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共调查研究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紧密联结。由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不同，中共调查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化特征。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大致可以分为调查研究规范化初探、调查研究制度化探索以及调查研究制度形成三个阶段。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的历程，不仅是中共探索架起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现实之间互动桥梁的过程，而且也是调查研究从部分党员个体行动自觉到组织和党员行动规范的过程，是中共在中国革命复杂性背景下，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调查研究制度化；新民主主义革命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具体制度安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化工作方法，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解决实际问题、制定具体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以中共调查研究为主题的著作和评论颇多，研究视角、观点和内容见仁见智。回顾和总结既往研究，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相关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调查的史料考证和史实梳理，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调查研究活动和文本的解读，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革命动员以及革命方针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作用。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将毛泽东等人的调查研究文本作为重要史料，分析和研究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随着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中共调查研究相关的重要史实大多得到了澄清。尽管如此，从调查研究制度化的视角观察，中共调查研究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丰富的调查文本，而且还逐步推动调查研究成为中共制度化工作方法。以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为标志，调查研究正式成为中共全党的一项工作制度。因此，与既往研究关注调查史料考证和运用、调查文本解读等不同，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调查研究何以成为中共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又是如何被逐步制度化的？当然，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这一大背景，尤其是中共在革命运动中所面临的思想、组织等诸多困境。基于此，本文从革命的复杂性出发，从思想观念与革命实践互动的角度对中共调查研究作出进一步探究，聚焦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形成的动态过程，从历史行动层面透视调查研究制度形成的复杂性，继而揭示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的过程也是中共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的过程。
中共调查研究规范化初探：调查文本、调查机构与调查培训
规范化是制度化的前提，也是制度化的内在要求。大革命时期，基于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和认知，中共即有农村调查活动，并尝试探索调查研究的规范化。中共成立初期，对革命力量的认知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农民问题逐渐受到中共的关注。尤其是，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国民党成立中央农民部，客观上强化了中共对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关注。1924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指出：“中央当注意全国范围的农民问题”，“地方机关应当常常注意地方范围内的农民问题”。1925年1月，中共四大更是把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特别重要的问题，而能否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则直接影响“中国革命至于成功”。
革命情境中，“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对于革命政党而言亦是如此。随着中共对农民问题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以了解农民问题、启发农民阶级觉悟为目的的农村调查逐渐受到重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毛泽东、彭湃、恽代英等人在湖南、广州、广东、湖北等地开展的农村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调查研究文本。这些调查文本主要刊发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以及《革命》《中国农民》《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刊物，无论是对农民问题还是农村调查，都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调查文本主要涉及为何调查、调查什么、如何调查、调查问题和结论的分析等内容。如1924年5月3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29期上发表《农村运动》一文，阐明了农村调查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还是未能十分明了农村的真状，所以我们说的话做的事，总未能对于农民抓到痒处”，过去我们开展农村运动“不问农民的心理，而只知逞我们个人的理想”，并就开展农村调查的方式方法作了说明。1925年12月29日，《中国青年》第106期上发表了《调查农村经济状况的大纲》一文，详细列出了农村经济调查的具体内容，包括地理情势、农民的种类及生活状况、生产的种类、农业的副产、生产的方法、农民的组织等部分，并就每部分调查的内容进行了细化，列出了具体调查要点。调查文本是调查过程、调查分析和结论的直接呈现，而调查文本的结构化写作，尤其是调查什么、如何调查等结构内容是对具体调查的限定和规范，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中共农村调查规范化的探索和尝试。
