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播政治经济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又从这三个相互关联且跨越经典"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野的特殊领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中国的挑战"命题包含两个: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对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挑战,二是发展有21世纪社会主义视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一方面,面对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关系的大转型,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偏颇,使这一前沿学术领域陷入了内卷化、对二战后的福利社会的怀恋情绪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的泥潭;另一方面,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作为方法的中国/亚洲"相关论述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已经为开拓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跨文化传播双重视野中探索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路径和问题意识,能够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贡献中国智慧以及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的思考。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赵月枝，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中西方关系和城乡关系视野下的文化、传播与社会转型等。主要著作有《维系民主？》、《Media,Market,and Democracy in China》、《Communication in China》、《传播与社会》、《Global Communication》（主编）、《传播与全球话语权力转移》（主编）、《传播新视野：危机与转机》（主编）等。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和最具实践性的部分。面对信息、传播与文化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在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核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双重地位(既是一个支柱性的前沿产业群,又是人类交往的载体与精神生活的源泉),国外学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应用于这一领域,不但发展出了一整套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模式,而且从传播视角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从对技术的社会性和政治本质的揭示,到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信息、传播与文化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不断上升地位的分析,从对私人资本主导和以牟利为动机的资本主义传播体制与民主政治之间矛盾的揭露及对资本主义国家角色的批判,到对传播体系内外从生产到消费领域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西方冷战社会科学的压制性学术逆境中以“反主流”的姿态崛起,围绕信息、传播、文化与政治经济权力的互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传播领域的发展,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以其分析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关注长时段社会“转型、变迁与矛盾”的历史性,什么是“美好社会”的明晰规范性价值取向,以及“知行合一”的实践特性而独树一帜。2针对实证传播研究的偏颇,当代美国重要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eny)曾指出,传播研究如果没有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就像“戴着手套弹钢琴”。3当然,他也指出,虽然现有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也可以应用于前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传播体系,但它主要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商业媒体系统,因为这是世界主导模式。4

以1980～1984年间出版的大型英文文集《传播与阶级斗争》为阶段性标志,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不仅围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解放、社会主义”这一宏大叙事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而且因其奠基者思迈斯(Dallas Smythe)在中国的实地考察,1970年代初就开启了与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性对话。5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东剧变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不仅经历了内卷化的危机,而且受到了后殖民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新世纪以来,虽然“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传播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等各种批判性概念层出不穷,有关非物质劳动、信息劳工、数字劳工的研究也蔚为大观,但由于整个学科深层的理论和方法论偏颇,传播政治经济学既无法找到西方内部的可靠社会变革的主体,又深感“中国的挑战”。6

当下,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漩涡之中。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全面危机,而且让全球社会不得不面对人与自然冲突,以及人类自身生存这一基本问题。一方面,病毒超越文化与文明边界的传播,不但引起了不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体系在应对疫情中的不同反应,而且把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推到了广泛而深刻的人类斗争前沿;另一方面,中国不但通过“人民战争”方式赢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而且在国际话语斗争中也进一步强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果说中世纪的黑死病挑战了西方基督教神权的至高无上,在迎来了“启蒙”曙光的同时,也催生了以白人种族主义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论”7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那么,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和其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的失控,会不会彻底动摇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文明等级论”,成为压垮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后的稻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这个经过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锻造的东方国家,进入了与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以及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加复杂的、全方位碰撞的历史关口。在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这个碰撞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和美国冷战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交锋,部分转化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国外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恰合与张力问题。当前,我们需要对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行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的批判分析,进而在融通中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跨文化创新,发展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笔者从资本主义及其传播体制的“双重危机”和中国新闻、传播与信息领域的变革轨迹出发,直面20世纪70年代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所憧憬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离不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区域化语境下全球传播民主化运动的“一个世界,多种斗争”这一现实,对现有传播政治经济学在面对“中国的挑战”过程中的跨文化创新进行了持续探索。针对苏联解体后西方左翼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失败论”和对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所表露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立场,笔者坚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部逻辑出发,把握围绕中国国家性质、国家发展方向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斗争动态过程,强调中国革命遗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驯服和调节作用,进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华文化双重视角下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提出了“看山还是山”的再认识。8当下,面对全球资本主义不断深化的多重危机,尤其是美国政治的本土主义化和右翼民粹主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冲突,回应“中国的挑战”成了更加急迫、重要和棘手的问题。在此语境下对于包括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知识体系来说,中国既是“新兴研究议题”,又是“研究方法”,即在“作为方法的中国”意义上提供另外一种“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和知识主体形成的启示。9因此,“中国的挑战”有双层含义:第一,中国的“崛起”对现有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提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挑战;第二,中国学者在发展有社会主义视野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本文在检视现有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偏颇的基础上,汲取相关后殖民政治与文化学者、“作为方法的中国/亚洲”学者以及海内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洞见,探索有中国社会主义视野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路径和问题意识。

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偏颇

如果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以欧洲启蒙思想为根基,通过聚焦传播与政治经济权力的相互构建,探究基于社会正义和民主实践的“美好社会的构成问题”,10那么,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就是将传播与政治经济权力相互构建的研究,更自觉地放在全球史和跨文化的视野下,探究“全球美好社会的构成问题”。这一看似抽象和宏大的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语境下,因美国失业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在白人警察膝盖下“我不能呼吸”的绝望呼叫及其视频的全球传播,而变得十分基本、具体和急迫。这可不是西方媒体报道中往往以专制、贫穷与落后的境况出现的“第三世界”场景,而是美国中心城市的街头现实。曾经以“解放、社会主义”为价值诉求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如果要从对信息资本主义批判和对“数字劳工”研究的狭隘视角中解放出来,就有必要重返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批判的“初心”,推进国家、阶级、种族等维度的交叉分析,并在此过程中与后殖民批判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建立有机对话关系。

相对于以欧洲殖民主义为主要批判对象的南亚、中东和非洲背景学者的后殖民文化理论及其消极批判视角,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从东亚相关历史经验出发,倡导更为积极的去殖民、去帝国和去冷战“三位一体”的批判性知识实践。在他看来,去殖民不仅是二战以后以建立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为表现形式的反殖民运动,而且是“被殖民者试图透过高度的自觉,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的总体层次上,反思、处理自身与殖民者之间(新)的历史关系”的过程。11去帝国化“是一个更具涵盖性的范畴”,指的是“殖民者自身的反思”,其“任务在于得用‘心’在情感的层次上面对殖民及帝国的主体,过去的动力、作为与欲望,特别是帝国主义所造成的长期历史后果,对自己与别人的主体性所构成的作用”。11至于去冷战,如果说二战以后出现的冷战体制是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惩罚”,12那么,去冷战就意味为社会主义发展争取国际空间。陈光兴则认为,冷战有效“拦截”了全球层面的去殖民与去帝国运动,使“殖民、冷战、帝国化”“纠缠成为同一个历史过程”。11虽然柏林墙的倒塌被宣布为冷战结束的标志,但在世界的东方,不仅旧冷战的分断体制依然存在,而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针对中国发动“新冷战”的冲动在不断升级。同时,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美国种族问题与阶级矛盾的内爆,已经把美国自身的去帝国化重构推到了“全球美好社会构成问题”的核心位置。在这一语境下,陈光兴所倡导的“三位一体”知识实践,对于后疫情全球秩序的变革,就显得更加重要更有跨文化意义了。作为有中国大陆生活经验的海外学者,林春对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定位问题的分析,不但与后殖民批判理论和比较世界经济史研究形成了对话关系,而且在反思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程以及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未来的过程中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3本节以陈光兴、林春等学者的相关分析切入,检视现有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偏颇,开启这一领域在去殖民、去帝国、去冷战知识实践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与跨文化视野重构议程。

西方中心主义。虽然莫斯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也认识到,该学科“主要建诸于一种元叙述之上,这种元叙述将学科研究牢牢植根于西方白种男性智力活动的典型模式中”,14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反思这一元叙事的偏颇。粗略分析,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层偏颇有以下三点。

