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五所小学。为什么这么多？因为那是在苦难的旧中国，山河破碎，我的小学生活也就随之被撕裂了。幸而，中间并没有耽搁，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全读完了。
我是湖南衡阳人，那地方开始上学的年龄比较小，一般是六岁，叫做“发蒙”。我还要更早，五岁就上学了。一、二年级我都住在家乡农村，学校名叫“萧族小学”，校址就是当地的萧族祠堂，与私塾相比，算是“新式学堂”了。妈妈受过中师教育，算是乡村中的“知识分子”，在学校当了近十年的校长。所以，那座祠堂就既是学校，也是我的家。我对老家的样子记得很清楚，八岁离开她，到我1961年清华建筑系毕业，十几年没回去过，还能凭着回忆，画出她的外景。那是一所座北朝南靠山面水左河右路所谓“风水”极好的地方。凭着建筑布局分类，属于“三进两横”式，就是三进院落左右隔长院各有长楼的大建筑。我和妈妈还有哥哥就住在西楼中段底层。画面看得见的东楼前端底层就是我上一、二年级的教室。
但我对学习的过程却记不得了，印象中只有老师教的一首歌：
同胞们 / 听我给你说 / 我们的东邻国 / 有一个小东洋 / 几十年来练兵马 / 国势也称强 / 一心要把中国亡，同胞唉！
这首歌的第一段我至今还唱得出来。后面还有几段，说的是东三省沦陷和南京大屠杀的事。
还有几件事记得，一是夏天经常发洪水，祠堂因为位在山脚，没有被淹，前面的操场以至东面的小桥，还有桥东两百多米通向公路的小路都淹没了。但还是照常上课。几位老师站在桥上两边作为路标，小路两侧都有树，学生涉水而过。
二是过壮丁。从邻近各地抓来的所谓“壮丁”，个个都骨瘦如柴，几百名壮丁，都挤着住到这里。所有外门全都锁死。西路是全体老师和住校生的宿舍，与中路之间的三座门也堵死了。我记得，每天黄昏才把这些壮丁一串串地用绳子牵着，到操场前面的河里洗澡，全都光着身子，防止“开小差”。当然，课就上不成了。几天或一两个星期后壮丁被押走了，老师和五六年级的学生要清理全校满地的粪便，有时还要掩埋留下的死尸。但妈妈不允许中低班学生参加，连看也不许。妈妈说押解这些壮丁的军官好“作孽啊”，为什么要这么对待壮丁们！
应付学监是学校的大事，因为妈妈是校长，我多少知道一点。学校本是全族共办的公益事业，由族里长老也就是地方乡绅管理，以族田和捐助的收入支付教师工资，只要是萧族子弟，通通不收学杂费，还发书发本子。政府并不给钱，但还要时时派来学监。一听说学监要来，那可不得了，首先要大扫除，学监到各班时，学生们个个都要坐得笔直。妈妈就得请人买菜买肉打鱼打酒，让他们吃饱喝好，还要请几位长老作陪，把他们打发走，才放下心来。至于是不是要塞什么红包，我就不知道了。这笔招待费，对于经费本来十分紧张的学校来说，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1943年，日本人快要打来了，人心惶惶，全家准备逃难，学校只得停办。抗战胜利后，听说又办了几年。
30多年以后，文革晚期，我头一次回了一趟老家。我的堂兄从干部队伍里被清洗出来，“下放”到了老家，住在一所临时建造的土坯屋里，离原祠堂不远，我也住在那里。我找到祠堂，却早在前些年拆掉了，在原地建起了一座又丑又乱的中专。其实原先的大屋是现在已难得见到的典型的南方传统祠堂，具有文物价值的，可惜了。我遇到几位正散坐在树下抽烟的乡亲，一问，几乎全都姓萧。有一位老者对着我仔细打量，忽然用浓重的乡音发问说：“你怕不是老七吧？”我说我正是“七伢子”呀！他忽然站起来：“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有一回你生病了，还是骑到我的肩膀上从乐鸿堂送到学校去的。”恰好，我还隐隐记得这事，真是分外亲热。他说的乐鸿堂是爷爷在乡下的老宅。
