语言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知识分子都是天生的卢德派（Ludditism）。” 什么是卢德派？卢德派是十九世纪初英国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他们反对以机器为基础的工业化，在诺丁汉等地从事破坏机器的活动。二十世纪中叶斯诺使用卢德派一词当然带有极大的贬义。 正是这一点引起对方的不满和敌意。斯诺使用这样尖刻的词汇，是因为他要反对一些文化精英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最早介绍斯诺两种文化演说的中译者，用了《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这样一个书名，说明了译者对演说精神的把握。斯诺将向后看的悲观主义态度同文学知识分子联系起来，将顺应现代化潮流的乐观主义同自然科学联系起来。
那么，斯诺是不是单纯地为维护科学文化而斗争，却根本忽视人文关怀呢？完全不能这样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斯诺为他的《两种文化》增订本写的一篇前言，这样概括了自己的基本立场 ：
第一，我们（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在走向极其危险的境地。危险之一是热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尽管是现实的，但概率小于另外两个主要危险：世界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人口膨胀以及所导致的苦难的前景。
其次，这些危险并不是由技术或我们现在所谓的应用科学带来的，这是我们理解、控制和利用自然界某些方面的能力。技术具有两面性：行善和威慑。在全部历史中它都给我们带来了福和祸，对此，我一再重申过。
第三，我们必须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还是技术本身。没有别的武器。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伊甸园。
第四，人们必须了解技术、应用科学和科学本身究竟如何，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有一种共有文化，科学属于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否则我们将永远看不到行善或作恶的各种可能性。
能说这几条，不是体现了高度的人文关怀吗？斯诺批评过早的文理分科，呼吁教育应该有较宽的科学和人文基础，这是得到公认的观点。斯诺呼吁共有文化，呼吁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就人类前途的共同问题进行共同讨论，促成共同行动。他认为富国与穷国的问题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出发点，解决这个问题，凭借现有的科学和技术成果在穷国的运用和推广已经足够。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两者之间的鸿沟不是在缩小而是在逐年增大，这是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受到现有的政治经济格局的限制所致。最使斯诺感到无奈的，是仍然面对一个黑暗的前景：世界人口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增加一倍，在下一代将再增加一倍，而世界资源不可能与这一增长率并驾齐驱。这是斯诺的悲观主义。但是，在为《两种文化》增订本写的后记的最后，斯诺表示相信“比我年轻得多的人将在他们的生活历程中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政治经济的剌网会反对他们，正像曾经反对我们那样。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要我能找到任何希望的源泉，就有希望存在。” 这是斯诺的乐观主义！
斯诺在他最后一次公众演说中说：“人们听到年轻人在问：走向何方？”他的回答是：“和平，富足，地球上没有过剩的人口。这就是方向。”斯诺指望，他提出“两种文化”的问题，将对实现这些目标做出贡献。
所以，我认为应该说：尖锐地提出“两种文化”问题的斯诺，正是对科学发展作人文思考、把人文关怀摆到了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一位深思的学者。今天在中国重温斯诺的这些思想，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战”
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发生的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战”，是在美国和欧洲知识界展开的又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把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新的聚焦点上推向了白热化。
索卡尔事件的近期背景应该从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说起。这种思潮引起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忧虑。一九九四年在美国，两位自然科学家，一位是生物学家格罗斯，另一位是数学家莱维特，合写了一本书，叫《高级迷信》。 在此书的一九九八年版序言中，这两位科学家说得很明白：“之所以撰写《高级迷信》一书，是因为我们俩人虽然工作在不同的大学里，却都从各自独立而又极为相似的经验中感觉到：某种令人不安的新东西已悄然渗进学院管道，进而在大学讲坛、专业期刊、学术著作以及教员间的闲谈中扩散开来，这就是对现代科学的蓄意诋毁。” 此书就是他们对这种诋毁的公开回应。
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然科学家大都持肯定态度，而反对意见大都来自受后现代思潮影响的“科学批判（science-critique）”学者或称“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学者（即把科学作为对象进行诸多研究的学者）。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家索卡尔，正是读了《高级迷信》之后，引起共鸣，动了一个怪念头，就是模仿那些后现代学者们惯常的思路和语言风格，试写一篇戏拟的文章，题为《跨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中充满科学错误和逻辑错误，想看看这些错误会不会被编辑识破。他把这篇长达二十多页并附有一百零九条详细注释（长达十七页）和二百一十七篇出处无误的参考文献（长达十八页）的洋洋大文，投寄给颇有名气的文化研究刊物《社会文本》。而这个刊物正好在准备出一期题为《科学大战》的专辑，以反驳《高级迷信》一书，正约了许多名人为这个专辑写稿。
索卡尔这篇文章写了些什么呢？
他开宗明义就宣称：“许多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至今还抱着启蒙之后的理性主义的长久霸权强加于西方学术界的教条不放，这种教条可以简单概括为：存在一个外部的世界，其特性独立于任何个体的人、甚至独立于作为总体的人类存在；这种特性被隐藏在‘永恒的’物理学规律之中；人们能通过（所谓的）科学方法所规定的‘客观的’程序和认识论上的规范，来获得关于这些规律的可靠的、虽然是不完备的和试探性的认识。”然而，二十世纪科学在深层次上的观念变化，科学的历史和哲学研究的革命变革，破坏了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当前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的批评已经消除了西方主流科学中关于客观实在的神话。“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物理‘实在’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科学‘知识’远不具有客观性……，科学共同体的话语，尽管有其不可怀疑的价值，但从不同见解者或受排斥的团体中产生出来的反霸权的叙事来说，人们不能够断言它们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权威地位。”
