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礼按】本文是育之的一篇没有完成的遗作。今年二月，他说要写一篇描述于光远的长处和特点的文章，作为对《祝于光远九十寿》一文的补充，因为“祝寿”文只概述了于老的工作和贡献．二月二十三日．他写出一个题为“于光远琐记”的提纲．接着就断断续续地口述文章内容，由我作记录。其间，经历了两次病危。四月下旬起病情逐渐平稳，但是每天要躺在床上做“血滤”八至十个小时，口述很难进行。他寄希望于病情好转，每次只透析四小时以后，仍然按照他平时的习惯，一段一段仔细地进行补充和修改，并把文章的副题改为“于光远素描”。然而他的心愿没有能够实现。现在文章的开头和第一、二段给他朗读了三四遍经他亲自修改过，其余大部分给他读过。文中的小标题大都采用了他提纲中的话．提纲中还写有“干校”等，但他没有来得及向我讲述，只能付缺。
我的第一个上级是赵讽，第二个上级是秦川，第三个就是于光远了。一九五四年中宣部单独建立科学处，由胡绳和于光远任正副处长，但胡绳是中宣部副秘书长来兼处长，并不能常来管事，常在科学处的是光远。一九五五年胡绳调走，光远成为处长，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中宣部被砸烂。所以．光远是我在中宣部里长达十二年的直接上级。
初识
建国初期，于光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很有名气，他是中宣部理论教育处的副处长（处长空缺。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当时中宣部是部处两级设置，不设局），又是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的总编辑。一九五O年的一天，他到清华大学来，找学生中的一些党员干部开座谈会，理学院支部是何祚庥、罗劲柏、胡则维、我和孙小礼等几位党员去参加了。何祚庥侃侃而谈，他至今说，他记得自己提出了自然科学阶级性的问题。别的与会者也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说些什么我可全都记不得了．但记得讨论中于光远忽然问道：“你们这里有谁看过《‘学习’初级版》吗？”
全场哑然。
《“学习”初级版》是附属于《学习》杂志的一个小型刊物，大学生们以为是给文化不高的工农干部或者初中学生读的，所以一般都不看。
接着，于光远说了一篇话：大学生要学习政治常识和经济建设常识，基本常识学好了，理论才能钻得深。当时《政治常识读本》正在《“学习”初级版》上连载（以后还刊载过《经济建设常识读本》）。
于光远的这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恐怕不能说是一种广告词，而是他这位十几年前的大学生．又做了十几年理论宣传工作的老干部，根据自身的真切体会对当时的党员大学生的中肯赠言。
选兵和练兵
于光远到清华来开座谈会，单纯是为了了解大学生的理论学习状况吗？我一直觉得还有为中宣部选兵的目的。当年何祚庥一毕业，就被调到中宣部理论宣传处，成为了光远的部下。第二年，我和罗劲柏也被调到中宣部。我想这与光远那次到清华去考察不无关系。
光远的一大长处是善于选兵，他陆续从大学里调来了学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地理、农学、工程、经济、哲学等学科的一批年轻教师和毕业生。在科学处聚集了一批年轻人，年轻，就比较有朝气。
光远在中宣部负责联系科学工作应属最佳人选，因为，他从名牌大学物理系正规毕业，又有．从“一二九”到延安的革命经历，这样的人不容易找。但是光远自己却不愿意，他说，他从自然科学转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已经十多年了．再转回到自然科学．弯子太大了。可是，一九五四年以后情况变了，中宣部单设科学处，既联系自然科学，也联系社会科学，这样，光远就顺理成章地到了科学处。
中宣部科学处对于光远来说，确实是很合适的工作岗位，而我们这些年轻人被他选到科学处来，则关系到今后的方向、道路和前景，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我们本来都是准备从事自然科学专业工作，期望在专业上有所作为，乃至大有作为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当时年轻人能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好像很光荣，很神气，但是又什么都不是，没有职称，没有学衔，怎样发展自己呢？我们也想把自己培养成像于光远那样“学贯两科”，既懂自然科学又懂社会科学的新型干部，近学其师，又谈何容易。他们老党员经历过的历史、条件．我们是不可能再经历的。
于光远善于选兵，也善于练兵。对于科学处里的这批年轻人，他很理解、很关心、很开明，很注意对我们的训练和培养。
对于新参加工作的原来学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来说，把握政治方向，加强理论素养，应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于光远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更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在干中学。那时有些大学生到机关好几年了还只是接电话、干杂事，当所谓行政干事，参加不到业务工作中来。于光远则不然。他重视实践中练兵、参与中练兵、民主练兵。他放手让年轻人参加很重要的工作，尝试在重要的工作中让年轻人得到学习和提高。比如，一九五四年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的两次报告作批示，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于光远也让我们去参加。