第一,正如林春所指出的那样,仅仅对欧美普世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或者从东西方互构性和东西方二元论本身如何掩盖两者内部的复杂性角度来解构“西方”是不够的,问题在于这种解构脱离其他文明对“西方文明”的直接与间接贡献,是非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观。这包括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事实,存在欧美资本主义的“一国建成资本主义”式的谬误;将基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经验和社会理论范畴去历史语境化,形成了“欧洲中心式的傲慢和资本主义融合”观;以及自由主义者在处理西方与(后)殖民世界关系时所持的“主人种族民主”(master-race democracy)理念。15欧洲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人种族民主”与美国的“帝国民主”(imperial democracy)有历史性衔接关系和结构上相似性。对于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来说,西方中心主义表现为,在缺乏对“主人种族民主”或“帝国民主”的内省条件下,对作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核心的新闻自由/信息自由流动观的抱持自信,对福利社会条件下的传播公共利益体制和劳工体制不胜怀恋,导致这些研究一边抽象肯定“整体观”,一边坚持福利资本主义的渐进改良主义取向。16实际上,早在1961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指出,西方内部的社会主义者与其他力量的斗争,不可避免的首先是关于国际议题的斗争;西方社会的型构主要决定于国际斗争,而当时正在开启的福利社会只是这一斗争的“边际伴生物”。17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传播学中,威廉斯以其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超越政治经济与文化研究分野的奠基性贡献影响深远;在《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这篇鲜为人知的文章中,威廉斯更展现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者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视野和博大的国际主义胸怀。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一旦失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视野而变成“帝国民主”内部的批判性改良主义研究,就不仅无意间拥有了与二战以来的美帝国体制“共谋”的嫌疑,而且因为其在现有全球学术体制内占领了“鱼与熊掌”兼得的道义制高点而容易成为霸权性的学术话语,进而与那些满世界推进西方式新闻自由的“全球市民社会”组织一道,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道义“帮凶”或“帮闲”。

也正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下,改革开放时代的传播与中国工人阶级的问题不仅被归结到现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劳资关系范畴,而且被置于道义制高点。这里的一个隐含前提是,中国直到改革开放前还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改革开放使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尽管因为还没有争取到西方意义上的独立工会而处于劳资斗争的“落后”阶段),学者们也终于可以漠视国家政权性质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区别,把传播领域的劳资矛盾和劳工的表达问题当作“普遍”问题,来讨论全世界“信息劳工”联合的可能性了。18然而,没有比这样的理论前提更能体现西方中心主义了。实际上,正如林春所强调的那样,考虑到非西方因素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尤其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维度,马克思主义意涵上的资本主义时代(capitalist epochalization)的世界历史,从一开始就内在于所有国家,包括那些“非资本主义”但不必然是“前资本主义”的国家。15一方面,中国最晚至鸦片战争,就不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了;另一方面,自从1949年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基础上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就具备“后资本主义”性质了。如果必须套用“历史阶段论”,那么,甚至可以说,1949年之后,在政权性质和全球史“阶段”上,中国已经比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更“先进”了,而中国工人阶级历史性斗争的阶段性成果,也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宣称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中了。中国工人阶级不成比例地承担了“中国崛起”的沉重社会代价,中国当代政治经济中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劳工权利也有待提高,这些都是公认的事实。因此,中国在与全球信息资本主义整合过程中的劳工与传播问题十分重要。然而,对这个问题,是套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语境下的劳资关系框架或后殖民语境下的“底层抗争”框架来分析,还是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的复杂的、动态的国家与阶级/阶层权力关系逻辑来理解,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学术立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警惕的西方资本主义知识霸权问题。19考虑到在现有国际学术体系中,往往是非西方国家的博士生和年轻学者先跟着西方国家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者做博士论文,然后再给他们的编著或主编与评审的刊物写文章的状况,这种知识霸权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总之,对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不能局限于对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批判,还应当包括对处于西方学术“边缘”的各种批判学术流派的跨文化批判。

第二,由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把历史时间零点定为现代欧洲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并相应地把认同政治的对象锁定为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这是在批判和对立意义上的现代认同政治的奠基时刻,11现有研究往往在强调阶级不平等的同时,忽视人们在国族、种族、族群、性别、宗教、地域归属等方面的认同和情感,更看不到阶级认同与其他认同的复杂交互关系。虽然一些学者也从信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角度丰富和深化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很少处理劳工以外的身份认同和情感问题。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欧美政治经济学者的批判对象们,一直在调用、煽动和操纵民众基于阶级认同之外的其他身份认同和情感维度,而且这些操纵者的主要对象恰恰也是白种男性——往往是居于内陆和农村地区(即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边缘”地带)的中下阶层。所以,面对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身份认同政治,许多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陷入失语的境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方面暴露了欧美白种男性都市知识精英自身的社会与文化认同局限,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偏颇。尽管欧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批判资本和市场理性,也谈基于阶级认同的“团结”,但是,这些研究不但不能充分处理国族、种族和族群问题,而且对欧洲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自主的主体”(autonomous individual)概念也没有进行充分的反思和批判。而白人种族主义、男权中心主义和阶级偏见又往往导致女性和少数族群被推向“非理性”和“感情”的领域。所以,与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以欧美白种男性为主体的现象相对应的是,国外“文化研究”往往有更多的女性和少数族群学者。也正是出于这一深层次原因,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社会科学在阶级政治之外的“认同政治”转向和“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既无可奈何又无能为力。陈光兴的如下描述对许多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适用:

以美国的左派为例,反思美国“帝国国族主义”(imperial nationalism)动力往往被阶级政治所置换,他们甚至不满“后殖民”研究中心化国族、种族与族群的议题,对任何形式的认同政治嗤之以鼻,好像左翼力量与美国帝国—国族打造过程无关,因为她/他们并不认同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左派没有能力将自身放入去/帝国化的过程中来反省,导致缺乏大规模的自我反省运动以抵抗“帝国国族主义”……如果911事件无法带动去帝国化的反思运动,可以预见,英美批判知识分子与帝国国家权力之间长期的共谋关系也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20

第三,与西方中心主义共生的,是这一领域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在空间上,农村是资本主义圈地运动的牺牲者,在资本主义都市的边缘;在线性发展逻辑上,农村是“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社会”,必然被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工业社会所代替。这是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共享的理论前提。正如现代印刷媒体本身是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和都市文化的产物,作为对资本主义信息、传播与文化体制进行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城市中心主义的偏颇。21而《共产党宣言》英文版中那个知名的“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the idiocy of rural life)论断,更强化了基于西欧工业资本主义的线性进步观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等级论”,进而被长期用来反衬西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必然性和进步性。然而,有权威研究指出,马克思所用的19世纪德文词“idiotismus”不应被翻译为“愚昧”,而应该是“隔绝”(isolation)。22这一纠正,对于我们从历史时间多元性的角度,重新认识农村生活和农民的主体性,有非常重要意义。毕竟,“隔绝状态”可以通过信息流动和现代传播克服,“愚昧状态”意味着农村生活甚至整个农耕文明在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中没有可资借鉴的智慧。

与此不无关系,另外一个在具体的学科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内部问题是,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汲取欧洲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和南美依附理论,来批判以冷战和反共为底色的美国“传播与发展”研究范式时,不仅漠视从马克思到威廉斯对资本主义城乡分裂问题的研究,而且将美国主流发展传播范式对后殖民社会的农民问题的关注这一“婴孩”,也同“洗澡水”一并倒掉了。23农村人口不仅被排除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和文化生产过程的分析之外,而且被排斥在对媒体消费者角色的研究之外。考虑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欧美和拉美学术背景,这一偏颇有深刻的知识地理学根源,即欧洲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发展、整个美洲基本消灭了原住民的垦殖主义历史,以及拉美在种植园经济和依附型资源经济基础上的高度城市化发展道路。相形之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新中国之所以能“去依附”,“靠的是亿万农民”;24而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解决落后国家现代化问题上的成败比较,25也恰恰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理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如果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西方语境下的工人阶级抗争意识是如何被消解的,那么,中国革命因为有了“共产党领导”这个“制度变量”,就把处于原子状态的中国农民锻造成革命的主体,变成推翻“三座大山”的“先进”力量,26而这一历史性过程也就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中“中国的挑战”议题的历史性内涵。由于传播政治经济学所聚焦的欧美和拉美地区城市化程度普遍高于亚非国家,乡村问题与农民的主体性问题在这两个区域已经历史性地被转换为原住民问题、城市贫民窟问题、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因此,现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乡村盲点、白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遗产以及在亚洲尤其在中国问题上的长期无语与失语,也就有了一体三面的同构关系。