就是说，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作为自然科学存在基础的客观世界、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已经被解构了，被颠覆了，要让位于极端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了。
大概是由于“投其所好”吧，大概编者认为这么一篇出自物理学家之手的文章，是一块可以砸向科学界传统观念的石头吧，《社会文本》欣然接受了它，把它编入《科学大战》这期专辑里，于一九九六年五月发表了。
可是，几天之后，在《弗兰卡语》这个刊物上，索卡尔发表一篇自我曝光的文章，说他送给《社会文本》的那篇文章，只是“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旨在测试那批喧闹一时的对科学作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够不够学术水准。他说，他那篇文章在科学内容上有明显的胡说八道，任何有能力的大学物理学或数学专业的学生都能识别这是一场恶作剧，然而（a）它听上去很不错；（b）它迎合了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偏见。 结果，竟瞒过了文化研究的著名教授和编辑。
真是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样一个戏剧性事情，不但引起学术界大哗，还蔓延到新闻界，蔓延到公众中，甚至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舆论中自然认为那些被批评的后现代人文学者受了窘，丢了丑。但是，一场论战决不会由于一篇恶作剧文章而告结束。
《社会文本》的编辑罗斯写了回答索卡尔挑战的文章，还出版了题为《科学大战》的文集。它是《社会文本》那个专辑的扩充版，当然，索卡尔那篇恶作剧文被屏除在外。
索卡尔也没有收兵。他把在写作《超越界线》一文过程中搜集到大量资料给同事们看了，在同事们的鼓励下，他同比利时物理学家布里克蒙特合作，写了一本《知识的骗局》，一九九七年在法国出版。其所以要拿到法国出版，是因为索卡尔批评的在美国流行的那种思潮，其源盖出于法国的后现代大师们。这样就把科学大战的战场扩大到欧洲。此书接着出了英文版，易名为《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误用》。这是一本拆穿“国王的新衣”的新著。人们评论说，如果《高级迷信》可以比拟为火力凶猛、流弹四射的机关枪，那么《知识的骗局》比较像是X光机或手术刀，试图透视或解剖后现代科学迷人外貌下的真实骨架。 一九九八年索卡尔到伦敦，在电视台作演讲，还在伦敦经济学院同法国后现代大师拉脱尔进行了公开辩论。
一九九八年在美国还出版了克瑞杰主持编辑的《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曝光》。克瑞杰是侧身于美国最古老的科学历史和哲学系的一位教授，自称与后现代主义有相当长期的共同道路。以她这样的学术背景来主编这样一本书，自然分外引人注目。她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指出后现代主义的从事对科学的研究的学者之间虽然歧见甚多，但有广泛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可以概括为：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任何一个方面，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科学研究的产品（自然规律）必须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家之间的默契；科学知识只不过是“众多故事”中的一种；对客观知识的追求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幻想；说一种社会中的科学比另一种社会中的科学更好，这并没有明确的意义，比起人类学家描述的各种各样的民族科学和萨满教来说，欧洲科学并没有什么客观上的优越性；谈论欧洲的科学进步，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含义，相反，近代史中几乎所有的消极或压制人的方面，如日益增加破坏性的战争、环境的灾难、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优生学、剥削、异化和帝国主义，无不以科学为其同谋犯。她认为，许多在科学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工作的严肃学者，一直都忙于从事很好的研究工作，但是，上面概述的那种“解构”，则不值得“同情地放任”。这就是她主编这本书的目的。
索卡尔事件不但在北美西欧引起热烈的反响，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也引起了反响。
从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战中，我们可以观察出一些什么迹象和动向呢？
第一，斯诺一九六三年在《再论两种文化》中曾经乐观地预测过人文知识分子和自然科学家之间的隔阂将最终得到缓和 。针对这种预测，索卡尔表示：“与一些乐观的言论相反，这‘两种文化’在心态上可能比过去五十年任何时候还要分隔。”
这也许是激愤之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索卡尔事件引起的这场争论，主要是一些自然科学家同受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影响的“科学研究”学者们之间的争论。所谓“科学研究”，指的是对科学作哲学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研究。中国的两本刊物，一本叫《自然辩证法通讯》，一本叫《自然辩证法研究》，刊名下面都附上同这里所说的这些研究相类似的副题。
西方这个领域的研究，本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一座桥梁，最早STS（科学、技术与社会）课程在美国等国家的工程学院系设置，目的是让学生了解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影响，受到理工科学生的广泛欢迎，参加这一教学的不仅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师，也有理工科教师。沿着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过程、人类价值之间互动方向，许多研究产生了富有成效的结果。然而，受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影响的“科学研究”学者却走向极端，引起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的尖锐争论。希望我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或者说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文化学研究，在不忽视后现代思潮中那些引人深思的批判性思考的同时，千万不要步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后尘，而要坚持和开创科学与人文相互沟通的健康格局。
