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5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抵达深圳机场，这是她因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被加拿大当局扣押后首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事发伊始，加拿大执法部门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临时更改逮捕计划，屡次违背本国《引渡法》与《加美引渡条约》规定，试图将孟晚舟引渡至美国受审。此事件一方面暴露出加拿大在国际政治场域缺乏真正自主性，对南方邻居唯命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美国对华为因5G通信技术优势挑战其传播霸权的深切忧虑。早在四十年前，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要奠基人达拉斯·斯迈思就在他的唯一专著《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中，揭示了美国如何通过日益扩张的“意识工业”掌控加拿大传播与文化政策，也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发展路径作为另一种可能的范例意义。

《依附之路》共十二章，是斯迈思一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第一到第四章，搭建了以“意识工业”和“受众商品”为核心概念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意识形态理论，直到今天仍有理论生命力。当代数字劳工研究中颇有影响的“受众商品2.0”概念就是斯迈思“受众商品论”在网络时代的拓展。第五到八章，分别从纸媒、电影、广电、电信等产业入手，分析加拿大对美国的依附关系。这一分析不仅对1994年以来的北美自贸区框架下经历新自由主义化转型的加拿大文化与传播产业更加适用，还可以为理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美帝国与欧盟以及其他欠发达国家或地区间的关系带来启示。第九到十章，集中批判了包括专业主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内核，阐明了进行文化甄别的必要性。最后两章中，斯迈思在反思传播研究内在缺陷的同时，旗帜鲜明地传递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尤其让人读来恍如隔世的是，被1980年代初世界上有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现实所激励，斯迈思试图从北美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识状况出发，探寻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转型的主体力量。今天，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内爆后西方资本主义日益深化的结构性危机，面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自信与强大能力，连《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都已发出“应对中国的最好方式就是建设新社会主义”的呼吁[1]。在此语境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认为斯迈思的讨论是无稽之谈？

与许多欧美学者、即使批判学者介入全球问题时也难免的精英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和“摇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学院派风格不同，斯迈思不仅亲身参与全球传播政策的规划制定，还对国际共运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倾注满腔热情。他博士毕业后在美国政府工作了11年，曾任联邦通信委员会（FCC）首席经济学家。1940年代末，因麦卡锡主义离开政府进入学界后，他始终坚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框架下，推动全球学术力量参与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传播政策的研究，并突破重重阻碍到中国、智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实地考察，其中两次到访中国[2]。从《依附之路》中可以看出，中国调研促进了他理论观点的成熟与完善。

斯迈思造访中国的时机，也十分具有历史时刻的意味。他的第一段中国之旅发生在1971年12月5日到1972年1月5日，恰逢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1年10月25日）与尼克松访华（1972年2月）之间。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走访广州、上海、南京、北京和武汉等城市的宣传、广电、电信、出版、邮政、电子工业等部门，同相关学者和干部座谈。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5月，斯迈思再度访华，对中国出现的跨国商业广告、劳务输出和旅游业开发等新现象进行了思考。在调研基础上，他以国际共运同志的身份撰写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内参报告，呈送中国政府，就中国发展道路提出了“世纪之问”[3]。不同于之后来华讲学的其他许多欧美学者，斯迈思对中国独立自主的革命与建设道路的认同，使他成为第一位真正试图深入了解中国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文化与传播政策，并超越冷战意识形态藩篱，将之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实践认真探讨的西方传播学者。他也是一位十分严谨和谦逊的研究者：他那密密麻麻的几本手写调研笔记中，不仅问题比答案更多，而且明言中国“太大、太复杂”，自己“仅限于中国几个城市的短期观察是‘印象式’的”[4]。他还特别强调，自己不知道中国广大工农群众的思想状况。而这，在他看来，是影响中国未来的重要因素[5]。

