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应姜晓萍教授的邀请来到四川彭州，很高兴也很振奋，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典范，不仅是城乡融合发展，而且正在创造融合治理的新形态。

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城乡融合发展。这是乡村振兴，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过去将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整体。但从时间序看，三农问题又各有特点，依次解决。农业问题是工农不均衡发展的经济问题。农村问题是城乡不均衡发展的社会问题。农民问题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政治问题。新世纪初，我国废除农业税，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问题，国家不再是向农民“要”而是“给”农民。现在推进乡村振兴，是为了解决农村问题，也就是缩小城乡差别，其举措是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战略要因地制宜落地。最先发展的是第三空间，即特大城市的一小时交通圈的空间地域。城市是现代化的火车头和发动机。新的生产要素集聚在城市。但我国的特大城市空间愈来愈有限，过度超载。偏远农村距离城市太远，城市带动困难。最有希望的是特大城市周边的区域。在这一空间，可以将城市的优质要素与农村的传统要素结合起来。无论城市化到什么程度，农村的农业、生态和文化功能不可替代。农村的土地资源愈为稀缺。将城市先进要素与农村稀缺要素结合起来，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我在英国考察时了解到，大伦敦地区的地价升值很快，连大球星贝克汉姆都难以承受房价的提升。当地有城市一样的公共服务和城市所没有的生态环境。20多年前，我们去看望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老，他向我们描绘的未来农村场景是，让农村成为人们愿意在那里居住、生活和生产的地方。现有的农村人口还不是自愿选择的，还存在城乡差别。但我们从彭州看到了未来农村，今天参观的一个农村社区明确提出建设“未来社区”。

城乡融合发展必然带来并要求治理形态的变化。融合发展在于将各种要素集聚起来融为一体。这些要素有的是农村固有的，有的是农村没有的新质要素。只有通过融合治理，才能将不同要素集聚起来实现融合发展。无治理不融合，甚至会对立。如一些地方的“资本下乡”带来新的矛盾。融合发展是新发展理念，也需要新治理理念，构建新治理形态。

一是以新的生产生活单元为治理单元。城乡融合发展要以市场为纽带，必须推进横向联合。这就会突破原有的纵向的行政建制限制。横向联合不是自然实现的，需要不同主体间的共同协商。一些地方构建功能性的联合党委，通过定期召开会议协商处理横向联合中的事务。城乡融合发展还会推动居住集中。这种集中不是简单的人口集居，而要求良好的公共服务和治理。这需要超前谋划。我国的城市化非常快，但也有些粗糙。人口进了城，房子建起来了，但治理没有能跟上。许多城市小区实际是无治理的小区，生活单元未能成为治理单元。

二是以新型党建为引领。城乡融合发展必然带来新的发展要素，如何将发展要素转换为治理要素，需要新型党组织建设来解决。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都是因地而生的地域性组织，以户籍为标准。原有的地域体制难以容纳新的要素，新的要素溢于体制之外，难以参与工作和经营地的公共事务。而党组织则是因人而设立的。不仅可以将党组织建在村上，也可以建在产业和社会组织之中，从而将不同的新质要素纳入到一体化体系中，共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三是以利益为纽带。城乡融合发展要通过利益纽带将不同的主体融合在一起，通过共同发展成为利益共同体，之后才能形成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融合发展不是单一发展，更不是单体发展。融合的实质是人的融合，即将当事人的利益融合在发展之中，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收益。一些地方的融合发展之所以困难，重要原因是过分突出物的发展或者某一主体的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宝山村，既有统一经营，又有个体经营。个体经营因为集体统一经营而收益，成为集体统一经营的拥护者。

四是以参与为动力。融合发展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动，集体经营成为重要载体。我国的集体经济本来是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后来回到个体家户经营，而对于非农业经济来看，集体经济发挥着意想不到的结果，我称之为“种瓜得豆”。但是愈是集体，对治理的要求愈高。公社为什么失败，还有许多明星村为什么风光不再，重要原因是治理问题。个体家庭经营为什么能够延续数千年，在于个体家庭是生命共同体、生产共同体、生活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叠加，治理起来相对容易。将各个小家集合为“大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治理起来困难得多。因此，融合发展不仅要让人们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还要有参与感、信任感。彭州运用传统资源，推动信义建设，就是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治理共同体。

五是以平台为支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是利益主体。融合发展要将不同的主体聚合一起，需要搭建各种平台，让各个主体都有表达和参与的机会。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市场主体必然要进入乡村，新乡贤成为重要的治理资源。村民们的利益关系会发生变化。只有通过搭建各种平台，让不同主体在一起交流、对话、沟通、理解、协商，从而相互支持，才能将不同的利益诉求融合为一体，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六是以体制机制为保障。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基层治理要适应这一转变，创新体制机制，以保证融合发展可持续深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持续做好事。这就需要体制机制保障。彭州市在这方面有了很好的探索。不是简单地由村集体提供校车，而是通过“积分制”获得坐校车的资格。这就将每个人做公益事业的积极性激发和调动起来了。

中国的改革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是自下而上，先有地方和基层创新的好经验，中央加以总结成为好政策，再实行若干年固化为好制度；二是自上而下，先有科学的顶层设计，在顶层设计落地的过程中进行实践探索，再丰富顶层设计。无论哪种路径都需要地方和基层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相信彭州一定会创造更多的好经验！

（本文是作者2024年7月19日在四川省彭州市考察座谈上的讲话，经作者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