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当代的历史，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从这历史中走过来。我们曾经竭尽绵薄参与推动这历史，又曾身不由已被这历史所推动。这使我们在研究中产生特殊的亲切感，又产生特殊的沉重感，但并不因此而使我们更容易看清、看懂这历史。
——龚育之
本书作者龚育之1929年生于湖南湘潭，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52年至1966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工作。1980年起历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曾参与许多中央文件的起草，并参与主持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著作的编辑。著有《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在历史的转折中》、《思想解放的新起点》等书。
我所知道的陆定一
1952年我从清华大学分配到中宣部，成为在陆定一部长领导下的一名工作人员。但很长时间，我都没有与“定一同志”见面。
我第一次见到陆定一，是到中宣部一年之后。不是在中宣部机关里，而是在《中国青年》创刊三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庆祝会很隆重，还摆了宴席，我曾为《中国青年》写稿，也被邀参加。席间，一位长者站起来讲话，无锡口音，话很难听懂，人也不认识，就问接待我的《中国青年》编辑：“这是谁？”编辑吃惊，说：“你不认识？就是你们的部长呀！”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陆定一的情景。
1949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1955年进一步设四个学部（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且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聘任学部委员。这是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来，向中央提出的建议。
聘任学部委员的事，具体操办的是中国科学院；上面拍板的是党中央，代表中央来指导此事的，是中央当时联系科学工作的部门——中宣部。当时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六十一人中，在中宣部任职的共有五人：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陆定一是中宣部里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学部委员制度这项工作的实际指导者，但陆定一并没有当学部委员。
中宣部里这五位，是因为他们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方面有造诣，有贡献。陈伯达写过《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中国四大家族》、《毛泽东论中国革命》；胡乔木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绳写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周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于光远当时是活跃在马克思主义启蒙学习高潮中的翘楚。
那么，陆定一是不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平心而论，应该说是。他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反对“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的说法。我以为，这篇论文应该视为中国唯物论新闻学的奠基之作。他1947年发表的《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我以为也算得上是那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扛鼎之作，美国大使特地把这篇文章选送美国国务院，后来收在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
但是，不管他如何有学问，他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先是高官，而不是学者。他这位有学问的高官都不当学部委员，别的行政性质的或者学问没有那么大的高官，就都无从提起、无从争起了。
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是他执行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还是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映了他的观点，现在无从考证了。但是无论如何，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件有意义的、值得称道的事。
如果要问，在中宣部长这个岗位上22年，陆定一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想，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的人，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回答恐怕会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立和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著追求。
最先提出“百花齐放”，是在1951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
“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則是在1953年。当时，对中国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陈向历史研究委员会传达了，第二年创办《历史研究》杂志，也以此作为办刊的方针。这件事，历史学界几位党内主要领导人大概是知道的，在历史学界外一般还不知道。
1956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次会议以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和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而载人史册。在这次会上，陆定一作了一个重要发言。他说：在政治问题上，我们不要做“瞎子”，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
这段话，虽然还没有用“百家争鸣”这四个字来概括这样的政策思想，但“百家争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给包括陆定一在内的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原由是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关方面向中央反映这个情况。毛泽东在信中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接着就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讨论这个报告的过程中，4月27日陆定一发言，他从对苏联专家批判中国植物学家胡先骕问题的处理，说到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从苏联过去反对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后来又不反了，说到中国科学院一位同志的法宝是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不知道这样一来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干涉最多，说到中国关于写新人物和旧人物、写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争论，说到昆曲旧戏《十五贯》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陆定一发言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气氛十分活跃。“百家争鸣”四字，不仅呼之欲出，事实上已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诸多方面初步展开了。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讨论总结，讲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那样一番话。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发言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又讲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番话。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陆定一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
由此可见，陆定一积极参与了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决策，是这个方针的权威的阐释者和创造性执行者。