时过境迁，虽然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大潮已经退却，苏东社会主义政权解体，全球资本主义却也在21世纪初深陷危机。进入2022年，离斯迈思首访中国已整整半个世纪。《依附之路》中文版终于面世之际，恰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暨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之时。这部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为中国学者从正反两方面理解全球传播权力格局变迁，准确把握全球政治经济结构性问题，并重新审视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和中国道路的意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考。

依附如何形成：意识工业的运行逻辑

斯迈思在《依附之路》中指出，虽然不同派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大众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中心-边缘”世界体系中边缘国家的依附地位以及需求管理在维护垄断资本主义中的重要作用等方面有重要贡献，还没有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关注意识工业是如何以广告、市场营销和大众媒体的需求管理的方式保障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的。[6]作为拓荒者，斯迈思的分析对象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北美内部的依附关系以及意识工业在这种关系中的运作。他辛辣地指出，加拿大实际上是美国的组成部分，是“最发达”的依附国家和最富裕的“欠发达”国家[7]，这为辨明资本主义内部权力结构，从而为“边缘地带”贡献类似启示的同时，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相对平和的控制方式”——意识工业[8]及其运作逻辑。

在斯迈思看来，现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论之所以缺乏唯物主义视角，是因为这些理论认为大众媒体的主要产品是内容的影响力，而不是“大众媒体如何生产出向自我推销商品、竞选人和议程的受众”。[9]这是因为，直到一战后，广告和大众传播才开始崭露对市场的科学管控能力，导致经典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划分不再泾渭分明：

“意识工业几乎购买了全部人口，并让其以受众的身份协助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商品输出，进行需求管理。……上层建筑（就19世纪而言）果决地加入了生产行列。”[10]“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传统的对立关系而言，大众媒体既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又不可或缺地投身于经济基础的生产这一最后环节。”[11]

斯迈思在《依附之路》开篇就勾勒了宏阔的理论蓝图，他的主要分析对象是广阔的意识工业，而非狭义的媒体机构，前者不是某种产业形态，而是包含了服务和受益于大众媒体信息生产、“通过连锁的商业组织，与具有更广泛的信息生产和交换基础的寡头市场相联系”[12]的整套政治经济体系。除大众媒体外，还涉及广告与市场部门、艺术、教育、体育、电子与信息工业、金融以及各种消费品行业。当然，随着计算机技术成熟并广泛用于信息传输与管理，以及互联网与金融、平台与社会治理的高度整合，这一体系在今天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和活跃程度还要远超斯迈思生活的年代。

在历史梳理和加拿大经济数据的支撑下，斯迈思在《依附之路》中重申了他在始于1977年的“盲点辩论”中提出的“受众商品论”。理解“受众商品论”不能脱离他更宏大的“意识工业”视野，因为受众逐步沦为商品的进程，正是大众媒体沦为“意识工业”的工具的直接后果。这是因为，“受众商品”并非内生于个别市场化媒体的商业逻辑，而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整体需要，尤其是缓解自由资本主义下信息不对称、知识分散化、工人抗争和资本家恶性竞争等风险的必然选择。它集中表现为广告、公关及各种文化产品对受众力（audience power）的科学化管理。简而言之，就是以“科学方法”为正当名义，支配和预测受众选择，使垄断资本集团降低投资风险，实现“持续经营”[13]的目的。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不同，意识工业概念的着眼点不在具体的文化产品或生产过程，而在垄断资本主义的运行、统治及其合理化。作为商品的受众也不仅是被某家媒体卖给了广告商，他们作为可以被知晓、分析和利用的整体被意识工业生产出来，最终贩卖给制造各种消费品的财团——当然，这里所说的“贩卖”，更接近一种隐喻。因此，如果研究者只在商业化媒体的内部运行机制中讨论受众商品和受众劳动，则表面上使研究走向精确，实际上却偏离了斯迈思理论的本质和要旨，削弱了他的思想在分析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时的尖锐现实批判性和整全性。