话题转到学校，原来在坐的多位中年人都上过这所小学，也就都是我的老校友了。有一位说你姆妈办的学校比现在的学校好多了，毕业生比现在高中生都学得好。我忙说“你这不是奇谈怪论吗”！“奇谈怪论”是当时批邓常用的语言。乡亲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才不管什么奇谈什么怪论，事实就是事实吗！我还想与这几位敢讲话的老校友谈下去，可惜小儿子吵着要走，现在想来真的是非常遗憾。
像这类族办或乡村自办学校，现在是早已消失了。那些族中的“长老”，在土改中不是被划为“土豪劣绅”，至少也是“地主富农”，随着土改，当年起着民间自治作用的乡绅阶层灭迹，这类学校自然也没有了。只有萧族族长、当年任衡阳市图书馆馆长的我的爷爷，被作为“开明士绅”保了下来，还作为湖南省特邀代表参加了1949年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出任衡阳市法院院长，文革前逝于任上。
父亲当年在西安工作，寄来钱，妈妈带着哥哥和我，一路转乘各类汽车，颠簸万里，经桂林、贵阳、重庆、成都、宝鸡，两个多月以后才到了西安。我被送到离家不远的雍村小学插班读了三、四年级。爷爷领着全家其他十几口子人，辗转逃难到重庆我姑母那里安身。
但在西安也摆脱不了日本人，飞机经常要来。正上着课，日本飞机一来，就得进防空洞。空袭警报先是预警，仍然上课；再是二警，课停了，收拾书包；等紧急警报一响，就背着书包跑步进洞。学校操场一侧正好有一个高十几米的土崖，并排挖了几个防空洞，下台阶进洞，是一条直直的隧道。最里面可能还有横洞把几个洞连接起来，还有竖洞通到崖顶通风，但我没往里走过，怕黑。我们都经过训练，知道哪班进哪个洞，井井有条。夏天洞里有点冷，老师叫大家互相抱起来。那时候小，不管旁边是男是女，都紧抱到了一起。但直到抗战结束，我们学校倒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我对学校的音乐课印象比较深。我们学校条件比较好，有钢琴。音乐课在礼堂上，课前，女音乐老师就坐在那里弹琴，特别好听，好多同学就围在那里听，直到上课。我们学的歌不少，首先是抗日歌曲，像“义勇军进行曲”（现在的国歌）、“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游击队之歌”、“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国旗飘飘”，还有“黄河大合唱”里的歌曲。老师不但教歌，还要讲一些民族存亡的道理，我们也总是唱得十分激动。除了这些歌，还有好多外国歌，比如“伏尔加船夫曲”、填了词的“舒伯特小夜曲”、“小鳟鱼”、“扬斯基进行曲”、“我的家庭真可爱”，还有好些记不清名字的歌，总之，都是世界经典歌曲。有时还从留声机听一些原声片。女老师是专门学音乐的，要求我们唱出感情。虽说在那时音乐也是一门“副课”，可老师似乎有一种使命感，教得很认真，无形之中陶冶了孩子们一种美好的情操，培养了孩子们一种向美向上的心灵。这种对音乐的体认，我一直忘不了。到上世纪50年代我在南京上高中时，已经是建国以后了，离中学不远还留着一所基督教青年会，每星期天都有一次唱片音乐会，都是经典音乐包括交响乐，虽然听不大懂，我还是常去。
我忽然想到我的女儿在文革刚过上小学时，回家来竟唱起了“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待：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问她，说是老师教的，真是哭笑不得。现在我的小孙子也上学了，只有十岁，又流行起了新花样，崇拜起了小虎队、超女什么的，我当年唱过的歌他一个也不会。其实像这类好作品，学校大概是教了的，可能只认为是“副课”，中考也不会考，不那么重视吧。当然家长也有责任，但连他的爸爸妈妈也都只喜欢这些，又有什么办法，可见美育的传承是很重要的。
