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工作近30年了，但我从不把自己看作是“正宗”的北大人，因为我并没有在北大读过书，从未接受过那些闻名遐迩的北大名师们的教诲，没有亲历未名湖畔的学子生活，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也可以说是我心中一个难解之结。
未名湖是我儿时的一个美丽的梦。记得上小学六年级时，从电影《青春之歌》中知道了北大，看到了神采飞扬的北大人，令人神往的红楼。后来我就学的师大女附中和女十二中（贝满），都有许多师姐上了北大，北大也成为我们这一届许多同学的追求目标。可我并没有见过真正的北大。高中时一位关系不错的同学名为“未名”。我曾好奇地问过她缘由。记得她不无骄傲地告诉我，她的父母都是北大毕业，还说北大有一个叫“未名”的湖，她的名字大概就与这个湖有关系。记得她经常说她将来会上这所有“未名湖”的大学，对此她胸有成竹，因为她学习优秀，特别是文科非常出色。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就有了这个未名湖的梦。
但是，这个梦似乎命定难圆。高中毕业时，没有进大学，而是远离家园留学法国。而那位“未名”同学，也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没有如愿进北大。其实，我并非是学外语的好材料，但是我还是服从分配去学习法语，当时我父母都是很不情愿的。而我自己的最大遗憾则是没有能够进入北大中文系。听说几个同学如愿进了北大，还有一个很熟的朋友上了中文系，真是由衷羡慕。不过，现在回顾这段经历，没进大学，比起一些同代人还是稍微幸运一些。我至少学了一点语言。而且，法语使我的后来，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是后话。
但是，在国外的学习却因国内的“革命”中断了。1966年以来，我们从过时很久的《人民日报》和每天晚八点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欧州华语广播中，已经感到了国内发生大事了。我们密切关注着国内的形势。从三家村，海瑞罢官，北京市委等等先兆事件到北大“聂元梓第一张革命大字报”以及那封信，还有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广播实况等等都在冲击和震撼着我们，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彻底革命，对领袖的盲目崇拜使我们真诚相信它的目的是“荡涤污泥浊水”，“触及人的灵魂最深处”。坦白地讲，那时的我既“幼稚”又“盲目”，真的以为复辟危险在即。我也做过现在想起来很“愚蠢”的事情，甚至做过所谓的 “代表”，去给使馆文化处（那时没有教育处）发难（其实就是提意见），要求批判“修正主义的留管制度”。这段历史已经有人开始叙述，其实个中虚实，远远比现有叙述要复杂和深刻得多，恕日后另文再论。不过，那种亢奋的精神状态，在重新踏上北京的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完全、彻底地改变了。
不到两年的国外学习，被国内一纸命令宣告结束。1967年春天，我们应招回国。据说，招回的最重要原因是国内各方的压力。后来虽然在有关方面的努力下，陆续有些留学生重返原留学国，但法国由于68年的学生风潮而拒绝再接受中国学生，这使得已经准备返法的一部分同学也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当然，我和另一部分同学或因家庭问题或因本人革命态度欠端正，本来就被排除在返法名单之外，更是断了一切念想。亲身经历那种“革命境况”，其实对我和许多同龄人来说，意味着独立思考的开始。说来奇怪，越是没有学习机会，我越是产生了继续学习的强烈愿望。回国后不久，曾经有一次，不知何方领导搞了一次登记，要留学生们填写希望继续在国内哪所大学学习。当时我们许多人都欣喜若狂，我毫不迟疑地填上了北京大学。其实冷静下来，我心里明白，在那样的“革命形势”下，如此好事怎么可能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所以这次登记最终不了了之，毫无下文是意料之中的。但这对我还是一次沉重打击。我们后来被安排在外语学院，由北海舰队派来的军宣队领导管理。其间组织了几次去北大“学习”，不是去学习知识，而是学习“革命”，按要求观看革命大字报。几次造访北大，看到听见的和我心中那个镶嵌着晶莹剔透的未名湖的“圣地”相去甚远，很让我这个连大学梦都不能圆的学生黯然神伤：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伤痕累累的宿舍楼，令人颤栗的“战时通道”，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这些都让人完全没有心情、也完全没有可能去寻湖求梦……我暗自对自己说，我怕是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校园读书了，那么小就开始憧憬的未名湖梦彻底破碎了……
1968年，在“逍遥”了一年后，我们被送到唐山柏各庄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国事、家事前途未卜，工作、学习希望渺茫……说来特别丢人，我从北京站一登上火车，就止不住眼泪，一直哭到唐山站，别人怎么劝都没用……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爱哭的人，而且非常好面子……