资本主义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中的“西方”不仅是地理和区域上的实体性概念,也是东亚学者在讨论“作为方法的亚洲”或“作为方法的中国”时所强调的一个“抽象化、原理化了的文化概念”。27正因为现代“西方”是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西方中心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就有了历史和地理层面的互构关系。这正是林春在批判把工业资本主义当作“历史上优越和不可或缺”时的洞见:这种观点与其说是西方中心的,毋宁说是“资本主义中心的”(capitalist-centric)。28一方面,反资本主义对欧洲而言也从来不是陌生的,“欧洲”不仅仅代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也代表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斗争;28另一方面,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也深深内化了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并且在资本主义霸权的建立过程中,扮演同谋的角色。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在学术立场上反对将资本主义自然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后冷战”时代,本学科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信息化、数字化、人工智能化与监控化转型的同时,也与西方主流学术界类似,不但清除了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而且否定了诞生于20世纪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后殖民主权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这在客观上强化了“历史终结论”的学术氛围,使这个早已破产的命题死而不僵,甚至深刻影响了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界。29

总之,一方面,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批判资本主义,在原则上认可社会主义作为替代性制度;另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因素的结合,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中的挫败和问题,导致他们对现实存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漠视、否认,甚至基于白人种族主义和“文明等级论”形成了“你不配革命式”的不屑。其结果是,在欧美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视野中,社会主义永远成为了一个“将来时”,而不是一个至少从十月革命开始就产生了改变世界格局的持续影响的“现在进行时”。要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叠加的学术政治影响,就需要把后冷战时代的“东方国家”向“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治转型”的问题意识,反转回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的问题意识,从而真正体现政治经济研究学者在讨论本学科的“历史性”特征时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矛盾性内涵。30

在去冷战化和破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及接续“解放、社会主义”叙事这一方面,中国学者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这一领域“中国的挑战”当下的内涵之一——即如何从传播学的视角,阐释一个人口总量相当于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总和的后革命东方大国的“崛起”。这不是把“先进的欧洲”和“落后的东方”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叙述颠倒过来,构建一个列宁意义上的“先进的东方”和“落后的欧洲”的新二元论,而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超越。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落后的边缘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引发生产力的革命性进步和以此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具有不可逆性的整体变迁”,生产力也因此在“事后”意义上发挥了归根结底的决定性作用。31从认识论层面,这也有助于从“以中国为方法”和“以世界为目的”的角度,理解一些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努力中体认到的“共时性”(coevality),即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在同一时代背景下的共存和超越基于西方体验的“我们的”时间观。32沟口雄三曾解释道,在以往的“以世界为方法”研究中,“世界”归根结底是欧洲;而“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世界”。27在此意义上,“以世界为目的就要在被相对化了的多元性原理之上,创造出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27

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纪”的偏颇。当东西方批判学者通过知识去殖民化的努力,开始重新想象“更高层次的世界图景”时,地球上承载生命的生态系统都已经岌岌可危了。这要求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偏颇。当然,这种反思也一直内在于批判传播研究的学术实践。比如,加利(Sut Jhally)早就开始了从生态可持续性的角度批判消费资本主义的媒介素养教育与知识生产实践。他在1989年导演的一部媒介素养教育纪录片,用《广告与世界末日》这一令人惊醒的标题,阐述了以广告作为中介的消费资本主义在社会和生态上的不可持续性。332008年,麦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和米勒(Toby Miller)在《国际传播学刊》上,发表了《生态伦理和媒介技术》一文,从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和技术三个层面讨论了传播领域的生态伦理和整个学科急需的生态视角。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不平等和不可持续角度,两位学者指出,当下占全球5%的超级富裕人口消费了全球40%的资源,如果现有全球人口的生活要达到“美国水平”,则需要三个地球;从社会组织和制度层面,作者提出,需要考虑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些不同社会制度对生态危机的不同应对方式,而这也应该是媒体政策和政治经济研究能有所作为的场域;从技术层面,作者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从传播技术和传播设施本身的物质性切入,讨论了信息和媒介产品从生产到消费整个过程的巨大生态代价。作者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生态主义伦理以及处于两者之间被他们称为“中等绿”这三种伦理立场出发,开创性地讨论传播领域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盲点。他们问道:在过去30年中,对全球生态危机的认知不断增强,但在媒介技术历史和有关媒介产业和制度的政治经济研究中为何不见环境议题?34他们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喊话道:如何在一直聚焦的媒体所有权、内容多元性以及民主化媒体改革议程中加入生态伦理视角?34

如果正在崛起的环境传播研究挑战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人和自然关系盲点,那么,在更广阔的气候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2000年开始流行的“人类纪”(Anthropocence)概念,则把人和自然关系问题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认为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地球进化的地质力量。站在2020年全世界不分国家和种族,不得不投入一场抗击新冠病毒的生命健康之战的高度,超越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从未像现在这样让人感到真切。然而,从上面所辨析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角度,也从知识去殖民化目标出发,我们不得不警惕,“人类纪”概念是否带有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烙印?我们有必要追问,当下的生态危机,是人类本身的问题,还是人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全球霸权和消费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特殊世界历史时代的问题?毕竟,正如加利在《广告与世界末日》中所明示的那样,环境危机与战后以美国社会为主导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人类纪”学者也有充分科学证据证明,尽管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加速度上升,而这也是“人类纪”出现的关键年代。35

当然,问题不仅仅是商业广告在资本实现剩余价值过程中的一般作用和消费主义对生态的破坏,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农业、生物技术与健康医药等领域的跨国垄断资本集团通过对基因信息的操纵以及对地球上生物资源的攫取和控制,威胁到了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气候变化也可能带来新的自然灾害和新型病毒的产生及灾难性全球传播。更可怕的还有生物武器的威胁及美国是唯一拒绝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上签字的国家这一事实。所有这些都表明,“人类纪”概念的命名一方面把人类本身对自然界的影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也有在学术话语层面转移矛盾焦点的效果,而这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表征。

从这个角度,20世纪中期以来以美国商业广播和电视为主体的大众传媒作为消费资本主义不遗余力的宣传者、组织者和鼓动者,以及这一体系在全球层面的影响,尤其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反共意识形态和战争宣传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后殖民国家精英的引诱与威慑双重作用,包括对这些国家的媒体制度转型的影响,无论如何高估也不过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迈斯对广告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角色的强调,是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重归唯物主义立场的关键第一步。他对中国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基础对外来文化所进行的“文化甄别”的赞赏,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生产目的的区分,以及对中国能否发展出社会主义技术政治路线的关心,体现出了这位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者超越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在社会组织、技术政治和生活方式三个层面都不要重复资本主义老路的殷殷期许。36这是我们发展有中国社会主义视野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重新打开的东西方历史性对话,也是从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推进生态文明转型的高度,反思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发展主义偏颇和重构“发展传播学”,进而克服现有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发展问题上只有负面批判而没有建设性问题的关键。

跨文化转型、中国社会主义与第二次“文艺复兴”