1956年党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写进了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从而使这个方针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最高领导机关的决策。
建国以来长期担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有很大成绩，也不能不有许多失误。在一个时期党的指导思想逐渐趋向越来越“左”的情况下，作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机关，怎能脱出这总的趋向之外呢?错误的反胡风运动，陆定一就是主持此事的中央五人小组的组长。中宣部机关的“反右派”，先是反了一批“小右派”，后来又反了一批“大右派”；在反右倾运动中，中宣部机关也反出了九条“大鲨鱼”，均属错案。后来陆定一复出以后，向当事人表示过道歉。
但是，无论是全国的运动或者是机关的运动，我觉得都无法过多地深责陆定一个人。我以为，陆定一在中宣部长岗位上的最大失误、而且比较起来更应该责备他个人的，是不赞成1962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1961年秋天，在讨论和贯彻中央关于“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的指示过程中，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今后在中南，不要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这个宣告，是一声惊雷。中宣部的《宣教动态》(增刊)上立即刊载了这条动态。没有正面置可否，但显然是当作值得中央注意的动态报送的。
1962年春天，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决定在广州召开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于光远以中央科学小组成员和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双重身份，带领科学处的几个人出席这个会，我参加了会议简报工作。
一个是七千人大会上的宽松会风，一个是陶铸在中南知识分子会议上的那个宣告，感染了科技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国科学院的声学家马大猷“一马当先”，在小组会上激昂慷慨地提出：“昨天聂总报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
马大猷这番议论，在会上引起了共鸣，一时间议论纷纷。“建国这么多年了，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称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一天能够摘掉这顶帽子?”如何面对这个形势，如何回答这些疑问，成了一个严重的课题。
周恩来到广州来了，听了汇报，看了简报，召集会议，商量对策。周恩来要到会者一个个表示自己的看法。聂荣臻表示赞成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张劲夫等都表示赞成。周恩来特別问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说说你的意见。”于也表示赞成。最后，周恩来郑重地说：“大家都赞成，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大家一起负责啊!”
第二天，周恩来向科技会议作报告，宣布了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一般地不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快人快语，在他为科技会议和为也在广州召开的戏剧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宣布：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这个宣告，在会上赢得了多少掌声和眼泪!
然而，这样一个大快人心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新结论，这样一个经周恩来、陈毅、陶铸、聂荣臻共同决策并取得中央政治局同意的结论，这样一个在中宣部内也有许多领导干部表示同意的结论，陆定一却表示不接受。他仍然囿于知识分子以世界观来划分阶级的多年说法，强调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民主革命时期，党同全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为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右派分化出去，党保持同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
可能是由于这些分歧吧，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有一句讲到知识分子，却是“光头”，既没有戴资产阶级之帽，也没有加劳动人民之冕。
八届十中全会上，陆定一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中全会后，陆定一在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讲话，摆开了这场争论。他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1957年、1958年、1959年和1960年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勿右的那个纲领。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这段话，是根据我当时的笔记摘录下来的。
后来，陆定一在中宣部主持起草了一个文件，叫《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经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要童大林负责，我和几个人参加。陆定一亲自写好了提纲的第一大段，又讲了许多意见，要我们往下写。对知识分子，他还是强调以世界观为标准，划分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定一估计：现在知识分子总数中，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中间派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一点，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党要团结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一直团结到中右。
这个文件起草出初稿，非正式地送给一些领导人看了。彭真提了一个意见，说：你讲的那个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既然已经拥护党和社会主义，那可不可以说就是无产阶级或者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按这个意见，又改了一稿。但此后就没有了下文。大概是觉得不成熟，这个提纲就胎死腹中了。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是同中央多数领导人的主张相左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应该更多地责备他个人的失误。
后来，陆定一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恢复工作以后，多次公开地检讨了自己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他复出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纪念周恩来的，文中说：“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
这是曾经长期担任过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对“文革”以前自己的最大失误的诚恳而坦率的自白，也是我们党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几番风雨忆周扬
周扬一生，伴随着争论，而且是重大的激烈的争论。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一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扬在“文革”前夕作了一篇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讲话，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五次大论战、大批判：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1955年批判胡风；1957年批判丁玲、冯雪峰；六十年代批判田汉、夏衍、阳翰笙。这五次大论战，周扬都不是或不都是发动者，但却是主要的前线指挥者和论战的总结者。建国以后周扬在中国文艺界的地位，与他在这五次大论战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文革”中周扬被揪出来，被囚禁，首先一条罪状，是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接着就是清算他在建国以后五次大论战中的作用。他作为这五次批判的指挥者和总结者，被称为是伪装革命的一面，而他在这五次批判之前和之后所做的政策调整性的工作和文艺建设性的工作，则被称为是实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的一面。《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这是姚文元文章的标题，也是“文革”中对周扬的结论。这是一个多么颠倒黑白的结论!