两年后，接受再教育的农场生活结束，我回到北京，分配到外语学校当法语教师。我至今怀念外语学校的八年时光。不单单因为在外语学校的工作使我慢慢拣起法语，更因为我和那里的许多老师结下了非常情谊，其中就有好几位是北大毕业的。这个学校是中等专科学校，却聚集着一批从北大、外院来业务水平优秀的教师，重视业务的校领导，很费心思地寻觅到不少有不同“政治”或“历史”问题、外语水平极佳的人才。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阿拉伯语专业都有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比如英语组的张雅洁，德语的李月宣，李玉敏，黄文华，王燕生；日语组的吴之荣；阿拉伯语的李琛，关称；法语组的张寅玖（已离开），刘恒永等等。和我来往最多、也最熟悉的是黄文华，她高挑身材，举止优雅，谈吐不凡，她的先生王大鹏，也是北大毕业，典型的中文系才子，我当时对他们二位敬重有加，视为师长。虽然不止一个“好心人”劝我注意不要多和黄交往，特别提醒我王大鹏57年有问题。但那时文革已进后期，我与人交往已经注重的是感觉，自己没有上过正规大学，特别崇敬大学毕业生，尤其是正宗的北大毕业生。加之我和黄文华是福建老乡，而且两家离得很近，她住史家胡同，我住演乐胡同，只隔几条小街，来往多也是自然的事情。我们经常一起骑车回家，一路上什么都聊，因为都喜欢看书，所以很有共同话题。不过，我们彼此真正了解是在76年初。我们一起去天安门，一起抄录诗词，一起讨论，一起愤怒，一起伤心。黄文华的父亲也是上个世纪初的老留法学生，自然和总理有过关系。这也是我们经常谈论的内容。再后来，形势急转直下，我们的联系更加频繁。我们千方百计从各处寻找总理的相片，翻拍，加印，交换，散发。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后来，我们还把抄来的诗词集中起来，请一位老师刻钢板，再自己油印，印了几十本小册子，分散给朋友。记得封面题名是秋瑾的一句诗《洒去犹能化碧涛》，至今，有的老同事或老朋友在见面时还会提到这本非常简陋而又亲切的小书……
文革结束不久，我进了北大，不过仍然不是到未名湖畔学习，而是因为偶然的原因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工作。当我走进北大校园，再次漫步未名湖畔时，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一年，我已年过三十。。。。。
外哲所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遵从最高层领导指示建立的主要从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的机构。我来的时候还和亚非所等在一起属于“研究所”管辖。后来独立。经过文革，当时的所长是维也纳学派成员，分析哲学专家洪谦教授，副所长是海德格尔亲授弟子，存在主义学者熊伟教授。我进所的第一篇译文就是熊伟教授要求作的，要我翻译马塞尔的《1970年的存在》，大概也是要了解一下我的水平。我从没有受过任何的哲学训练，外语也是半截水平，在外哲所的前辈和文革后的第一、二批的出类拔萃的研究生中间，我的困难可想而知。进入北大的梦想竟然成真，但身在北大我却时时不敢忘记我不是北大出身，而是“非正宗”的北大人。也许正是成为真正北大人的梦想，使我留在北大至今。
刚开始从事翻译时，我经常会去社科院历史所，求教北大五十年代北大毕业的周剑卿老师。她是西语系著名法语教授桂裕芳先生的同班同学，因为历史所离我家很近，我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周老师原来在外交部工作，我留学法国时，她和她的先生刚好在使馆工作，当过黄镇大使的翻译。可惜当时并不认识她。她回国后从事学术研究，著述、译作成果颇丰。她称我是她的小朋友，每次求教都热情接待，耐心讲解。让华尔好在所里的老师和同事都非常关心我，让我这个门外人渐渐熟悉这一行。我从翻译专业文章开始，并在老师们的建议下，以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作为研究法国当代哲学的切入点。当时的翻译多没有发表，但对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有用的基础，是通向外国哲学研究之路的必要阶梯和可靠积累。在专业翻译中，给我帮助的老师真不少（有人说，我所以找了我的北大西语系毕业的先生，也是为了找一位老师），熊先生熟悉存在主义，给我很多有益的指点和教导，并且经常鼓励我多参加活动；还有洪先生的高足陈启伟先生，他学问好，人也特别好，他多次指出我翻译中的非常“低级”的错误，因为我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我现在对这些错误还记忆犹新。到北大后最令我高兴的就是能遇到这样的好老师。当时我在语言方面经常请教的还有西语系的刘自强先生，她是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儿媳，她的父亲是爱国军官，受屈含冤英年早逝，母亲刘淑清很了不起，不但培养出几个出色的女儿，还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慈善家，我也是在几年前读了她的传记才知道这位母亲的不平凡一生。刘自强先生身上散发的书卷气，她的睿智，她的慈悲，她的宽厚和谦和，真是得益家传。刘先生本人擅长西方文学、特别是诗学研究，她的文学感觉敏锐，对许多理论问题领悟深刻，所以我不但在语言上受惠于她，而且在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方面也受到她的点拨。如今，刘先生已退休数年，我们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时而会电话问候，前两年，梅先生也走了，刘先生更让我牵挂，我始终难忘刘先生可贵的帮助，至今对她心存感激。
