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清华历史系主任雷海宗教授曾经讲过一段很深切的话，大意是：历史上中国碰到的外敌，要么是有实力、没有高级文明的，比如蒙古人和满人，他们虽然征服了中原，但灵魂上被中原文明征服了，中国依然是中国。要么是有高级文明、却没有实力的，比如佛教，最后佛教演化成了中国的宗教，中国文明更丰富了。然而，近代以后遭遇的西方文明，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外敌，既有实力，文明又比我们高级，至今化解不了西方对我们的挑战。
21世纪的中国，依然在这一挑战的延长线上，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我们依然处于“历史的三峡”：社会大转型的峡谷之中，有回流、有曲折，坎坷前行。这一历史大转型，在层次和级别上，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比千禧年之变更为深刻，是自“周秦之变”之后的第二次大变局。
古今中西新旧，一百多年前曾经困扰过晚清、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知识与精神的困境，依然纠缠着我们。当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如此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古老的中国文明，当为世界普世文明有何价值上的贡献？外来的高级文明，如何化为中国自身新的传统？
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文化是特殊的，文明是普世的。中国文化是普世的轴心文明，但到了近代，因为西方文化垄断了普世的C位，中国文明被迫降位为特殊的文化。这几年，我一直强调，真正值得面对的问题，其实是两个：其一：如何将外来“好的”文明内化为中国人能够认同的“我们的”文化？其二，如何将“我们的”文化提升为全人类普世的文明？
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相信，只要普世价值是“好的”，就应该是“我们的”，不应该有“自我”与“他者"之分，假如基督教能够拯救中国，我们为何不可接受它为中国的主流价值？要知道，再好的外来文明，也需要转换为“我们的”文化，在历史上，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但如果没有禅宗把“好的”佛教变成“我们的”佛教，佛教也不会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宋代之后最壮观的文化景观乃是儒道佛三教合流。这几年“文化认同”的问题之所以很突出，意味着任何一种“好”的文明，只有融入了本民族的历史传统、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生命所在，那么它才能从工具性的外在的客体转变为内在的价值性主体，成为“我们的”身心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具有了家园感、根源感和归属感。
而另一些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又处于另外一个极端，将“我们的”文化简单地等同于“好”的文明，似乎只要是“我们的”文化，符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就是无须论证的“好”。要知道，“我们的”文化虽然在情感上值得认同，但在理性上并非自明，其好不好，要放在世界的普世文明的大背景下加以衡量。中国文化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而且是对全人类有普遍影响的普世文明。对中国“好的”价值，特别是涉及到基本人性的核心价值，同样应该对全人类有普遍之“好”。1947年联合国起草《世界人权宣言》，西方代表起草的草案中认为人权观念来自人类普遍的理性，但中国代表张彭春提出，人权不仅来自理性，而且也有其东方的传统，那就是儒家的“仁”，人性之善同样构成了人权的价值源头。这一观念得到了西方代表的热烈响应，最后《宣言》将人权表述为“基于人类普遍的理性与良知”。这就是中国文化对普世文明贡献的极好范例，它意味着，中国文明的普世性，只能建立在全人类的视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国特殊的价值与利益为皈依。
未来的中国文化，一定会像林毓生先生所说的，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么，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将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 早在一个世纪之前，陈寅恪在哈佛留学的时候，对吴宓如此评论过宋代的理学：“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这段话之前引述者不多，但极为重要。我猜想，陈寅恪谈的是宋儒，想的一定是受到西学冲击的文化现实。在他看来，未来的儒家复兴，必定如理学吸纳佛教那样：“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正所谓“旧瓶装新酒”，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之意也。
由此联系陈寅恪在1930年代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中的那句著名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本来民族之地位”乃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其体现为一种历史连续性的内在结构，而“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乃是与现代性接轨的文化内涵，中体而西理，古学而异教，如此融合内化，方有中国文化的未来复兴。
在我童年的时候，家里做上海色拉，那时买不到现成的色拉酱，必须自己调制。拿一个鸡蛋，取其蛋黄，将油徐徐倒入，用筷子按照一个方向耐心搅拌，慢慢地油与蛋黄便化为一体，一个小小的蛋黄，可以融合比其多得多的油，做成一大碗色拉酱。传统文化，便是这小小的蛋黄，而外来西学，正是这调制油。蛋与油，传统与西学，彼此融合，不分你我，由此你可以理解曾经复兴的宋代儒学，也可以想象未来的中国文化。
只是在调色拉酱的时候，家里的大人一再提醒我们这些急性子的孩子：搅拌的方向千万不能搞错！一旦方向错了，油是油，蛋黄是蛋黄，再也无法融合一体。再则，做这道色拉酱，一定要有耐心，油要小心翼翼地慢慢倒入，倒得多了，蛋黄融合不了，也会失败。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恐怕也是这个道理：一要方向正确，二是务必耐心。文化转型是急不得的，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没有几个世纪、十几代人的努力，无法修成正果。在“历史的三峡之中”，潜藏的逆流，短暂的回撤比比皆是，然而，大江大河的流水，毕竟是向东去的！历史漫长，人生苦短，我们这代人所需要的，只是耐心与坚韧，让时间来改变一切。
原载香港《读书》杂志试刊号，香港三联书店2021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