第二，其实，在西方，在激烈争论扬起的尘埃落定之后（甚至在扬起的尘埃之中），对立双方对对方的研究工作（部分工作）还是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这不能仅仅看作是论战中的一种预防策略，也应该看作是其基本立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知识的骗局》的作者在其英文本的前言和全书的导论中一再说：“有些评论者将本书视为对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整体的批评，这不仅误解我们的意图，也是一种奇怪的混同，显示这些评论者对那些领域的轻蔑态度。” “我们并不是要抨击哲学、人文或社会科学整体，相反地，我们觉得这些领域非常重要，我们只想要提醒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的人，特别是学生，提防某些显而易见的吹嘘骗术。”
第三，论争有助于双方澄清各自的立场。几位自然科学家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后现代思潮中的知识相对主义，特别是指向其中持极端立场的观点。索卡尔特别申明：《社会文本》并不是他的敌人，罗斯有权关注新技术以及科学知识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不过，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是没有益处的。 而《社会文本》的前主编阿罗诺维兹则说其编辑或投稿人从不怀疑客观世界的存在，包括科学在内的一切知识过程都是以实践为中介的，社会、文化、种族歧视等都深刻影响于科学活动的内容和结果。 索卡尔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了一句俏皮话，也是大实话：“许多貌似新颖激进的观点一经清晰的语言追问，就变得不那么激进，而且很容易让人接受，但却不再是重要的了。”
还有些人明确地表示要力求通过辩论，使论战双方的立场得到调解，向某个共同的基础靠拢。认为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自然科学可以在不必背叛其学科的整个基础的情况下，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主动地运用科学的文化研究所获得的见解。”
第四，内行和外行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要克服自然科学家对人文学家的傲慢与偏见，认为外行没有资格对自然科学问题说三道四。大家知道，现代科学迅猛发展，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谁敢说自己是各门自然科学都懂的自然科学家？在自己所研究的专业之外，谁都是外行。自然科学家不能以“去去去！你懂什么科学！”来傲视探讨科学问题的人文学者，同样，人文学者也不能以“你受到过多少哲学训练？”来傲视探讨哲学和社会问题的自然科学家。
另一方面，人文学家对自然科学术语概念的随意滥用，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索卡尔批评的矛头，一个是指向知识的相对主义，一个就是指向这种随意滥用。他说：“不懂微积分或量子力学并不是可耻的事。我们所要批判的是某些著名知识分子的虚矫，假装能为他们所了解的复杂主题提供深刻的思考，但他们的了解顶多只是在通俗的层面。”
这个内行和外行的问题也困扰过恩格斯。恩格斯不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但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为了写作《反杜林论》，为了写作《自然辩证法》，他不得不论述到一大堆自然科学问题。他花了八年的时间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了个彻底的“脱毛”（像雏鸟脱去绒毛长出能飞的翅膀），以至于他能够自豪地说：“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公认的理论。” 从事自然科学的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人文学者，也应该努力争取实现这样一个“脱毛”的过程，不要以为凭那雏鸟的绒毛就能振翅奋飞。
第五，学术左派问题。《高级迷信》明确地批评学术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什么是学术左派？没有明确的界说，大体说来，总是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站在进步的立场，对社会上和世界上的弱势群体（受种族歧视的，受性别歧视的，受社会歧视的，受压迫和剥削的）表示支持，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当局持批评态度的那些学术界人士吧。这样的人士，总是值得尊敬的吧。《高级迷信》一出，立即有人怀疑是学术右派所为，以至于在再版序言中作者们愤怒地否认他们有促成保守的政治目标的任何欲望。至于索卡尔，他本人正是一位学术左派。他在《跨越界限：后语》中特别申明：自己是一位旧式的左派人物，一直不能理解解构如何帮助工人阶级，是一位传统的旧式的科学家，天真地相信存在一个外部世界，存在关于这个世界的客观真理，他的工作就是去发现它们。他主要关心的并不是保卫科学，而是担心主观主义倾向不利于左派的价值和未来。 他还在《知识的骗局》的英文本前言中宣称：“本书并不是反对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而是反对知识上的混淆。我们的目的不是批评左派，而是不希望左派成为随波逐流的支派。” 。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所谓“科学主义”
现在把目光从国外转到国内，并且从追溯过去，延伸到当前的思潮。
在中国，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关系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科学，严格地说，是西方近代的产物，虽然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方古代，也可以追溯到东方和中国的古代。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长期的摩擦。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战，一九二三年由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一篇演说《人生观》和丁文江在《努力》周刊上的一篇文章《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而引起的论战，就是这种冲突和摩擦的两次大规模的爆发。
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郭颖颐，一九六五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一九〇〇——一九五〇）》。一九八九年出了中译本 ，一九九八年出了新版，两版都已多次印刷。因为谈的是中国近代的事情，所批评的人有自然科学家，主要是人文学者，是中国那时极力呼唤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那我们就从这本书来看看什么是作者认为该受指责的中国近代的“科学主义”吧。
