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的会通融合，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历史学的大视野观照、长时段把握和问题化导向，必然内在地发出这样的要求。记得2004年的时候，史学前辈李文海先生就曾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为《打破分割、促进融合》（载《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5期），他对当时历史学八个二级学科（包括世界史和考古学在内）各自为营的现象，表示出深深的忧虑，并从促进历史学科整体发展的角度，呼吁各二级学科之间理当自觉地进行会通融合。
2011年，历史学分成如今并立的三个一级学科：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这当然有助于世界史和考古学目前的发展，体量过小的世界史学科的确会制约中外历史研究和教育的会通融合水平。但同时也应看到，2011年以来，由于三科分离而激发的历史学内各学科彼此会通融合的渴望与呼声，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得愈加强烈了。2014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在西北大学专门召开“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主题研讨会，便是对此一诉求的积极回应。笔者有幸参加了这一会议，至今仍对三个一级学科的与会学者就此达成的共识记忆犹新。2020年，《历史研究》杂志也曾就这一问题发表多篇专题笔谈，学者们围绕历史学的学科特性、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同历史问题的内在逻辑和固本强基、创新发展的学科内驱等多种角度，深刻说明了历史学门类下各学科会通融合的必要、可能与前景。笔者以为，目前，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的融合其实不需要更多的学理论证，应该深入考虑的是如何在制度层面对其加以保证，如何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推进。
首先，历史学科内在的融合发展要求，必须在高校的本科教育体制中得到明确体现和强化保障。无论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本科教育，都不能两相割裂。世界史的本科教育，正如学者们所强调的：“不能是‘世界史加外语’”，理当充实有关中国历史影响以及中外历史互动的教育内容，体现中国人的关切和情怀；而中国史的本科教育，也应该自觉置于世界史的视野中，保证学生能掌握较为充分的世界史知识。中国史和世界史本科教育的两相贯通，是培育学生爱国情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需要，也是加强史学人才培养的基础，在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和日常熏陶中，都应加强对此一要求的自觉贯彻。长期以来，历史教育界对此本无分歧，但近些年，由于学科分离等多方原因，在有的高校此种学科融合反而出现相对弱化趋势，需要有所警觉。目前，教育部设立的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没有分化成三个一级学科各自的教学指导委员会，这对于历史本科教学的一体化贯通要求来说，是十分明智的。至于在课程设计中，究竟怎样兼顾，如何保证科学的交互课程比例，除了通史主干课程外，尚应有何种配套课程，都还需要去做进一步的考量。在这方面，历史学三科一体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当能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研究生教育层面，如何培养学生具备贯通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视野、资料获取与问题意识的能力也需引起重视。高层次史学人才的造就理当打破学科界限，按照新文科建设的要求，适当组建一些具有独特问题意识的学科交叉教研团队，鼓励有条件的教师积极开设跨学科课程，吸收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研究生共同参与课题研讨，多进行融合性的研讨式教学，从而在实战研究和教学中养成跨国认知、跨学科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在这方面，生态史、医疗社会史、数字人文和公共史学等领域已做出可贵探索、走在前列，但还需加大力度。就学科融合不足的现状而言，甚至不妨辅助一点必要的跨学科选课规定，给予研究生一定的制度性引导。目前，历史学门类的三个一级学科评议组是分立的，在探讨研究生教育如何进行跨学科融合问题时，可以通过建立三个学科评议组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来进行，以切实加强体制化的组织保障。
再次，在当今，史学界欲推进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科融合，一个重要的支点和基础，当是大力发展中外古史比较、古代中外交通史和近世以来的中外接触、碰撞和交流史研究，尤其是近世以来的中外关系史、中西日互动史研究。这些研究的强化和深化本身，将成为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融合最好的融合剂。笔者曾经指出，“明确提出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这一命题，将其作为中国史学发展自觉的努力目标，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历史研究发展的内在需要，体现了历史研究者在新时代中的学术自觉。”而在现阶段，要做到中外历史研究的会通，重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又能起到某种杠杆和基础性支撑作用。
在古代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有限，但国际视野的具备，仍有助于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国别史研究者丰富认知视角，增强分析问题的层次和深度。地理大发现之后，西力东渐，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的作用和影响不仅无法避免，而且不断加大，这就决定了跨国语言材料和认知资源的使用在中国史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对于认知和把握这一阶段的中外互动历史来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科融合，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须和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面向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具有全球或世界视野的中国史研究，也更为需要体现中国影响和因素、渗透中国关切和情怀的世界史研究，而这将是两个学科彼此融合的理想结果。
在追寻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加强中外史学界多学科的多维对话与交流，必须得到格外的重视。因为研究者会遇到经济全球化意识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矛盾问题，要面对各自视野的国际化程度与对中国了解深度不平衡的矛盾问题，还势必受到诸如“西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观”之类认知模式的困扰。笔者以为，强化中外学者有关研究的深度对话和交流，是中外历史得以会通的重要途径。就中国史研究方面而言，以往我们的交流很重视“走出去”，如今，或许更应当重视“请进来”：既要请外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和学生来中国交流、学习，也要请一流的西方史和世界史学者来交流、对话，同时还应该实行一些制度来保证此类交流的常态化。这一点，目前可以说已成当务之急。
推进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融合发展，需要统筹安排和精心设计，特别是需要在制度方面加以多方面的自觉引导和推助。比如，国家和地方的各种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可以设置一些专供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成员联合攻关的申请项目，或者带有两个学科融合性质的委托课题等，以鼓励和吸引学者去积极申请，真正发挥其切实的导向作用。
历史学的各类各级学会组织，也应定期召开具有学科融合性质和特点的专题学术研讨会，自觉组织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学科的学者参与联合研讨。比如2018年，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上海大学合作主办了“全球史视域下的一战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学者联合研讨，收到了很好的学术交流效果。这类学术会议若经常性举办，并带有制度性规定，其推进学科彼此融合的效应自可想见。
新的时代，需要更为兴盛发达的历史学，而促进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融合发展，将成为推动历史学走向辉煌的必由之路，值得史学界同仁去努力探索和实践。
黄兴涛，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