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成长于台湾。
祖籍江西吉安。但当地文风及祖上的事，均无所知，只能由父亲那里听受而来。谓是远祖龚遂尝守渤海，治绩甚好，被写进了《汉书．循吏传》。我们这一支则是愈公所传。愈公于唐代任金紫光禄大夫、大傅上柱国越国公，所以我们总祠彞伦堂（宽五十六米，轩敞弘阔）前面的牌坊，榜书大字曰：“上柱国第”。
到宋朝天禧年间，鍹公迁居金陵。传十四世官德公任凤阳指挥，遂由凤阳迁江西吉安南街。其四世理公于明代正统年间又徙吉安值夏永乐村开基。村有永乐寺，故名。始建于天宝六年，永乐九年重建。该地有许多都是由北方迁来的，如旁边渼陂村即自西安来，杜甫《秋兴》之八：“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即指其地。迁来后仍名渼陂，据说祠堂跟我们村用的是同一张图纸，故格局建式相近（南迁宗族仍用旧地名是很常见的现象，如刘勰他们家由山东莒县东莞迁到京口。《梁书》就仍说他是东莞莒人，其实当时东莞只是侨设之地，非山东原址）。
至今我族前后八房。前三房是三畏堂传的崇雅堂、怀德堂、五聚堂。后五房是徽猷堂传的天恩堂、六和堂、思亲堂、聚和堂、作述堂。怀德堂下则因人多，分为四支：景公、聘公、余庆、贻德，各有祠堂。祠堂大大小小近二十座。我即属于贻德堂。
吉安在宋元明清时期，文风鼎盛，是出欧阳修、文天祥的地方，邦人颇以此自励，自许为“文章节义之乡”。书院以白鹭洲最著名，建于南宋淳祐元年，与庐山的白鹿洞、铅山的鹅湖、南昌的豫章齐名。祀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六贤，乃程朱学脉。诗风则尤胜，江西最早的地域性集子，就是元代庐陵凤林书院编的《名儒草堂诗余》，在全国是领先的。
至明朝，王阳明的学问主要也在吉安这一带发展，称为“江右王学”。当时我乡青原山讲会之盛，震动天下。山乃禅宗七祖青原行思的道场。禅门五家，曹洞、云门、法眼皆出于此。潙仰、临济虽出于南岳怀让，而其实也在吉安宜春这一代发展起来，故为天下禅门宗源。阳明也在此建有书院（2008年我回乡勘址，倡议重建，现已竣工）。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晚年出家为僧，称药地大师，亦住在这里。
儒家佛家的流风余沫，到父亲他们这一辈遗存不辍。宗族自办的书塾，大小祠堂里都有。总祠边还有一座元升书院，后有一惜字亭。清末废除科举以后，原先的秀才举人优贡拔贡虽无缘仕进，仍以教书为事，深受族人尊敬。祠祭燕享，都要先礼请这些“斯文前辈”。排序不尊尊、不亲亲，而重文重教。族中若有纠纷，也以斯文先生的意见为断。
后来族兄祖亮于民国十六年由北京大学毕业回来，配合时代新潮，便把宗塾改为学校了。他自己担任校长，推行新式教育，名为新生小学，后来又办了同盟中学。学生读书都免费。开了国文、算术、史地等学科，我父即是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的这一批。
但新也离不开旧，仍由《三字经》、《百家姓》、《四书》读起。许多经典，垂老仍能背诵，可见当时教育之效果，迥非今日所能比。其间详情，他老人家写的自传《花甲忆旧集》可以参看，文笔活跳，远胜于我。他还能书能画，擅长拉二胡、唱京戏。武术方面，老家流行字门拳，他则尚有青帮的渊源（在台中做生意时，有流氓来砸场，我便见他把来人打翻了）。
但他后来辗转于乡保、军旅、商贾、游侠之间。浮海来台后，时世已不容他治学了，仅存一点文化向往，只能在开的餐馆，如“六一居”“斯为美”等名称上表现出来（六一是欧阳修的号，先王之道斯为美，见于《论语》）。故转而期望我能绳武门风。教我读书、写字、打拳，开蒙遂极早。以致我竟然也能如杜甫一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他深知我性躁动、好嬉耍，所以写了“勤有功，嬉无益”一张纸条贴我桌前，做为座右铭。
但他很快就后悔了，因为我尝到了阅读的乐趣，即再也舍不得离开书本子。到戚友家、书店、租书间找书看，或躲进防空洞里、爬到树上去看。我那时不过五六岁。怕我走失，他与我妈天天要去觅我，有时气极了，不免把我痛打一顿。
他又认为书固然要念，可是读了书而祸国殃民者其实甚多，因此教育子女仍以忠厚传家为要。
我友周渝，台北紫藤庐茶馆主人，尊翁周德伟是华人圈中最早提倡并译述海耶克等自由主义思想者。我见过他请赵恒惕先生隶书一幅对联云：“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我想先父之体会大约类似。英雄回首，固多苍凉也。