雍村小学有一门现在早就没有了的“公民”课，主要讲“三民主义”，也讲一些什么叫“公民”，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知识。比如“开会”，就得有一套程序：先由主席提出“议题”，参加会的人也可以“提议”，但需要多少人“附议”，才能列入。开会要记录，经过讨论、辩论和举手表决，最后形成“决议”，必要时还得选出“执行委员”，负责决议的执行，下次会议要主席报告执行情况……等等。我们的班会就是这样开的。但建国以后，这些都不管用了，开的又有许多斗争会、批判会，就更不管这一套。没有讨论，没有表决，“发言”只能一边倒，被“开会”者都不许“狡辩”，只能“老老实实”认罪。开完一次，对被“开会”的人还要加上一句：“明天还要‘开’你的‘会’！”吓得那人一夜都睡不着觉，与我那时学的关于“开会”的概念完全不同。
“公民”课上经常的内容还有战争形势，挂着大地图，有中国的也有世界的。老师在上面用粉笔涂着各种颜色，插着好些不同色彩的小纸旗，说明战事的发展。那时我们还没有“国统区”、“解放区”的概念，也没听说过“八路军”这个词，总之，凡中国地图上没有敌占区颜色的，就都还是咱们中国占着的。我最喜欢上这种课，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对盟军的节节胜利，大家特别高兴。从此我就喜欢上了看地图，虽然只有小小年纪，却记下了好些洲名国名地名和它们的位置。这种状态至今不减，随便你提出哪个国家，哪座城市，重要的都能一说就找得出来。至少对我来说，这可能是那个特殊的年代练就的特殊本领。以后我的孩子上了中学，我问他湖北省和河南省哪个在北哪个在南，竟答说河南在湖北的南边。要他找，却满地图胡指。
我们从小经历过的民族苦难，养成了我们这一代人至死也不会稍减的爱国情怀。
雍村小学还有一种最特殊最受欢迎的课——“故事”。每逢星期六下午两节必然开讲，孩子们盼了一周，这时是最兴奋的时刻。我们的男班主任就像是一位说书的，什么都讲：武松打虎、大闹天宫，借东风，还有福尔摩斯，亚森罗平，跨国间谍川岛芳子什么的。记得还有大人国与小人国、鲁滨逊飘流记，印象最深的是苦儿流浪记。爱国故事更多，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八百壮士等。这虽然不是一堂正式课，连“副课”也算不上，老师却十分认真，讲得真好，也许在他看来，这才是一堂最重要的课！
直到现在，我仍然非常感谢这位老师，给我们打开了一片多么广阔的天地，可惜我没记住他的名字。我的课外阅读就是从三年级开始的，从此爱上了阅读。读得很杂，当然大都是小本子，不认识的字跳过去，见得多了，自然也明白了，发音则以半边字暂代。记得读了《安徒生童话》、《大人国》、《小人国》，《天方夜谭》。《苦儿流浪记》不太薄，因为太动人，也硬是读完了。找到一本《昆虫记》，也读了几篇。印象最深的是《爱的教育》，那是以一位意大利四年级学生周记的口气写的，让我增加了对善良与丑恶、勇敢与怯懦、正义与邪恶的好多感受，比单纯的说教，印象深得太多了。还读了一本美国人萨洛扬的《菩提树》（后来知道它有好几种译本，现在的一种译名是《我叫阿拉木》），也是以一个十一岁孩子的口气写的，好玩极了。一次，阿拉木的堂兄一大清早偷了一匹马，他一听说就从床上“跳”进了衣服！我很喜欢这个“跳”字，一辈子没忘记，感觉到阿拉木天天都生活在快乐之中。阿拉木有一次在学校发表了一通题为“世界大战果为徒劳乎?”的讲演，结论是世界大战好得很，得了奖，骄傲极了。他们是从亚美尼亚迁到美国的大家族，大家都来向他祝贺，只有老爷爷摸着他的头说：你可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啊？到了你活到我这么大年纪，你就会明白，你今天用这么纯粹漂亮的美国话说出来的东西，是多么的荒唐！我喜欢这种幽默的调调和美国人的开明与开朗。可以说，近来我写的一本回忆性散文集，许多地方采用了幽默的写法，就深受了这本书的影响。
总之，我特别喜欢雍村小学，上世纪80年代我到西安出差，曾去找过，可惜也已经拆掉了，但还有一点旧屋在，那座令我们接触到什么是真正的美的音乐教室兼大礼堂，当时感到是那么大，却忽然变得小多了。