作为受众商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斯迈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劳动的认识，将受众观看大众媒体节目（包括广告）算做一种劳动形态，这一观点大大影响了日后政治经济学者对劳动的定义。其关键在于，工作以外的、接触大众媒体的时间，被视作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因为包括大众媒体在内的意识工业始终在告诉人们关于“个人议程的先后顺序”，由于个体生命有限，人们必须汲取间接经验、在生活中作出取舍，意识工业因此构成了无处不在、永不休止的教化过程，指导人们支配自己的工作和时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所有时间都是工作时间[14]。用比尔·莱文特的话说，工人下班后，还需要生产“为明天和为下一代准备的劳动力：工作和生活的能力”[15]。马克思本人虽然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但在他的时代，劳动力的再生产并没有像后来那样被完全社会化，而是主要在家庭中进行。斯迈思这样概括两个时代的差异：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分析中，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面向。在当下和此前的一段时期，劳动者同生产资料与再生产劳动者本身的过程相分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面向。”[16]

有趣的是，受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影响，斯迈思在解释“工作”对人的异化如何发生时，指出工作实际上包含思考与实践（或理论与实践）两个部分。他特别谈到，正是因为在劳资斗争的过程中抓住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人民才发挥主观能动性，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17]。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半殖民地人民推翻帝国主义的良方，那么斯迈思的剖析，则堪称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社会问题的诊书。所谓“工作”与“闲暇”的二元划分，不仅是粉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伪雅修辞，也成为遮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浮夸华服，让人们忽视下班之后、在各种生活必需的活动里，自己仍然在为意识工业劳动的事实。

加拿大的案例使意识工业的运行机制昭然若揭。加拿大受众被美国意识工业所俘获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能够覆盖并说明加拿大附庸于美国垄断资本的历史。相似的种族、语言、文化，过于接近的地理位置，以及最为关键的，加拿大统治精英长期以来对垄断资本毫无防备的悦纳政策，促使其成为意识工业畅行无阻的坚定盟友。例如，所有的加拿大杂志都依赖两家美国公司提供经销服务[18]；美国电影巨头垄断了加拿大市场的制作发行和放映，甚至在国内受到反托拉斯法监管后，在加拿大都从未受到干预[19]；加拿大最主要的两家电话公司——比尔电话公司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电话公司，都是美国跨国巨头的分公司[20]；一战后加拿大因同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对美通信政策亦步亦趋，国内电信基础设施几乎全部由美国拥有或控制的企业组成[21]，在国际电信联盟和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加拿大也始终支持美国在无线电方面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22]。

在此背景下，尽管加拿大国内部分群体，像魁北克法语区以及被斯迈思称为“机构性滞后”的部分：家庭、教会、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军队等同美国文化入侵进行了抗争，加拿大政府也出台了部分保护措施，但总体上收效甚微。单个行业的保护政策无法抵挡来自整个意识工业的进攻。例如，安大略省教育图书方面的“加拿大优先”政策，就因美国教育改革带来的停发补助金和教材选用权下放而被削弱[23]；加拿大广播公司则因为经济压力不得不进口美国节目，并以商业价值作为节目编排优先考虑的目标[24]。与此同时，美加私有化运营的信息基础设施，放大了公共服务与商业利益的矛盾。尽管各种监管委员会及其文件法案明面上以“提供优质、安全、无歧视、价格合理的服务”为条件授予企业垄断经营权，但分散且缺少信息的消费者在垄断企业及其行业组织面前始终是弱势群体[25]。比如，加拿大广泛进口按美国标准生产的电视机，而不是采取法国、英国或德国的标准[26]；当20世纪60年代有线电视开始普及时，加拿大强势的电话行业因担心利益受损，拒绝有线电视企业使用其导管和电线杆，迫其抬升运营成本，使加拿大无法借助技术更新建设完善的公共电话网[27]。这两个案例也从侧面说明，不是所有的新技术都会受到意识工业的欢迎。

甄别为何必要：艺术、科学及其迷思

谈到意识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时，斯迈思提出，19世纪中期基于市场竞争的资本主义之所以面对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本家有时并不掌握最关键的技术知识：