跨文化转型与“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挑战。除了上文所讨论的偏颇,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往往被认为只注重所有权、控制、生产和结构层面的问题而忽视文化主体性议题。然而,颇有悖论色彩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最初的重要贡献就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而这恰恰在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偏颇的同时,触及了文化主体性问题。如果思迈斯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关注是一个正面“可能性”的研究,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如下定义,则是从批判视角聚焦不平等国际体系中的文化主体性问题:“今天,‘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最能描绘某个社会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一系列过程的总和,也即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是如何受到引诱、压力、强迫、有时是贿赂,以至于塑造出一种与现代世界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以弘扬这些价值观和社会结构”。37显然,这个定义针对的恰恰是第三世界统治阶层的价值观塑造问题和发展道路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在早期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中,“文化”与“民族文化”也都是有特定内涵的。首先,这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这个定义中,“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被视为争取资本主义之外的替代性发展模式和构建新型社会结构的主要场域”。38这与电视机前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消费者的特定受众对某部美国电视剧剧情的解读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来说,节目前后的跨国公司商业广告和作为剧中人物活动背景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上飞驰的私人汽车所代表个人主义流动性,以及打开冰箱就是食品的消费主义现代生活方式,也许比剧情本身更有效。其次,“民族文化”也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本真”/“原生态”文化或“传统文化”,更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里各国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产品,而是一个需要从一个民族在“生活方式选择的动态意义和未来意义”层面来把握的概念。因此,对于新成立的后殖民国家的解放性事业来说,“民族文化”不是过去的东西,而是“未来的东西”,它是“超越了殖民主义和传统社会关系,隐含着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人与人之间新的社会关系”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38这样的“民族文化”的锻造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紧密相连,是殖民地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的结果。总之,对于奠基性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者来说,后殖民国家新型的“民族文化”的培育不仅需要对外挑战国际资本主义的信息、文化与传播体系,而且对内要一方面反对“反动传统主义”的复兴,一方面反对新生的买办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生。38用思迈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经验的洞见,这就是对外进行“文化甄别”和对内坚持无产阶级文化政治。

虽然中国学者一直以一种隔岸观火的姿态讨论“文化帝国主义”论题,及“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论争,但是,如果我们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语境,把前文所引赫伯特·席勒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定义和思迈斯对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的双重视域下,从世界观和认识论高度来讨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跨文化”内涵。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来定义自己的多民族共同体,文化的濡化作用在国家与社会层面历来得到高度重视。与此一脉相承,文化领域在现代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建设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正如戴锦华所强调的,不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而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真正开端性事件,新文化实践展示了现代中国对“前现代”中国的全面否定和决裂,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自我意识强度和实践的多样性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国家不可企及的。39裴宜理也观察到,中国革命一开始,中共领袖们就善于有意识地调用精英和大众层面的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动员”让普通民众加入革命,让他们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和实践层面理解革命的目标,从而使共产主义“中国化”。40从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阐述,到通过农民识字、“诉苦”运动锻造“人民”主体,到更广泛的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再到试图通过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达到“反修防修”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文化治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都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场域。赫伯特·席勒等“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者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才开始想象和讨论打造新的后殖民和后资产阶级“民族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者,早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就开始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锻造和文化领导权建设实践。作为对城市中心主义和以都市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文学”的超越,在不断深入的抗日战争中发展出了面对绝大多数近乎文盲的农民和以农村口传文化为背景的“解放区文学”。在重新界定“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过程中,这一新文艺“突破了‘书写文字’和‘印刷媒体’的限制”,发展出从朗诵诗到木刻、版画、黑板报、新年画等丰富多彩的“视听文化”领域,“成为新型的‘人民文艺’”。41

今天,作为文化领域“不忘初心”的体现,“重返‘人民文艺’”已然成为时代新声。42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文化内涵,就需要在思想和价值观层面理解“文化”在“信息、传播和文化”相互构建的“三元一体”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为“身份认同、意义、尊严和社会创新源泉”的关键角色。43同时,正如早期“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所包含的解放性的“民族文化”概念已经指涉的那样,针对“逆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文明主义、极端主义的崛起,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在承认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的边界性和独特性的互构关系过程中,超越各种形式的文化本质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强调“文化”作为一个动名词的混杂性、交互性、过程性和开放性内涵。这是因为,“文化特质”是一种“相对稳定却不断变化的事物”,44而“跨文化意味着不断地将外来文化的知识和理念加以内化,从而将已有的本土文化进行重构,进而发展为一个‘共可能性’文化循环的过程”。45基于此,赵汀阳认为,当代中国已经因为部分地内化了西方文化而变成了一个“混合型的跨文化国家”。45孙歌也指出,中国所在的亚洲,是世界上文化最为多元的大陆,差异化和开放性是亚洲的特质,而作为一个“地处欧亚大陆重要一端的复杂政治体”,“中国在历史上融合了几大文明的基本要素”,因此,可以说,不仅“亚洲内在于中国”,44而且世界也内在于中国了。总之,如果“启蒙”是欧洲的,也是世界历史性的,它受到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优秀人类思想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近现代中国;那么,中国革命是中国的,也是世界历史性的,它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拥有中国内部的社会发展逻辑和思想文化土壤。46从这个意义上看,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场真正的“跨文化”革命,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实践以及整个中国信息、传播与文化体系,也早就具备“跨文化”特性了。47

与传播学科中带有殖民主义和美国文化霸权主义胎记的、主要聚焦于不同族群之间的人际传播的“跨文化”(intercultural or cross-cultural)概念不同,我们致力于构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跨文化”(transcultural)概念,与赵汀阳在哲学意义上所讨论的概念相通,它源于古巴学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在20世纪40年代就西班牙和古巴历史上的殖民关系提出的作为一个过程的“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一词,48特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展中的不同文化体系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的碰撞所导致的文化转型过程。这一概念不仅突出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殖民地原有文化的失却,而且强调这一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和文化“互构”的过程。在奥尔蒂斯所讨论的西班牙与古巴的殖民关系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起被锁进一个痛苦的文化转型过程,施动者本身也被这个过程所影响。49把拉美语境转换到亚洲语境,孙歌的如下讨论尤为相关:“尽管欧洲殖民者‘发现’世界的努力伴随着高度自我中心的霸权本能,但是,人类生活的多样性,也正是在这个西欧试图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被揭示出来,而亚洲也在这个流动着的状态中越来越获得了存在感”;44同时,由于西方在把自己内部的优秀价值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暴力和剥夺,亚洲“在形成自己的主体性的同时,也重新打造西方,在文化上和价值上进行翻转”,从而获得“把西方创造出的价值提升到人类的高度”的能力。4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将传播、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不同文化间的碰撞过程中来分析,聚焦社会体系的动态转型与历史性演变过程以及传播与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和社会主体的能动性。

因此,“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挑战,与其说是作为实体的东亚大国的“崛起”对现有不平等世界体系的改变,毋宁说是一个明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所提供的另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启示。化用韩少功的说法,这就是从“强国归来”层次到“文明创新”层次的提升,即从“争利”和以“富强”为目标提升为“争于义,胜于道”。50刘同舫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的如下阐述与笔者试图把现有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以西方为中心的批判性研究“转变、拓展和提升”为有中国社会主义视野的建构性研究,十分切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而自我努力、自我创造的全球性社会形态,它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力求促进人类在真正的“普遍交往”中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的均衡发展,为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世界图景奠定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较之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性研究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的结构性转变、拓展与提升,即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心从批判性世界观转变、拓展和提升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51

“世界社会”中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根据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两场革命》中的著名说法,如果苏联十月革命的轨迹是主导20世纪的最重要事件,那么,中国革命的结果将型构21世纪。52安德森还指出,面对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经济成功,那种把苏东剧变看成是共产主义终结的观点,未免“有点欧洲中心主义”。从资本主义中心主义或“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角度看,除了苏东剧变,恐怕没有把改革开放的中国描绘成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和向资本主义转型更能强化这一意识形态了。一方面,中国内部右翼知识界与“亲美反共”意识形态共生的“告别革命”声音从1980年代开始就甚嚣尘上,对中国革命的各种历史虚无主义声音在思想界和舆论场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许多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左翼支持者则因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与资本主义的融合与“接轨”及其负面后果,而认为中国已经在没有发生颜色革命的情况下“变色”了。考虑到把当代中国称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词汇选择,而且是能产生规范性的影响的话语政治,在中国“姓社姓资”问题上“左右合流”的结果是,与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一样,中国的改革开放长期被当作强化资本主义中心主义和“历史终结论”的例证。这不是“去帝国化”,而是重新帝国化。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迫切需要在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阶段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坚定对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尽管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加速了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世界任何地区都受到资本主义划时代的历史条件制约,但是,“世界区域之间的互动是以1492年之前已经形成的多元异质的有机状态为基础”的;因此,“虽然欧陆殖民帝国主义以其自身的政治方式将各种机制强行推销到殖民地”,但是,这些机制“必须是有机地连结到原有的状态当中”,殖民帝国主义者“不可能为所欲为”。这导致当代世界一方面确实比1492年之前更统合或杂糅,另一方面在本质上依然是“多元异质的”。11