如果说，调查文本的结构化之于调查研究的规范化还带有某种抽象意蕴，那么调查机构的设置则是从具体的制度安排与设计出发，探索调查研究的规范化。1923年1月1日，彭湃领导成立了海丰总农会，并通过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和《约农会简章》，决定在农会组织中设立调查部，配置“调查员若干人，专任调查本约内农民生活状况及一切与本会相关事务”。在属性上，海丰农会调查部是专门调查机构；在职能职责上，它被赋予开展农村调查的职能。海丰农会调查部是中共领导的组织中最早明确设置的调查机构，也是中共早期探索调查研究规范化和组织化的具体表现。同年7月，海丰总农会发展改组为广东省农会，设置调查部，由万维新担任调查部长，万清味、胡汉南担任调查部员。与此同时，彭湃在起草的《广东农会章程》中进一步完善了调查部等省级农会组织机构，并明确要求县及区也应设置专门调查机构，“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扶助事项”。在不长的时间里，广东农会省、县两级组织的建立，尤其是两级专门调查机构的设置，表明中共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组织化程度较高，同时也说明中共部分地方领导人对于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认识达到了较高水平。
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调查研究工作的规范化还需要党内成员普遍认同，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对调查方法的掌握和运用。为此，中共还尝试通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地方农民运动领导者的调查研究技能，规范调查研究实践。1924年7月，为深刻认识农民问题，更好开展农民运动，培养农民运动人才，在彭湃等人的倡议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正式成立。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人先后担任第一至第六届农讲所负责人。农讲所积极引导学员要“入民间去”，把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组织学员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提升学员农村实际调查和宣传组织能力。因此，除《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及科目》规定的课程外，农村调查也成为学员学习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领导的第六届农讲所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范调查内容和方法，包括调查什么、如何调查以及观察和分析调查所遇到的问题。依据学员来自的地区不同，毛泽东将学员分为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学员按照研究会要求围绕农村、农民问题开展调查，形成了丰富的调查材料和调查报告，其中一部分内容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言中给予了肯定性评价：农讲所学员搜集的调查材料可“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并希冀“在不久的时间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二是规范调查实践，即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提升学员实际调查研究能力。据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王首道回忆：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组织我们到广东海丰、韶关等农村调查实习。在那里，我们“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思想，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增加了感性认识，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大革命时期，基于对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关注，中共党内出现了对调查研究规范化的探索和尝试，但这种探索和尝试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区域性特征。究其原因主要是与中共创建初期党内对乡村和农民问题的认知有关。从无产阶级先进性和苏俄革命成功经验出发，中共成立初期即将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而非乡村，工作任务聚焦开展工人运动而非农民运动。及至中共三大召开后，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逐渐得到中共党内特别是中共负责人的关注。1923年12月，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但阶级的落后性决定了农民不能直接参加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而“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作为中共负责人，陈独秀对农民阶级及其革命态度的认知，代表了中共创建初期的农民观。虽然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重的同盟军是农民”，“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等重要论断，但未能引起党内广泛关注成为全党共识，而陈独秀的农民观实际上也主导着大革命时期中共革命的整体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先锋政党的领导和先进阶级力量的参与，但敌强我弱的革命现实需要中共重新思考革命问题，寻找革命同盟军。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对农民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等问题作出了分析，并将中国农村初步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指出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相同”。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革命态度是革命行为的准备阶段，是革命心理转化为革命行为的必经阶段，革命态度的倾向性决定了革命行为的选择倾向。也就是说，革命态度与革命行为密切关联。毛泽东将农村不同阶级与革命态度建立起关联，既达到“分辨真正的敌友”目的，又重新审视了农民的革命性，实现了对中共创建初期农民观的超越。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等人的农村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党员个体行动自觉的意蕴。相较于抽象的阶级先进性想象，毛泽东等人则以更加务实的态度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革命，将目光聚焦于农民运动；同时客观上也将调查研究与革命运动建立起直接关联，使调查研究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部分，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的探索：调查工作完善、调查工作全军化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但如何在相对陌生的乡村开展革命运动，中共还处在摸索阶段，缺少必要的调查研究与理论准备，“多数共产党人还没有真正进入角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调查研究，制定了正确的革命政策，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同时，毛泽东等人还把调查研究规定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把调查研究工作同党的思想路线联系起来，进一步推动了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为防止红四军“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和推动下，红四军把调查研究作为自身的常规化工作。