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 请问您是何时开始在政治经济学或者批判研究领域著书立说的呢?

赵: 1992 年,我在《加拿大社会学期刊》(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那篇论文基于我博士生综合考试的文献综述,探讨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所产生的影响。

在读博初期,我把自己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与导师罗伯特·哈克特( Robert Hackett) 一起将我关于新闻客观性的硕士论文修改成书上面。这既为我提供了一个扎实的批判视角来审视西方媒体理论与实践,亦是我考察中国媒体转型的研究基点。因此,当1994 年底我准备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意识到,后一九八九时期中国媒体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不再是争取新闻自由的抗争,而是在现有结构内急遽的商业化。我意识到了这一进程所带来的自由化冲击,但是也看到了中国新闻业所滋生的大量腐败和媒体商业化所带有的明显社会倾向性。回想起来,这是发生在中国媒体业显而易见的事情,而我也似乎被证明就是那个在恰当的时间找到了关于中国媒体的恰当叙事的“恰当的人”。在1994 年9 月,我将18 个月大的女儿送到中国农村老家,请我父母代为照看,自己到北京进行田野调查。1995 年初,我独自回到加拿大,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等到我申请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教职的时候,我已经有两本书即将付梓,一本是我的硕士论文修改而成的合著书———《维系民主? 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另一本是我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媒体、市场与民主》( Media,Market,and Democracy in China) ,两本书都在1998 年出版。

约翰: 嗯。那么在您的经历中,您是否面临过选择不同立场或不同路径的重重阻碍?

赵: 对知识分子而言,我认为与主流观点相左被“污名化”与其说是一种阻碍倒不如说是我必须去面对的痛苦。在“左派”观点被全盘否认的后毛泽东时代,我首先不得不面对的便是被视作“左倾”观点的拥趸。简言之,谁也不想被贴上“左派”的标签。

约翰: 是这样的。

赵: 我清楚记得,1995 年底当我在完成博士论文结论部分时,部分由于受到1960 年代西方“新左翼”思潮的启发,我意识到,虽然改革好像埋葬了左翼思想,中国需要一个“新左翼”。但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有意规避了这一术语,而是呼吁“重新阐释社会主义”。当然,我并不知道,正是1995 年在台湾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人提出,中国出现了“新左”。

因为西方的中国传媒研究被自由主义观点所牢牢统治,我成为了这一霸权的挑战者。然而不可避免地,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我必须面对两大学派冲突的后果,即受到有意或无意的脸谱化与边缘化。即使在冷战早已被宣称已经结束的时代,学术界依然深受冷战意识框架的影响。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并没有直言背弃马克思主义。这样,作为麦卡锡主义遗产的对“赤色分子”的迫害仍易于反掌。你有可能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被认为是支持权威国家,而且无法为自己辩护。换言之,当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的话语处于垄断地位时,试图阐述社会主义的另类或激进形式是一种挑战。

约翰: 的确如此。

赵: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一些认可我的学术批判传播学者强有力的支持。在我备感沮丧之时,他们劝慰道,如果他人极为不当地故意歪曲我并将我视为攻击目标,那么他们将承担失去学术公信力的风险。这些志趣相投的学者不仅对我的学术被曲解义愤填膺,还就如何回应这些误读给了我许多建议。在我学术生涯的初期,他们的鼓励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当然,我尽己所能不将这些误读理解成个人攻击。事实上,我也决意宽容对待甚至支持我的学术对手。

当然,在中国国内的情况更为复杂。我起初并没有在中国发表论文,而且我的英文著作由于其对改革进程的尖锐批评而未被译成中文出版。于是学生们往往是间接地从别人的曲解中了解到我的观点。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得不反复回应那些将我的观点简单化的言论。最常见的是将我塑造成“只批市场不批国家”的“稻草人”,尽管如你所充分了解到的,在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里,国家与市场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两个实体,而将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结合起来分析恰恰是我研究的核心。