以上洞见,恰好可以理解为融通中西和文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系统科学家和战略家钱学森,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社会阶段论进行补充和修正的跨文化理论基础,也将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宣称的“整体性”“历史性”“价值导向”和“实践性”四大特征推向一个彻底的、融通中西的新境界。作为20世纪冷战时代东西方较量中的一位关键人物和一位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钱学森晚年致力于系统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提出了“世界社会形态”和“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等概念。其中,他于1993年提出“世界社会形态”概念,用以描述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性全球社会形态,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阶段论补充和丰富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世界社会(多种社会制度并存——政治一体化)—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序列。他指出:

当今世界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封建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有以马克思主义居统治地位的国家,以各种不同宗教信仰居统治地位的国家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之后,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一种过渡性的世界社会形态。它将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在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一步一步地向政治一体化的方向发展。53

这个框架一方面保留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核,另一方面又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线性历史观,给原先相对独立的不同社会在与资本主义这个全球性体系碰撞中形成既统合又异质的“世界社会”中的组成部分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在这个框架中,“社会主义”就成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世界社会”中一种代表世界未来方向的混合型社会制度。从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必然是一个“进一步退两步”的曲折过程这一高度来看,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和不同标签的使用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斗争最重要的“定义”和“命名”环节。随着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也随着中国在与全球资本主义深度碰撞过程中获得了更强烈的“存在感”、主体性和自信心,更得益于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坚守和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表述,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54

在这方面,“文化自信”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2016年被提出并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一起构成“四个自信”,具有重大意义。在总结了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到“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一系列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54这一表达,不仅体现了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而且也是对本文所讨论的“跨文化”过程的精辟概括。

社会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的一个社会形态,而且也是一个现实世界历史中的运动。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社会主义作为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就是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曲折推进的,而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具体地域又有不同的主题和斗争内容,为推进这一整体性的世界历史事业做出不同的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面对的主题是“如何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列宁面对的主题是无产阶级如何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与邓小平等中国革命者所面临的主题是,如何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农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55按照何毅亭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以邓小平理论为首创成果和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这个“世界伟大样本”,它不但“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而且“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56

在核威慑下的网络时代,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的斗争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振兴最为关键的场域之一。在国际层面,这意味着中国要在一个多种社会制度共存的全球“世界社会”里的信息安全和互联网治理等领域,“以务实姿态采取‘博弈式融合’参与全球体系,又辩证地在物质、体制、观念层面保留关键性的自决能力”。57同时,中国需要在深化对帝国主义和“亲美恐美”与“亲美反共”意识形态的批判基础上,强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差异的普遍性”,以及实质性地解决发展的不平衡性过程中,超越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的局限,从人类解放和人类社会共同福祉的高度,推进世界一体化进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国内层面,这也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曲折斗争的过程。在这一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十分重要,而这一话语被各种社会力量内化和重新言说,以及不断展开的使国家和市场从属于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日常斗争,更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要义所在。

总之,社会主义在当下中国的发展及其世界性影响的扩大,必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内外因素互构和上下力量互动的世界历史性过程的一部分。从主导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定论。对于许多中国民众来说,社会主义的推进,除了源于对中国革命遗产的认同和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更多是基于波兰尼式的“反向运动”的结果:正是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被激活,社会主义价值观被重新认识,高唱国歌的意义被罢工工人和与他们有共鸣的有机知识分子重新诠释,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被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内外斗争中被重新理解。

“共产主义道义经济”与“第二次文艺复兴”。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林春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不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而是尚未实现的理想这一立场出发,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应该包含以下四个基本原则: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公共部门,民生优先导向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组织、参与和力量。以此为基础,她所勾画的“共产主义道义经济”有如下内涵:至今还拥有近一半人口并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中国乡村是社会主义创新的“新根据地”;重新组织起来的、作为社会主人的“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s)是主体;以包括信息在内的公共资源的公正、合理和有效使用的知识共同体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社会化市场”是载体;工作不等同于雇佣劳动、能维持基本平等的生活需要和抵御风险的普遍基本收入是保障;“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基本原则。58这里尤为相关的是,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有关数字时代“受众商品2.0”“受众劳动”“产销合一者”“玩工”“无酬劳动”的讨论,以及“交易生成的信息”的价值实现问题的讨论,59都在事实上超越了雇佣劳动的范畴。然而,受到西方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心主义的局限以及以后结构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自主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许多讨论不仅偏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来源分析,而且有明显的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60针对生产力越是发展,经济对媒体和信息的依赖性越强,工作变得更自主、更灵活、更广泛,更难于被局限在私人产权和雇佣劳动容器内的这些状况,林春指出,只有她所想象的社会主义实践,才有可能总揽公地(commons)、社区(community)、共产主义(communism)、传播(communication)、共同体文化(common culture)这一系列有内在联系的概念。61她更进一步指出,也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实践,才能让“全社会参与”代替那个不可能实现的所有人都能找到有工资收入的雇佣劳动的“全部就业”这一“乌托邦目标”,从而真正超越没有工作或缺少保障所带来的苦恼和羞辱。61总之,这是一个真正超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和同质化的城乡协调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式;而中国革命的成功、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短缺经济的结束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已经为这一道义经济模式奠定了基础。站在2020年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各种形式的“普遍基本收入”或“国民基本收入”理论和实践成为政策和实践热点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一模式不仅为未来全球经济的后工业和后资本主义导向发展提供了想象空间,而且在城市化道路走入死胡同和生态危机、粮食安全危机不断加深的时代,为克服贫富分化、城乡分裂和超越人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已然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摆在人类面前。大规模失业使现代意义上的“工作”与赚钱谋生的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正如孟捷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普遍基本收入目标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上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但是,“它能否真正实现,将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伦理在多大程度上允许被改变,因而也必然取决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权力格局的变化”。62林春更进一步指出,现代雇佣劳动这一历史建构的转型和“普遍基本收入”的建立注定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层面的事情,而且需要一场触及灵魂的“文化革命”。61本文开端提到了这次疫情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可能影响与中世纪黑死病对于神权的挑战,这一层面的“文化革命”必然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的文艺复兴”:如果西欧“文艺复兴”把人从“神”那里解放出来,那么新时代的文艺复兴则需要把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中“过度膨胀”或异化的人——无论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还原为一个“和谐”的人。63与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密切相关,这一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必然要求克服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异化劳动”,并在让劳动不再是基本收入的必要条件的前提下,使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对于社会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来说,这意味着,在“受众商品”在看电视、看手机或电脑上玩游戏时是否产生了“剩余价值”这一讨论之外,还可以按照“共产主义道义经济”中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重新定义劳动,让媒体消费和信息交易成为整个社会化的文化和信息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

实际上,早在1986年,在“新启蒙”和“告别革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已然在中国泛滥、中央电视台于1988年推出彻底否定“黄色文明”文化基因和虚无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的电视记录片《河殇》之前的两年,钱学森就以一个共产主义战略家和思想家的深邃眼光和一位华人学者的坚定文化自信,指出了500年前人类“第一次文艺复兴”的历史局限性,呼唤基于中华文化的“第二次文艺复兴”。64钱学森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讨论因根植于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充满历史唯物主义与辨证唯物主义的光辉。他还从一位科学家的视角,指出了基于第一次文艺复兴的“从实验观察出发,推理为手段”的知识体系的偏颇,认为“建立在还原论基础上的所谓科学方法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作为答案,钱学森提倡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指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纠正这一缺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取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辩证统一扬弃为新的文化。这就是我说的将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第二次文艺复兴。”65在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上,钱学森提出了中国将经历“三次社会革命”的观点,即基于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的解放生产力的革命、基于改革开放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生产力的革命,以及21世纪中叶以后,以新的产业革命为先导,创造生产力的社会革命。钱学森进而指出,21世纪中叶以后的第三次社会革命,将由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人体科学领域的三次新产业革命所引发。其中,“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为核心的信息革命”,将“大大推进最终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的历史进程”;生物工程产业革命将“主要不是发生在大城市,而是发生在农村、山村、渔村和边缘荒漠地带”,导致这些地方被“改造成小城镇”,从而消灭工业与农业,以及“几千年来人类历史上形成的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而人体科学领域的产业革命将“导致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进一步消失,人的思想觉悟、科技文化知识水平和人体功能得到很大提高,身体状况极大改善”,从而“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创造条件”。66钱学森进一步预言道:第二次文艺复兴是指在这三次新产业革命后,“体力劳动将大大减轻,人民将基本上转入脑力劳动、创造性劳动,从而人类文化将空前加速”,其历史使命就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从而为在世界范围内结束资产阶级统治打下文明文化基础。最为关键的是,“按照钱学森的主张,这次文艺复兴需要社会主义中国积极、主动地发起和推动”。67

