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徐勇教授为慕良泽教授即将出版的专著撰写的序言。
良泽希望为他的著作作序一事，说了好久，我一直未能着手，主要是在思考写什么。直到近日才有了思路和冲动。
良泽的这本著作是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的。他2005年便进入我所在的中国农村研究院，作为研究生参与了本院的一系列田野调查活动。良泽是典型的西北汉子，很有激情，不仅是做调研很投入，就是院里的公共事务也非常用心。后来跟随我读博士。在选择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希望他研究西部民族地区，并进行深度调查。
为何要做西部农村调查？这在于完善对中国整体的认识。自从做中国农村研究之后，我总是说，要了解中国农村，必须读“两费”的书。一是费正清，他作为历史学家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美国与中国》是我研究中要反复引用的书。二是费孝通，他作为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乡土中国》也是我研究中要反复引用的书。我衡量学术著作的价值便是能否反复引用，常读常新，不断能够给人启迪。但是，即使是经典也有局限。“两费”的书主要是以中国的核心地区或者农耕地区为对象的。这与他们生活的区域有关。但是，中国地域规模大，历史悠久，除了“乡土中国”以外，还有“游牧中国”等。仅仅是“乡土中国”，对中国整体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乡土中国”之外的地方与“乡土中国”有着不同的特性。而对于这一地域的认识还非常欠缺。之后，我又提出要了解“游牧中国”，需要读“两尔”的书。一是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是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这两本书分别于2010和2011年在国内出版。我阅读后受到的冲击很大。两本书描述了游牧人群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是过往闻所未闻的。同样，读过后也有不满足感。这两部书都是宏大叙事，虽然提到游牧人群的基本组织方式——部落制，但基本上是一笔带过，没有细部的描述，更没有进入游牧部落内部。知其不足往往便是新探索的开启。
实际上我很早便注意到“乡土中国”之外的地域特性。西北师范大学的王宗礼老师于1995年撰写和出版了《中国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研究》一书。这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学者最早研究西北农牧民政治行为的著作，从而引起了我的注意。1996年我们在启动“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的调查与比较”项目时，专门选择了内蒙古的牧业村庄，开始进入农牧民生活内部进行调查。2006年我们在设立“百村十年观察”项目时，西部地区也有观察点。但总体上看，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政治学者对“乡土中国”之外地域的调查和研究很少，也很薄弱。2008年，西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从而将世界的眼光聚焦于西部。我们的研究也开始由“乡土中国”向西部地区扩展。良泽是2008年开始就读我的博士生的，在选择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提出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研究方向。
至少在我指导的博士生中，良泽是西部民族地区研究的开启者。我过往所熟悉的是“乡土中国”，对其他区域了解甚少，也不能作太多指导，只是指个方向。良泽确定方向之后，便进入西部地区进行调查。他很有雄心，一下选择了三个不同的民族村进行调查和比较，最后写成博士学位论文《民族、国家与基层治理——藏族、回族、壮族乡村的实证研究》。本书便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良泽的论文试图将民族、国家引入基层治理，使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特性。这篇论文就研究领域看，具有很强的开拓性。
由于良泽的研究是初次尝试，他在论文选题时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有宏大理论关怀，同时做三个村庄，但因为时间关系难以深入挖掘。他写论文那一年，同样来自西北的博士生王勇入校。王勇从事法理学研究多年，具有很强的学术想象力和精细的学术观察力。他的博士学位选题是西北游牧地区的国家建构。在牧区调查时，他从一根细细的铁丝编织的网发现牧区生产方式的变化及国家的介入，由此撰写出博士学位论文《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后修订出版的书名是《草权政治：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王勇的工作是在良泽论文基础上的深化。
良泽和王勇的西部民族地区的调查和研究进一步激发了我的对西部地区的向往和兴趣。在2015年启动的“深度中国调查”中，我设计了七大区域村庄调查，其中就包括西南和西北区域调查。这一调查不仅规模大，而且调查员深入村寨部落。我在这一调查中进入到田野现场，开始对这一区域有强烈的感受。“距离”与“海拔”是这一区域的典型特征。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与中原核心区域距离遥远。我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才感受到歌曲《天边》中所说的“天”之“边”的遥远。西部地区属于高海拔地区，从而生活着与平原地区有所不同的人群。在青藏高原上的塔尔寺，我为去那里的人们的宗教虔诚而震撼，感受到宗教的力量。在这样一种“距离”与“海拔”的条件下，中国是怎样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这是我在调查中产生的问题。美国历史学大家麦克法考尔和费正清指出：“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
从“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的命题中，我发现西部地区是一座有待开发的理论富矿，也可能是最能出大成果的区域。因为，西部地区居住着与内地有所不同的人口，距离中原核心区域遥远。这些地方是怎样与内地结合为一体，国家是如何进入这些地方并将其纳入国家体系中来的呢？这是西方国家没有的经验，也是基于西方国家经验产生的理论所难以解释的。而要获得解释，“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2016至2019年的“深度中国调查”开始进行了西部调查，但当时还缺乏理论关怀。2019年的一次偶发事件造成这一调查未能延续，且许多报告未能完成。2021年重新启动村庄调查，首站便是西北区域。这在于西北区域的国家化道路更为漫长也更为艰难，当然也更能产出有份量的成果。为了做好西北区域村庄调查，2021年上半年，我请王宗礼、丁志刚、王勇三位教授作“总归西北会风云——西北地域与长周期政治”的专题讨论，为西北区域村庄调查作理论准备。这一调查有多位师生参与，并有理论关怀，相信会在过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从良泽的博士论文开始，我们关注西部地区已有十多年，调查和研究步步深入。但无论如何，良泽是第一个尝试者。他毕业时我很想将他留在学校工作，连他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的工作都已有所考虑。只是因为他当时距离深入田野还有些许距离，特别是学校的一位主管领导讲，要像发达国家的学校一样，将自己的毕业生先放到外面锻炼，之后再收回来。良泽博士生毕业后去了外校，一直坚持做研究，现在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不到十年便已成为教授和博导。在2021年第一届田野政治学论坛上，良泽发言语惊四座，我这个曾经的导师也刮目相看。只是毕竟国情不同，现在要想收回来已不容易了! 但无论如何，共同的兴趣和研究，还是会将我们连结在一起!今年的西北村庄调查，良泽便以极大的热情为师弟师妹们指点和帮助。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良泽已到了衣食无忧的自由境地，治学不必为了稻粮谋，可以专心致志地沿着自己的研究道路前行，取得更大成就!
2021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