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入老境，便时时有“怀旧”之想。今年以来，我就一直陷入对老师的怀念中不能自拔，总想写些什么，却又不知从何写起。而且我要坦白地承认，我最急于偿还的还不只是指引我走上学术道路的王瑶师的恩情；我要向我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献上我的感激与懊悔。他的声名远没有王瑶师那么显赫，他至今还默默无声地在一间小屋里作着生命的最后挣扎，除了少数亲友、学生，人们很少谈论他；但在我，他却是挺立高山之上的伤痕累累的一株大树，并时时给我以心灵的重压……

他，便是曾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幼儿师范任教的卢冠六先生。

记得是刚进入初中二年级的那学期，班上同学风传将要调来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这在崇拜名人的中学生中自然引起了许多猜想。但久久期待后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卢冠六先生，却使我们有几分失望：矮矮胖胖的身材，朴素的衣着，都与我们想像中的“作家”不大相符；只有那高度近视的眼镜，以及时时露出的慈祥的微笑，让人想起儿童读物中经常出现的“讲故事的老人”。但我仍不敢接近他，不知道是因为敬畏还是胆怯。在一次作文课上，卢老师出了“慰问皖北受灾小朋友”的作文题目后，按惯例在教室里来回巡视，走到我面前，突然停住了，指着我在稿上写的一行字：“可恶的西北风呀，我恨你，你让我的小朋友挨饿受冻。”问我：“你在写诗？”我大吃一惊，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写诗是大人的事，与我是怎么也联不上的，连忙站起来说：“不，不，我……”大概我当时脸涨得通红，卢老师笑了，温和地说：“是呀，只要稍微改一改，押上韵，就像首儿歌了。”我很快醒悟过来，没等老师走开，就急切地坐下来，心中涌动着创造的激情，手不停笔地“刷刷刷”写下去，不到下课时间，一首题为《可恶的西北风》的儿歌写成了，兴冲冲地交上去以后，就陷入了难耐的等待中。一个星期以后，作文发下来了，只略略改了几个字，篇末竟是一大篇热情洋溢的鼓励之词！我兴奋得不能自持，好几个星期都晕晕乎乎地，只是不停地写着，写着……终于抱着一堆“诗稿”，怯怯地敲开了先生住所的门，却又立刻被先生房间里堆满的书吸引住了。先生指着桌上的书籍告诉我，他正在为上海的几家书店编写“革命导师的故事”及其他儿童故事。我自然不敢翻动，却瞥见文稿上写着“乐观”两个字，心里直纳闷：老师明明叫“卢冠六”，为什么又自称“乐观”呢？卢老师大概看出了我的疑虑，解释说，“乐观”是他的“笔名”。接着又补充一句：“你将来写文章发表时，也可以用笔名嘛！”我的脸又“刷”地一下红了，心跳得厉害。大概就从此刻起，我开始做起“作家、学者梦”来，一直做到今天。这在当时却是埋在心底的秘密，不敢向任何人述说。不料有一天，卢老师突然把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你们俩合写一本书吧，我已经与上海的书店联系好了，题目就叫‘一个少年儿童队员的日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冲口而出：“我们能行吗？”老师又笑了：“怎么不行？就跟平时作文一样写，当然，也还需要一点‘虚构’、‘想像’。”卢老师仿佛故意不注意我们的惊喜、疑虑，只是像平时讲课那样，细细地给我们讲授起创作基本常识来。我于是在卢老师的具体指导下，如痴如迷地写“书”了。从此，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我于是时时沉浸在难言的创造的发现与喜悦中。尽管这本书后来因为书店的变迁没有能够出版，但这创作的，也是生命的全新体验却永远地刻在我的心上，从此与“笔耕生涯”结下了解不开的情缘。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学校老师与同学心目中，我成了卢老师的“得意门生”。但谁能料到这种亲密关系竟会引出灾祸。记不得是1954年下半年，还是1955年上半年，学校领导突然找我谈话，正色告诉我：卢老师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并且态度顽固，不肯交待问题，组织上要求我以先生最喜爱的学生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对卢老师进行“规劝”。这对我无异晴天霹雳，对所说的一切，我不敢相信却也不能不相信。一边是卢老师，一边是组织，我的选择必然是悲剧性的：我终于出现在批判卢老师的大会上。记不清我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在我“发言”以后，卢老师被迫站起来表态，表示“感谢同学对我的帮助”，但我却从他偶然扫向我的眼光里分明看出他的“失望”，我慌忙溜了出来，并且再也不敢接近卢老师。他那失望的一瞥鞭打着我幼稚的心灵，从此失落了少年时代的单纯与快活，蒙上了抹不掉的阴影。后来卢老师调离了我们学校，只听说他的境遇越来越坏，我却始终没有勇气去看望老师，却又因此而不断谴责自己的软弱。这生平第一次心灵的受伤，似乎永远也无法治愈……

以后的路是漫长而痛苦的。我时时想念被我无情无义地伤害了的恩师，却再也没有和他通过一次信。直到……前几年我们在他那间破旧的小屋再见时，他已又双目失明。但他一听见我的声音，就立刻“认”出了我，紧紧地拉住我的手，絮絮地告诉我，这些年他如何到处打听我的消息，仿佛已经忘记了不愉快的过去。我却不能忘记，一边听老师讲话，眼前浮现的却是那难堪的一幕。老师却看不见我悔恨若有所失的神情，继续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平反；解放前夕，他听从地下党的指示，劝说上海许多中小学校长留在大陆是有功的；又突然说起他当年的创作生涯：早在20年代末，他就写过《自学成功者》等故事和三卷《小学剧本集》（与他人合作）；30—40年代，先后出版了《昆虫的生活》、《晨钟之歌》、《胜利之歌》等儿童故事、诗歌；50年代，又编写了大量儿童故事、谜语，并受教育部委托，起草了师范学校儿童文学教学大纲；直到现在，还在写回忆性散文，收在《金陵野史》一书中……他说得这样急切，怕我听不懂；又用笔在纸上写着，尽管字迹互相重叠，几乎无法辨明，但他仍然塞给我，要我好好保存……看着这位从20年代起就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和教育事业奋斗不息的老人，想着我对他的伤害，我说不出一句话。拿着他手写的创作目录，有如捏着一团火烧灼着我的心。我依然是“逃”了出来，老人还追在背后呼唤我“再来”……

去年的深秋，我们又见了一面：老人神志已经不甚清楚，但仍然记着我，用他干枯的手握住我久久不放。此刻，我仿佛还感觉到他的手温，和他永远赐给我的爱。而我将何以报答呢？我只能如实地写下我的过失与悔恨，以此告诫年轻一代的朋友——

千万不要伤害你的老师！不管用什么形式，自觉还是不自觉，那将是永远不能原谅的罪过！

1990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