“问题在于，知识和信息为谁而生——工人还是资本家？控制信息（比如传播，这次是在工业组织内部）的流动和对信息的使用的能力，是经济权力，最终是政治权力的基础……当掌握关键技术知识的男性在具有革命政治性目标的工会中表现活跃时，资本家的权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28]

这成为意识工业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即掌握知识以及对生产和信息的管理[29]。意识工业的科学管理，不仅在于影响购买行为，更在于决定哪种商品和服务能被开发出来并大量投入市场。斯迈思举了广播传真的例子：作为二战期间已经成熟的传播技术，广播传真可以发送电子报纸，因此服务范围广，并具有明显的低价优势。但是这一技术最终没有广泛应用，电视成为被力推的新媒体。斯迈思认为，关键在于广播传真高便捷与低反馈的信息传递方式，将使大众媒体集团面对更加复杂的市场，动摇管理受众的垂直控制模式[30]，电视的单向可控性和数据收集能力则更适于维系现行制度。虽然曾经被数字乌托邦主义者赋予“去中心化”的愿景，今天的互联网技术也能够再次印证同样的逻辑：一种新技术如果不是由行业“领头羊”自己研发，也往往要通过风投、并购或其他合作关系，融入当前商业生态系统，才能够被市场吸纳、接触到足够多的用户。也正是在金融资本的型构下，互联网平台成为重新定义金融权力的中介工具[31]。小企业和分散的创新主体因此在技术研发中不得不面对投资者的条条框框、挑挑拣拣。从国际层面看，当中国科技企业在重要领域如5G市场取得显著成就、开始挑战西方跨国资本利益时，美欧等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技术民族主义”浪潮[32]更充分说明，选择什么技术、谁来提供服务，是包含各种力量的复杂博弈过程。更何况，无论是技术形态、执行标准还是运营商，不同选择结果间往往互相排斥，采取了一种方案，就挤占了另外一种方案的发展空间。而技术发展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和路径依赖性则意味着，当某种技术被当前的政治经济结构吸纳，它就会通过和当前结构建立某种共谋关系，进一步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新的环境和条件。

然而，垄断资本主义却倾向于将技术塑造为无善恶、无立场的工具，把技术发展讲述成自发自为、出于人类本性的进步主义故事。按照这一叙事，解决现实中技术所造成恶果的方式，就只能是保证技术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与此同时，通过开发新的技术打上“补丁”。比如，震惊世界的剑桥分析事件后，脸书总裁扎克伯格在接受美国国会听证质询时就宣称，自己的责任不仅在于开发工具，还得确保工具不被错误地使用，而解决方案则是采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强对平台的控制[33]。

在斯迈思眼里，与“技术”比照来看，“科学”与“艺术”这两个同样被资本主义现代神话塑造成价值无涉或非政治性的领域，其政治性的一面更容易暴露，因为它们通常依赖具备体制惯性的组织，明确依附于既存的社会结构。与此不同，技术往往被认为是更为独立的领域。斯迈思特别指出，对科学与艺术的意识形态性高度重视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少注意到技术具有同样的意识形态特性。在他看来，列宁那个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论断[34]，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内化了“技术中立论”的典型例证。为此，斯迈思建议用“工业艺术”[35]取代“技术”，凸显技术的文化特质暨政治本质。

正如工人被教导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做出选择，安排自己的生活，受制于意识工业，新投入市场的技术并不一定是为了解决“人类的普遍问题”，而是解决那些“被投资者认为是重要的问题”。斯迈思坚持认为，“技术并非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36]，在评估某项技术的政治属性时必须追问，这一技术意在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为谁生产？如何生产？他指出，不同技术及利用这些技术生产的商品之间，始终体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属性：一种服务于个人利益，另一种服务于集体利益。同技术相关的商品、生产技术、管理技术不仅非中立，还会直接塑造国民生活方式，带来社会性质的转变。他不无惋惜地指出，“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本可把更多资源投入公共福利为主导的消费品生产。然而，不加批判地从资本主义国家借用生产资料和技术，以此为基础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迟滞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进程[37]。在资本利益和消费主义原则驱使下制造商品的过程不仅使旧社会的问题易壤再生，还带来了资源浪费和生态危机。