于光远从不以权威自居，做任何工作，都不是处长一拍板作了决定，干事们只是去执行。他经常召开会议，发扬民主，和我们年轻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热烈争论，要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他也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有时经过讨论，他会改变或修正原来的决定。
于光远勤奋过人，无日无夜地学习、思考和工作。他的床头总挂着铅笔和纸片，夜里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来，以免忘记。他常在晚上召集我们开会．集思广益，讨论问题。有时一直讨论到深更半夜，他困倦了，大家都困倦了，他就在会议室里睡一下，也让我们休息一会儿。他打个盹之后，再接着和我们讨论。
他不但督促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学习哲学和自然辩证法，训练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而且还要我们在专业方面继续加深学习。对于专业知识，光是大学毕业是不够的，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这对我就更加突出．我只读到大学化学系三年级。于光远给我们每周两天时间，分别到科学院各相关的研究所去进修。我去的是原子物理研究所，由郭挺章研究员指导我学习量子化学。为此，我同时自己补习高等数学、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放射化学，还参加翻译了苏联的同位素化学教科书。
那时，我的身体很不好，患慢性肾炎，浮肿无力，但是工作还是干得很起劲，在学习方面自我要求也很高，既要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希望拓宽专业知识，从化学到物理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我处在四个边缘：健康和工作的边缘、学习和工作的边缘、物理和化学的边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我感到有压力，也有烦恼。于光远理解我们，总是给予我们鼓励，想办法使我们得到锻炼和提高。作为处长，他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何祚庥分配到中宣部工作，虽说是联系中国科学院，没有完全脱离专业．毕竟跟专门从事自然科学专业研究有所不同。何祚庥当然服从党的需要和调配，但是，他从来执着于物理、专业。记得他在清华大学当理学院党支部书记时，工作很忙，但物理功课仍然抓得很紧。在食堂排队买菜，他还拿着厚厚一本ATOMHaJIφ*****（这是一部《原子物理学》的俄文原著，当时还没有译成中文）在啃，同学们笑话他，他也不在意。他到中宣部后，很早就向部领导和处领导提出了他的愿望：在中宣部工作几年后，请允许他回到自然科学专业研究的岗位上。领导开明，都表示同意。在科学处，何祚庥是很得力的一位年轻干部．但他一再要求领导实现对他的承诺。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于光远以及领导终于点头．使何祚庥如愿以偿，年底就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去从事专业研究了。
顺便说一下．何祚庥一九五一年到中宣部，正好赶上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他学识比较广博，又能说会道，主意也多，并有地下党和党支部书记的经历，所以一下子就给他定为十八级了。我和罗劲柏一九五二年到中宣部，没能进入这一门槛，而是按照大学毕业生的“统一价格”，定为二十一级。一九五四年评级的时候，于光远说：“龚育之的级别太低了。”于是给我提了两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发：中宣部的各个处．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都在准备提副处长，龚育之受于光远重用，连提两级，是准备题名做副处长的。对于提副处长这件事，后来于光远回忆说，其实他当时虽然觉得龚育之也不错．但认为科学处首先应考虑的副处长人选是李佩珊。
批判与建设
在科学处，遇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事，于光远虽然不能不说些应景的话，但他是从来不感兴趣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事例可以说明。