如果林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描述了“共产主义道义经济”的蓝图,那么,在晚年钱学森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一幅以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未来想象画卷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路线图。一方面,这与以托夫勒为通俗化代表的西方未来学家用“技术乌托邦主义”掩盖资本主义矛盾的政治浪漫主义论调截然不同。另一方面,这也与遮蔽了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因垄断资本控制的现实而把技术发展看作是通往“技术独裁”和“监控资本主义”之路的失败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负面批判形成对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晖对霍布斯鲍姆因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把“短二十世纪”作为“失败的历史”的定位进行翻转,从“亚洲的觉醒”和革命主体的理论视野和战略策略角度,把其理解为“革命世纪”的开创性研究,68对重新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主体意识,有十分关键的基础性意义。更重要的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问“姓社姓资”的资本主义“融合论”相左,早在1989年,钱学森在强调技术发展和产业革命的先导性作用的同时就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矛盾是根本矛盾”,“‘和平’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69在1993～1995年间,他一方面指出,世界社会充满矛盾与斗争,各种政治制度、信仰以及利益集团间的矛盾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另一方面表示,“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坚信,这一斗争的结果一定是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世界社会”。69为了这样的未来,他强调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大战略”的重要性。

今天,面对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之间不断深化的斗争,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人体科学领域正在展开的斗争,我们不得不被钱学森这位融通中西与文理、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远见卓识所折服。当下,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有学者一方面无法超越欧洲启蒙话语,另一方面又因虚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而从人类学家笔下的北美原住民的原始共产主义“礼品经济”中寻找数字时代的新道义经济思想和制度基础。与之形成对照,融通中西的“共产主义道义经济”和“第二次文艺复兴”的讨论,是我们突破冷战传播学和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想象力局限,构建21世纪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

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初探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作为20世纪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成果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报告,在该报告中,中国这个经历了20世纪最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而且极大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最大第三世界国家基本没有参与者的主体角色。实际上,中国既不在报告不言自明的美苏冷战对立框架中,也不在报告所针对的西方与“第三世界”间的不平衡信息秩序框架中。这恰恰是中国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还未能在这样一个国际报告中得到充分反映的证明。今天,从华为在5G领域的领先地位、抖音在美国的流行到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市场规模,中国这个最先打破美苏冷战格局、从1970年代初就开始了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秩序漫长而曲折的整合过程的后发国家,成为在传播技术和产业领域最有潜力挑战美国主导的资本帝国主义霸权的国家。尽管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左一脚,右一脚,深一脚,浅一脚”70的艰难过程,中国在20世纪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锻造的国家主权和国家能力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技术和工业积累,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强大社会动能,使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世界上人口最多、最贫穷落后东方国家,在没有重复西方殖民主义和对外侵略道路的前提下,在70年中蛙跃成为一个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高度信息化现代社会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当年“没有信息化,就没有四个现代化”的主导思想到今天“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的国家发展战略自觉,再到“如果我们党过不了互联网和新兴媒体这一关,可能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的高度政治忧患意识,以及“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的认识,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的政治经济构建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和未来的国家战略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从“反者,道之动”的角度,美国调动其全球性的帝国力量针对华为的信息技术战和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的舆论战攻势,既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冷战意识形态的最新表达,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技术基础、制度“品牌”和文化自信已经在“世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必然反映。正是在与美国主导的信息资本主义不断深化的融合、碰撞和交锋过程中,中国进一步确立了信息、传播和文化领域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框架。这包括在国际层面更为平等公正的全球信息传播治理秩序、“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更为多样化的世界文化表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互联互通”与“民心相通”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愿景;技术层面的自主可控发展方向、军民融合发展道路,以及以网络为基础的全媒体融合平台;意识形态和文化治理层面的党性原则、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经济层面在“数字强国”和“数字乡村”相关策略下的区域再平衡与城乡融合发展;传播体系层面的国有资本主导和新型主流媒体集团打造及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基层文化站点支撑等。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为克服数字时代更加激化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资本私人控制矛盾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证。然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内外传播政治经济也充满了问题与挑战。这里提出几个方面的问题意识,以期为确立有社会主义视野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议程抛砖引玉。

国际斗争。一国建不成资本主义,一国也建不成社会主义。因此,国际领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就变得非常关键。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的选择已经更加明确地摆在人类面前。在此语境下,中国如何接续20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建设,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斗争,以及本世纪以来围绕文化多样性与互联网治理民主化的议题,在推进更为平等公正的全球传播秩序过程中,开拓世界社会中的“解放、社会主义”话语的表达空间?从中国社会主义视野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回归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构建的全球传播秩序的帝国主义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国主义“初心”的认识。从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上海租界中开启其秘密诞生的时刻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反帝反资的社会主义存在;同样,天安门城楼上那句“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也彰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追求超越族群主义身份认同政治的更高层次人类团结的国际主义立国许诺。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不输出革命和意识形态的现实,也无法阻止美帝国中的新麦卡锡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反共和反华信息传播战以及更大范围的“新冷战”攻势。

与20世纪初的大萧条相比,进入2020年代,美国这个全球数字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已经面临国际与国内更加无法调和的矛盾。特朗普政权逆历史潮流而动,通过操纵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和反华反共议题,企图转嫁危机和阻止全球层面也包括美国内部的去殖民、去冷战和去帝国进程,不但暴露了其反动实质,而且走到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境地。“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既强化了位于美帝国学术话语体系顶尖的哈佛大学教授的学术话语主导定义者(primary definer)角色,也掩盖了当下国际斗争中的正义问题以及国家、阶级、种族等层面的复杂交互关系。以北约、G7、“五眼联盟”等为标志的美帝国权力结构和美国动用帝国力量来围堵华为等事实无不说明,需要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及其主导的“大国竞争”框架,体认到这是中国所应该也必须代表的世界和平正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国家集团”——更确切地说是在这些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和阶级联盟——之间的斗争。如果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开辟的“解放、社会主义”议程在21世纪还有未来,而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社交媒体时代已经把当年美苏冷战期间的“电波战”推向了真正“赢心赢脑”全球全媒体传播战,那么,这场必然是旷日持久的激烈斗争的结果就不应是一个依然坚持社会主义立国初心的中国被“和平演变”,而是毛泽东早在1965年就指出的美国民众从垄断资本压迫下的自我解放,以及马丁·路德·金们所期望的美利坚民族在种族层面的真正融合。这也正是一直秉持“文化帝国主义”原初批判锋芒的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丹·席勒早就指明的,即美国民众“在政治上对这种帝国主义遗产采取行动”的基础上,开启“通往民主重建的道路”。71

从这样的反帝国际政治高度和跨文化视角出发,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需要反思那些去政治化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框架内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研究,以及以美国帝国主义文化与传播制度为模版的、一厢情愿的中国“对外传播策略”研究。这不是为中国传播体系内部的各种问题开脱,更不是坐等全球资本主义信息传播体制内部更多斯诺登式或剑桥分析公司式的内爆,而是在接续20世纪共产主义革命遗产的过程中,坚持新中国的立国初心,通过推进国际传播秩序和舆论空间的去殖民、去帝国和去冷战化,给美国主导的垄断资本集团传播体系以打击,给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争取社会主义未来的斗争提供基础设施、想象空间与话语资源。这意味着,要冲破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各种二元对立偏颇,把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的那句未来指向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与中国革命历史相连接——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标志,中国人民就在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指导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建设这样的一个“新世界”的斗争。