“文革”后期，毛泽东指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这样，周扬才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周扬被还以清白无罪之身。但同时，周扬在“文革”以前文艺界的历次运动中的作用，也在人们的重新思索和审视之中。这种思索和审视，周扬自己走在前面。从监狱释放之初，还在待罪的他，就毅然前往冯雪峰的病榻前探视问候，两位年轻时的战友尽释前嫌。为此，冯雪峰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寓言《锦鸡与麻雀》，而周扬则写了一封不自量力的恳求最高领导满足冯雪峰重新入党愿望的信件。
粉碎“四人帮”后在文艺界各种场合，周扬一再向过去被他伤害过的同志道歉。他的这种态度取得了许多同志的理解和原谅。但是，大概周扬的道歉有足也有不足，有痛快也有不够痛快吧，对他的谅解也有深有不深，有些同志则对他始终不肯谅解。
复出后的周扬，很快重新担任了中宣部的副部长，重新主管文艺工作。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周扬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十二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他致力于重新调理被“四人帮”整得七零八落的文艺队伍，反思“文革”前“左”的错误。作为这种反思的一个成果，他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有不少赞成者，也有许多批评者，有的批评还很尖锐。由此引起了又一场大论战——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论战。
周扬作为论战的一方，当然认为他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有他的道理，而论战的另一方，批评周扬那样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胡乔木，当然也认为那样的批评自有他更大的道理。胡乔木的文章，把这场争论定性为“关系到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能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实践的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学术理论问题”，这使晚年的周扬，又成为一位有争论的人物。胡乔木发表那篇批判文章以后，写了一首诗送给周扬。诗分两段，第一段是作者问剑，第二段是剑的回答：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的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谊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这首诗遭到许多人的非议。但我宁愿相信诗作者的真诚，一方面真诚地相信在他认为的理论政治原则问题上亮出剑来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真诚地希望“伤口会愈合”，“雨后的阳光”会照见“拥抱着一对战士”。毕竟，他和周扬年轻的时候从上海左联时代开始就曾是“一对战士”。
1988年上海一个内部刊物发表一篇文章，认为胡乔木那篇批评文章把问题过分地政治化了。这个刊物的编辑很想知道胡乔木的意见。我向胡乔木转达了。胡乔木说，他已经看过这篇文章，他同意作者的观点，的确是过分地政治化了。证据是，后来就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
我把胡乔木的意见转告了上海那位编辑，但已经无法转告周扬。因为周扬此时已经一病不起，渐成植物人，直到1989年7月31日离开人世。
周扬逝世，到今天已经17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那场争论，到今天已经23年，“两个口号”的论战到现在已经70年。人们说，往事如烟。人们又说，往事并不如烟。拉开了时间的距离，再来回首往事，对于那些如火的斗争、如火的论辩、如炙的痛楚、如炙的悔恨，总可以更清楚，更冷静，更坦然，更宽容大度了吧！
于光远素描
建国初期，于光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很有名气，他是中宣部理论教育处的副处长，又是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的总编辑。1950年的一天，他到清华大学来，找学生中的一些党员干部开座谈会，理学院支部是何祚庥、罗劲柏、胡则维、我和孙小礼等几位党员去参加了。何祚庥侃侃而谈，别的与会者也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讨论中于光远忽然问道：“你们这里有谁看过《‘学习’初级版》吗?”