这也许算不上一个主要的障碍,但我在回中国讲学时不得不面对另一种困境。一方面,由于西方学术界与中国学术界的不平等,一些从西方回国的人颇具学术声望。我受益于此,多次受邀回国讲学。主办者也常常会说,我讲出了他们也认同但无法明言的观点。另一方面,和1990 年代研究中国媒体的海外学界一样,国内的中国媒体研究仍然受到那些对党和国家感到不满并且除了自由资本主义民主之外无法想象任何替代道路的学者的主导,因而我的学术对于国内自由主义的学术场而言,也是一种威胁。由此,我的学术立场不仅承受着被刻画成支持威权国家的风险,还常常被视为在道德层面存在问题:“你在加拿大过着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却又回中国提倡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学术,这是多么虚伪! ”

约翰: 没错。

赵: 当然,在这样一种逻辑的背后不仅仅是狭隘民族主义情感,更有一种历史线性思维在作祟。那就是,我在试图劝说国人放弃他们追赶西方的努力,也就是放弃过上我在西方所享受的“美好生活”的机会。这中间也不乏教条的和阶级决定论的臆断。诸如,因为我已经享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实惠和好处,那么我在学术上仍然坚持批判立场就只能是一种自相矛盾。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实际上是最为教条主义的、阶级决定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趸,而这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早已因为“文化大革命”及其教条化的阶级标签而受到过驳斥。无论如何,这些是我必须处理的问题。我意识到自己继续前行的唯一道路便是直面这些矛盾,并尽可能地保持自主性并不断自我反思。应该说,这些年来,情况有所改观。此外,在中国的讲坛,我能以自己愿意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当然,在出版时,我必须面对出版社的审查,但我也竭尽全力去挑战主导学术话语的“极限”,包括将阶级分析重新引入中国的媒体研究。当某一期刊杂志社拒绝发表我的文章时,我就再投下一家。由于我并不依靠发表中文论文作为我职业晋升的筹码,因此我可以负担得起挑战极限的“代价”。也许别人会称此为“共谋”,但我将发表每一篇中文论文都视为中国传媒研究在批判学术道路上前进的一小步。

约翰: 那您在加拿大又是一番怎样的经历?

赵: 在加拿大多年的生活经历,使我知道这里有着不一样的权力形态和压制模式。我想强调的是,发生在19 世纪华裔铁路工人身上的种族歧视并没有消失,即使我已是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我仍然在今天直接地、切身地感受到其影响之深。种族歧视与随处可见、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一道,成为一种剥削和胁迫的力量。尽管种族主义操控和陷害没有使我丢掉工作,也没有使我停止自己的学术努力,但它逼迫我耗费一些本应花在学术问题上的宝贵时间为自己辩护。事实上,这正是我昨晚斯迈思奖获奖感言里最后一点的背景和潜台词: 我以民主传播工会( Union for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UDC) 的名义接受这一奖项,因为在这个全球动荡不安的不确定年代里我们更加需要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让UDC所代表的学者、从业者和行动主义者———不论他们的性别、肤色、国籍以及其他的差异———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作为一名来自中国的华裔传播学者,在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确实存在的语境下,我被夹在所有这些荣耀与恐惧之间。我不得不说,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相较于中国的政治审查制度,更深地伤害了我也更加剥夺了我作为人的尊严。在政治审查制度下,至少你知道审查者会认真对待你所说的———也许是过于认真; 然而,种族歧视者否定你的人性,拒绝把你当作同类看待。

约翰: 您刚才回答了许多我准备好的问题。您谈到中国的出版审查制度。然而,另一方面,您在中国担任长江学者这样显著的学术职务,并在中国任教政治经济学。这两者是如何协调一致的呢? 他们仿佛是相互矛盾的。

赵: 准确地说,因为中国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它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超过任何一个学院、大学或任何一个批判学术群体。这里有两种不同的逻辑在起作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项目是由中国教育部授予的,这一点类似于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旨在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实际上,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项目有着严格的学术评议过程,远比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项目要繁杂细致。此外,我并不是首位获得长江学者称号的海外华裔传播学者。在我被授予长江学者时,至少已有三位在美国完成学业的海外华裔传播学者获得了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职位。

约翰: 嗯。

赵: 另一个逻辑涉及我的批判学术立场。马克思主义仍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中国的大学仍然被官方规定讲授这一理论的某些阐释。因此,当我被任命为长江学者时,我猜想即便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很难公开宣称: “她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能任命她。”