1929年9月，陈毅在给中共中央报告红四军历史及其状况时就明确写道，“调查工作”居于红四军各游击部队工作之首。“游击部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使革命政策、革命标语等具体而不空洞、“不浮泛”，“切合当地群众的需要”，“引起群众深的认识”。同时，红四军政治部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表，规范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工价、物价等经济生活状况，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情况以及军事作战所需要的地形、交通、河流等情况。从陈毅的报告可以看出，红四军不仅重视调查工作，而且调查工作呈现初步组织化特征，即政治部制定调查表和调查内容，各部队“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开展具体的调查工作。可以说，调查研究已成为红四军一项不成文的制度和规定。关于红四军的调查工作，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给予了肯定，指出调查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至决定有重大意义”，并要求红四军前委指定专职人员负责调查统计，进一步完善调查工作。
中央“九月来信”以后，红四军开启了调查研究工作的制度化建设。一方面是把调查研究工作与党的思想路线结合起来。为加强红四军党的建设，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在决议案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与党的思想路线、革命政策、斗争策略等联系起来，并把调查研究作为克服党内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方法。决议案强调党员应通过调查研究“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
另一方面是制定和完善调查研究工作的规章制度，使调查研究成为全军的工作制度。根据决议案精神，红四军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调查研究工作，推动调查研究工作的制度化。1930年6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纲领明确对红四军各级政治部的调查研究工作作出详细的规定：红四军政治部“制发社会经济调查表，指导各部队的实际调查方法，并督促各部队做成统计，交由军政治部，做成总统计”；纵队政治部“督促指导各级工作人员，做实际社会调查工作，并督促其做统计，汇交军政治部做成总统计”；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官兵做社会调查报告上级机关”；大队政治委员“指挥官兵做社会调查，报告上级机关”。与上述陈毅报告中的调查组织体系相比，此时红四军的调查组织结构得到扩充和完善，而且调查分工和职责更为明晰。1931年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调查研究工作进一步制度化，上升为全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并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具体负责。调查研究工作实现了从地方军事制度体系向中央军事制度体系的演进。
乡村革命的复杂性，要求中共不仅要做调查研究，而且要做正确的调查研究。而能否做正确的调查研究，一般来说，更多是共产党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问题。但如上所述，由于多数共产党人还未真正进入乡村革命角色，开展好调查研究工作并非那么容易。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近来红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的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因此，革命的“顶层设计”显得尤为关键，调查研究工作的规范化问题由此凸显。基于此问题，毛泽东从调查方法、调查内容、调查技术等方面进一步规范调查研究工作，强调“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1931年4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向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发出了《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要求红军政治部以及地方政府做好调查和统计工作，以解决“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并就如何获得准确的调查材料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同时，还强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此外，为使广大红军将士和苏区领导干部掌握正确的调查研究方法，调查研究还被纳入苏区干部培训课程。学员们除进行理论学习外，还分别到苏维埃政府、独立营、群众团体和群众家中调查研究，了解苏区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并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问题，开展革命工作。有学员回顾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收获时说：通过党校的培训，“打开了学习马列主义的大门”，“毛主席倡导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注意阶级分析，注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作风，是我一辈子学习的榜样”。
如果说，大革命时期中共调查研究及其规范化探索主要是寻找新的革命力量，带有浓厚的朴素的党员个体自觉色彩的话，那么，土地革命时期中共调查研究及其制度化探索则更多出于乡村土地革命策略的具体考量，带有从“自在”到“自为”转变的意蕴。这一转变与中共领导的乡村土地革命实践密切相关。
大革命失败后，以湘赣边界秋收暴动为标志，中共开启了乡村土地革命的新局面。乡村土地革命是革命策略的方向性调整，但如何开展乡村土地革命仍需要中共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尤其是当来自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判断和指导，以及“本本主义”者抽象的革命理念和原则付诸实践而遭遇失败时，作为强意识形态政党，中共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架起主义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也就是要解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个桥梁就是调查研究。正如1931年1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中所指出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为此，中共通过调查研究不断修正自己的政策主张与行动路线，以适应乡村土地革命的需要。而在此过程中，调查研究不断被常规化、组织化和规范化，逐渐成为红四军乃至全军的制度化工作方法。虽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但毛泽东等人推动军队调查研究制度化建设的探索，为全面抗战时期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一项工作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共调查研究制度的形成：调查机构、调查实践与调查工作调整