因此不难理解，当斯迈思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应当注意“文化甄别”（cultural screening）问题时，他所指的“文化”显然包括了科学、艺术以及技术即“工业艺术”。他敏锐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独立开展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文化甄别的任务就是确定文化建设需要哪些新元素，来自其他社会形态的文化元素中哪些需要摒弃，哪些需要被转化和接受[38]。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他深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考察，检视这些国家的管理层和知识分子在技术政治问题上的认知。令他担忧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专家和不少国家管理者，尽管很早就在文化艺术的管理上确立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本认识，却始终对技术特别是传播技术的非政治性深信不疑。在斯迈思看来，后者带来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甚至比前者更加深远。

基于敏锐的学术话语敏感性和文化领导权斗争意识，斯迈思指出，植根于冷战政治宣传的美国主流新闻理论和传播学长期用“审查”“极权”等字眼污名化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谋求独立自主的文化政策，这种发端自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自由主义话语，暴露了他们去历史化的思维倾向。一方面，文化甄别是贯穿人类历史的政治现象，任何形态的文明，都会对新进入的文化元素进行必要的考察，以判断它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化形成过程本身也充斥着国家和财团干预、管理和引导，亦是可见或不可见的甄别，正如技术应用是一个“采纳”与“排斥”并存的博弈过程。文化甄别这一概念在展现人类文化发展同政治经济结构间的互动关系时，显然包含比“审查”远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历史、环境的适应潜力。甄别的落脚点在于增量，在于决定何种文化——包括科学、艺术和技术——能够大规模复制生产。因此，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在于是否要甄别，而是由谁来甄别、进行怎样的甄别，最终意图打造怎样的主流文化、生活方式与社会价值。当某种文化、观念、价值借助意识工业大行其道，成为人们消费的主要对象或被众人接受的历史真相时，总有与之相对的文化类型因此每况愈下、偃旗息鼓。

在文化甄别问题上，中国案例在斯迈思的理论构建中有重要地位。他指出，“中国的情况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技术’与消费品的政治问题”，因为中国的人口体量意味着，“中国个案，意义重大”。[39]在讨论了中国遭受西方长达二十余年的封锁和中苏关系破裂十余年过程中“被迫采取自力更生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讨论了中国的代表197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言中体现出来的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性甄别”意识后，他询问道：“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国人是否已经建立起一种审慎的、批判性的文化甄别制度？”[40]

斯迈思提出“文化甄别”的用意，不仅是为后代研究者提供一个分析政治经济与文化生产的理论框架。今天，以21世纪20年代初的后视镜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和后40年的历程，我们已然能自觉地意识到，文化甄别实质是指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探照灯，它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变革何以自主：“去依附”与中国道路