提到出版,又有不同的游戏规则。与长江学者聘用体系不同的是,编辑决策往往有着各自特定的方式。我猜想我的著作要由出版社主编或更高的领导来审查。例如在出版我的一部文集的过程中,有两家出版社认为我的内容太过于敏感而拒绝了。然而同样的书稿却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了,而且并无任何问题。这得益于出版编辑敢于承担责任。事实上,编辑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出版决定权。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编辑并不赞同我的批判视角和阶级分析,应该是他们,而非某种单一和抽象的“政党”权力,不愿意出版我的作品。当然,在某些问题上确实存在着明确的政党路线。总之,一方面,中国的学术场仍然是论争重地; 另一方面,中国的学术审查权也相当分散,因人因时以不同逻辑运作。

约翰: 那您能否谈一谈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怎样被中国所接受的,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社群发展到何种程度?

赵: 中国的现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 历史上,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中国大学的必修课。但是过去30 多年的经济转型,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其在大学的魅力,尽管这门课程还没有从课程表中被完全删除。例如,大学里通常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除了其他事务,其主要作用便是为大学生开设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程。当然也有一些政治经济学者的大型学会。但是由于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变迁过程复杂与思想状态混乱,许多政治经济学者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批判政治经济学者的队伍不在壮大,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传播学领域的情形与之相似。一些大学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理论课程。但与此同时,主流的美国传播学理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仍处于主导地位。然而,由于中国的年轻一代大学生经历了“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的诸多矛盾,重新发展与意识形态教条截然不同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条件也日趋成熟。作为一个致力于在中国振兴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我坚信这一学科必有发展空间。此外,改革深化所带来的矛盾越发加深,共产党愈发不能摒弃马克思主义的修辞。实际上,官方几年前推行了旨在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马工程”。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努力效果不佳,一些官方资助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教材,不但有很强的教条主义色彩,而且往往信息匮乏。由于这些著作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分析中国的改革本身,它们往往脱离实际和前后矛盾。这进一步疏远了学生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并玷污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声。正如我曾经与两位志同道合的同事谈到,我们不忍看到官方的“马工程”产生“活埋”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效果,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中国振兴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并通过这一视角对中国和它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所处的位置进行审视。

我在中国已经举办过许多次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讲座。我也参与到一些较小的机构建设努力当中。几年前,我受学术同仁邀请当过复旦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的兼职“学术主任”。2013 年夏季,作为长江学者项目成果的一部分,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成立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它是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第一个研究所。需要再次重申的是,我的学术理想是激活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被资本主义全球化改革意识形态所劫持的马克思主义。此外,正如历史上中国革命的思想家们在革命实践中挑战了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一样,今天,中国的批判学者非常有必要在当代西方批判思想与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间建立起建设性的对话关系。

约翰: 是的,确实如此。

赵: 实际上,除了愈发能认清新自由主义本质并被批判政治经济学分析所吸引的年轻一代,当下中国仍有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有真实信仰,但其知识结构却已陈旧的老一辈学者。但毫无疑问,批判理论建设不仅依然任务艰巨,而且面临很高的学术和政治风险。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这将是一个持续的斗争过程。

约翰: 没错。

赵: 更重要的是,正因为这是一场知难而上的在逆境中的努力,我们必须毫不动摇且保持开放的心态。一直以来,我都积极鼓励学生挑战我自己。我认为他们必须自主地思考。正如我在中国传媒大学对一位学生所说的那样: “一开始你把自己认定为一个极右分子,听完我的几场讲座后,现在你又说你已经变成了左派,你的这种转变太快了,也许明天你又变回去了,你应当学会自己思考。我并不希望将我的思维框架强加于你,我仅仅是为你提供另一种思维方式,你必须学会自己做决定。”

约翰:是这样。你多次提到了《报刊的四种理论》。

赵:对。

约翰:《报刊的四种理论》这样一本书在中国最后怎么样呢? 该书所描绘的共产主义模式与中国基本不相关。它指的是苏联。这本书并没有将第三世界纳入考量范畴。它诞生于冷战中期,据我所知,此书的写作受到了政府的资助。

赵: 是的。

约翰:这本书写得极其糟糕,其内容也从来没有更新。

赵:对。

约翰: 但是它却经常被拿来使用,这是怎么一回事?