“改变阶级革命的惯性思维与行动逻辑确非易事。”遵义会议以后，尤其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为从思想和政治上彻底纠正和清算“左”倾错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和苏联经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共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在实践层面，中共中央大力提倡调查研究，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应该说，延安整风运动客观上推进了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抗战时期，随着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将革命政策由“土地革命政策”调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但新政策显然没有得到及时准确贯彻执行。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指出，在新革命形势下，党内“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如不严格纠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要受到危害的”。究其原因是由于“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为此，必须“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加强进行策略教育”。而加强革命策略研究和教育，实际上需要党员干部了解革命情况，掌握“研究问题的方法”，开展调查研究。1941年毛泽东在为《农村调查》撰写的序言和跋中指出：革命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真正具体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而“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正确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唯有通过实践，通过调查和研究，才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这样，调查研究就与整风运动紧密结合。问题是，围绕新的革命形势、任务和策略，如何正确开展社会调查呢？调查什么内容呢？这仍需要“顶层设计”。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向全党提出了调查研究的内容和任务，即要“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中共中央据此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对中央和地方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给出了指导性意见。在组织架构上，决定明确规定在中央设置调查研究局，领导和组织中央和地方调查研究工作。中央调查局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和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同时中央调查局在晋察冀边区、香港、重庆以及延安等地分别设置第一至第四分局。各分局和独立区域的党委或省委设立调查研究室，配备专职人员。决定还要求“各局委将所得材料供给中央调查研究局”。在工作内容上，决定对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机构和中央分局调查研究机构的工作进行了明确分工。政治研究室担负根据材料加以整理与研究之责；党务研究室“担负研究各地党的现状与党的政策”工作；中央调查局第一分局“担负收集日本、满洲及华北材料”；第二分局“担负收集欧美材料，同时收集日本及华中、华南沦陷区材料”；第三分局“担负收集大后方材料”；第四分局“担负收集西北各省材料”等。同时，决定还对地方调查研究机构的调查工作内容作了明确规定，“专任收集该区域内外敌、友、我三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详细材料，加以研究，变成材料书籍与总结性文件”。至此，中共调查研究工作趋于定型，调查研究被系统化和制度化。
按照中共中央统一要求和工作部署，地方党组织纷纷响应，设置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如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建立全省调查研究机关的决定》，明确分局设立调查研究室，各区党委、各级政府均设调查研究组，任务是开展对敌、我、友三方面情况的调查，以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政策。同日，山东分局还发出《关于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对调查研究工作注意事项、调查材料搜集、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等作了详细说明，并要求尽快“能将一部分所得的材料电告分局，以便转中央北方局”。这样，中共在组织体系上实现了调查研究机构的扩展和覆盖，横向上，分别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调查研究机构；纵向上，建立起中央调查局和各分局、各分局和区党委调查机构之间的联络，明确各级机构调查材料层层报送的要求。
调查机构的设立犹如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与机构设立相比，更需要关注的是调查研究机构的实际工作效果，特别是调研材料和报告的质量问题，这事关各地乃至中央制定具体革命政策。作为制度化工作方法，调查研究工作情况的检查以及问题的整改也在情理之中，势在必行。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将调查研究工作与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联系起来，以调查研究工作推动党的作风建设。以此为契机，中央对各地调查研究工作情况进行了检查。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 “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社论。文章指出，“去年党中央发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实事求是的科学调查研究精神，已经逐渐培养起来”，但“调查研究的精神，还未普遍深入到生活中去”，仍存在“对于客观事务不愿意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政策”的问题。同年11月10日，《解放日报》在题为“提高领导改造作风”的社论中再次对调查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有些地方调查研究根本还未开始，有些地方，则调查的材料堆得桌子一般高，而研究则无人进行。”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的问题大体上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地方调查研究工作情况的检视。
