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传播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和最具实践性的部分，那么，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无疑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播学领域最有开拓性与影响力的发展。这一研究取向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聚焦传播与政治经济权力的互构关系，以分析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关注长时段的社会转型、变迁与矛盾的历史性，关注什么是美好社会的明晰规范性价值取向，以及知行合一的实践特性而独树一帜。

2011年，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出版了反映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历史、现状和未来方向的大型英文文集《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以下称《手册》)。《手册》由“导论”和26篇综述性文章组成，从理论遗产与辩论焦点，所有权、广告和国家权力运作模式，传播产业结构、生产过程与劳工，消费领域的动能、选择与控制，以及新兴议题与研究方向等五个层面，丰富和发展了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系统性学术叙事。这一叙事在重新检视该领域的思想前提和道义经济基础以及学科基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不仅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及其与文化研究、创意产业研究和媒介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关联与分歧进行了有一定反思性的总结和评述，而且对2008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后的全球传播现状和学科发展方向提出了许多前瞻性的分析与建议。与几乎同时出版的《马克思归来》英文特刊1相辅相成，这一里程碑式的集大成之作，展现了英文传播政治经济学界的代表性前沿成果以及这一领域资深学者对学科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反思和建设性分析。而此书作为全球传播学界唯一一个附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传播学术机构——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官方学术出版项目，也为它的国际权威性和重要性做了注脚。考虑到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是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最有影响甚至是安身立命的一个研究领域，也考虑到这个学会在成立之时，有与主要基于美国实证研究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分庭抗礼的因素，把这部《手册》当作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在本世纪前10年的标本性学术资源来看待，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从2011年本书英文版到本书中译本面世，刚好整整10年，而这正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及其信息、文化与传播体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10年。这为我们讨论这一学术取向的贡献与局限，进而促进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全球权力关系大变局中的跨文化发展，尤其是开拓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之路，提供了足够的后视距离和反观空间。

本文共分为四节。第一节从《手册》的“导论”和整体结构切入，讨论这一学术取向的原初问题意识及其在当下的相关性。 第二节对《手册》的核心内容，即聚焦资本主义传播结构与过程“现状分析”的前四个部分，进行概括与评述。第三节对《手册》第五部分“新兴议题与研究方向”所提出的问题意识和所勾勒的学科发展图景进行批判性的反思。第四节为本文结语。需要事先说明和强调的是，作为一位同时具有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局内人”和“局外人”双重身份、意在创新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海外华人学者，笔者对本书的批判性评价旨在更高层次上探索传播政治经济学在21世纪的跨文化发展以及传播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而绝非对该书作者的吹毛求疵和对该书自身价值的视而不见。

一、 政治经济学与 “良好社会构成问题”

在《手册》的“导论”中，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和葡萄牙的三位欧美主编把政治经济学的起源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认为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一开始就与基于社会正义和民主实践的“良好社会的构成问题”相联系。基于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政治经济学分支的共识，三位主编和“导论”合作者聚焦中介化传播的生产、分销和交换中的权力角色，以“不忘初心”的学术立场，重申了马克思的核心结论，即这一“良好社会”只有在废除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同时，他们也指出，一种更为渐进的取向，是用强大的公共管制和实质性的公共服务投资来管控资本主义动能的负面作用。 三位主编还指出，面对资本逻辑在全球层面的扩展并成为“普遍化的现象”,面对由此带来的私人利益和公共福祉间不断深化的矛盾，以及信息、传播和文化领域在经济中越来越核心的地位，发展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书中许多作者在检视和反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后，提出了一系列颇有新意的观察和洞见。然而，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很难突破那个“可预料”的、学科内学者耳熟能详的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叙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数字化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技术的创新、产业的融合与重组、国家管制机制的变迁，以及劳动、消费和个人信息领域的转型，进一步深化了传播领域的私人控制和资本积累与公民表达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也催生了新形式和新场域的抗争。