在十几年前的《手机之后，是什么？》一文中，我们曾初步回应斯迈思访华时提出的“世纪之问”——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上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以信息科技为龙头推动了工业化和跨越式的生产力进步，从决策者到知识界都怀着对西方世界的拥抱态度，常常忽视科技及其产品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影响力。对各种引进的技术、资本、观念、文化“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41]的态度，使大规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应用和产业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因其内在的逐利诉求、消费主义倾向加重了社会阶层的撕裂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以出口为导向、信息技术驱动的发展主义政策带来了诸如过度投资、产能过剩、消费不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威胁到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与社会稳定[42]。正如斯迈思所担忧的，计算机技术带给中国的不仅有腾飞的经济，还有生活方式的逐步转变，以及同全球资本高度关联、体量惊人的信息产业。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无法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民主，反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消解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共识。1990年代以后，广告业驱动下的都市新闻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发展，尤其是西方商业模式影响下的娱乐产业的扩张、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弥漫，加上中国“入世”以后一段时间内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意识工业在中国的抢滩登陆和攻城略地，以及互联网的冲击，使如何正面回答斯迈思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甄别制度是否已经建立起来的问题，变得十分棘手。到了2000年代初中期，围绕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的争论，更是波诡云谲。[43]虽然斯迈思十分认同毛泽东关于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性的预测，但是，作为一位只对中国做过两次短期调研的西方传播学者，斯迈思既没有考虑到1970年代的中国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这一事实，也没能对改革开放进程进行更为密切的跟踪。今天，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后坚持自主发展的能力的加强，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战略的全方位调整和思想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正本清源，我们对斯迈思70年代末的忧虑，已经可以做出更为积极的回应了。虽然改革开放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方意识工业的影响力依然强大，但是中国在“深一脚、浅一脚，左一脚、右一脚”[44]持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中，坚持了同资本主义世界不同的发展逻辑，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和“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之时，证明了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2021年6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新华社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和《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的宣言姊妹篇；同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这其中，中国革命遗产在中国人民集体记忆中的强大存在、中国领导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意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危机和资本主义意识工业的内爆、以孟晚舟事件为标志的国际信息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对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教育作用等因素的叠加效应，是斯迈思在写作《依附之路》时，无论如何也无法预料的。

实际上，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探索具有自主性和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就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诉求，例如拉美等国通过进口替代政策，陆续掀起经济上和西方尤其是美国脱钩的“去依附”努力。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到了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让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更加依附的境地。这些国家的例子表明，仅从贸易和产业政策层面争取独立自主，不触动垄断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绝对影响力，不去弥补国家在工业领域的短板并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不去抗击文化领域对西方意识工业的依附，长期看来是难以为继的。

正如斯迈思意识到的，中国个案的确意义重大。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在工业体系、经济政策、文化管理、外交战略等方面基本坚持了独立自主。例如，在市场化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始终坚持媒体的公有制和党管意识形态，这些毛泽东时代在文化领导权层面的制度设计在今天媒体融合与互联网治理中被调用和强化，显示出国家在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中的关键角色。

意识工业理论提供了一个大众媒体涵在于现代工业及其生产方式的分析框架，也提供了对行为主义或功能主义的传播理论只注重界面，忽视媒体机构向外的社会联系的批判。正如斯迈思指出的那样，加拿大的大众媒体为美国生产受众的背后，是其被美国控制的整个工业体系乃至军工体系。在新中国，现代媒体发展的历史同样体现为两个面向：其一是在党管媒体原则下大众媒体机构与各种文化组织的建立；其二则是作为支撑的、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信息基础设施以及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这两个层面可以从今天中国互联网治理中“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协同作用的体制下分辨端倪。

中国和加拿大传媒产业管理的条件有天壤之别。同为面积广阔的国家，加拿大无法实现传播基础设施的国有化，电子信息产业是美国的附庸，而中国则有较为完善的国有运营体制和独立的工业体系。因此，21世纪以来，即使中国在特定范围推动媒体市场化运营，或让互联网公司参与公共服务，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仍旧有可靠的抓手。而当有声音主张开放通信网络的外资准入时，顾及信息安全，这样的提议往往遭到否决，因为服务于大众媒体的信息基础设施对大工业生产和军事建设同样重要。正像斯迈思所说，外国对通信网络的控制会发挥特洛伊木马的作用[45]。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对技术并非毫无“文化甄别”，只是这一工作并不完全由文化或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完成，而是由国家政治安全和宏观经济发展需要来决定；中国在传播领域的自主性，也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建设独立工业体系的技术红利，以及保卫国家信息安全的自觉意识。

