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0年三月中旬，我“跑反”似地逃开北大，走的也是南门。北大岁月已成噩梦，发誓十年八载不再回头。一列火车一艘轮船接力，将两百多号北大、清华学子送去湖南西湖部队农场。此地隶属于常德市汉寿县，原是省、市直管的劳改农场，犯人前脚迁走，我们后脚跟进，破草棚的角角落落弥漫着犯人带不走的晦气。一日逛乡里墟集，有老汉拦下问：“你们这拨犯人，比前一拨年纪轻。你们犯的是什么罪？”
若说有罪，那就是多念了一两年书。文革脱了三年多的皮，脱不掉知识的“纹身”，还得继续改造。
政治术语是脱胎换骨——就这样整天劳动劳动再劳动，真的能脱胎换骨吗？我怀疑。
我分在学生一连，八班。造纸厂干活，流程包括砍伐芦苇，打捆，运输，送入机器，切碎，蒸煮，我不记得纸浆是怎么形成的，造出的纸又是啥模样，我记得的就只有精疲力竭，文革远未结束，该虚抛的光阴还得继续抛。
后来改为种水稻。插秧我熟悉，我是苏北人，家里有过稻田，小时候，常跟大人在秧田耍。双抢是重头活，吃住在田头，披星出工，带月收工，骨头累得散了架。一次，半夜翻身，从临时搁的木板床上滚落，心里明白是躺在地上了，身子却挣扎不出爬起来的力气，就那样，头一歪，手一摊，继续昏昏大睡。
我大学生过肝炎，校医说流行性感染，全校被击倒一大片。农场又生了疱疹，场医说是毒气，根源为秧田的污水。总之时运不济。农场没有病号饭，但有病号活：牧鹅。这一差事落到我和齐上乐的头上，他是生物系的，患小儿麻痹后遗症。养鹅是个自在活，天亮后，打开栅栏，鹅群不用吆喝，自会嘎嘎欢叫地扑向湖面；天黑前，端了盛着饲料的簸箕，站大堤上一晃，鹅群接到开饭的通知，又会嘎嘎欢叫地窜回鹅棚。白天，我俩只要随着鹅群的移动而移动，当心不让它们走散。这就有了空隙，思考和阅读的空隙。见缝插针要的就是一条缝，前提是心里要有一枚针。齐上乐心里就有一枚针，他在牧鹅的间隙跟我学会了基础日语。我则用于反刍，温习少年、童年强咽下去的那些古诗古文。
又是一年零九个月，与我在北大受正规教育的时间相等，农场进入再分配。没有奢望，只有最现实的考较，希望能分在京广铁路沿线，图的就是回老家探亲多一分方便。半年前，我曾返江苏看望老父老母，从农场步行十多里，到柳林嘴码头，然后，乘一宿的夜航船去长沙，候了半日，坐火车去武汉，住一宿，再搭两三天的江轮至南京，南京又住一晚，改乘长途汽车回射阳——折腾的人困马乏，走过一趟，绝不想走第二趟。未久方案公布，出乎意料的是省生产指挥组。这是祖坟冒青烟了。事后，师部某首长向我交底，这次分配，没有日语专业的对口单位，让你到生产指挥组，考虑那儿位势高，施展大，你写作的才能会得到发挥，即使将来要对口，调动也容易。又透露，省文化局已看上你，这次他们只有一个名额，给了连队一位党员，他们还在向省政府争取指标，你要有心理准备。
一九七二年岁尾，去省生产指挥组报到。人家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最好能专业对口。回答说考虑考虑。考虑的结果是，科委下面有家科技情报研究所，需要日文翻译。我说好，我去。
在情报所待了四年。那年头国门紧锁，所谓情报，只是一些过期的日文专利资料。倒是有机会去省里各地跑动，也算是开了眼界。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如今名扬国际的袁隆平。那时他人在怀化，我走的是长沙——益阳——常德——桃源——吉首——凤凰——麻阳一线，途中经过张家界，尚未开发，然而，我已感到了它的大美，可惜当时没有把它报道出来，是张家界的时运未到，当然，也是我的时运未到。
袁隆平四十出头，干巴瘦，研究的课题，是水稻雄性不育。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我不懂具体技术，但懂理，懂人，识得他干的是一件大事，比那些“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大得无法比拟的大事。从那之后我一直跟踪他，跟踪他在最高和最险维度上的攀登。袁隆平住在地区农校，拿出当地特产的柑橘招待我。我的胃没有我眼睛出息，才吃了几只，就一个劲地反酸。回程，取的是洪江——隆回——邵阳——湘潭一线，途中翻越雪峰山，那些斧立剑插的峰峦，那些当头压下旋又闪身而避的危崖，那些呐喊着嘶吼着急急夺路而奔的溪沟，一路追着我不放。让我这个平原长大的井底之蛙，自认在美学这一块，缺的远不是几箩几筐。