正如汪晖在讨论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时所总结的那样,伴随着这个在失败与胜利交替中不断前进的运动过程,对国际和国内情势尤其民族、阶级/阶层和区域复杂交错关系的动态分析、对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环节”在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客观辨认和对革命力量的分析,以及相应斗争战略策略的能动性发挥、“国际主义和世界视野”与“立足于民族生活的品格”的有机融合,具有“革命者人格”的领袖与政党、人民之间既紧密联系又互相促进的革命主体性,形成了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巨大能量。68正是在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得到了丰富与发展。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传播历史研究和对苏联的传播成就,以及苏联如何“建立了一个媒体帝国但输掉了文化冷战”72的教训的分析,到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文化治理经验与教训总结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与狼共舞”73的态势分析,再到当下最为前沿的中国政府与社会如何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互联变局”中发挥主体性,“为建设智慧社会提供面向未来、面向全球、立体多维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74有社会主义视野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必须立足于传播与一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兴衰历史过程的互构关系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利益之争和价值之辨发展出既有前瞻性又有反思性、既有国际性又有民族性的学术思想。也只有这样,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四大特质”才能更加充分地得到表达。

技术政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技术从来也不是自主的力量。在20世纪,中国共产党以“小米加步枪”的技术劣势,以从“农民诉苦”到农村有线广播的最广大民众的传播赋权和人民主体性锻造,获得了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也正是在20世纪的热战和冷战中,人类的信息传播技术经历了从无线电通信到卫星通信和互联网技术的飞跃。从生产力的“最后”决定性作用角度,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这里的“夷”与其是原意中的“西方”,毋宁是资本主义——即在与资本主义的技术竞合中取得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主动权。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国内外斗争的过程。从国际层面,从冷战时代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到1996年美国等33个国家重新签订的替代性“瓦森纳协议”,中国一直是资本主义集团技术封锁的对象。从国内层面,部分精英在价值观上成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俘虏,而“以市场换技术”也一度成为改革开放前期中国信息产业所希望走得通的技术发展策略。然而,自强自立的国家意志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工业精神”75,最终使中国在信息传播技术这一战略性和支柱性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在卫星导航领域,自主创新的北斗导航系统成功证明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国实现了从2G时代追赶到5G时代领先的弯道超车。当下,在中美之间的技术战全面升级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定义、维护和发挥国家主权及国家在科研投入、产业政策和市场培育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在巩固和捍卫中国在5G等领域的技术发展成果的同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量子通信等新一轮网络和传播技术与产业发展中争取全面领先,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基础?更重要的是,在积极参与后美国全球网络秩序的构建和国家、市场、技术、资本权力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场域的各种结合方式中,如何实现国际主义原则、中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作为拥有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成果的国家,中国如何一方面通过资本与市场力量以及现有国际合作机制的“去帝国化”改革冲破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的技术壁垒,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等另类全球化平台,与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资本帝国秩序之外或不满于美国垄断控制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从基础研究、技术标准到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合作最大化?最后,从技术的社会性构建角度,在中国从技术追赶者到领跑者转型的关键历史机遇期,传播学者如何超越对现有信息技术在使用层面的“后卫”研究,通过回应思迈斯在《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技术政治路线这一“前卫”问题,促进传播技术创新的核心价值取向和体制机制安排更好地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而非跨国资本扩张的需要、寡头垄断的需要以及满足个人消费主义欲望的需要?更进一步地说,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面对资本逻辑和悲观主义技术决定论者驱动的“技术与人战争”的话语,传播学者如何从技术哲学和中西方文化在碰撞中创造性转型和创新性融合的层面,作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的引领性战略和策略研究,从而不但为社会主义的技术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最终以社会主义的合作逻辑,降伏资本主义的竞争逻辑,进而想象以“鞍钢宪法”所包含的民主、平等和参与逻辑,替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的泰勒主义和精英主义逻辑的可能性?

意识形态、所有权与控制。如果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在维系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重要作用,那么,逆流而上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必然是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虽然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上层建筑”,它不但有相对独立性,而且在特定条件下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并在历史发展中起着方向性的作用。正如孟捷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指出,“意识形态是缔结和构造生产关系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意义在于,“一旦改变某种经济意识形态,同时也就改变了经济本身”。76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先进意识形态在革命与建设主体的锻造中和对广大群众的影响中转变为物质性的力量,产生过巨大的威力。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标准”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孟捷所提出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模式中起到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有时间上的同时性和结构上的关联性,到本世纪初,“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沦陷”问题十分突出。在经济领域,这意味着全面私有化有可能成为经济生活的组织原则;在思想文化领域,这意味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内在化的西方文明等级论、逆向种族主义,以及“亲美恐美”甚至“亲美反共”冷战思维甚嚣尘上。尽管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既作为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发挥作用,同时也代表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性质和方向”。正如孟捷所进一步指出的那样:

党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能作为生产关系的建构性原则、从而作为一种经济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不仅在于这些意识形态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在于这些建构性原则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自身演化和发展的要求,同时也符合中国作为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要求。76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导权重建方面成果卓著,全民族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美国各种“脱钩”言行和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矛盾激化所产生的“反面教材”效果也日益明显,使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和白人种族主义剥削和压迫本质更加昭然若揭。然而,总体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的“西强中弱”态势尚未完全扭转,不断加剧的帝国主义文化巅覆和代理人新“文化冷战”更通过无孔不入的海外与港台网络水军,在中国舆论空间兴风作浪。由西方媒体、海内外“亲美反共”中文舆论势力,以及中国国内商业化媒体、网站和右翼“公知”与大V组成的自由主义跨国话语联盟,也从来没有停止“带节奏”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日益尖锐的斗争中更加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面对新自由主义跨国话语联盟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的空前危机和各种“甩锅”企图,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信息、传播和文化领域如何从被动应对外部批判转为主动引领,进而在把中国话语推向世界的同时,赋予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新的内涵,把这些“西方创造的价值提升到人类的高度”?

与意识形态问题互为表里,信息、传播和文化产业的所有权、控制、广告资助等问题一直是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中心问题。苏联媒体在没有改变其公有制主导的前提下所完成的全面资产阶级自由化转型说明,所有权本身不是保证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所有权是控制权的必要基础,让传播领域从私人资本控制和牟利的动机中解放出来是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涵。在中国当下的数字传播政治经济结构中,国有资本在传统媒体领域的主导地位已经无法与私人资本在网络媒体领域的主导地位形成匹敌之势。以“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为目标的媒体融合战略在落实过程中,也面临严峻挑战。在这样的所有制格局中,中国共产党如何贯彻新闻传播的党性原则?如何实现“正确舆论导向”不分信息传播的平台和内容类型的“全覆盖”要求?如何在“人民民主专政”和保障人民群众的信息传播与文化权利基础上,有理有力有度有效管控和引导私人资本主导的网络公共舆论,节制网络传播领域的资本话语权力,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广告的本质是把一个社会的文化和创造力资源集中到产品和服务的“销售努力”中去,它不仅与消费资本主义有历史性的互构关系,而且又是商业性传播体系的血液。然而,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使“广告与世界末日”这一命题不再是危言耸听,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广告支撑的商业媒体系统的反民主倾向的批判也早就鞭辟入里。网络媒体的崛起,更加深化了广告所代表的“销售努力”与社会公共传播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广告资源从以产出内容为核心的传统新闻媒体向网络门户和新媒体平台流动,带来了传统商业性新闻媒体经济模式的空前危机和互联网平台霸权的崛起;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环境下,精准化的广告投放和内容推送策略意味着广告对公共传播空间更为隐秘和更有操纵性的侵蚀。如果一个去消费主义化的信息、传播与文化环境是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21世纪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引导广告业和更广阔的信息传播业向更符合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型,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想象全媒体与“流量经济”和“直播带货”时代的信息传播产业链结构和经济模式?回到米勒和麦克斯韦尔关于传播产业的“物质性”特征和生态代价讨论,我们又如何面对他们提出的如下“最大挑战”:由多少传播和娱乐媒体组成的一个系统,才能既公正服务于地球上每个人又不会加剧“生态自杀”?77

