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国的民族学者来说，"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它最早从何而来，又何时开始具有现在的内涵，一直是受到关注的问题。不少学界同人为弄清此问题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不过至今，实在仍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近年来，笔者由于致力于新名词与学术文化转型的研究，接触到一些新的材料，因而拟在此提出新说，以供民族学史研究同道们参考。
在此之前，我想有必要先简要地梳理一下以往学者对此问题的探索历程。早在1963年，林耀华先生就已经提出过这一问题了。他在当年的《历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一文，认为章太炎不晚于1900年写作的《序种姓上》中所说"自《帝系》《世本》推迹民族，其姓氏并出五帝之臣属"，可能是"最早有关'民族'一词的记载之一"。但该文发表后不久，中国即进入"文革"阶段，此类纯学术问题自然被弃置一边。直到18年后的1981年，金天明、王庆仁二先生才又针对此问题，提出新的更为明确的说法。他们在《"民族"一词在我国的出现及其使用问题》一文中称，"据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文献，'民族'一词最先出于1899年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1）。也许是填补"文革"后学术真空的缘故，此说一出，即引起学界重视，随后又被本学科和相关学科广泛地加以引用，产生过较长时间的影响（2）。
但金、王二先生的说法其实很不可靠。三年后，彭英明先生即发表文章与 之商榷，提出"民族"一词的使用并不始于梁启超，而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最先使用的。1898年6月，康有为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就已出现过"民族"一词了："近者欧美，尤留意于民族之治，凡语言政俗，同为国民，务合一之"（3）。可彭文发表不久，史学界经过多人考证，最终确认康有为此折乃是其1910年前后所伪造的奏折。这样，所谓康有为1898年最先使用"民族"一词的说法，也就同样成为了不足为凭之论。
但康有为的奏折虽然是假，彭先生的怀疑却并未出错。几乎与他同时，韩锦春、李毅夫二先生也发表文章，认为1899年梁启超最先使用"民族"一词的说法有问题。他们考证指出，梁启超的《东籍月旦》一文并非其1899年之作，而是他1902年的作品。这一考证确凿无误，等于宣告了梁启超1899年在《东籍月旦》率先使用"民族"一词的说法不攻自破。不仅如此，韩、李二人还进一步摆出了新的材料，将"民族"一词在中国的"最早"使用时间提到了1895年。其文写道："就我们目前查阅的资料来看，汉文'民族'一词最早见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强学报》。该报在光绪二十一年第二号上有一篇题为《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计五十年来，凡鸭苏劣地爹士蒲地士唔之国，无不或弱或亡其故何哉？夫国之易治者，莫如君权之独擅也，莫如民族之顺命也，而竟受制于英法之议院，有识者可以思矣。'这段文字中出现了'民族'一词。此文是我们见到的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文章"（4）。
值得称道的是，为了弄清此问题，韩、李二位先生下了很大功夫去翻阅查找戊戌时期的报刊。除了上述发现外，他们还首次从《时务报》1896年登载的《土耳其论》等文和《译书公会报》1897年刊登的《智利共和国情形》等文中，发现和指出了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多处使用的例证。并且由此推断说，"民族"一词很可能是从日本传入的。因为《土耳其论》和智利共和国情形》等文均译自日本的报纸。此外，他们还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民族"一词在中国的使用范围还很窄，"一般只用于指外国民族，而不用于指中国民族。在谈到中国各民族时，仍将'民'与'族'二字分开使用"。应当说，韩、李二位先生的文章，的确将此一问题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特别是他们最先辑出的戊戌时期"民族"一词的使用资料，对于认知现代"民族"意识在中国的兴起很有价值。但尽管如此，有关"民族"一词的"发现"史却并未就此终结。一年后，前 面提到过的彭英明先生经过深入细致的搜寻和查考，又发现，韩、李所提到的《强学报》那篇《论回部诸国何以削弱》仍然算不上我国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文章，"我国最早使用'民族'一词的文章是资产阶级早期改良主 义思想家王韬撰写的《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其文曰：'夫我中国乃天下 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繁殷，物产饶富，苟能一旦奋发自雄，其坐致富强，天下当莫与颉颃。'"据彭先生考证，王韬此文当作于其主办《循环日报》期间，即1874年前后。如果其所考时间不错，那么此一例证，就比1895年《强学报》中"民族"一词的使用又提早了20年左右。彭先生还以此发现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指出，由于王韬此前受雇于西方来华传教士十余年、协助理雅各英译儒经并游历欧洲的经历，他对"民族"一词的使用，"也不会引自日文，可能来自英语"（5）。?