五年级时，我们家迁往北方一座当时还不大但通铁路的城市，读了两所小学，分第一、第二，都叫扶轮小学，学生主要是铁路职工子弟。因为第一所比较远，下学期转到较近的一所。这里曾经是沦陷区，因为战争，一切都破破烂烂，但两所学校都开有一门很新鲜的课，叫“演讲”。与阿拉木上的美国小学一样，让学生轮流上去发表演说，或长或短，说什么都行，训练学生在众人面前的表达能力和胆量，充分表现自己。有些同学有备而来，照着写好的稿子一个字一个字念，老师总是不满。有的一上台就一通儿瞎侃，还挤眉弄眼，却赢得老师表扬。现在琢磨，这是不是日本人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日本刚投降，在当地还保留下来了。为了写这篇文章，昨天我特地问了小孙子，说他们小学没这门课。也难怪，中国有好长时间，连大人都不敢“充分表现自己”了，哪能容得小孩子胡说八道！不过我以为，不管哪国，哪怕是日本鬼子留下来的，这个演讲课还是挺好的。
六年级又回到西安，因为我们是湖南人，就上了设在两湖会馆里的“两湖小学”。那是一座很大的大厅，围着大厅三面都是二层楼房，隔成教室，走廊朝向大厅，另一面是舞台。舞台上方悬着一块大匾，上书“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八个大字。同学多数都是湖南或湖北人。印象比较深而且特殊的是这所学校相当重视乡土教育，虽然在西安，却专门设有有关两湖乡土史的讲座，教给学生一些家乡历史地理和名人的知识，像屈原、伍子胥、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物的名字和事儿，就是在这时知道的。清明节全校师生步行，来回走了几十里到南郊两湖墓园祭奠家乡先人，傍晚才回到城里，也算作一次郊游（当时称为“远足”）。我记得全校同学分到几家饭店吃饭，打打闹闹，我还第一次喝了酒，老师并不禁止。
五六年级我一时迷上了“旧小说”。一次，想读《水浒传》，租书摊摊主说租出去了，推荐我看《荡寇志》，说这本和《水浒传》一样，都写的是水泊梁山的事。一读，却是一本与梁山好汉作对的书，既然租到，也就读下去了。没用脑子，只看故事。然后才读的《水浒》，大多也只是读故事。什么《大八义》、《小五义》、《施公案》、《济公传》，西游三国封神都是这时读的，满脑子黄天霸、窦尔墩、白眉毛徐良、南侠展昭什么的，英雄豪杰、牛鬼蛇神，有点走火入魔（其实，如果得到及时的指导，我应该还要更多读读唐诗宋词古典散文什么的，不过这些在中学时得到了一些补充）。但好处是让我的作文从五年级起，就经常被老师挑出来，贴在教室后面让同学们看，有时还由老师读出来，使我很得意过一阵子。从此一直延续到中学大学，读了不少外国小说，不过我上的是工科大学，几乎就没读过什么人文社科类的理论书，很是遗憾。
其实照我的体会，就拿语文课来说，老师大可不必太多讲什么全篇大纲、段落大意、结构分析之类，更不必要求学生死背，点到为止就行了，作者本人就未必写过什么大纲的。只有唤醒和带动孩子们天生就有的好奇心、求知欲、表达欲、成就感和童真的善良，尊重孩子们的独立性，给他们展开一幅广阔的世界图景，引导孩子们尽情享受获得知识的快乐，才是更重要的。
有时，我真的很可怜我的上五年级的孙子，整天忙于应付比我那时多得多的一大堆作业。我那从读书中得到的快乐，他都很少享受到。
我认为，作为专业教育，大学当然是最重要的；作为启发儿童心智，培养性格（个性与人格），小学就是最重要的了，中学则是小学教育的延伸与扩展。我甚至觉得，小学教育在三个教育阶段中，是最重要的，将影响到人的一生。
《马太福音》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味，怎能叫它再咸？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头，任人践踏。”老师们，千万可别让你们教导的孩子，失掉他们的天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