赵: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认为是美国国家所支持的反共意识形态力量在作祟。在中国,这是对早期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尤其是“文革”激进思想的一种反弹。而“文革”也的确残酷地对待了知识分子。众所周知,上世纪80 年代,中国的思想领域几乎经历了一个180 度的反转。尽管官方从来没有公然反对共产主义,执政党也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但反共几乎成为了虽然没有明言,但在事实上占统治地位的知识框架。当然,这本无关中国的书却被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内化,说明了很多问题: 不仅仅是美国对抗苏联的冷战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知识界内化了的东方主义,以及许多人对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冷战框架的全盘接收。

我带到加拿大的《报刊的四种理论》是它的首个中文版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1980 年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内参”而翻译出版的。然而实际上,在中国后毛泽东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修正主义语境下,这本书是被当作对中共新闻理论和传媒体制的正面批判来阅读的。

约翰: 嗯,你是否也认为这与谁能够将自己的书引入中国有着某种关联?

赵: 当然,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例如,不仅《报刊的四种理论》最近被当作“经典著作”重新翻译出版,而且直到2013 年,仍有某中国知名新闻学院试图将此书列入博士生的必读书目。随后因该学院一位批判学者的强烈反对才将它撤下书单。更不能令人相信的是,如你所知,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很久以前就出版了《最后的权利》( The Last Rights) 一书,对《报刊的四种理论》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批评,其目的,正如编者所说的那样,是让《报刊的四种理论》寿终正寝。这本书也有中文版,但显然在中国仍然享有学术权威地位的一些学者要么对此书不知情,要么因其意识形态中的冷战思维太过强大而不愿承认这本批判之作的存在。

约翰: 当然还有大鼻子的概念,如果你是一个西方人。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总是能听到,正因为你是大鼻子的西方人才让你获得如此多的声望,无论你到底说了些什么[笑]。

赵: 当然,这种自我内化的民族自卑感以及内化的种族歧视在支撑西方中心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回到我们讨论的是谁占得了先机这个问题———这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一般认为这个人是韦伯·施拉姆,一位冷战反共战士,他于1982 年访问中国,并引发了巨大的影响。即便施拉姆宣称在他访问期间,他几乎都忘了《报刊的四种理论》这本书,但他的观点和理论在中国似乎是在恰当的时刻作为“正确的观点”服务于那些需要它的人。因此,他1982 年的访学被视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起点。然而,正如我们所知,达拉斯·斯迈思到访中国的时间更早。斯迈思于上世纪70 年代初就到过中国,并在70 年代末又去过一次。此外,施拉姆到访中国是为了传播他的观点,然而达拉斯到中国却是进行了实地调研和考察,并向中国官方提交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调研报告。当然,达拉斯的访问并没有出现在中国主流学术叙事关于中国传播学术发展的记述中。这是历史的断裂,这也是历史的讽刺。

因此,就像内化的种族主义是一个因素一样,政治和意识形态语境也非常重要。事实上,就因为我是一位华人,在一些中国同行的眼中,我的学术就理所应当不如“西方”学者,也即白人学者们。例如,在论文写作时引用一个“真正”的西方学者的名字被认为更具威信和权威。最近,一位从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告诉我,他的校长发现他要来我这里访学,便问“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位‘真正的’西方学者?”显然,我是一位“假的”西方学者!

约翰: 原来如此。

赵: 这就是我所说的另一种困境。

约翰: 我记得你有一本书叫做《底线与党的路线》?

赵: 是的,这是1998 年出版的基于我博士论文的书,全称是《中国的媒体、市场与民主: 在党的路线与底线之间》。

约翰: 书中的观点在中国能否被接受? 您提出资本主义力量已经变得十分强大,您在书中也对此进行了批判吗?

赵: 这当然不会被主导话语所接受,尽管我甚至说过,在中国,党的路线好像就是赚钱的商业底线。

约翰: 对此我有很多想法,但我并不想引入这些话题,而我想说的是,我认为在过去数年间涌现的3亿中产阶级已忘了他们来自哪里,这是需要进行批判的。

赵:是的,毫无疑问。

约翰:你必须知道自己来自何处———

赵:对。

约翰:———并且不能忘了那些仍在底层的人们。

赵:没错。

约翰: 您的著作对此有所涉及吗?