王韬使用"民族"一词例子的发现，显然很有意义。它不仅将该词在中国出现的既知时间大大提前，还引发了人们对于其最初的来源问题产生新的设想和判断。同时，这一发现，至少在笔者看来，还可以说明，"民族"一词在戊戌以前已不只是用以指称"外国民族"，同时也指称中国国内的各民族了。因为王韬的上述使用，恰恰就是针对中国自身的多民族特征而言的。这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关"民族"一词在中文里最早出现问题的研究，就达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1985年12月，韩锦春、李毅夫两位先生编就了一本小册子《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由其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印制出来。它除了引录了我国古代文献中用以表达此类事项的各种词汇如"族"、"民种"、"民群"等的使用情况，还重点汇集了近代文献中"民族"一词出现后的早期使用例证，因而成为了这一问题研究阶段性总结的标志性成果。可惜的是，由于它不是公开出版，其传播和流通实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就"民族"一词的使用本身而言，该书也并没有提供比彭英明先生所发现的更早的例子。他们只是将前述王韬的使用例证，在时间上略加修正，表述为"1882年以前"而已。由于还没有足够可靠的证据能够表明王韬《洋务在用其所长》一文最初发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只是知晓收录此文的《?园文录外编》1882年已经开始结集，故他们将王韬使用此词的时间处理为"1882年以前"，似乎要更为稳妥。除此之外，该书还另列有一条"民族"一词1895年以前所使用的例子，也值得一提，那就是1883年上海传教士报刊《益闻录》中的有关使用。《益闻录》1883年2月24日第232号上，刊有《瑞典那威合考》一文，其文曰："瑞典那威昔本两分，今成一国……古时为野番部落，旋峨特族据而有之，另徙民族于南方，蕃息孳生，其类遂众"。这里出现的"民族"一词同样启示我们，"民族"词汇在中国开始使用时，可能与日本无关。
1985年以后，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考证似乎没有了新的进展，但它却并不表明该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几年前，当笔者记住彭英明先生关于王韬1874年的使用为"民族"一词在中文里最早出现的权威判决，并面对韩锦春、李毅夫先生所谓"的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现1840年以前在汉文中有'民族'一词存在，它只见于近代"的结论之时，就已经萌生出了一种进一步探秘的"挑战"念头。但史籍森森，所获无多。迄今，仅寻得1874年以前使用"民族"一词者两例。但因其颇具特色，有助于"求真"，故不敢自隐，兹援前例报告如下：
其例一："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旦河也，正渡之际，皇上帝尔主宰令水涸，犹干江海（亦）然，则普天下之民认皇上帝之全能，且尔恒敬畏之也。"（道光丁酉年九月［1837年10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载《论约书亚降迦南国》一文）（6）
其例二："上海民族繁多，其客民之聚而谋利者又率多桀黠儇巧，治民之道颇难于剂宽猛而得其平。"（壬申七月二十一日［1872年8月24日］《申报》中《论治上海事宜》一文）由上述两例可知，"民族"一词不仅在1 874年之前的中国已经出现，而且在1840年以前即已诞生。它最初与日本毫无关系(据研究，在日本，"民族"一词最初是由加藤弘之1873年翻译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时，从德文翻译过去的（7）)，而很可能是汉语程度一般的西方来华传教士所发明。《东西洋每月统记传》为中国境内传教士所办最早的近代中文期刊（先是在广州出刊，后迁至新加坡出刊），主要编撰者为德国籍传教士郭士腊等。《论约书亚降迦南国》一文，乃该刊以汉文所编译的宗教史论说。在该刊中，"民族"一词似仅此一见，可能是"race"、"nation "或"people"的汉文对译。从该刊其他文字来看，对译这些词汇已经成为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需要。不过在当时，以单音节词"族"来对译的情况仍是主流。像"蒙古族"、"以色列族"、"大西洋族"、"各族"等类词，在该刊中就更为常见。