以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为例。1941年12月，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正式成立，内设调查处以及边区、友区、少数民族四个研究室，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北局管理，“担负收集西北各省材料”的任务。第四分局调查研究工作情况如何？从1943年2月17日西北局发出的《关于调查研究局四分局工作总结与今后精简改进的意见》中可窥一斑。意见总结了第四分局调查研究工作开展的情况，指出“一年来的摸索，积蓄了一些经验，可以作为今后调查研究工作之参考。但又有许多弱点和缺点”，主要包括调查材料内容和质量问题、研究主观随意性问题、各部门工作互不配合等。针对这些问题，西北局提出了改进调查研究工作的意见：精简机构，使“调查研究工作完全与实际工作相辅”；精选人员，提高工作质量；同时，加强领导与教育，改进调查研究方法，端正工作作风，“使调查研究工作完全配合党的任务及政策进行，党需要什么，即进行什么调查与研究”。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也存在类似问题。1943年6月，山东分局在对山东调研工作进行检查后发出《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山东各地调研工作普遍存在调研工作人员对调研工作认识不到位、“不懂得科学的调研方法”、不做典型调研、调研分析“主观空谈”等问题，认为山东各地调查研究机构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成绩还不能使人满意”，“调研工作今天还是我们各种工作中最弱的一环”。针对这些问题，“为着把调研工作真正建立起来”，山东分局“决定抽调各地调研工作干部到分局来受六个月的训练”。实际上，西北局和山东分局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致反映了地方调查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地方而言，调研机构成立初期，调查研究工作虽已开展，但调查研究问题层出不穷，效果和质量并未达到预期。而提高调研工作效果质量，显然要在发现和解决问题中实现，也就是在对调查研究工作的检查、反馈和修复中实现。
除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开展调查研究外，调查研究也成为党员个体行动自觉和工作规范。张闻天主持的晋陕调查就是典例。为“还账”和“补课”，力求“行动上的整风”，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组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在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和晋西北地区开展了调查研究。从调查原则来看，既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调查内容来看，既关注农村现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也考察农村发展历史演变；从调查形式来看，既注重宏观情况的调查和研究，也注重典型的调查和研究；从调查方法来看，既有入户调查，也有召开调查会或座谈会；从调查效果来看，既深化了党对北方农村真实情况和演变趋势的认识，对改进和完善党在抗日根据地的相关政策“很有益处”，又实现了党员个体思想认识的升华。正如1943年3月张闻天在结束晋陕调查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言：“在过去，我从未怀疑过我是一个唯物论者……然而一年来的经过，使我对于我过去是否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这一点，发生怀疑了”，为此“决心来一个彻底的自我改造”。“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的起码态度，就是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要认识实际，其基本一环，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调查研究”。检视晋陕调查，无论是从调查原则、调查内容，还是从调查方式方法来看，这都是一次全面和规范的农村调查。这对中共全党开展调查研究起到了典范作用，促进了调查研究的规范化。而晋陕调查对于张闻天等党员个体思想的“自我改造”表明，作为制度化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是党员思想升华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同时也实现了调查研究从组织行为规范到个体行为自觉和规范的转化。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以及调查研究组织化和党员个体化实践后，中共最终把调查研究作为纠正党内“左”倾错误的重要方法，与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结合起来，写入了第一份自我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审视“左”倾错误表现，决议认为，其首先在于没有认清“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没有“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缺乏“正确的形势分析”和“正确的策略指导”，使革命运动受挫折；检讨“左”倾错误出现的原因，决议指出，其思想根源在于没有“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没有“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克服“左”倾错误的具体方法，决议强调，应“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至此，调查研究作为中共全党共识性制度化方法被以决议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组织和党员个体的行动规范。
革命政党需要革命技艺，需要正确掌握并运用革命技艺。大革命时期，基于党内党员个体对农民、农民运动的认知与行动自觉，中共党内即有农村调查，并出现了专门调查机构，开展调查培训活动；土地革命时期，基于乡村革命的复杂性以及毛泽东等人的革命实践和经验总结，调查研究逐渐从地方走向中央，从红四军的制度化工作方法发展为全军的制度化工作方法；抗战时期，经过毛泽东对其农村调查经验进行总结，特别是将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等有机结合后，调查研究“被提炼、抽象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工作理念与基本原则”，被赋予理论意涵，成为中共的政治传统和全党制度化工作方法。通过文章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制度化的过程，不仅是中共架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现实之间互动桥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而且也是调查研究从党员个体行动自觉到组织和党员个体行动规范的转变过程，也是中共在中国革命复杂性背景下，不断自我革命、重塑自我，改变自身行动逻辑，解决革命理论与革命现实之间的冲突，从而走出革命困境，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