赵: 当然! 我持这一观点很久了,尤其是在我2008 年出版的书———《传播在中国》( Communication in China) 里。在这本书中,我着力讨论了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共产主义是如何( 再次! ) 转为地下,社会抗争的爆发,“新左派”的崛起,以及社会精英与大众两个层面上未竟的意识形态斗争。至于中产阶级问题,我早在2000 年发表在《传播杂志》(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的论文里就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像官僚阶层“沉默的伙伴”而不是社会民主化的拥护者,以期抵御来自底层的社会威胁。他们不仅忘了自己来自哪里,甚至认为自己已然是社会中的贵族。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进行阶级让步,并日益迫使党压制底层民众来维护他们的阶级特权。然而,与西方和中国批判学界一些犬儒主义者不同的是,我认为将党和国家看作是铁板一块,并将其描述为一台完美的资本主义机器太过于简单化。我还认为,将中国极不平衡的发展现状归咎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更恰当地说,统治阶级———的道德沦丧也是很有问题的。正如我在书中所论述的那样,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分析中国发展不均的现象,或者如你所说分析资本主义的复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西方的统治阶级,尤其是美国的统治阶级也受益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一体化。而对诸如“帝国主义租金”这样的批判范畴,我们也需要认真对待。

约翰: 您是怎么看待美国与加拿大是如何对待批判传播学研究的? 它们有何不同之处? 或者它们是否有所不同?

赵: 加拿大传播学的发展源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附状态。但它没有被动员到去服务美国所领导的“冷战”全球意识形态议程的程度。所以总体上讲,加拿大的传播学有着更强的批判传统。例如,一些批判传播学者获得了极具声望的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职位。这一点非同一般。事实上,我经常在中国说起这一颇具戏剧性的事例: 在资本主义的加拿大,相对的学术自治权和同行评审系统意味着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国家授予的研究职位。加拿大也有着很强的女性主义传播研究传统,这一点在传播史、文化政策和批判文化研究中都得以体现。但我认为加拿大的传播学领域在批判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方面,仍有很多不足。我相信,这可以通过从加拿大在这一领域里极为重要的原住民学者那里汲取学术营养来克服。在美国,种族歧视的存在众人皆知,因此针对它的论述和抗争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加拿大官方多元文化的修辞之下,“R”( 种族) 一词在诸多公共话语中是不容被提及的。

当然,在文化研究领域,加拿大并非缺乏反对种族歧视的出色学术。更多时候,此类学术通常被边缘化或者被视若无睹。在达拉斯·斯迈思等批判传播学先驱们的引领下,加拿大在批判研究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为一批在1960 年代进入学术圈的学者们发展他们想象中的批判传播学术提供了有利的空间。今天,这批有影响力学者正不可避免地年华老去,处在重新定位自己和建构自己学术遗产的过程中。他们是否会反省自己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潜在的性别与种族偏见以及其它学术盲点? 他们是勇于改变,还是会维护自己的学术特权? 他们是否会如他们著作中所写的那样,践行学术政治中的平等、公正以及民主传播? 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加拿大传播学将来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作为一位生于1960 年代的学者,我有机会见证这一以代际为主、但有很强的性别面向的学术权力转移过程,认为这一经验极具启示意义。

当然,正如我早些时候提到的,作为一个中国移民知识劳工,我熟谙加拿大白人男性工人阶级针对在加务工的中国铁路工人的种族歧视的历史,在今天,我也敏锐地观察到那些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或明或暗的种族主义情绪。在当前“知识经济”的语境下,教育已经成为加拿大的“比较优势”。同时,大学教育的便利性已成为加拿大这个中产阶级大幅缩减的福利国家最后的堡垒之一。如何反抗日益依赖于外国留学生支付的高额留学费用的新自由主义大学政策,同时又不至于陷入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泥潭,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挑战。我相信这种情况在美国亦然。