这本书开宗明义就宣称：“就科学的全面应用来说，在二十世纪的前半叶，中国的各种条件是令人沮丧的，但却激发了思想界对科学的赞赏，对此，我们可称之为唯科学主义。” 请看，对科学赞赏，就成了“科学主义”！书里面接着说：“简言之，唯科学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唯科学主义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说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 作为对这个定义的补充，书中还批评了所谓的“科学万能论”以及把科学当成新的神、新的宗教或替代宗教的思想。
由此可见，这里所要批评的“科学主义”，并不是特指哪一个或哪几个学术流派（那是另外的研究课题），而是泛指中国近代的影响广大的社会政治思潮，是泛指“中国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巨大热情” ，是泛指近代中国连续不断的中西文化论战中主张用西方近代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去克服中国古代停滞腐朽的价值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样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就把对“科学主义”的批评泛化了，过分地泛化了。
近代中国备受列强欺凌和侵略，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深刻地进行反思，而反思的一个共识，就是由于中国落后，最明显的是工业落后、技术落后和科学落后。于是，急起直追，向西方学习，学工业，学技术，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为中国走向富强、走向进步、走向现代化的时代潮流。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两大口号：提倡科学、提倡民主（又称科学和人权），欢迎赛先生（Science）和德（Democracy）先生。这是陈独秀的名言，而为当时新潮人物所乐于称道。这是把科学当作新的神来信仰，主张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吗？既然单独一个赛先生不够，还要一个德先生，说明五四时代的思想先驱们并不认为科学万能，至少还得要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民主、人权是不是人文目标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什么“科学主义”，而是引进科学思想和更新人文观念（道德观念、政治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文学观念、艺术观念）的新文化运动。
当然，历史地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有它的弱点：粗糙、绝对化、形式主义，在泼污水时不留心泼掉了孩子。后来的人应该比前人更全面、更细致、更有分析。但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没有它中国历史就不能前进。它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随后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又称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心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有没有关系，科学对人生观有没有意义。挑起论战的玄学派，批评“科学万能”，认为科学对于人生问题无能，要把科学排除在人生问题的探讨之外。起而应战的科学派，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生，并且探讨了如何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科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丁文江和胡适。胡适还试图列出一系列基本观点（总共十条，传教士戏称为胡适“十诫”）来描绘他所主张的科学的人生观 。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我以为，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进步，而没有理由把它评价为该谴责的“科学主义”统治的滥觞。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参战的还有一方，就是唯物史观派，以陈独秀和瞿秋白为代表。他们支持科学派，又力图站到新的科学高度，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来阐明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这是中国思想界的又一个进步。特别是瞿秋白参战的几篇文章，显示了刚刚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理论青年，面对中国思想界的争论，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不管后人来看，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若干观点的论述还有哪些显得有点稚嫩和简单的地方，从根本上说，他在重要的思想论战中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其历史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不必说他有什么“科学主义”倾向，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什么“科学主义”的流弊。
当然，影响于人生观的，除了科学，还有人文，如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哲学和宗教，还有种种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并没有完全沉没在历史文献的海洋中，而是在学术界、思想界不时引起回响，说明它所涉及的主题——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一个常论常新的主题。我们对论战双方的一些思考，都不能一概抹杀。但是，通过这场讨论，更多的人明白了解决人生观问题不能把科学摒除在外，这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人的共识，这是五四以来新文化的一大胜利。
而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唯科学主义》这本书中，却把胡适、丁文江贬称为“经验论的科学主义”，把陈独秀、瞿秋白贬称为“唯物论的科学主义”，由此扩而大之，引而伸之，一方面，把中国最早的科学社团及其刊物《科学》杂志的创办者任鸿隽，贬称为科学主义者，把在北京大学响应蔡元培“融通文理”的号召首先开设《科学概论》、《科学方法论》课程的王星拱，贬称为科学主义者，把主张对心理现象作科学研究的唐钺，贬称为科学主义者；另一方面，把三十年代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研究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社会科学的郭沫若、艾思奇、陈伯达、李达、何干之、胡绳，以及一切主张对社会作科学研究、写《社会科学概论》、使用“社会科学”这个称谓的人，一概贬称为科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这样的论点当然被认为是科学主义。甚至毛泽东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也是科学主义；毛泽东写《实践论》、《矛盾论》，还是科学主义。 这样来评论和反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的“科学主义”，完全离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前进潮流，完全没有什么科学性。说一句笑话，主张对社会思潮的历史研究要有科学性，岂不正好是该谴责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吗！