我调查的第一个专题，是湘江污染。湘江是湖南最长最阔的河流，也因毛泽东“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吟咏，升华定格为圣河。我调查的数据显示，鉴于沿岸城市的工业废水肆无忌惮的排放，湘江之水已不适宜直接饮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我把调查所得向李姓所长汇报。李所长出身行伍，老革命，老资格，本分，敦诚，素朴，可惜业务是外行。他批评我大惊小怪，说：“湘江里的水，沿途老百姓天天吃，也没见出什么问题。”我向他解释，毒性是慢慢累积的，过了一定界限，就会爆发。他瞅了瞅我，突然冒出一句：“你今天早上拖地，就不如我！”
苦笑，情报所徒然挂了个“科技”的牌子。
是时我单身，住在办公楼后院的双人宿舍。中学就落下失眠的毛病，尤其怕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因此，我索性睡在办公室。习惯了早起，四点，灯准亮。李姓所长七点半上班，来了就拖地，拖罢自己的办公室，再拖走廊。我的办公室与他同层，拖把碰得门嗤啦嗤啦响，岂能装聋作哑，无动于衷，遂丢下书本，与他一起打扫未拖完的走廊。所长大人是处级，他自信自己拖地的水平足以胜任局级。至于我，他只要瞟一眼我握杆使力的笨样，就知道我还是个远远没有被改造好的嫩知识分子。
我渐渐起了离心。树挪死，人挪活，自忖：我拥有两手，一手日文，一手中文，情报所哪一手也用不上，何必在这儿干耗着。
这时，消息传来，大学同窗马成三，从锦州某中学上调到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
他是最早专业对口的。
这是一粒石子，在别的同窗心里激起怎样的涟漪，我不知道，在我，却激起千层浪。
从此我骑车上班的路上就多了一股风，只有我晓得，那是我同窗马成三刮来的风。
我首先尝试起用日文，真正意义上的起用，联系省外办，未果。不怪别人，只叹我在北大仅仅学了两年，即使加上历年的自学，也不过像一茬晚稻，好歹熬到了扬花、结穗，但籽粒还没有饱满金黄，清香还没有随风飘远——也许季节已经错过，永远地错过，收割的人耸耸肩，摊摊手，他无意开镰。
是我使北大蒙羞，还是北大使我蒙羞。
转而起用中文——这回不是我争取，是省政府主动出面推荐。当毛泽东还只是个二十六岁的叛逆者的时候，他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当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时候，湖南省委创办了《新湘评论》。文革停刊，如今又复刊。这是一九七七年初夏，我刚从工业学大庆第一线——娄底市洪山殿煤矿——回来不久，就奉调去《新湘评论》上班。
中文毕竟比日文强，从事编辑工作，堪谓得心应手。我感谢在《新湘评论》的那两年，等于上了一期政治系，又上了一期中文系。无奈离心依然。父亲以为我思乡，来信开导我“大将军四海为家”，但我就是不想把家安在长沙，根源在于孤独，无人可与言说的孤独。
我渴望离开——首选是京城。
我那爱也好恨也罢的北大，它一直在头顶注视着我。
进而发现，不管我走在哪儿，总有一缕空气，散发出特有的馨香，来自燕园。
一屋人在一起办公，一城人在一起生活，他们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人说。
不，直觉告诉我，他们呼吸的是各各不同的气。
时间改变一切。我们都生活在时间里。
先是，听说校内有同学“回炉”——这词儿真形象，提出这口号的高层领导一定爱吃烧饼，我想像自己就是一只团捏成形的饼坯，有幸贴上北大的炉膛，说好了五年出炉，结果两年不到，炉火就被强制熄灭，落个半生不熟，既不酥脆，也不香软，现在正急需一番返工重烤的回炉。