即使是以双音节词来对译，"族类"一词的使用，也似乎远较"民族"一词为多（8）。可见"民族" 一词当时还只是偶尔的使用。至于例二中所引《申报》此文，则显系上海华人所撰。他针对众多外来民族、种族之人聚居上海的现实，从而提出治 理杂居民族的方略。其文中所用"民族"一词，既包括外来民族，也涵括本国民族在内，实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了该词的现代意义。引人注意的是，此处"民族"一词的使用，同前述王韬的早期使用颇有相似之处，一则谓"民族繁殷"，一则谓"民族繁多"。而且其所用均已较为顺当，并不显得生涩。因此，笔者以为，对于中文里"民族"一词的使用来说，19世纪70年代初可能具有某种特殊意义。在我国古代汉文中，很早即有"家族"、"宗族"、"士族"、"族民"、"族类"等词汇，"民族"一词虽一直未能从中发现，但从传统构 词法的角度来看，它似乎也并无衍生出来的明显障碍。时至近代前夕，在中外民族交往急剧增多的现实作用下，作为双音节的"民族"一词的出现，既是19世纪初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外民族交往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传统族类意识面临西方观念时实现转换变化的结果。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没能传播开来而已。后来它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广泛流行起来，实受到其在日本使用直接而强烈的影响（9）。但我们却不能因此简单地将其判定为即是来自日本的外来词，因为中日之间存在的那段复杂联系、互动的历史真相尚有待进一步揭示。目前的发现表明，至少它在19世纪以后的中国断续存在的那段历史，是不能抹杀的。从这当中，我们或许可以更多地看到中国人的现代民族观念同古代民族意识之间的那种内在联系的特征。最后，笔者再强调一下，中文里的"民族"一词最晚到1837年时，就已经出现了。1872年时，已有华人在现代意义上加以使用（10）。?
（1）此文载《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4期。?
（2）如1982年上海出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辞典》中的"民族"一条，即以此说为准；林耀华先生主编的《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1990年)也仍采用此说。
（3）《中国近代谁先用"民族"一词》，《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2期。
（4）《汉文"民族"一词的出现及其初期使用情况》，《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
（5）《关于我国民族概念历史的初步考察》，载《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
（6）见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271页。
（7）参见姜义华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近代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423页。
（8）如该刊所载的《玛塔喇省》、《论欧罗巴事情》和《光阴易度》等文中，就分别有这样使用"族类"的例子："回回族类本不侵玛塔喇省，待至大清年间，回王弄权，今朝始兴"；"（欧罗巴）自古以来，民各族类居之"（道光乙未年五月）；"且阿细阿大地陆之族类好学重文，连印度土人都阅《东西洋考》，即汉人阿细阿诸族之魁，何可延滞乎！"另外，笔者曾查阅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各种英汉、汉英词典，"nation"一词多译为"国、邦国"，少数词典除此之外，另列有"民、百姓"等译词；"race"则多译为"族、类"。
（9）有的以汉文写的日人著作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传到中国时，已经可见"民族"一词了。如冈本监辅1879年版《万国史记》卷四《亚细亚记》里就有言："犹太本民族名，其先居里海之滨，当亚细亚之末"。
（10）本文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色英兄的热情帮助，特此致谢。
来源：《浙江学刊》2002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