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未名湖畔，面对肃穆屹立的水塔，缄默无言的碧波，回想过往岁月留下的生命迹痕时，伴着眷念与美丽的追忆一起，常会勾起给内心带来自我叩问的沉思。

令我毛骨悚然的“反右派”斗争风暴刚刚过去。不少昔日系里熟悉的年青老师，自己班级一些好友和同学，于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反党发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敌我矛盾，内部处理”，遭批斗，戴“帽子”，或“下放劳动”，或“随班改造”，或“发配边陲”，或“销声匿迹”。我们这些刚刚沐浴了1956年“向科学进军”旭风的天真幼稚的学生，一下子由兴奋的峰巅，跌入冰冷的谷底。以后的路怎样走？心里焦灼而彷徨。自己虽然继续作追求入党的梦，仍被当作班上的“积极分子”，但因出身不好，又被视为“个人奋斗”、“名利思想”严重，精神上总是处在被别人蹂躏和自己蹂躏自己的交相压抑的“改造”之中，时刻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不敢再有什么高远憧憬和更大的企望了。

1958年春夏之交，随着“大跃进”热潮的兴起，学校里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开展向党“交心”和“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一股“学术大批判”的“热风”也随之刮来。一天早上，我主动把自己涉及“名利思想”和“个人奋斗”内容的日记摘录，抄成一份大字报，贴在32斋4层楼梯走道的墙上，以表明与“旧我”决裂和向党“交心”的心境。“批判资产积极学术权威”旋风中，一向为自己尊敬的老师游国恩、林庚、王瑶等先生，一下子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1955级和1956级学生撰写的文章，批林庚的“盛唐气象”理论，批王瑶《新文学史稿》的“剪刀加浆糊”；大字报里批判游国恩的“楚辞女性中心说”，揭王力如何“摆谱”，外出开会回来，还在车站给系里打电话，要小汽车去接他，等等。我不会写学术文章，也不甘“落伍”，写了一篇杂文式的文字，题目叫《“布衣”万岁》，讥讽林庚先生李白诗研究中所说的“布衣精神”，登在系里一份油印刊物上。那时的气氛，年青学生成了插“红旗”的代表。被拔“白旗”的老师们，只能沉默接受批判。他们的心境，他们精神上，学术良知上，被伤害的痛苦，是我们这些充当“工具”而不知的学子们所无法体味的。

快到放暑假时候，1955级文学专业的同学，出于“插红旗”的驱使，开始动手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我被分在隋唐五代组。我的研究能力，自己心知肚明。1957年初，要作学年论文了。各位老师出了一堆题目，贴在我们住的32斋四层正对楼梯的白墙上。我喜欢唐诗，不知深浅，选了论《秋兴八首》，指导老师，是冯钟芸先生。虽然经过认真点播，也囫囵吞枣翻阅了《杜诗镜铨》，还把作品抄下来，贴在自己床头，背诵得滚瓜烂熟，但就是不知道从何处下笔。这时候我似乎开始隐隐感到，很长时间里，沉溺于外国文学名著阅读和新诗的浏览与涂鸦，疏于理论训练，我的研究能力，是怎样的低能和薄弱。由此我暗下决心改变这种现状。这种“不可为外人道也”的私心，也许成了我接受编写任务，毫无犹豫加入“插红旗”举动的一个内因。

一个月里，轰轰烈烈，日夜苦战。在地学楼103阶梯教室，争论王维是否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反现实主义诗人。在32斋四层长长走廊，研讨《琵琶记》是否是鼓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绞尽脑汁怎样贯彻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为主线、以民间文学为主流的原则。红皮《文学史》出版后，听取社会上批评意见，又“连续作战”，进行四卷本黄皮《文学史》的修改写作。文学史出版，收到接赠书后陈毅、康生复信时那种激动欣喜的心情等等。从1958年暑假，至1960年7月毕业，几百个紧张纷争的白天，通宵不眠的夜晚，我煎熬其中，至今尚记忆犹新。很长时间里我们沉醉于这段往事中。

为那场“风暴”，那些“成果”，我们55级获得了不少荣誉。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彰显成绩和经验的文章。当时和后来成了出席作家代表大会的集体代表。我自己也出席学校表彰大会，接受陆平校长的接见。出席市委大楼举行的表彰座谈，得与市委领导扬述的见面，交谈。直至今天，黄皮文学史这一“成果”，还被正面写入一些历史叙述，或嵌入记忆文字，加以肯定或赞许。而对于“负面”的反思，却一直被我们所忽略了。当时的现实中，后来的日子里，我们1955级的多数人，更多的是享用那时候收获的“荣誉”和“果实”，而忘记了我们所肯定或享用的“在战斗里成长”荣耀，是以对多少老一代学者，对自己尊敬的老师，对整个学术研究尊严的伤害为代价的。

那些“成果”需要时间和见识更深入地去思考与梳理。单就当时我们那种激进思想与批判姿态，那种以权威理论为支撑的气势，那种对于历史史实和历史叙述的扭曲，那场“红色风暴”对于高校学术大批判及集体编写教材风气推波助澜的影响，对于科学研究本身实事求是学风的冲击与损害，今天也需要客观面对，冷静思考，进行重新认识和深刻反思。

