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是中国生物学的创始人，享有世界声誉的植物学家。一九四九年以后，胡先骕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继续他的生物学研究，那年他五十五岁，还是一个科学家最好的年龄。
一九五五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在自然科学家中，胡先骕是极少几个老中央研究院士而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在此前几届评议委员会委员的基础上选出的，就是说，评议会委员到了一九四八年选举院士时，都当选为院士。一九三五年，胡先骕四十二岁的时候就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委员，他在中国生物学界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说是泰斗级的人物。但为什么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重选学部委员，就没有胡先骕了呢？这可以说是最能见出一个时代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制约了。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里，学术有它自己的尊严，有他自己独立的品质。胡先骕是留学美国的生物学家，对科学有他自己独立的判断，但就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独立的科学思想，在一个新时代里，他最终很难和他所处的时代达成平衡，他是中国生物学界少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但在一个一切以政治为首要标准的时代里，科学完全成了政治的婢女，胡先骕就因为反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而最终没有成为学部委员，对胡先骕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一个科学家的声誉并不是靠外在的名声，而在他自己对科学的真正贡献，胡先骕根本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但他自己在乎不在乎是一方面，而这种科学体制为什么会把一个第一流的科学家排斥在外，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对1955年学部委员的选举来说，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
一九五四年，胡先骕在写作《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针对李森科的（苏联农科院院长）“小麦变黑麦”的论点做了严厉的学术批判，指出其不符合现代遗传学的实际，是反达尔文演化学说的非科学理论，并批评李森科是靠政治力量来支持其反科学的理论的。他在书中告诫中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的认识，才不至于被引入迷途。”虽然那时苏联也有科学家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进行了批判（如苏卡高夫等），但在中国科学界，公开对李森科理论进行批判，胡先骕还是第一次。张建伟、邓琮琮合著的《中国院士》（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书中也认为这是胡先骕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主要原因。我在《从院士到学部委员》一文中也用了这样的说法（见《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但我的朋友胡宗刚先生（现在庐山植物园工作，是研究胡先骕生平的专家，曾编过胡先骕年谱）在一篇未刊的文章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胡先骕批判李森科伪科学的言论，是写于其专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之后，该书于一九五五年三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科学院向中央报呈学部委员名单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中央审批在五月十五日，《简编》一书出版仅两个多月，还没有引起反响，两事没有关联。指出《简编》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始作俑者，是北京农业大学六位讲师助教于是年夏给出版社的信函，要求停止《简编》的发行，随后在高教部的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在政治上的诬蔑’。继而中科院在纪念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对胡先骕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都在中科院学部成立之后。”胡宗刚认为胡先骕没有成为学部委员主要是因为他过去的政治观点。
最近我看到陈清泉、宋广渭合作的《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二月），陆定一当时是中共的宣传部长，而我们知道，当时学部委员的选举工作主要是由中宣部负责的。虽然胡宗刚的说法为我们深入了解这件事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从《陆定一传》中所披露的资料看，应该说胡先骕没有成为学部委员的主要原因，确是因为他反对李森科的非科学理论。科学院在最初上报的一个238名学部委员名单中本来是有胡先骕的，但在最后确定的二三三人名单中拿掉了胡先骕等几个人（参阅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辨证法通讯》一九九二年四期四十六页）。李真真认为：“他们最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落榜”。所谓政治上的原因，具体到胡先骕，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那些原因。《陆定一传》引述了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时做的一次发言，他在讲话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康生都插过话。陆定一讲到了胡先骕。因为这是过去不常见的材料，我抄在下面：
从前胡先骕那个文件我也看了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辨护一下，那是很难辨护的。那个时候我们给他加了几句，就是着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是在一个什么米丘林的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的一个名字都不讲，因此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骕的那个文章对不对？）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骕是有道理的。胡先骕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辨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先骕反对是对的。但胡先骕说李森科可以吃得开是有政治支持着的，其实，斯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评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骕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整个的来讲，胡先骕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小辫子，就说他是错误的）。那到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毛泽东插话：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是学部委员吗？）不是，没有给（毛泽东插话：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见该书415页）
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把过去一些说不清楚的问题说清楚。
第一，最早反对胡先骕的正是他的同行，也就是当时以乐天宇为主要代表的北京农业大学那些赞成李森科理论的人，以后就是苏联专家，是他们给中宣部写信告状。中宣部认为胡先骕在政治上是有问题的，“很生气”，毛泽东所说的“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我想这个“什么人”，可能就是乐天宇。中宣部从策略考虑，没有点胡先骕的名，但对他已有了很坏的印象，用陆定一的话说就是仅仅“没有和他撕破脸”。
第二、毛泽东对胡先骕是有印象的，但并不了解具体情况，知道他在五四时期反对过白话文，那时胡先骕是《学衡》的主要撰稿人，也是主将之一。毛泽东说胡先骕“年纪七八十了”，其实那时胡先骕只有六十三岁，只比毛泽东大两岁。
第三、中宣部对胡先骕产生坏印象时，正是学部委员由中宣部认定的时候，因为有那样的印象，所以就有陆定一口气很硬的回答：“不是，没有给。”这一点也符合1957年陆定一对胡先骕的一个评价：“胡先骕是不用戴帽的右派”（江西庐山植物园编印《胡先骕 秦人昌 陈封怀生平简介汇编》第12页，1994年8月）
第四、毛泽东没有反对胡先骕成为学部委员，是那些具体管事的人对胡有很大的成见。
第五、胡先骕批评李森科，说他靠政治来支持自己的理论，这一点虽然在时间上有一点出入，但胡先骕对李森科的批评从根本上说没有错，李森科就是一个靠政治吃饭的科学骗子。
第六、在对胡先骕的问题上，虽然领导人承认了他是对的，但最后却：“那倒不一定向他承认错误。”
第七、陆定一在对胡先骕的态度上，没有表现出对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宽容。
胡先骕于一九六八年去世，终年七十五岁。他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折磨，他由原来所住的一所约三百平米的住宅，被迫迁到了一所仅有十平方米的斗室中，平生所藏的图书、资料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均散失殆尽。一代科学宗师，就在这样的处境中离开了人世。
二ＯＯＯ年一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