然而，遗憾，日语专业没有安排回炉。
接着又传闻要恢复研究生考试——“研究生”三字，听着有点扎耳烫舌，我不知道何为“研究”，我那一天到晚一年到头“政治挂帅”、“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流程，究竟又研究了什么？
但这是一个机会。
第一年，我还是放弃了考研，因为恩师卞立强先生来信，他已把我推荐给京城的两家单位，我的中文加日文的“两手”正好符合他们的需要，有一家已发出商调函。文革落幕，百废俱兴，各行各业都在动手抢人，抢有一技之长的人。陈景润漠视文革，逃避文革，苦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故事，经徐迟的妙笔生花，一夜传遍大江南北。
于是就有了梦回北大，梦见未名湖千朵万朵燃烧的荷花。奇怪，未名湖其实不长荷花，要说曾见，是在西校门内南侧的那一湾水汊，再就是颐和园，再就是南京玄武湖。但梦不管这些，它是万能的上帝，它要让荷花占领未名湖，就占领未名湖。人说梦境是黑白的，我的却是五彩。我看到有一朵炽烈的芙蕖向我挤眉弄眼，跟着是第二朵，第三朵，朵朵都像是某一位我熟悉的同学的笑脸。醒来后心脏怦怦跳，但愿这是吉兆，但愿我能重新成为未名湖中的一朵荷焰。
这就开始了回忆，不，追忆，回忆起于无心，追忆源于刻意。我追忆的，不是北大往事，而是关于未名湖接天荷叶映日荷花的绮梦。这是个盛产梦的国度，小至个人，大至国家。梦由心生，梦解人意，从此，我隔三岔五梦见未名湖，梦见荷花。梦里身轻如燕，一纵身就能凌空飞过湖面，只是那姿势有点出格，总是仰面朝天，双臂平展，双腿并伸。偶尔梦见在荷花丛中荡舟，偶尔梦见在在湖心岛东头石舫上垂钓；这印象是在西湖农场烙下的，这场景却被梦挪移到了燕园——梦是天字第一号的小说大师。有一次，梦见钓到一尾金色鲤鱼，寸着巧劲，颤颤悠悠甩到岸上，未及去按，却被一位矮壮粗实的汉子捷足先登，一把抢了过去。我认识他，是当年东语系工宣队的成员，新华印刷厂的青工，他以他“大老粗”的荣耀，一心想把同龄而又书卷气十足的我打成反动学生，好建他的功，立他的业。我孤立无援，形势容不得任何人帮衬说一句话，革命与反动，正确与错误，只在一词之辨，一念之欲，说你反动你就反动。难怪古人讲“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今天么，嘿嘿，虽然还没到天翻地覆，至少也是彼一时，此一时。我呼地跳将起来，扔掉钓竿，大吼一声，扑上前去。
然后呢。
没有然后——梦醒了。
黑暗中，仿佛全身的骨节都在格格作响。凝望隐没在黑夜翅膀下的天花板，任远处长沙新车站报时的钟声，水波一样地漫过街道，漫过院落，漫过窗棂，漫过我的心田。
稍顷，车站的钟声歇了，卧室的这里那里，却仍有余音袅袅不绝……是响自未名湖南岸的钟亭呢，我寻思。告别燕园之际，潜意识趁我不备，把我的心悄悄留在了那里。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那钟声，如今跋山涉水传来，局外人绝对听不见，身旁熟睡的妻儿听不见，唯有我，唯有不眠的我，丝丝入耳，缕缕惊魂。
梦境未远，梦还在房间的某个角落等我。是时候了——我提醒自己，每个人都是生命天空独一无二的星子，因为不可抗不可拒的外力，我被甩出运行的轨道已久，当务之急，是遵从冥冥中的召唤，迅速返回那原应属于我的位置。
我是幼稚，以为商调函就是调令，谁知满不是那回事。商调不过是商量，商量的结果是本单位不放。第一家如此，第二家也是如此。事情到了这份上，我眼前只剩下一条路：参加第二年的考研。而且机会只有一次，是岁我年交三十又五，是考研的上限。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两个月的准备，人爆瘦十多斤，精神专注到过目不忘。考场上，仗的还是中文加日文。一九七九年八月，我顺利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专业是国际新闻。
——选自《北大与时间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