王瑶先生离世前后一些内心流露深深刺痛了我。它开启了我对此问题思考的“缝隙”。

1989年夏天，那些紧张日子里，王瑶先生与师母，移至我家小住数周。一次，他老泪纵横，对我们说：“1949年，我是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大学赶到城里边，欢迎解放军进城的。怎么也没有想到，四十年后的今天，我竟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家属。”苍白无力的抚慰之余，我为先生那时的绝望心境所震撼。作学生以来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听到了一个坦荡正直而执着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和质疑。

是年冬，先生扶病，住进上海华东医院。肺已无法呼吸，割开喉管，进行抢救。一天巴金到医院来看病，行动不便，特让女儿过来看望。11月27日，王先生让我，女儿超冰和吴福辉一起，代表他，往家中拜望巴金，前去祝寿。这时先生已经失去说话能力了。他躺在病床，用颤抖的手，写了一张纸条，内容是：“表示我专程来沪祝嘏，最近十年，巴金学术研究收获颇大，其作者多为我学生一辈，如陈丹晨、张慧珠等，观点虽深浅有别，但都是学术工作，不是大批判，这是迄今我引以为慰的。”淡淡文字里，我感受到两位老人同命相连的深厚情谊，也听到了先生自己对于以伤害学人心灵也戕害学术尊严的“大批判”的不满。

先生逝世十五年之后，我听到了，也读到了1980年代一次前往香港访问期间，王先生对一位北大毕业学生访问的谈话录音，整理文字。在那里，离开了身处不便言说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对外发表的精神压力，谈得非常坦率。他第一次点着“始作俑者”学生的名字，谈起自己对1958年对他那些“剪刀加浆糊”之类“大批判”的深深愤懑之情。直言不讳的谈吐中，使我想到了多少受过各种运动精神折磨和“大批判”冲击的前辈学人们，他们内心深处所隐藏的从不向人诉说的伤痛。

1960年毕业前，我参加过系里组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内部征求意见本。王瑶先生应邀参加撰稿，并执笔写了“巴老曹”的部分。拿到印出的书后，见不少文字被修改了，他耐不住气愤地说：“那些不是我写的！” 1962年，系里党的领导，对被批判的教授进行了“甄别”。对那些“甄别”，王先生始终抱有不满与怀疑。他多次对我说，“那都是些轻描淡写。” 1962年，有的研究生专业考试，没作充分准备，问题答得不好，先生和别的老师没给高分，被向党委告状，说是对过去“大批判”的“反攻倒算”。先生当时内心里承受怎样的冤枉和委屈，可想而知。我研究生入学初，先生看到我有急于发表文章的焦虑，曾对我说：“应该先打好基础，不要急于去写东西。将来，由文字变成铅字，是很容易的。”“文革”中我写大字报，却把这些肯綮教诲的话，说成是鼓吹“成名成家”思想，进行批判。过去做过许多错事，傻事，我们是有愧于自己老师一辈的！

写至此，想起王瑶先生在生命留给他最后十一天的时候，给女儿超冰写下的这样一句话：“我苦于太清醒，分析了许多问题，自以为很深刻，但不必说，不如痴呆好！”先生晚年非常清醒。他带着许多“不必说”，也不想说的话，于“无声”的夜里，“无声”地走了。

“文革”后，先生对于过去那些“大批判”及其他行为带给他的伤害，几乎是缄默不语，从不谈及。他从没有记恨学生那个年代里所做的一切。在我自己及其他学生们身上，他又倾注了很多关爱和心血。但是，这能够成为我自己，我们集体，忘记往日过失的理由吗？

1989年冬，那次代王先生去给巴金祝寿时，我临时下车，购一个小鲜花蓝，代表北大中文系师生，送给巴金老人。在花篮窄小的红色绸幅上，祝寿文字前，我写了这样八个字：“民族良心 青年挚友”。这是我自己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历史向今天，向未来，应该说出的“真话”。巴金已用他的心和笔启示人们：有良知，有清醒，有勇气，才会有反思。

牛汉先生将他的前辈，称之为“老生代”，北岛一辈诗人，称为“新生代”。他自己一辈，则视为“中生代”。与牛汉先生比，我们这辈人，“不上不下”，“挤”在中间，只能算是“后中生代”了。巴金已经写出了永撄人心的“老生代”的“忏悔录”。牛汉一辈的“中生代”，也以许多带血的文字，写出了撕裂灵魂的真诚。我们这些“战斗里成长”的“后中生代”们，该怎样做呢？

集体失忆的时代氛围，强势思想的磨砺养成，似乎使我们的神经变得有些麻木。我们如今都已过了古稀之年。“莺歌燕舞”的漫言，“自怜自赏”的絮语，“如烟往事”的温馨，“娱悦心境”的自白，当然需要写，也该留些屐痕。而“历史反思”的文字，也应该写。近时与陈丹晨兄谈及此事时，得其复信中如是说：“这事无论怎样，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但是，因为各人的处境，信念，现实认识和价值取向各异，“对于具体个人而言，只能是随缘而发，不能强求的”，尤其是想到自己“年迈体衰多病，来日无多，能否在余生做点实际的反思，殊为可疑。故何敢苛求他人。”丹晨兄的肺腑之言，道出了我们共有的愿望：置身于历史的过来者，面对历史期待，大家还是想讲的，也会去讲的！

2007年12月7日写毕， 时为“大雪”。

孙玉石：中文系1955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前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