我在大陆还有两兄长，从事教育。在台兄妹五人，也多从事教育，大妹台红且曾得过台湾教育最高奖“师铎奖”，三妹萍红也自办了思为美教育机构。其实父亲他们那时渡海至台者一十三人，也以教书为多，或参与宗教宏化之事。去年我去深圳演讲，大伯乾升之孙来相认，云正在大学任职，其父祖武则已由深大退休（曾任中文系主任、学校书记，著有深圳教育发展史、市志等），令我很感慨。一家人因战乱分离，彼此甚或不通音问，而居然殊途同归，都以教育为职事，难道家风传承还真有冥冥中的联系吗？
乾升伯是南昌中正大学毕业的。1949年入台后，在高中教了一阵书（后来中兴大学中文系主任胡楚生等人就是他学生，对他的教导很怀念）。但因他早与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大真人义结金兰，联袂来台。而政府令天师奉祀道法，如山东孔家之例，以昭“道统”。故他又协助天师建设“嗣汉天师府”，任秘书长，阐扬道化。后来入仕，洊升至考试院铨叙部司长，并以诗文、堪舆、推步、易学有声于时，可说是能融我家与张氏两世家之学于一手的人，对我也教诲深至。
天师则是我义父。我小时不好养，或谓天缘太深，故寄在天师座下。
乾升伯登仕之后，续由族兄龚群（期萦）继续翊助天师。
台湾深受闽南文化濡染，传统宗教气氛浓厚，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几乎全不受现代化进程斲伤。这种宗教态势，是佛道不分、三教合一，而以道法行事为节日宜忌的，故宫庙坛祠遍地。虽皆可算是广义的天师道，全真系统极爲寥落，但内中非常复杂，因为还有许多明清以来流传的会道门，如斋教、先天道、罗教、瑶池金母、万国道德会、天德教、天帝教、真空教、三一教等。民间信仰如临水夫人、三山国王、妈祖、保生大帝、开漳圣王、玄天上帝、关帝恩主公、中坛元帅哪咤、齐天大圣孙悟空、朱熹、诸葛亮、鲁班、鬼谷子等，不可胜数。天师往来弘法，遂极辛劳。1966年他还整合各道脉，成立了“中华道教总会”，担任理事长。另还要抽时间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处开坛建醮，凝聚华人。
期萦哥正是他得力的助手，教界尊称“龚长老”而不名。他精熟道法，也曾任台湾省佛教会秘书长甚久。天师羽化后，他传授符籙、推动成立中华道教学院、奔走两岸，终于鞠躬尽瘁。两岸第一次道教文化研讨会就是我们俩兄弟办的，四川大学卿希泰先生还将之写入其《道教史》，视为历史性大事。中华道教学院也是他和张柽先生拉我去办的，建立迄今三十年了。
当然这许多方面以后还会谈到，这里只是稍叙家风而已。从前六朝隋唐世家，常以“累代官宦”和“经学礼法传家”自诩。我们家，仕途并不显达，文不过大学祭酒、宦不过司长侍郎之类，故我今生也绝了仕进之望，仍从经学上去努力吧。
但治学也非易事，半人半天。须有绝大天资，还得痛加人巧。天资不仅是多少的问题，还有偏向与厚薄，《人物志》所谓金木水火土，或畸于英、或邻于雄，孔子所谓狂与狷。人巧则除了自己要功夫入密之外，还得藉助他人。他人，大的是时世因缘，小的是家风与师友。
我的家学，略如上述，有儒道佛的渊源。只不过，长江黄河，源头滥觞，水都只一点点，是后来百川汇流，才成大江大海的。所以后来自己的努力及机缘更是重要。
再者，历史那么久长、活过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像我刚刚讲 过的亲友长辈和乡贤名宦那样，让我们记得，并觉得应该效法？这不就是不朽的问题吗？
不朽，古云立功、立德、立言。而其实一时功烈，都是过眼云烟；道德标准，也随时变易，唯有言说聊可传世。像王阳明，在江西福建广西到处打仗，蛮烟瘴雨，徒然累死。还不如几句知行合一、致良知的话头，被人论议至今。
然而，正因如此，立言传世，显然也不牢靠。你说东，别人理解为西。郢书既不妨燕说，冒名遂竟来顶替，周秦行记牛僧孺，满村听唱蔡中郎，教你哭笑不得。
因此，岁华流水，没有什么可以留得住；唯从前曾有人在此临水濯足、戏浴、流觞、鼓枻等等的情境想象，可供忆念。
忆念生于情感的牵系。靠着这种牵连，才能让过往之人与事继续鲜活着。某些人某些事，不是因它有功有言有德，让它被人记得。而可能是某个情境，甚或只是某个手势，我对之特有触动、别有会心，以致念念不去。
人也因如此，才会思往日、忆童年。惜此流光，思接千载，以此保住了不朽，也保住了童年。
我，希望我能一直这样想，也一直这样感动着。
少年啊，如六十年以后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