由于有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的根源，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从一开始就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因此，当代信息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和以外包为特征的新全球文化劳动分工，就成了研究者的核心关切。然而，与《马克思归来》一样，不管在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层面，还是在更实质的学者立场层面，这依然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叙事。毕竟，正如三位主编从一开始就明言的那样，政治经济学传统的问题意识来源于欧洲启蒙运动。更何况，英文学术语境下，传播研究终究是欧美学者主导的学术场。因此，英美和欧洲大陆的传播制度与产业发展经验，包括基于战后西方福利社会经验的传播公共利益管制、劳工体制及消费模式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转型与危机，成了学者们聚焦的核心问题。

在《手册》最具思想性的“理论遗产和辩论”部分，一篇有关“传播经济”研究路径的“拉美取向”的文章，让人回想起基于拉美经验的“依附理论”在战后国外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历史性贡献。但是，该文章不但因为局限于传播业与经济的关系而没能反映拉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丰富内涵，而且因脱离了21世纪初拉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斗争现实，尤其是这一地区“粉色浪潮”兴衰中围绕传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全球地缘政治和本区域社会政治和文化斗争，显得学究气十足，成了整个传播学科“内卷化”倾向在政治经济研究领域也有所表现的例证。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所存在的问题让人意识到，虽然“依附理论”余音绕梁，离开了传播领域内外依附与反依附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未来的斗争，曾经以“反主流”姿态和争取更为平等与公正的世界传播秩序在国际传播学术界登场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也会因失去源头活水，而变成“常规科学”。

因此，如果传播研究没有政治经济学就像“戴着手套弹钢琴”一样让人不着边际与力不从心(Robert McCheseny, 2000,p.115),那么，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出发点的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如果失去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实践的有机联系而变成“常规科学”,就会失去它的建设性潜力和实践品格。让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如果拉美因其“依附理论”遗产而在书中打头阵的“理论遗产和辩论”部分获得最后一席之地的话，笔者的《中国的挑战：对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一文，是书中仅有的另外一篇完全基于非西方国家经验的文章。此文收录在《手册》最后部分“新兴议题与研究方向”的最后一篇。不过，与其说是“压轴”,此文毋宁是一个开端。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度漩涡之中。一方面，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式“渐进主义”改良成果，先遭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冲击，后被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右翼民族主义，甚至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所侵蚀；作为联合国层面共识的“文化多样性”理念也遭受更为极端狭隘的认同政治和种族主义的冲击。更让世人震惊的是，在新十年的开端，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不仅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失败，而且让全球社会不得不面对人与自然冲突和人类自身生存这一最基本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作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到了与美国这个内外交困中的20世纪资本主义帝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发生更加深入和更加复杂的全方位碰撞接触的历史关口。在这一全球权力关系重构持续加速，不同社会制度、价值规范和文化体系间的竞争不断深化的语境下，我们如何在《手册》所提供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问题意识和学术成果基础上，发展出有社会主义视野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从而为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作出新闻传播学科的应有贡献?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手册》的核心内容进行批判性的借鉴和具有中国立场的评析。这是接下来两节的目标。

二、 失去“共产主义地平线”的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

尽管《手册》在学科理论和产业现状方面的综述与分析十分细致与周密，许多资深学者却都流露出一种对学科现状的不满及对其后劲不足的担忧。实际上，苏东剧变，国外批判学界失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资本主义代替性制度这一“地平线”和资本主义内部的左翼社会运动的支撑以后，曾经为传播学带来生机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内卷化”问题已经不可避免。这是学科面临的比任何“盲点”更为严重的挑战。二战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发展起来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不但可以溯源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而且与国际范围内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未来的斗争有密切关系。笔者在别处已经论及，作为这一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历史性学术见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主编的国外学界第一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的上下两卷《传播与阶级斗争》大型文集，于1979年至1983年间应运而生。这部学科奠基性文献收集了128篇世界阶级斗争历史背景中传播实践和理论发展关系的文章，第一卷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总揽性主题，第二卷以“解放”和“社会主义”为主题，展示了包括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传播思想和实践在内的全球最广泛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正是这一部文集，教育了以《手册》作者为代表的一整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坚(赵月枝，2019a)。