洪谦教授是外哲所的所长，他是分析哲学专家，又是维也纳学派的唯一中国成员，他常常对我说，我搞的东西，你一点不懂，很多人都不懂。确实，他研究的学问，我是一窍不通，看他的一些文章，如读天书。但是，我仍然把他视作我在北大的恩师，和其他很多师长一样，他教给我更多的是应该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如何在一个远非完美的世界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干净的灵魂。我听许多哲学界的老人说过，在长期变动的局势的压力下，洪先生始终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从来没有为迎合时政而改变过。据说文化革命中，他曾对家人说过，如果他要受到公开侮辱，是决不能忍受的，一定会断然自绝。好在公开批斗临时不知何故取消，避免了悲剧结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洪先生对于许多“事件”，都是爱憎分明。我最感激他的，是他对我专业学习和研究上的支持。在选定以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作为法国哲学研究的入口之后，曾经遇到过数次没有什么道理的指责和冲击，萨特有时甚至成为了许多所谓腐蚀“资产阶级思潮”的急先锋，有些理论逻辑简直到了荒谬的地步。洪先生的基本态度始终如一，我曾在一篇纪念萨特诞辰100周年的小文中回忆了这段经历，印象最深的是，身为分析哲学专家的洪先生虽然对欧陆人文思想传统有自己的激烈看法（比如对康德），但他的内心却藏有深切的人文关怀，所以他会不止一次地强调：萨特是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四个思想家之一，是非常值得尊敬，值得研究的。我也是在洪先生以及其他一些老师的支持下坚持从这个入口走了下去。我的第一篇论文——非常“初级”的有关萨特《厌恶》一书的评论文章，就是在他的鼓励和推荐下发表的。1980年代末，洪先生身体渐渐出现问题，后来查出绝症，住在友谊医院，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90年去海南开会之前，那时他已经病很重了，但仍然保持着平日的“绅士”风度，雪白硬挺的衬衣领子，整齐的头发一丝不乱，笔直地坐在病床上和我交谈，那次，洪先生谈了很多……告别时，他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希望下次来还能见到我”。而我离京刚到海口不久，涂纪亮先生就带来了洪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曾经在洪先生走后多次想写点东西以作纪念，题目都想好了：《真正的贵族》，但直到今天都没有完成，不过，我会常常想起这位可敬的前辈，……
我内心对之长存感激的，还有我们所里的研究生，说来他们是学生，但其实应该是我的老师，这绝非故作谦虚，而是事实。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特别是 77、78前后的学生，拥有独特的思考能力和人生经历，他们的聪敏、好学、热情、仗义和独立思考的精神，都深深地感染和帮助了我这个迟到的、先天不足的 “老学生”，那时的师生关系很奇特，年龄相差非常大，个别人比我还要年长，但在大多数时间，彼此间很象朋友。这样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几经风波后的今天的外哲所，虽然外哲所的“老人”已经所剩无几，几位老先生陆续仙逝，还有的几位因各种原因离去，去年，为外哲所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中国民营学术书店出版业的开创者王炜因积劳成疾去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入所的那些学生，很少有留下来的，有的最初留下，后来也因为各种“风波”而去国离乡，时而会在国内或海外相遇，都会回忆起北大外哲所的人和事，都会感到一种温暖，心中的温暖。这种温暖在现在越来越难得，但唯因我们经历过那种温暖，不管我们面对怎样的现实，有时会产生怎样的遗憾，都会在心底珍藏对未名湖畔那段时光的美好记忆，珍藏对北大的深深感激……
未名湖永远是我心中的一个梦，虽然我已经在北大工作了近三十年，但我依然向往我梦中的未名湖，我这个非正宗北大人的未名湖梦似乎从来没有实现过、也永远不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