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国际秩序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变局。作为这一秩序中涉及从技术基础、政治经济体制到核心价值各个领域的关键部分，国际传播秩序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如何理解这一变化，如何参与这一变化是摆在全世界各国面前的世纪性挑战。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旨在通过重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核心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抵制不断兴起的，尤其是来自西方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叙事，以及只是基于西方本土经验的所谓“普世化”话语。正如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的：“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如果说国际传播秩序的变迁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国际格局转型的历史过程，那么，汲取了东西方人文思想精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提出的21世纪国际传播新秩序的价值基点和伦理高地。它不仅用更具包容性和公正性的话语回应了存在于国际传播格局变迁中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而且超越了活跃在欧美政治精英头脑中的零和博弈或者说冷战对抗逻辑，深刻揭示了全球话语权力转移的目标不是重建另外一个单极世界，而是实现各国人民在新的国际传播框架内的相互依存和休戚与共。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全球话语权力转移，就需要拨开各种话语迷雾，突破一系列认知误区乃至意识形态歧见，从复杂思维和交互状态而不是简单臆断和线性逻辑出发，找寻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推动或承接这一转移时所依赖的多样化的、在地性的、相互关联的话语主体，与此同时，超越单一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分析，从一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宏观而全面地把握这一大转型的历史进程。

21世纪伊始，国际政治、学术和舆论界就开始形成一种共识——全球权力正由西方向世界其它地区转移。始自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都为这一话语提供了支持。在这一权力的全球转移过程中，传播作为当前世界结构形成和变迁的核心要素，扮演着关键角色。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声称的美国正在与半岛电视台的“信息战”中节节败退，到中国通过媒体走出去、兴建海外文化机构、全方位打造人文交流从而不断增强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再到“宝莱坞”、“诺莱坞”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的崛起，以及基于平台媒体的新的全球性和区域性传播体系，我们都可以发现全球信息地缘政治的显著变化。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权力中心转移的趋势和信号，总体而言，国际传播秩序不仅仍然表现为深刻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而且呈现出话语权力与政治经济权力的严重脱节。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符号暴力，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及其他处在变革中的非西方文化进行污名化，从而在政治经济格局快速重组的同时，不遗余力地维护其文化霸权地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扮演了增长引擎的角色，在提升自身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帮助全球经济走出时艰，另一方面也将自己深度绑定在这一复杂系统之中，在解决全球经济增长问题的同时也内化了其中的某些矛盾，比如结构的不平衡性与不可保证的可持续性。2018年以来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及其所包含的中美传播领域从技术标准到媒体话语的多层面博弈，以及后续新冠肺炎疫情的加持，就凸显了这个旧秩序的顽固、变革的艰难、以及新秩序产生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在这个国内与国际的关联分析的意义上，我们需要重申一个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意识到的基本的分析背景，那就是，如今的中国，早已不仅是中国的中国，还是世界结构和全球体系中的中国，卷入程度之深，内外影响之大，前所未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权力转移必然包含了中国的声音，中国声音的强弱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一转移的方向和力度。

为了理解这些变化，我们需要破除一些概念迷雾，乃至打开一些意识形态枷锁，才可以窥见隐藏在众多修辞游戏背后的话语权力。对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度解释力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同时既认真对待又超越作为分析单位的民族国家范畴，尤其是从零和博弈的认知偏见中走出，从而洞悉作为民族国家构成要素的阶级、资本、种族、性别等如何驱动着民族国家话语在全球权力转移中的表达，比如全球劳工与跨国资本间的转移态势，种族主义如何通过国家话语进行国际表达的，等等。换句话说，我们需要超越的是那些主要关注国家间权力平衡变化的主导性“权力转移”话语。因为这一视角的简单化特征和动员性潜能往往遮蔽了权力在其他社会层面的具体实践。其次，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也需要我们对“东-西”和“南-北”的传播地缘关系有着清晰的理论判断。国家间传播关系和话语权的流动与信息和话语权从西向东、从北到南的预设如出一辙，虽然有着清晰的认知正义取向，但却无法解读这一转移的具体过程，是否是顺利的，是否充满矛盾，具体转移到那个区域，转移的主体是谁，转移的结果如何等等一系列更加关键的经验性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进行脉络化研究，而不是站在21世纪的道德高地上沾沾自喜。话语成为实践，才能真正改变现实。再次，随着互联网平台公司的崛起，全球层面的传播进入一个平台化的时代，围绕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普及（尽管不充分）和互联网应用的广泛渗透，普遍赋权成为一个主导话语，其中的社交媒体的社会动员作用也被高度肯定。这一切标示了权力从固化的体制结构向网络化的个体和大众转移的可能性，因而引起了有关大众民主潜力的各种政治想象。然而，基于个人信息消费赋权和“人人都有麦克风”式的民粹式技术主义大众民主现象，往往容易忽略依然在全球版图中存在的巨大的数字鸿沟及其在城乡、阶级、性别和种族等社会维度上的表现，忽略互联网发展与国家、资本等结构性权力主体的互构关系，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尝试着基于自主技术创新而改变这一根本不平的互联网世界的可贵努力。在很多时候，“谁的互联网”依然是在技术理性和消费神话之外一个没有被严肃回答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有关全球权力转移的不同主张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它们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紧密交叉，并通过多层面互动影响权力态势在全球、区域、国家和阶级内部的平衡。

当下全球体系的急剧变动和高度不确定性，以及传播在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时代全球秩序的相互构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批判地分析全球传播的新老问题方面，亟需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与此相关的主题包括对传播与全球话语权力转移的历史研究和理论探讨；全球传播结构的持续性与新变化，尤其是“南南”议题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与文化流动；现有国际组织、金砖国家、其它新兴区域性组织以及大大小小的单一国家在重新阐述全球传播权力平衡问题上的角色；在全球经济危机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阶级关系重构中，媒体、信息和文化产业所扮演的角色；传播的全球治理与互联网时代重建更加公平的全球信息与传播秩序的可能，包括“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NWICO）和“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历史经验；有关“数字劳工权力”（digital labor power）的论争，以及劳工抗争和阶级意识形成的新特点；对新自由主义时代通过传播科技促进发展（ICT4D）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评估，以及有关“发展”路径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社会运动、草根传播实践与文化赋权；在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传播领域所存在的局限、挑战和机遇等等。

以上多面向的话题需要跨学科和多维度的分析，它们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学和政策分析的理论导向，而且离不开批判的文化研究视野，以及有关传播技术和社会互构关系的分析。而其中最有理论创新和现实感召力的研究路径是关注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的复杂勾连，并融入对帝国、阶级、国家、种族和性别等一系列核心范畴的运用和分析，也就是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传播与全球权力转移”这一主题的重要性、多面性和全球性更离不开广泛的国际参与、多平台的科研与教学合作以及长期的学术关注。

实际上，建立更加平等正义的国际传播秩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的理念与实践，而这也深刻影响与形塑了身在西方的批判传播学者，比如达拉斯·斯麦兹、卡拉·诺顿斯登等。回到学者的责任，在全球话语权力转移的背景下探讨国际传播研究的未来出路，需要注重两个方面的建设：第一，加强一个真正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学术交流平台建设，即在关注欧美等西方主要发达社会的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广大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第二，注重本土化的理论创新，借用印度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的概念，需要“行省化”（provincializing）西方理论，并更多地关注本土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逻辑，就中国而言，要处理好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的互构关系。

*本文原载于赵月枝、姬德强编，《传播与全球话语权力转移》，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此处为修订发布。

赵月枝，西门菲沙大学传播学院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姬德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