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编选出了八个文集。当时我也想凑个热闹，写篇文章，去同于光远商量。他则不以为然，对我说：“你再写一篇，无非是给这八个集子再增加一篇。我们还是做一些研究工作吧！”于是，他就同我商讨起怎样编写《论科学提纲》，这个提纲是准备和科学处内外的一些同志进行研究以后编写的。这件事虽然因为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而没有做成，但是开了一个头，还保存下来一个底稿。
一九六四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宣部组织了好几个工作组分别派到有关单位去。去孙冶方为所长的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组，他请科学处副处长林涧清担任组长。对孙冶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作为处长的于光远则置身事外，没有参与。
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那半本《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以后，影响很大。于光远到医院看病，医生一看到病历本上的名字是于光远，就立刻说：“我们读过你的《政治经济学》，后半本什么时候出呀？”但是后半本，即社会主义部分却迟迟没有写出来。光远从来不愿意利用别人已有成果拼凑成书，他希望在自己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撰写后半本《政治经济学》。为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于光远热衷于找一些人在他身边，同他一起讨论，一起研究。他曾发起“周四座谈会”，联系实际讨论经济方面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地点就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的教育楼。可以说，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他探索了一辈子，讨论了一辈子，撰写了一辈子！然而在“文革”中．于光远却成为经济学界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一。
通达和稳重
于光远平时不管机关党的工作，但是政治运动来了，作为处长，他也不能不过问。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中，全国各机关都清理内部的暗藏反革命。我们科学处一位同志的弟弟在另外一个机关工作，被怀疑是暗藏的反革命。那个机关决定对其弟弟隔离审查，同时要求我们机关配合，叫这位同志在其弟弟隔离审查期间不得去看望。
有一天，那个机关向我们反映：这位同志去看过弟弟，要我们了解一下情况。于是，我和罗劲柏受党支部的指派，向这位同志盘问。不料这位同志竟谎说是到医院看病去了，没有去看弟弟；在我们一再追问下，才承认自己只是顺便去看了看弟弟，没有说什么。我们认为这位同志“不老实”，并把这个问题向光远作了报告。光远却轻描淡写地说：“关心自己的弟弟，去看望一下，这是人之常情。我看算不了什么问题，不必抓住不放。”这番话，使我们脑子开了窍，转变了思路和态度，不再把这件事当作什么问题。
肃反运动中还发生过一件事。外单位有人揭发说：有一个很大的反革命集团，其人员分藏在好多个机关，包括中宣部科学处。当时由一个大的机关主持这一大案的调查，凡有该集团成员的单位都派人去协助工作。于光远把我派去了，他向我交待说：“你去，就是听一听。”主持调查的机关对于追查这个集团的劲头很大，但是我听来听去．不过是一群在敌伪占领时期的大、中学生，他们苦闷，他们求友，他们也萌发着青春时期的爱情．经常结伴到西山去游玩。他们之中有人向往延安，甚至去过延安；有人向往重庆，甚至去过重庆……如此而已，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活动，说不上什么反动集团。这样，在我们科学处，就始终没有把怀疑某人是反动集团成员的事提出来，更没有要求本人作交待。
三年前，这位同志去世了。在于光远发起的追思会上，我才第一次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此前，科学处的同事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肃反中的这两件事，使我深感于光远的通达和稳重。正是他的这种通达和稳重，使科学处的这两位同志都受到了保护。
整风反右中的科学处
一九五七年整风光远派我们下去听意见，即到科学院和大学去听意见，这样就产生了中宣部《宣教动态》登载的傅鹰的那两次发言，引起毛泽东注意的那两篇批示。主要由于这两篇批示，傅鹰受到了保护，没有被划为右派。可惜中宣部的这个反映和毛泽东的两次直接讲到傅鹰的批示，没有能够在实践中起到保护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宣部并不管科学院的反右，中宣部内部的反右主要也是机关党委干部负责，当然行政负责人也不能不管。
科学处划了三个右派，一位学物理的大学生．一位学哲学的大学生，一位学工程的中专生。可能迫于当时的形势和于光远本人的困难处境，他没有能够像过去那样保护这三位年轻人。