从头再来?被遗忘的20世纪与需要重新定义的研究对象

2011年《手册》出版之际，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代奠基者中，北美的两位先驱，“意识工业”“依附之路”与“受众商品”批判者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和“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先锋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都已离世。虽然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在批判层面更加深入细致，而且也更具有反思性，但是在建设性和替代性想象方面，这些研究乏善可陈。英国的两位当代政治经济学重要学者中，默多克(Graham Murdock)既是《手册》主编之一，也是其最主要的理论旗手。他以宏大的理论视野，围绕“作为道义经济的政治经济”这一高屋建瓴的主题，在《手册》的开篇文章中讨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福利社会体制下的“公共产品”和加拿大温哥华原住民部落历史上的“礼品节”所代表的“礼品”三种道义经济及其相应的传播政治经济模式。他呼吁建设既超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理性，又基于专业知识的民主化和公共参与的数字时代“公共文化公地”(public cultural commons),并把探究可能支持这样一个公地的“体制安排”以及围绕它的不同力量的斗争，当作“当前批判文化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之一”(p.37)。然而，在寻求市场自由主义所代表的“商品”和福利社会所代表的“公共产品”之外的第三种道义经济基础的时候， 默多克完全忽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所包含的共产主义理念，而是从原住民部落的“礼品节”遗产中寻找数字时代互惠经济的理论和实践资源。这一点让人深思。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个20世纪中，在传播与文化领域开展的斗争以及支撑这些斗争的人类解放理论和实践，被一笔勾销了。

曾经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另一位英国学者加汉姆(Nicolas Garnham)在对这一传统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几乎走到了对其全盘否定的边缘。加汉姆一开始就对本领域的定名和研究对象进行了反思和重构。他指出，尽管他也用“传播政治经济学”一词，但是，他更希望用“文化政治经济学”,因为后者比前者所包含的传播渠道、过程和媒介研究更广泛，包含了对所有符号形式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然而，加汉姆又认为，“文化政治经济学”也容易引起歧义，因为它导致对作为人们在空闲时间所购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聚焦，而忽视了对更基本的“非物质生产者产品与服务市场”(immaterial producer goods and service markets)以及与之相关的更广泛的非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商品的分析，而这恰恰是“信息”或“信息经济”或“信息社会”这一组词汇所包括的。基于此，他认为，“信息政治经济学”的表述更恰当。当然加汉姆也承认，“信息”一词也有许多问题。虽然他没有指出问题所在，正如丹·席勒(2008)指出的那样，以中立和去政治化色彩出现的“信息”与“信息社会”话语是被当作20世纪60年代被“反文化运动”政治化了的“文化”一词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以中性和科学面貌出场的“信息”话语所要代替的，恰恰是“文化”一词所包含的符号与意义领域的社会斗争的内涵。总之，“信息”“传播”与“文化”三者既有特定内涵，又有联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概念本身的内涵及其相关话语，又是具体社会历史斗争的焦点。加汉姆对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强调反映了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发展，他要求政治经济研究者超越简单的“市场—非市场”二元论，不要仅仅关注资本与劳工在分配层面的对立，而要认真对待信息社会的生产力和效益问题，包括具体的市场和信息经济内部的竞争动力。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加汉姆不仅把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基石贬谪为“只是一种粗糙的、未经检验的、浪漫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市场的排斥思想”(p.42),而且否定了这一传统在私人资本对所有权的控制和产业集中、资产阶级主导意识形态统治，以及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这些关键问题上的贡献。他进一步主张把研究焦点转向技术发展，尤其是围绕网络的经济与规制，以及资本主义信息/产权/创意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增长领域的活力以及文化产业与信息经济内部的市场结构和竞争动能。

