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2021年6月27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湖北地方政府治理与地方发展研究中心更名暨“十四五”发展规划论证会上的讲话，经作者充实修订。
今天在我们华中师范大学最气派的大楼里讨论公共管理学院的湖北省重点研究基地的总结和规划，很受鼓舞。
公共管理学院和湖北省重点研究基地支撑的行政管理专业，与我们政治学过去本是一家。过去共同建设，后来各自发展，相互之间继续保持紧密联系。
虽然名为湖北省重点研究基地，但没有太大物质支持。我们这个基地在10年时间内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很不容易！
最近了解到教育部还有可能新设立一些重点基地。20多年前教育部基地刚启动时就说过，有上有下，有进有出。对此，我们很重视，也很认真。因为我们的基地当时实力不强，是学校争取来的，所以一直有强烈的危机感。总是希望做出一点突出成绩，能够保持下来并继续发展，这一路很艰辛。现在看来，基地有上有下，不容易，较真的话，代价太大。中国的改革就是不断做加法，在做加法的过程中，做得不好的自然就落下来了。这是中国改革比较稳妥的重要经验之一。如果再新设立部级基地，我们这个省级基地还可争取。
当然，新设立的基地会有新的要求，要适应新的形势。这次你们更名的“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是热点。记得我们十年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科组讨论政治学的二级专业设置时，便有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的设想。因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本是一家。政治学是基础，是大脑；公共管理是手段，是四肢。这几年，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在学科上独立，但不利于共同发展。政治学是基础，具有原创性，重点是从0到1。离开了政治学，难以有原创性突破；离开了公共管理，政治学会与实际脱节。你们现在更名，可以打通政治学与公共管理之间的间隔。
基地更名不是简单地更名，更是未来的导向。20多年来，我做的一件重要工作便是谋划。前些年，根据我们的多年经验，又面向未来，我提出了“四大”的目标，即大调查、大数据、大服务和大平台。现在走进我们中国农村研究院，便可以看到这“四大”的醒目标识。这是一种导引，有一定的成效。你们可以借鉴，同时可以充实新的内容。
从大调查看，你们设立了“百社观察计划”，这一计划贵在坚持。因为可以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坚持愈久，价值愈高。现在的数据资料来源大多是二手、三手。大家都在使用，便难有新的发现。现在的论文数量多，为什么原始创新的少？重要原因在于原始资料少。
从大数据看，你们培养了3万多名干部，这是非常难得的资源。中国的独特优势是政治优势。在市场和社会方面，西方有丰富经验，也有一些共同性。中国的政治优势是独一无二的，其中便是干部。用西方的官僚政治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干部。比如我们的干部要不断地进行政治学习，要从基层一步步提升。为什么？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释。公共管理基本是西方引进的，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干部体制和实践，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如果我们将3万多名干部列入数据库进行跟踪观察和研究，是可以做出大学问的。
从大服务看，我们现在要关注精准服务。现在提交政策咨询报告的多，能被采纳的并不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们的服务可能并不是服务对象最需要的。
从大平台看，基地就是一个平台。你们要发挥独特的优势，将政府、基层和学者、学生等各方面力量都聚集在这个平台上，优势互补。参加今天会议的政协秘书长对政协的运作肯定比我们熟悉，由他来讲，一定更权威。
除了“四大”以外，近两年我又有一个思路，便是“三强”。“四大”只是基础，是条件，“三强”是目标，是产出。
首先是“强学科”。我们是高等学校，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要强化我们的学术表达。就具体政策来讲，我们是做不过政策研究者的。我们的特色和优势是用学术话语进行政治和政策表达。前天，中纪委一个部门来电，要用我的一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是已有的政治和政策话语中没有的，具有独特性。前面我讲了，我们有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包括干部制度。这种优势要依靠我们专业人员进行研究，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现在的学术有两种倾向，要么是与政治和政策话语重复，要么是照搬外国的学术话语，这都不能发挥我们的独特作用。我这几年提出“田野政治学”，重要目的便是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既不是政治和政策话语的简单重复，又不是外国学术理论的简单照搬，而是从事实出发产生原创理论。这条路子在探索之中，但较为艰难。这就是人们的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很难改变，好在我们的努力正在为更多的人所理解。要做到学科强，就要注意差异化发展。现代社会是分工的社会，一个机构要做到“全能冠军”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单项冠军”。这就要在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坚持我们的特色。
第二个强便是“强人才”。学科强要依靠人。强人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标识性人才，即那些具有引领性的高端人才，这些人是一个学科的标志。记得前几年一个地方给一个学科大笔投入，目标便是产出一个类似于福山的人。当然，这只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这说明，一个学科强，要体现在具体的人上。科技界之所以有诺贝尔奖情结，便在于它的获得者毕竟是一个标志。我到德国柏林大学，主楼悬挂着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像，这就是标志。前些时，我校章开沅先生去世，为什么无数人怀念，在于章先生是学校的一个标识。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类学校，是学者“抬”学校，不像顶级大学，是学校“抬”学者。当然，强人才不是只有少量人。一定要清楚，个别人是在众多人基础上产生的。我们这类学校与北大、复旦等学校的差距便在于一流人才太少，且容易往一流大学集聚。所以，要形成一个有志于学的人才产生机制。前几天读北京大学张维迎的一篇文章，大意说，学问不高的人看重权力，功力不强的人看重评价。我以为有点道理。我知道，一些一流大学的一流学者对于当“官”没有兴趣，纯粹是义务。但是，如何让学者只爱学问不爱当“官”，这却是一个生态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强人才的第二个方面，即营造能够不断产生更多人才的学术生态。
第三强就是“强成果”。这些年我们的教育发展，基本是数量型。现在强调学者的标志性成果，非常重要。我们有这么多学者，只要每个学者有一个小小的独创性贡献，那就不得了。我前面说的，你们如果将3万名干部是如何产生、培养、提升的过程进行准确的分析，便可以出世界独一无二的大成果。现在讲“中国之治”的成效多，这些成效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有创新的研究成果还是太少了。中国的政治优势，一是方向正确，二是有强大的执行力。执行力便与干部制度有关。这只有经过对中国干部制度的系统深入研究，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最后祝愿基地取得更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