总之，这样来反中国近代思想中的“科学主义”，我是很难表示理解和赞同的。
在当代中国需要反对“科学主义”吗？
前面说的是近代中国的事。那么，在当代中国，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中国，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中国，在把科学技术当作第一生产力和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的中国，情况又怎样呢？
偏偏在我们这里，近十来年中，反科学主义竟然成了一种时尚！
文学家对社会生活、社会思潮的变动，是观察最细致，反映最敏锐的。王蒙发表了一系列“玄思小说”，其中一篇题目叫《线索》 。小说中说到一九五九年小说的主人公“老王”家中失窃，但是，没有作案的印迹，没有任何线索。折腾了许久，转而怀疑到“老王”本人：到底真有其事还是谎报案情，干扰专政机关的工作？不然为什么没有线索？“老王”自己也纳闷：难道是狐仙给拿了去了？那年头“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彻底审查了“老王”的政治态度、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都查清楚了，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失窃的线索还是没有查出来。几十年过去，“老王”老了，醉心于阅读和研究《聊斋志异》。忽然想起：“既然这年头科学不甚吃得开，懂科学的与不懂科学的都在那儿批科学主义，不如干脆研究狐仙。”于是，“老王”悟出来：“早在一九五九年，我的经验里就充满了后现代的气味了，老王有点得意。”从研究狐仙，转而研究狐民俗学，或者径直叫做狐文化，并且成立狐文化研究会……
这是用调侃的语言说出来的小说家言。但是，“这年头科学不甚吃得开，懂科学的与不懂科学的都在那儿批科学主义”，不能不说的确反映了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中的一种时尚。
怎样评价这种时尚？
我明确地表示：我不赞成这样泛化地来反科学主义；或者说得留有余地一点：我主张慎言反科学主义。我的理由是，反科学主义这个术语，意义含混，极易引起误解，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被理解为反科学，特别是在中文的语境中。反科学主义，可以理解为反对一种主义，一种叫做“科学主义”的主义。只反这种主义，并不反科学。现在讲反科学主义的人在发表的文章中大都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不管在文章中作了多少说明和辩解，总是难免被理解为另一个意思，即，主张一种主义，这种主义就是反科学，反科学本身成为一种主义，叫做反科学-主义。如果不是意在张扬反科学-主义，那么，与其在极力辩解的情况下去反-科学主义，何不避免用这个术语，而用清楚的语言去反对你所不赞成的具体思想和观点呢？
据说，科学主义是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的“缺省配置”。所谓“缺省配置”，据说就是在不进行自定义的情况下，系统默认的参数或配置。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进行版本的升级，“缺省配置”就决定了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是天生的科学主义者。这种说法，也许是想说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天生不会反科学。如果不是这样，而是责难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的天生缺陷，那岂不是说，科学主义成了学习自然科学的人的“原罪”！这样来反科学主义，打击面不是太宽了吗？
热心于反科学主义，也许意在呼唤人文精神。呼唤人文精神，很切时要，我很赞成，但是为什么要设立一个“科学主义”的靶子，把人文精神同崇尚科学当作相互排斥、此消彼长的东西呢？它们不正是应该相互结合，相得益彰的吗？
这是我的第一点意见。
第二，怎样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运用的负面后果？
科学家们历来对科学技术的社会运用的后果作两方面的分析，既乐于看到它的正面的积极的后果，又担心着它的现实的或可能的负面的消极的甚至是可怕的后果。一九○三年居里夫妇因镭的发现而获诺贝尔奖，一九○五年居里在瑞典科学院代表夫人和自己发表演说，既指出了镭的发现在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上带来的新成果和新前景，也担心它可能为祸于人类而变成极危险的东西。居里说：“人们可以自问：认识自然的秘密是否于人类有益？人类是已经成熟到能够从这种认识得到益处呢，还是这种认识仍会对人类有害？诺贝尔的发现倒是有代表性：那些烈性炸药使人们能做出惊人的工作；但是在把人民引向战争的大罪犯手里，它们也是一种可怕的破坏手段。我和同意诺贝尔的见解的人们一样，认为人类从新发现得到利益，会比害处多。”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一九四七年在他的《控制论》一书序言中也说：“我们促进了一门新的科学的发轫，这门新科学包含着这样的技术发展，它具有为善与作恶的巨大可能性。” 这就足以证实斯诺所说的“技术具有两面性：行善和威慑。在全部历史中它都给我们带来了福和祸”。对此，许多科学家和斯诺自己都一再重申过。
二十世纪后期，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运用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破坏问题，资源枯竭问题，人口爆炸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严重注意。人在自然界中生存条件的许多方面，人和自然和谐调协的许多方面，有走向更形恶化的危险。工业发展起来以后，人在自然面前，主人的地位，主导的能力，越来越强。然而，当人凭借科技和工业力量在急剧地改变着自然的时候，上述一系列问题日益显现和尖锐起来。应当看到，正是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先知先觉，向人们发出了警告和呼吁。呼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向前看；一种是向后看。向后看，就是对科技和工业发展作消极评价，持否定态度，似乎科技和工业发展以前的人类状态，才是值得怀念的美好状态。向前看，则是清醒地研究我们面对的问题，相信这些问题总是能够在科技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在人类社会的进一步成熟中，在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进一步确立和贯彻中，得到解决。就是说，要在更高的水平上取得科学和技术与自然、与人、与社会的更加协调的发展。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推进到更高阶段的将来。