我没有想到，当时提倡鸣放就是为了“钓鱼”，我的确参加过一次为了“钓鱼”的鸣放会。大约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下旬，上面已经决定反右，但没有往下部署，说是“光阴一刻值千金”，赶紧让那些右派言论放出来好反击。于是，中宣部机关在六月五日召开了一次鸣放会，主题是“等级和特权”，这是当时社会上也是机关里的热门话题。部领导同志都没有参加，由一位被交了底的中层干部主持，参加的都是年轻干部。我和罗劲柏商量作一个联合发言，由我在会上讲。我们无非是讲要注意干群生活差别呀．批评现行工资制度呀，要研究巴黎公社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呀……会上的所有发言当即被整理成大字报公布，后来还编人中宣部机关的一本《言论集》。因为有这么一个编印本，我才得以保存了一份发言稿。现在重看，意见很天真、充满书生气，建议不切实际，要说是观点错．恐怕主要还是“左”的错误。没有料到，这个发言转眼竟成为反右中的一个问题。反右时最大的案子是“章罗联盟”，我和罗劲柏的联合发言．在中宣部也被人们戏称为“龚罗联盟”。
于光远和钱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
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位服务员偷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却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位服务员是个小偷，而且是个惯偷，偷过很多人的钱。一次作案时，他被抓获了，并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幅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这里，顺便坦白交待一下，在法庭上，那个服务员还供认：曾在龚育之挂在办公室的上衣口袋里偷过钱。而在此之前我也毫无察觉。）
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也极大。他的稿费当然就特别多：稿费怎么用？那个时候时兴的方式是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来支配。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机关幼儿园、中宣部建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他是赞成两句话：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重视经济效益。至于他自己，对钱可是从来不在乎的。
农村“四清”中的于光远
一九六四年秋，我们都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于光远也去参加了农村“四清”，但他不隶属于由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挂帅的中宣部工作队，而属于刘少奇组织的“机动队”，蒋南翔是队长，他是副队长。机动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于光远当时又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是副部级，可以坐着专车到各村转转看看。他不像我们那样只在一个村子里蹲点搞“四清”．而是对了解农业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农村大田生产中应用、推广农业技术的情况感兴趣。
“四清”时，于光远把两位帮他写《政治经济学》的大学教授送到我所蹲点的生产小队。两位教授把生产队的账目做了彻底清理。原来小队的会计自己总是交待不出两箱玻璃的去向，只好承认是自己贪污了。两位教授花了好几天工夫，终于把小会计的一笔烂账查得清清楚楚，证明他没有贪污这两箱玻璃。这件事，小会计满意，小队长满意，社员们也满意。为小会计澄清了两箱玻璃的事，使他极受感动，他主动坦白说，他曾经贪污过几斤芝麻。
大教授帮小会计查清了账目，当时被传为美谈。
这件小事也说明：搞“四清”，搞任何运动，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绝不能搞“逼供信”。
“文革”之初的于光远
“文革”之初，因为“二月提纲”没有涉及于光远，所以他当时还比较轻松。我已经被点名批判，而且批判的来势很猛。
一天，中宣部组织大家去沙石峪参观那里“千人万担一亩田”的造田成就，顺带参观东陵。我已经是被揪出来的批斗对象，于光远还是要我一起去，大概是想解除一下我的紧张情绪吧！
在汽车里，于光远对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再在中宣部工作很难了，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去吧！”
他不是抛弃我，而是安慰我、爱护我。然而他对形势的发展完全估计不足。不久，砸烂中宣部“阎王殿”，部长、副部长、处长、副处长，都被当作“阎王”、“判官”揪了出来，于光远自己也被揪出来了。不单涉及“二月提纲”，不单涉及“方求”文章，还涉及整个中宣部。连哲学所的造反派也来中宣部煽风点火，也来要我写交待和检查，也来揪斗我和于光远。有一次哲学所批斗于光远，还要我去陪斗。
记得于光远曾向人描述他的第一次挨斗，形容他被戴上高帽子的状态怎样可笑。看来他是故作轻松，其实弛的心情是不可能轻松的。
2007年6月26日整理成稿．7月8日定稿
（选自《党史札记末编》／龚育之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