全场哑然。《“学习”初级版》是附属于《学习》杂志的一个小型刊物，大学生们以为是给文化不高的工农干部或者初中学生读的，所以一般都不看。
接着，于光远说了一篇话：大学生要学习政治常识和经济建设常识，基本常识学好了，理论才能钻得深。当时《政治常识读本》正在《“学习”初级版》上连载(以后还刊载过《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于光远的这番活，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恐怕不能说是一种说教，而是他这位十几年前的大学生，又做了十几年理论宣传工作的老干部，根据自身的真切体会对当时的党员大学生的中肯赠言。
于光远到清华来开座谈会，不单纯是为了解大学生的理论学习状况，可能还有为中宣部选兵的目的。当年何祚麻一毕业，就被调到中宣部理论宣传处，成为于光远的部下。第二年，我和罗劲柏也被调到中宣部。我想这与光远那次到清华去考察不无关系。
于光远善于选兵，也善于练兵。对于科学处里的这批年轻人，他很理解、很关心、很开明，很注意对我们的训练和培养。那时有些大学生到机关好几年了还只是接电话，干杂事，当所谓行政干事，参加不到业务工作中来。于光远则不然。他放手让年轻人参加很重要的工作，尝试在重要的工作中让年轻人得到学习和提高。
于光远从不以权威自居，做任何工作，都不是处长一拍板作了决定，干事们只是去执行。他经常和我们年轻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热烈争论，要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他也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有时经过讨论，他会改变或修正原来的决定。
于光远勤奋过人，无日无夜地学习、思考和工作。他的床头总挂着铅笔和纸片，夜里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来。他常在晚上召集我们讨论问题，集思广益，有时一直讨论到深更半夜。
在科学处，遇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事，于光远虽然不能不说些应景的话，但他是从来不感兴趣的。1954年，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编选出了八个文集。当时我也想凑个热闹，写篇文章，去同于光远商量。他则不以为然，对我说：“你再写一篇，无非是给这八个集子再增加一篇。我们还是做一些研究工作吧!”于是，他就同我商讨起怎样编写《论科学提纲》，这件事虽然因为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而没有做成，但是开了一个头，还保存下来一个底稿。
1964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宣部组织了好几个工作组去经济研究所，对所长孙冶方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进行批判，作为处长的于光远则置身事外，没有参与。
于光远说，中宣部专设一个科学处，就要宣传两条，第一条是宣传科学重要，要反反复复地讲科学的重要性，因为党内还有很多人不懂得科学的重要；第二条就是要讲办事的科学性，也要反反复复地强调办事要讲科学。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这是建国以后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隆重。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国民经济建设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有上百人作了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于光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发挥了他认为要反复讲的那两条，还讲了党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怎样贯彻双百方针，党的干部怎样由外行变成内行等等。通过这次发言，于光远就成为了人们公认的党联系科学界的代表人物。
1958年“大跃进”，于光远曾写过文章帮着鼓吹小麦高产，他后来觉得这是一件丢脸的事。他还到毛主席那里汇报过一个省委报告下面把苹果嫁接到南瓜上长得多么多么大的事情，而事先没有核实，这也是一件丢脸的事。这两件事他反省自己作为科学处长不科学，只记得“相信群众相信党”，忘记了相信科学，而当了弄虚作假的传声筒。这些事他在科学处里讲过，后来还公开写过文章。他不但要自己记取教训，还要人们都记取教训。
“文革”之初，我已经被点名批判，而且批判的来势很猛。一天，中宣部组织大家去沙石峪参观那里“千人万担一亩田”的造田成就，顺带参观东陵。我是被揪出来的批斗对象，于光远还是要我一起去，大概是想解除一下我的紧张情绪吧。
在汽车里，于光远对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再在中宣部工作很难了，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去吧!”他不是抛弃我，而是安慰我、爱护我。然而不久，砸烂中宣部“阎王殿”，部长、副部长、处长、副处长，都被当作“阎王”、“判官”揪了出来，于光远自己也被揪出来了。记得于光远曾向人描述他第一次挨斗，形容他被戴上高帽子的状态怎样可笑。他是故作轻松，其实他的心情是不可能轻松的。
于光远领导科学处不过12年，人员不过十来个，但他的部下，科学处的干事们，后来几乎个个都成了不同岗位的得力骨干。“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是光远爱说的一句话。在科学处，他为干部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他鼓励我们结合工作和专业进行研究和写作，支持我们开拓新的领域进行思考和探索。
党的十五大期间，我遇到曾在科学处当过干事的明廷华，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注意到没有，在十五大的与会者中，从我们科学处出来的人竟有五个!”他扳着指头数：大会代表有三人：郑必坚、明廷华、龚育之；特邀列席代表有两人：于光远、林涧青。郑必坚曾两任中央委员，林涧青曾任中央候补委员。曾在科学处工作过的何祚庥成了中科院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侯德彭后来相继担任广西大学校长、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
当然，这些人的发展，并不全是由于在科学处做过工作，但在科学处、在于光远的领导下受过思想、理论和政治训练，这对他们后来的发展和工作，却是不无益处的。
编写：石戊
《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 龚育之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