不是否定科学和工业发展，而是否定工业的盲目发展。不是回到人和自然关系的蒙昧状态，而是要开辟人和自然关系的更加自觉的新状态，依托于科学和工业的更加健康、更加符合科学态度和人文精神的新发展的状态。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善还是作恶，这取决于人所在的社会，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本性。怎样发展科学和技术的社会运用的为善的那一面，避免和防止它为恶的那一面，这取决于人们改进社会的努力，取决于人们控制技术后果的能力，而不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斯诺说：“我们必须用以反对技术恶果的唯一武器，还是技术本身。没有别的武器。我们无法退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伊甸园。”这里说“唯一武器”是说得绝对了，应该改为“不可缺少的武器”。我们还要运用人文的武器，法治的武器，等等。但是，科学和技术的武器，毕竟是不可缺少的。你难道能够不用科学和技术这个武器，而拿起反科学反技术的武器吗？你难道真能退到近代科学和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去吗？更不用说退到原始的伊甸园去了。
第三，怎样看待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影响下日益成为科学？
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列宁说过：“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二十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更加强大了。” 配第（古典经济学家）时代是十七世纪，马克思时代是十九世纪，列宁说这句话是在二十世纪初年。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在二十一世纪，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潮流，不但比十九世纪更强，比二十世纪也更强，这是谁都看得到的越来越明显的历史潮流。
但是，历史潮流的前进，总是伴随着紊流，伴随着冲突，伴随着不同的倾向和趋势，虽然这历史潮流终归要奔腾向前，不管人们看到了还是没有看到，不管人们是朝向它推动还是背向它反抗它。
斯诺在上个世纪中叶谈两种文化，他所说的“科学”文化，按英国的习惯，基本上是指的像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所代表的文化，而与之分裂和对立的另一种文化，斯诺指的主要是文学知识分子（作品和评论）所代表的文化。这种两分法，有它的缺陷，就是社会科学不在斯诺的中心视野之内。斯诺在《再论》中也感觉到了，并且表示遗憾，在论述上有所弥补。他认为他忽视了“第三种文化”正在来临。他举了来自社会历史、社会学、人口学、政治科学、经济科学、行政管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在“两种文化”讨论中表现出来的沟通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某些共同的意向。
但是，在斯诺演讲之前，哈耶克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写了一本《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这位新自由主义的著名大师在这本书中说：从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既可以把这门学问称为科学的一支，亦可以把它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从不介意自己的题目属于科学还是哲学。” 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而自然科学对社会研究的影响日益显著。以圣西门和孔德为开端的一批思想家，试图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致力于发现社会的规律，并相信通过掌握和运用这种规律，可以使人类社会生活趋于完善。哈耶克把这种思路斥之为“科学主义”，并指责在一八四五年的一本书中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一词用于圣西门的著作 。哈耶克当然还把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延伸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研究和他们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圣西门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驱和来源之一。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属于空想的社会主义，还称不上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我认为，还是斯诺的观察比哈耶克的论点更合乎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历史潮流。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孔德那里也许过分地机械地摹仿了物理学，但是，后来的马克思，就克服了这种机械摹仿，而把社会科学真正地奠基在对社会作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真正发展是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明确社会是有规律的，是可以科学地认识的，这种认识可以借助于从自然科学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科学方法，但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更要创造适合于研究社会的、社会科学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同时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社会，从而关心人的价值和命运，人类社会的价值和命运。因而又是人文的。马克思的理论，社会科学的研究，都兼有科学和人文两种特征。
当然，我也知道，在是不是承认社会科学成为科学这个问题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另外，在承认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人们中，又有人赞成称人文社会科学，有人只愿意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即不主张把人文学科称为人文科学。人文学科最主要的是文、史、哲。有人不主张把哲学视为科学，有人则强调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门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哲学就是科学的哲学。我以为，这都不必强求一致。在我看来，有科学的哲学，也有难以确定其科学性的哲学。文艺，自然不属于科学，但对文艺的研究即文艺学却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至于社会科学的存在，这几乎是全世界的共识，不独我国、不独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看，其他国家的、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这样看。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无不被人视为各自成为一门科学，虽然这些科学部门的有些成果是否有足够的科学性还常常成为争论。