不过，虽然中国建立了关键基础设施的国营制度，但在核心组件设计、制造运行标准等很多方面不具备完整知识产权，作为国际市场的后来者，在对外竞争中落于下风。如中国地面数字电视标准（DTMB）2011年被国际电信联盟（ITU）认可为第四个数字电视国际标准时，美标（ATSC）、欧标（DVB-T）和日标（ISDB-T）已经覆盖了全球63.7%的人口[46]。正因如此，当华为等科技公司在5G、芯片领域取得突破甚至掌握技术优势，中国移动等企业走向全球广泛投资网络建设并参与5G标准制定时，立刻触发了欧美垄断资本的强烈反应。5G通信的传输优势，有可能绕过欧美国家现有通信体系，贬损其在全球基础设施中沉淀的巨量资本价值，削弱其对全球市场的感知控制能力，进而重置全球传播版图。

所以，今天重新审视斯迈思的前瞻性贡献时，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国家”角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尤其国家在传播技术生产和应用中的定位有认识不足之处。这特别体现在他对大众消费品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方式——或许是受到媒介研究尤其是对广告重点关注的影响——而非生产资料的生产环节的过度关注。对于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新中国来说，后者才是支撑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更重要的是，中国传播技术背后支持系统的建设，离不开一大批重工业部门、国家科研院所甚至许多军工企业的参与，中国军事科技发展是尤为独立自主且总体稳定的，并且可以通过各种“军转民”项目服务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技术攻关。

但是，斯迈思的这部分疏忽，并不影响他对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重要性的判断，而他所安身立命的新闻传播领域也无疑是文化甄别和文化领导权争夺的重要场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美国“主流”传播学被引入中国为标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对于意识形态方向和政治立场的坚守，或是被边缘化，或是被污名化为审查、极权和低效。对改革开放前30年历史的虚无和学科发展的特殊历史意味着，在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斯迈思基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传播学思想被排除在学科历史的主导叙事之外，而作为“冷战斗士”的施拉姆则被奉为传播学之父。[47]理论指导实践，意识形态管理思想的动摇、公共文化事业在一段时间、一些地区的退却，带来了尖锐且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今天，要在日益激烈的全方位国际反依附斗争中坚持中国道路，就必须更加自觉地理解革命与建设传统中文化建设经验的现实指导意义。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文化甄别的目的在于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原则打造新文化[48]。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形成完善的、对新闻事业和科教文工作的全面管理，为新中国的文化甄别和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把建设新文化的目标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49]，这是新中国始终坚持的文化发展方针；而在80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从文化领导权高度，归纳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50]，强调了文化为群众服务、为革命服务的根本定位；同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实现了新闻事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型。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地方文化、民间文化，党的文化部门不仅主张在创作时审慎分析、继承和发扬这些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也高度重视劳动实践和群众广泛参与[51]。科学与文化的大众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独特经验，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进行广泛的文化赋权，包括扫盲、简化汉字、普及汉语拼音、普及科学知识、爱国卫生运动等提升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大众教育工作，以及普及广播网、电视网、通信网等以保障人民基本的媒体使用权利[52]；二是打造具有自觉意识的政治主体，比如依托运动向人民群众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路线方针政策等政治知识[53]，或采用各种组织手段如工人和农民俱乐部、读报组、基层通讯员等，让群众参与创作和表达[54]，同样的尝试还出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国家鼓励大众参与科学创新和发明创造，科学技术和科学实验对于群众来说不再是充满神秘色彩的黑箱[55]。

群众办报、群众文艺、群众科学、群众体育等，都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成就，在这些运动中还进行了培养新型知识分子的尝试[56]，认为他们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做群众的老师，先做群众的学生。这涉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知识到底怎么来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否定了“天才”的存在而坚持实践第一原则，技术专长应服从于政治需要，由此归纳为对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要求。