从“受众商品2.0”到跨文化社会主义传播主体。归根结底,任何结构层面的问题都要落脚于群体和个体创造力的发挥和社会福祉的最大化,而这涉及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劳动者、消费者和公民等各种交互复杂的主体身份的濡化与型塑。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数字劳工和“受众商品2.0”研究的引入,以及“新闻民工”“码农”“996”这些本土化批判传播学概念的产生,基于劳资关系的批判性视角已经成为传播研究中的一个分析框架。然而,如前所论,劳工问题不是孤立于一个国家工业化发展阶段和一个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存在。虽然私营经济是中国最大的就业领域,富士康也一度成了全球信息资本主义中超级剥削的代名词,但劳动不能仅仅在资本主义中心主义框架下的劳资关系层面被概念化。在中国的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的群体包括各部门和各级党政干部,信息、文化和传播产业管理者,以及一线的技术创新者和内容生产者。这些群体的“三观”、主体意识以及在不同所有制和劳动条件下所产生的对劳动的认识与体验,是社会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关注的问题;而一旦超越了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负面批判学术取向,我们就可以在聚焦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来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过程中,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信息、文化与传播领域不同劳动群体的客观劳动状况与主体意识。比如,北斗科研人员秉承“两弹一星”精神,在“把一年当两年用”的劳动过程中所体现的主体意识,显然是“996”批判者所假定的劳资对立框架所不能包容的;同样,在报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久违的“新闻战士”概念的重现和新闻工作者要“永远与人民共情”理念的表达,78也为共产党的新闻工作重新注入了理想主义的内涵。在日益激烈的国际与国内舆论斗争中,各种舆论场中那些有高度话语政治和文化认同意识的参与主体,也不是“间接数据生产者”“受众劳动”和“产销合一者”这些概念所能涵盖的。以此类推,虽然国外学者对“监控资本主义”的批判十分深刻,但是,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和自由主义框架中的“个人隐私”概念的反监控话语,能在多大程度上抗击国家的信息控制和资本寡头的信息霸权?在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过程中,无所不在的个人行踪监控使中国成为了一个数据清晰化的国家,也是最安全的国家。也许,不是监控本身,而是谁在监控,监控的目的是什么,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国家政权的性质,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二十年前,面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别无选择”话语霸权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美国发展所面临的外部权力关系压力,麦克切斯尼就曾指出,政治经济学与传播有着特殊的关系,彼此都直接关涉资本主义与民主、经济与物质性议题,并都最终关涉社会正义与政治自治问题。79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更应当把国家、区域、阶级、性别、族群之间的公平与正义当作核心问题来研究与解决。实际上,在传播技术的近用和文化赋权问题上,中国的信息传播网络与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在普惠性发展方面比许多后殖民发展中国家、甚至美国做得更好,这方面成就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好诠释。基于此,有中国社会主义视野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在重构“传播与发展”或“发展传播学”方面有广阔的理论前景,而信息、传播与文化在坚持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又是问题的关键。当然,中国在阶层、城乡、区域、族群之间的技术近用差距依然存在,许多在乡村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个体依然受制于数字鸿沟和文化资源的短缺,而技术迭代更新的过程也有可能深化现存的不平等。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在“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促进民族区域地区的发展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让乡村和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生态知识主体在“第二次文艺复兴”中焕发出创造性的能量,从而使知识去殖民化不仅仅停留在学术立场和东西方关系层面,而是体现在克服了城乡、族群与代际鸿沟的制度安排中以及社会生活主体的日常文化实践与人际关系层面?同样重要的是,有中国社会主义视野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如何谨记陈光兴关于需要对“中华帝国”的文化遗产,以及汉民族的种族主义也进行去帝国化处理的忠告,在总结族群传播领域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创新社会主义族群关系的传播理论和实践?

结语:重访“新地球村”的想象

正如以上讨论所彰显的那样,这是一项暂时没有结论的进行时工作——尽管笔者有明晰的学术立场和学术议程,但结论还有待历史的评判和检验。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内深得高层重视;80另一方面,在新闻传播学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性发展与对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吸收以及两者的有机融合等方面还有许多未竟的工作,而源于美国的实证主义传播学还是这个领域事实上的“主流”话语。81然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从近现代西方新闻学在中国登陆到山沟沟里马列主义新闻学的发展,从美国主流传播学和作为其对立面的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及后殖民文化研究的引入,到有全球视野和中国智慧的21世纪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提出及其可预见的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与实践持续对话的过程,也是一个学术政治不断演化的过程,更是一个学术主体性不断自我扬弃的过程。

六十年前,为了在美苏冷战紧张的政治氛围中为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打开空间,威廉斯批判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强调体验的重要性,呼吁从苏联、中国与古巴社会主义实践和工业化发展所处的背景来理解这些国家。他还特别指出,“一个中国或古巴的农民看这一过程注定与任何我们能想象的有所不同”。82今天,虽然苏联已经解体,但是中国与古巴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又为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提供了转机。不过,威廉斯这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漫长的革命》作者也许无法想象到的是,中国这个由古老的东方文明嬗变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奏出了一个世纪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与经济革命命运交响曲后,2012年中共十八大又制定了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更让这位《乡村与城市》作者感兴趣的也许还有,五年后的中共十九大上,“乡村振兴”也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标志着华夏文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可能最终扭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城市消灭乡村的命运。与此相关,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不但包含传播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还包括“民心相通”这一颇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愿景。这一切都在改变全球信息、传播与文化流动的格局,而对外延伸的“一带一路”和对内深化的“振兴乡村”,更是“构成涅槃中的中华民族这只凤凰的双翅,也是我们得以展开‘新地球村’想象的一对理想之翼。”83

尽管在一个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高涨的“逆全球化”时刻展开“新地球村”的想象显得不合时宜,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更加强化了孤立主义意识,但是,正如笔者在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所发表的《“新地球村”想象》短文中所指出的,循环往复是事物运动的规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构性危机中,包含着一个推进更包容更平等全球化进程的新转机;在被现代化、城市化与生态危机所侵蚀现有“地球村”中,孕育着一个弥合中心与边缘鸿沟、跨越城市与乡村分野,以及不同族群的人与人之间为了他者的生命安全而相互守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展开“新地球村”的想象,有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在从乡土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中,中国保存了作为世界上唯一持续农耕文明的文化和历史连续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古典理念与现代共产主义思想交相辉映,乡村的日常生活中依然有丰富的社区共同体内涵,而基于古丝绸之路的商贸和文化实践则展示了历史上非资本主义和非帝国主义另类“全球化”的丰厚遗产。

第二,中国革命是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对立面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成果,也是一场真正的给下层民众带来尊严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所选择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有历史性的社会和民意基础。83

当然,也许正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颇有“离经叛道”的意涵,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不是普遍失语,就是认为中国已经与资本主义融合,甚至“走上了资本主义‘邪路’”。70正因为如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中国的挑战”的核心,依然是如何从信息、传播与文化的视角,理解中国这个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主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即王绍光所分析的从社会主义1.0版本到2.0版本和3.0版本的演变70——以及信息、传播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及不同社会主体的体验与对未来想象的问题。本文中,笔者在认同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内核,尤其是其奠基性学者的批判锋芒与国际视野的同时,力图超越这一研究在当代发展中的理论和方法论偏颇,进而“以中国/亚洲为方法”,整合相关后殖民文化批判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洞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跨文化/文化互化的双重视野下,打开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新局面,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贡献中国智慧。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用“社会主义”与“跨文化”这两个定语来丰富与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提出“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84,有双重目的。第一,从“作为方法的中国”的层面,传播政治经济学面对的不仅是“中国的挑战”,而且是另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启示;更具体地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普世主义对资本主义普世主义的挑战;第二,从文化的创造性转型与创新性发展层面,传播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在其研究中超越文化本质主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而且需要在具体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其实践特质,通过创新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实践和培育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主体,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贡献学术与思想的力量。

*本文原刊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1期，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