在自然科学几个世纪以来加速发展的影响下，对社会的研究日益可能成为科学，虽然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我认为，虽然我们还难以完全改变把科学理解为仅指自然科学的习惯（在中文中如同在英文中一样有这种习惯），但是在现代，讲科学就应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把社会研究排除在科学之外。在国际上，例如，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不仅包括数理科学局，生物科学局，地学局，计算机、信息科学与工程局，还设有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与经济科学局，专门资助社会科学的研究。在英国，科学技术办公室（OST）下设的七大研究理事会，其中就包括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
当然，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是有区别的。研究的对象不同：一个是自然界，无生命无意识的和有生命低意识的自然界，一个是社会和人文，是有意识有能动性的人所组成的人类世界。就是在自然科学内部，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无生命自然界的科学同有生命的自然界的科学之间、低等生命自然界的科学同高等生命自然界的科学之间，都还是有不同的，何况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之间呢？
但是，不能因为有不同就否认对社会的研究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社会的科学同研究自然界的科学一样，都属于（或者说应该属于）科学；而各门社会科学，又都属于人文。这样，社会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就在科学同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担负着科学与人文的交融和结合的重任，而用“科学主义”的贬义词把对社会的研究排除在科学之外，只能加深科学与人文的隔阂和相轻。
斯诺在调整自己观点，期待“共有文化”的来临时，说到他自己受英国经验的限制，而美国的文化分裂不像英国那样厉害，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技术学院的理科学生都在接受一种严肃的人文教育。 看来，沟通两种文化，高等学校可能是重要的场所。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改革，人们有许多议论，但有一条，意见几乎是一致的，就是赞成把一些单科的工业高校或者多科的工业大学，办成包括理科、包括文科甚至包括法科、商科等等的新的综合大学。清华大学原来是包括文法理工农的综合大学，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改为多科性的工业大学，现在又恢复为综合大学，正在加强理科和文科各院系。清华只是一例，别的好多大学也在走这条否定之否定的路。我想，不管大学合并中间有多少别的问题值得研究，但是这个两科交融和结合的方向，是符合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历史潮流、时代潮流和科学潮流的。
第四，重理轻文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确实存在，也是我们现在要大力加以解决的，而且解决起来还不那么容易。但这不是由于什么科学主义而产生的，用反科学主义的办法，造反科学主义的声势，并不能帮助这个问题的解决。
为什么会出现重理轻文的情况呢？
马克思主义重理轻文吗？当然不是。毛泽东在延安就说过： “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 。他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是指马克思主义，是指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改造为自然科学发展创造前提。这应该说是重理更重文吧！
是建国以来就重理轻文吗？也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届人民政协召开，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责，选举成立中央人民政府，那时候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界是平衡的、并重的。参加第一届政协的组成单位，除了各党派之外，还有各界，其中就有“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和“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委会”这两大界，由这两个筹委会推出的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人数也相等。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不久中国科学院又建立学部委员制度，都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院长还是社会科学家郭沫若。
问题发生在后来。建国第二年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就正式召开了，在这次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以及科学普及协会，后来两会合并改组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为同工会、青联、妇联、文联相并立的人民团体，而建国之后，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却迟迟没有召开，一直到今天也不再提起，全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当然也没有成立（各省市自治区的社联倒是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颁发第一届科学奖，原来设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要包括，后来颁奖时，自然科学方面，华罗庚呀、钱学森呀，好多人都得了奖，社会科学给谁奖呢，种种矛盾，种种顾虑，没法解决，结果社会科学方面全部空缺。这些都是老早过去的情况了。
改革开放伊始，科学的春天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与中国科学院相并立。但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改称院士，并已多次定期增选院士，而社会科学方面，老的学部委员现在只剩五人（最年长的陈翰笙，已经一百零六岁！最年轻的于光远，也已过了八十八岁的“米”寿！），院士制度多次说过社会科学方面也要设立，却至今没有进行。自然科学方面的国家奖励，已经规范、定型和立法，颁发了多次，社会科学方面只有地方奖、部门奖和以个人命名的民间奖（如吴玉章奖、孙冶方奖），国家奖也是付之阙如。总之，社会科学工作在这些方面好像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这些都是从国家一级的制度来谈的不平衡。至于现实生活中表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地位不平衡的现象，那就更多了。