温铁军等在解读新中国的“去依附”时用了“亿万农民救中国”的提法，认为农民和农村经济在“国初经济危机”、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资涌入以及21世纪初期的金融资本化浪潮中都起到了维护财政稳定和主权货币信用，从而巩固独立自主经济体系的作用[57]。如果将信息基础设施及其运营国有化称作中国传播自主性得以长期维系的技术红利，那么亿万受过教育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基层劳动者则是新中国积累的文化红利，它不仅初步具备了新的内涵、价值、形式和较为明确的发展方向，而且对它的主要对手有所警醒和觉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迈思在其调研笔记中所说的自己不知道中国广大的工农兵的思想状态，但是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思想的说法[58]，就不仅仅是一句谦虚的话，而是他对自己基于中国国内知识精英和管理干部访谈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的清醒认识。如果说，所谓主流经济学因其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倾向遮蔽了中国农村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那么深受美国经验影响的主流传播学理论，则低估了国家工业体系和基层文化主体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和建构能力，因而在应对时代问题，微观如传统新闻业的危机、宏观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总是仿若雾里看花，时常开出南辕北辙的药方。

不难看出，“去依附”是破立并举的过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创造独立且自觉的新文化样态，才有机会抗衡、挑战直至重塑垄断资本主义导致的遍及全球的文化霸权与依附关系。意识工业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传播背后的支撑系统对实现文化自主性的关键影响，这对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包括工业体系特别是军工体系、文化与意识形态甄别机制、媒体公有制、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坚持群众路线与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教育等，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借助斯迈思的传播观，我们可以更清醒地意识到，开展怎样的传播研究，如何开展传播研究，不仅事关学科发展，更关乎道路与未来。

结语：中国与全球传播的未来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9]，马克思的论断言犹在耳。斯迈思正是这样一位不满足于做“书斋里的学者”或“摇椅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家，他的理论来自自身工作经验和细致的调研考察，正如他在中国调研笔记中呈现的那样。通过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及其下分支机构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等国际组织的活动，斯迈思以国际传播政策为切入点，试图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抗运动争取话语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斯迈思没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崇高理想，没有丰富的政界、业界的工作经历，是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从意识工业这样的高度把握传播现象的。这样做的目的，即是要将意识工业作为革命对象，以求建立更加公正的全球传播秩序和塑造社会主义的主体。

正因如此，《依附之路》收束于对当时全球传播体系及潜在反抗力量的分析。斯迈思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高度依赖电子传播体系[60]，他借用毛泽东的名言，将帝国主义称为电子信息“纸老虎”，指出意识工业建筑在复杂精致又脆弱的通信系统之上，而支撑国家主权的通信系统往往不需要、也不应当过于复杂[61]，资本集团尤其是跨国垄断资本搭建传播体系的营利诉求，同民族国家的安全和发展需要可能相互抵牾。当下民族国家对跨国互联网平台的治理困局，就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党和国家在多个领域释放出鲜明信号，表现出对国家传播体系安全性和自主性的高度重视，例如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着力解决一批“卡脖子”难题，首次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62]。从2021年开始，国家对资本在金融、文化、教育、信息服务等领域的垄断和扩张采取了更严格的限制措施[63]。斯迈思的意识工业和文化甄别理论，可以为理解后疫情时代中国面对的传播领域的重大挑战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沿着他的思路，研究者可以梳理整合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党和国家文化传播政策的经验、教训，在理论自觉的基础上更加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与政策主张。对中国的研究者来说，这一进程的意义不仅在于更好地将中国本土经验理论化，更在于重新定义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域，将新时代传播学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实践之上，为关系到全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传播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正因为《依附之路》不是外在而是内生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语境和基本逻辑，以它为起点，我们才能更好地尝试摆脱学术研究上依附于人、主观唯心和不接地气的现状，逐步构建独立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领导下的、有着庞大经济体量、独立自主工业体系和深厚文明底蕴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能否坚持、用怎样的方式构建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政治经济体系，不仅将决定自身的命运，还将影响全球权力格局乃至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方向。从现实来看，站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疫情之下，形态多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及其背后若隐若现的文明冲突已经愈发尖锐，向中国提出了极为紧迫的智识挑战，昭示着“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宿命。我们相信，在斯迈思结束首度访华50周年、在《依附之路》首次出版40周年和中国传播学40年后再出发之际，这部终于以中文形式“回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经典著作，能够鼓舞中国传播学者锐意创新，在这片曾经孕育了它的土地上再度结出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