约翰:稍早之前,您谈到了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赵：是的。

约翰: 请您定义一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赵: 这并不容易,“自由主义”这一术语在中国的历史和当今语境中有着具体的含义。当然,其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确有关联,但正如这一传统在西方有多种历史含义一样,中国的自由主义也是如此。然而,可以说中国现在的“自由主义者”更多地是指古典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或西方意义中的“新自由主义者”。实际上,正如有人已观察到,中国当下的自由主义者往往不是认同约翰·洛克就是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却对20 世纪初尤其是二战后那些被社会主义观点所“污染”的自由主义思想视而不见。在传播学领域,自由主义者主要是指仍或多或少地将《报刊的四种理论》作为参考框架,将当今中国国家当作书中的苏联的学者。简单地说,这些人将中国革命看作不幸的历史事件,将毛泽东时期当作一场灾难。他们拒绝接触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处理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中的位置这样的问题。他们坚持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没有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作为“历史终结”论的信徒,他们视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模式为民族历史的理想终点状态和中国的命运所在。一位有名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说,中国的问题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从而导致中国的市场经济难以运行自如。他们忘了,正是1976 年的一场非程序政治变革和其他非民主的进程催生了后毛泽东时代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正是中国国家的铁拳在不断推动市场导向的改革。当然,我刚才所说的是“理想模式”的描述。事实上,很少有人持有一套系统与自洽的“自由主义”见解。

约翰: 嗯,是这样。就我在中国所见,我认为现在中产阶级的物质主义是可耻的。

赵: 是的,但这与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盲点是完全契合的。这一意识形态无法超越占有性个人主义,从而直面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本质。譬如,一方面,一些聪明的年轻传播学者是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民主这些概念的拥趸; 另一方面,他们却没有将这些概念与中国发展模式关联起来思考的理论框架。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在他们脑海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于他们对“文化帝国主义”等相关概念一并否认。然而,这种本能的否定恰恰有力地佐证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深重影响。

约翰: 是的。

赵: 当然,其中一些人最终深陷在一种困境中,也即被困在消极的恶性循环或是与党的拔河角力之中。如同婚姻不和谐的夫妻,这两种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天生一对”。这种人试图否认中国革命并要求国家大力推进激进的资本主义改革的呼声越高,国家越是想压制他们。部分原因在于党处于实际执政的位置,有责任应对由底层产生的社会动荡,因而无法对自由主义者的激进的要求有求必应地作出积极回应。然而,国家越是想压制他们,越是有西方媒体聚焦于他们,他们就越发变得激进。与前面论及的加拿大批判传播学界的代际学术权力转移类似,因为极力主张市场改革和中国的全球化进程,后毛泽东时代的这一代自由主义者在改革初期大多能如鱼得水,他们如何面对自己所处的世界已经与昨日不同、甚至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事实,也将对中国学术界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极少数人会勇于改变他们自己的立场或至少是为批判学术提供空间。一部分保持优雅的沉默。然而还有一些人变得不满、心烦意乱甚至于嫉妒他们的“新左派”同行们,并日益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最终,他们会滥用特权和权力试图压制他们的对手。例如,我曾经分析过,在一场知识分子间的残酷斗争中,自由主义者与中国新自由主义媒体相互勾结,试图对“新左派”领军人物汪晖进行污名化。这些年,为中国知识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未来所进行的斗争持续升温。

约翰: 是的。我还有几个问题请您回答。您认为您和其他批判传播学者的研究是否起到了作用?

赵: 嗯,这要看你怎么界定了。如果你以是否打开学生思维来界定,而且是一个算一个地看,无论是在新自由主义的上升期力图维持和复兴批判传播学传统,亦或是当下在资本主义的危机时期尝试扩大批判传播学的影响,我都相信批判学者已经产生了某些作用。从一个学者的主要工作是教书育人这个角度,我必须把这个层面算作学术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也积极地参与到加拿大和中国的教学、科研机构建设中。我试着站在批判传播学先辈们的肩膀上,尽己所能发展批判传播学以应对21 世纪的挑战。例如,我与保拉·查卡尔瓦特( Paula Chakravartty) 提出了“全球传播的跨文化政治经济学”,我认为这一工作刚刚开启。正如我先前所说的,我努力将批判范式重新引入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但在政策方面的影响......