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多，也不是没有实际的困难和麻烦。根本的原因，我看，一是发生在领导思想上，一是发生在领导体制上。
从领导思想上看，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把它视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过去在大学教育中，四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占的课时比重也不可谓少。问题是，随着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的发展，重视马克思主义，却把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否定或贬低了。而马克思主义又逐渐走向教条化、僵化，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丰富多彩的吸引力和与时俱进的创造力。这才是实际生活中发生问题的真实原因和症结所在。
从领导体制上看，党和国家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实施统一领导的。但在具体的管理上，却越来越走向体制的分割。建国之初，科学事业规模还小，从政府来说，都归中国科学院，从党来说，党中央通过***联系科学院，那时管理体制上还是统一的。后来，科学事业日益发展了，政府方面在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说是统一管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规划，实际上主要管了自然科学规划，社会科学规划委托***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理。以后，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就只管自然科学了。中央领导自然科学工作，通过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来实现，中央领导社会科学工作，则通过***来实现，这样，管自然科学和管社会科学，从领导体制上就分家了。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发展，而社会科学里面折腾和运动挺多，这两大块事业越来越分离了。
六十年代初期曾经提出一个建议，中国科学院分成两个院，一个叫第一院，一个叫第二院，第二院是社会科学，两院都由郭沫若当院长。原来哲学社会科学部只是中国科学院底下四个学部中的一个学部。设立中国科学院第二院，就可以提高社会科学的地位。因为***长陆定一反对，他说不要搞分裂了，这个提议就作罢论。从理念上说，不要把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分裂开来，陆定一的观点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中国科学院中分离开来，独立建院，好处是地位提高了，缺点就是两门科学之间界限、差距、互相脱离更加严重了。
改革开放以来，在领导思想上，经过拨乱反正，克服僵化，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马克思主义对它以外的社会科学成果，也采取了相互尊重、相互吸取、相互讨论的科学态度，克服了故步自封的态度。现在中央又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重，强调两门科学的各项工作都同样重要。领导思想上的问题应该说已经解决。当然，把这样的领导思想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使之得到贯彻执行，那还要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比如两只手，一手硬，一手软，比如两条腿，一腿长，一腿短，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不协调的情况存在了相当长时间，现在要改变那种不适应并重思想的习惯势力和既成状况，的确是需要花很大力气的事情。
最后谈一个问题：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问题。
后现代思想影响下，极端相对主义流行，科学被剥夺了客观真理的内容，被当作只是一种“叙事”、一种“社会建构”，其危害首先就是取消了科学与迷信、与伪科学的分界，为迷信和伪科学的泛滥提供了理论的支持。所以，索卡尔说：“难怪大部分的美国人不能分辨科学和伪科学。” 这是有数据为证的。据美国民间调查，对心灵感应，相信、不确定、不相信的，前两者分别为36%、25%；对魔鬼附身，分别为49%、16%；对星象学，分别为15%、16%；对通灵术，分别为11%、22%（一九九○年六月调查）。对于人类起源和发展的看法，相信上帝参与的为35%，相信上帝没有参与的为11%，相信上帝以目前的样子创造了人的为47%（一九九三年盖洛普调查）。中国也有调查：对于算命，非常相信的为2．8%，有点相信的为23．7%；有算命行为的为40%，比相信算命的还多；日常行为或多或少受算命结果影响的算命者为63．5%（二○○三的中国科协调查）。
中美比较，有基督教背景的美国在上帝造人这一项上不如没有这种背景的中国，其他各项，两国的情况各有千秋。总的说来科学昌明的美国，尚且如此，科学还不如美国发达的中国，传播科学知识、提倡科学精神、反对迷信、反对伪科学和反科学的任务，更是任重而道远。
科学与迷信，界线是分明的。有没有界线模糊的时候和地方？有的，正如真理与错误的界线也有它的相对性一样。科学真理是一个过程，是无知到有知的无限过程，是把错误从被认为是真理的认识中不断排除出去的无限过程，是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前进的无限过程。我们认为，科学与迷信、真理与错误之间的界线是相对的，这样才能避免把无限的认识过程简单化和绝对化，为科学真理的不断发展开拓广阔的空间，但是，它们之间的界线又是绝对的，这样才能堵塞一切空隙，使各种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没有活动的余地。
最后回到我们今天这个纪念会。这是纪念邓小平批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的会议。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为什么获此殊荣？邓小平为什么要批准中国一个学会的成立？我想，这是因为自然辩证法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的结合和交融，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同自然科学的结合和交融。成立这样一个研究会，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促进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的结合和交融，或者说，对于促进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和交融，有特别的意义。我们正是要在促进这两者的结合和交融上，努力做好研究会的工作。
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二○○四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