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北大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先贤首先提出“民主”、“科学”的口号。1919年燕京大学创立，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提出“兼容并蓄，学术自由”。这三句话，其精神、内涵是相通的。
蔡元培先生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匾（1951年2月，毛泽东主席曾应学生制作新校徽的要求，重新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校名）。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原北大从沙滩迁入燕园，校名为“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的办学方针是秉承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蓄，学术自由”的精神的。两校璧合不仅是校园的合并，更是精神内涵的合一，是兼容并包，自然融合。追溯历史，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两校师生曾一直并肩战斗，互相支持。
燕京大学曾被一些人说成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因为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创办的私立大学，曾设有宗教学院；校长司徒雷登是美国人，他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作过传教士。其实，在燕园内，学生、教职员工都有信教或不信教的自由，也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思想的自由。各种进步民主的社团活动，包括基督教的活动，都是自愿参加。宗教学院规模很小，设在校园边缘的一座小楼里面，学生人数也极少。
司徒雷登一生最主要的经历是办教育——他以最大最多的精力创立和建设燕京大学，致力于燕京大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并且得到切实的成功。在我国医学界、新闻界、外交界、教育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工科学乃至国家领导人中，都可以看到不少燕京大学历届毕业生的名字。他们是专家、学者、教授和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拔尖人才。燕京大学一共存在33年，规模不大，在校学生从未超过1000人。但是如今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有50多人，加上各学科的学部委员、学术带头人、专家、教授就更不胜数了。若以院士数目与学生人数相比，恐怕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燕京是比例最高的。燕京大学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为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历史的事实；岂能用一句“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或堡垒）”就能否定燕京大学，歪曲历史真相？
还有人以为，司徒雷登是被毛泽东主席作过否定结论的人物——“毛选”上有《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因而对燕京大学也持“凡是”态度。
司徒雷登在1946年－1949年8月间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执行的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也因此，司徒雷登在此期间有一次回到燕京大学时，学生曾打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持日本！”的横幅，表达了燕大师生对这位美国大使的愤怒批判和坚决反对。
但是，历史还有不容抹杀的另一面：司徒雷登在主持燕京大学的30多年中，对燕大师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基本上是一直支持的。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多次帮助师生进入抗日的大后方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军人封闭了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和一批进步的教职员工及学生被日本人关进监狱达3年多。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逃亡南迁广州，司徒雷登作为美国大使，拒绝将美国大使馆南迁，并私下与中共方面联系，准备与新中国建立联系。后因美国政府持反共立场等复杂原因，他被命令立即回国，致使中美关系的接触错失良机，司徒雷登无奈地离开了中国。美国政府继而规定他不得会见记者和发表谈话。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毛主席批判美国的对华政策，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显然不能作为对司徒雷登个人一生评价的盖棺论定，更不是对有着追求真理和民主斗争的崇高精神的燕京大学所做的结论。
燕京大学广大教职员工、莘莘学子所表现出的爱国民主精神绝非偶然。这是因为首先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第二有许多爱国民主、为人师表的老师（包括一批外籍教师）的身教和言教。我想举一点自己亲历的事：
1948年初，我受命带几位燕京同学和校外两名进步青年通过天津小王庄国民党的封锁线到河北沧县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其中有位已经考上哈佛大学研究生的汤富廷，坚决放弃去美国哈佛深造的机会，要去解放区参加革命。他身体较弱，美籍教授夏仁德（R·Sailer）知道后，给我40美元，要我转交给汤富廷。他说，到那边可以到银行兑换成边区票，让汤富廷随时买点鸡蛋、红枣等补充营养。
夏仁德教授一贯同情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学生示威游行，他总是加入到游行行列中，与学生们并肩行进。那时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和各进步社团要开秘密会议，都是到这些进步教授家里。夏仁德、赖朴吾（E·Ralph Lapwood）、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吴路义（Louie Wood）等外籍教授家都是常用的理想的开会地点。
抗战期间内地各大学纷纷迁往西南，燕京大学迁到成都。1946年2月，国民党在国统区掀起反共高潮。国民党、三青团利用青年学生和群众对苏军拆走工厂设备及苏军军纪问题不满的爱国情绪，在重庆组织了反苏大游行,实际用意在于反对中共。成都的国民党、三青团秉承指示也要筹划组织一次所谓的“工会、农会、学生联合的反苏大游行”。燕京大学里的国民党、三青团分子于是大肆活动，制造舆论。
我们学生自治会通过“民协”、“创社”等中共地下外围组织，广泛联系群众、发动群众，针锋相对，揭穿中央通讯社的造谣，告诉大家重庆游行实际是被国民党当局和坏人操纵，他们抢砸新华日报报馆和新华书店并打伤许多人等情况。
在全校同学大会上（许多教师也参加了），经过3个多小时的讨论和激烈辩论，最后进行表决。表决结果，会议决定拒绝参加被坏人操纵的反苏游行。第二天，未得到燕京大学响应的反苏游行队伍，绕道来到我校舍，竟砸烂了我校校门和学生自治会的办公室。
对这次否决参加反苏游行，我们以民主方式进行斗争，最后以反动派的失败告终，广大师生进一步认清了反动派的阴谋。郭沫若、黄药眠等社会知名民主人士特别致函慰问，民主同盟的秘书长梁漱溟亲自到校并在全校大会上发表愤怒谴责反动派的阴谋与暴行，并坚决支持鼓励燕京大学师生的演讲，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给予表扬。
1948年8月，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未名湖畔的燕京大学，拿着几十个人的人名单和照片要入校逮捕 “共谍学生”。校长陆志韦出面严词拒绝军警进入校门，直到把名单上的几十个师生，或隐藏于外籍教授家里，或设法趁黑夜越墙逃出校园，全部妥善安排后才允许军警入校，但还有条件：不准逮捕名单以外的任何人。结果当局一无所获。说到这，记得当时也在黑名单上的同学刘适（石泉），因为他鼻子比较大，皮肤也白，于是戴上墨镜穿上西服，由一位美国教师陪着，两人骑着自行车，讲着英文，竟大摇大摆地从拿着名单和照片的军警眼皮下出了校门。想起来至今让人捧腹。
以上仅是点滴，但都不是偶然的事情。
1941年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封闭，司徒雷登校长等师生被捕入狱。1942年初燕京大学在校师生惜别未名湖，撤到大后方成都，借用华美女中的校舍复校继续学习，直至抗战胜利又迁回美丽的燕园。
我是1942年在成都入学的。华美女中的校园与燕园相比很小，校舍也破旧，但就是在这简陋的燕京大学校园里，一进校门，就会看到校园内所有房屋建筑的墙上都贴满了各个社团的墙报、漫画、标语、活动通知等等。有政治的，文学艺术的，也有各种报道、评论。真是琳琅满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生气勃勃，仍能使人体验着来自未名湖畔那民主、自由的浓郁氛围。
1946年夏，燕京大学自成都复员北平。未名湖水依旧，民主自由之风又回荡在燕园。燕京大学师生作为一支重要的中坚力量，与北大、清华、师大等院校的师生肩并肩手挽手，一起积极参加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与北大合并，有着光荣传统的北大从沙滩来到未名湖畔，北京大学的民主自由传统融进燕园。燕京、北大精神珠联璧合于未名湖，继续推进民主自由运动和向攀登科学高峰进军。
祝愿北大传统、燕京精神相得益彰，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