约翰:这正是我想问的。

赵: 我很难在这方面说有任何影响。当然,别人可能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了重要的政策干预,而我个人也十分钦佩他们的成就。就我而言,最先的努力是通过一个在媒体、政策与市民社会间当中介的叫IMPACS( Institute for Media,Policy,and Civil Society) 的民间组织,这个组织开展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并在加拿大本土和国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后来它由于资金问题难以为继。同时,我也参加了其他一些旨在影响媒体政策的研究项目。

例如,我加入过美国的一个民间媒体政策临时课题组的工作,旨在探讨技术融合背景下美国和全球媒体集中化的问题。我也参与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发展传播的一个政策框架项目。我还参加了在突尼斯举办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并与保拉·查卡尔瓦特( Paula Chakravartty) 一道补充了其《市民社会宣言》中有关学者的地位和作用的条款。总体而言,我在政策干预方面没有多少成就,更不用说影响了。

2013 年初,我参与了迄今为止我所接触到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与传播政策相关的工作: 成为了中国环境传播政策的国际专家小组的一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国合会) 是一个基于加拿大的国际机构,它的一项特别政策研究旨在为中国政府通过媒体和公众参与推动中国的绿色发展建言献策。正如我相信中国社会力量在推动变革中的能量一样,我尽量不对中国统治精英在推动改革过程中回应底层民众诉求方面的政治意愿太过怀疑。作为这个项目工作的一部分,我发现我自己多次通过午夜邮件在政策建议协商的最后关头,在主导这个高度敏感的政策研究的中西方联合主席之间进行斡旋。这些建议将在10 天内呈交给中国总理,我希望这份报告能产生一点影响。

就中国的总体情况而言,我认为自己是为未来的发展进程而进行的学术论争和社会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毕竟,学术界与“真实”世界之间不可能有清晰的划分。学术界的论争是社会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们这个领域尤为如此。

约翰: 您对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研究的年轻学者有什么建议? 您建议在批判传播研究中的哪些主题上多下功夫? 哪些地方是我们的空白?

赵: 我想我最重要的建议便是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尝试尽可能地开拓你的知识眼界。我自己与达拉斯·斯迈思结识的故事佐证了这一点: 不要对别人的建议过分信以为真。当你感到被压迫时,要记住这一点: 如果你放弃,那么这些力量就会达到边缘化你的目的甚至毁掉你。另外,重申我之前的一个观点,在当前这种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要警惕一切形式的沙文主义操控,尝试去结交志同道合的人并形成牢固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对那种待你如权威人物一般或待你屈尊纡贵的人应当保持健康的批判的距离。

此外,作为一条总体原则,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太过功利或工于算计。还是要敢于追随你内心真正的兴趣,甚至它并不是现在炙手可热的研究主题,更不是那些时髦的新闻话题。相反地,要当心提防那些主流新闻中的热点话题,尤其是要对这些话题是如何被构建的保持批判意识———毕竟我们是批判传播学者。也要尝试着将你自己所学与你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否则,尽管你正在做那些看起来“客观”的社会科学,但实际上你可能成为自我异化的知识劳工。

此外,我觉得我不能就具体的话题提供建议。除了那些日益重要的与全球传播地缘政治急遽变化相关的议题,我自己最近在研究阶级、种族和国家在传播政治中的交集,生态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城乡差距和能够解决人类重大危机的传播与文化环境。为此,你需要有去西方中心化的激进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而这也必须是一种能够胜任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挑战以及21 世纪挑战的变革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约翰: 是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和其他形式的概念如此纷繁芜杂地深嵌于中国的学术界,这的确是巨大的挑战。

赵: 的确如此。

约翰: 我为一本媒体与社会综述类的书写了一段中译本引言。而我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使用了我的序言,因为我在其中写道: “为什么我会给一本如你所说,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的书写了序? ”

赵: 是的。

约翰: 为什么您不从中国的视角写一本你自己的书?

赵: 确实如此,我想会发表更多的中文学术。我也就方法论做了些反思,思考如何克服根深蒂固的内化的种族主义以及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冷战框架。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约翰: 是的。

赵: 但是如果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有未来的话,如果中国将为21 世纪的政治经济作出贡献的话,中国或西方的学者们应坚定走这条路。

约翰: 您说得没错。

赵: 我想我所接触到的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依赖于新一代的学者,从不同的国际和文化视角,去应对新的挑战。其中的一个任务便是重新批判地采用阶级、民族、性别和种族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概念。此外,挑战主流的知识范式是另一个重要任务。正如我经常所说的,虽然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激进的,也不能把它简单地打包发给中国。

约翰:好的,非常感谢您。

赵:也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