作为一个“局内人”甚至是重要“始作俑者”,加汉姆的这一反思性批判十分尖锐，也的确是我们反思传播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其标致性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是否真正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关键之处。2然而，由于他看不到超越信息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他所倡导的“信息社会政治经济学”包含着对信息资本主义的去政治化和去主体化分析倾向。当他以凯恩斯为例，认为“事实”的改变导致他观点的转变，并在最后得出所有权、控制、意识形态统治这些概念对理解资本主义再生产和增长过程“没有作用”,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过程复杂，其结果“总是不确定”,甚至“正如当下这个历史当口所示，没有人在控制”(p.60)这样一些结论时，这位曾经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重要学者，事实上已经通过《手册》把传播政治经济学埋葬了。虽然加汉姆在文章开头也重申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即资本主义发展为自己被取代生产了“有文化和受过教育的工人和公民”(p.46),但是，就像共产主义理念和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在默多克的“道义经济”模式中是缺席的一样，在加汉姆这篇否定了自己以前对这一领域的奠基性贡献的文章中，不仅围绕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文化政治和地缘政治不在考虑之列，而且那些有文化和受过教育的工人和公民如何获得自我解放的政治主体性并组织起来取代资本主义，也是一个黑洞。

实际上，如果国外政治经济研究和文化研究有一个特别有力的批判性叙事的话，那就是加汉姆所指的那些工人和公民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认同，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正如传播市场的形成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不是自然而然的，传播资源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和反控制斗争，以及工人和公民在意识形态和主体认同上的锻造，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被维护或被挑战的关键斗争。在这一点上，《手册》第一部分中加汉姆的美国和法国同侪提供了有力证据。在米汉和托尔(Eileen Meehan and Paul Torre)对美国国内视听率市场和全球电视类型市场形成的不同法律和制度机制的比较研究中，两位学者强调了知识产权的法律基础在型构这两个传播市场中的关键作用，从而重申了政治经济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和市场权力相互构建的基本理论立场(p.80)。与此相辅相成，法国学者米耶热(Bernard Miege) 则在对文化工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在全球层面的蜕变和转型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在这个领域，现存世界秩序的统治性力量通过竭力斗争，维持它们的历史性竞争优势 (p.105)。

所有权、广告和国家权力

仿佛是对加汉姆的进一步回应，在《手册》最重头的第二部分的八篇文章中，10位欧美和拉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检视了所有权、广告和国家这三种权力对信息、传播和文化体系的影响，细化与强化了政治经济研究中关于私人资本、市场化机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传播控制问题上的基本结论。作为这部分的开篇，瑞士学者朱塞佩·里盖利(Giuseppe Richeri)考察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媒体企业、公众和国家三者的关系，并表达了通过学者的统合性研究为倾向于“重大集体利益”的国家和国际性机构对媒体产业的干预提供有效知识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愿望(p.137)。接下来，四篇聚焦所有权、产业结构变迁和广告的文章发展和细化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控制问题上的研究。在所有权这一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上，约翰·唐宁(John D. H. Downing)采用文献综述方法，全面梳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与自由主义学者、新古典经济学派学者和制度经济学者就传播业私人资本所有权、产业集中和控制问题的论争。作为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关于私人资本和垄断资本所有权如何影响传播内容方面现有定论的补充以及在文化层面的拓展，唐宁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统合不同学派的观点，提出需要在“长时段的文化框架”“权力与控制的更宏大历史叙事”与当下具体情景的结合中，阐释私有资本大公司对所有权的控制与媒体内容间的联系。为此，唐宁在文章最后举例指出，英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北美的移植和针对原住民的战争，不仅是美国流行文化和好莱坞电影中战争故事的根基，而且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公众会如此轻易容忍甚至支持对外战争(p.165)。

与唐宁关于资本主义媒体控制的宏观学术史视野和他在文章最后所倡导的长时段文化和历史框架相反，内森·沃恩(Nathan Vaughan)的文章则聚焦资本主义文化产业在中观和微观方面的一些新发展。他以美国电影业为例，从私有传播产业结构的变迁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新近出现的经济和文化两个维度不同层次(企业/产权和产业/产品)和不同形式(内涵型与外延型)的协同(synergy)现象，指出这一现象的实质是利润的最大化。把唐宁的分析和沃恩的分析加以整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英国殖民主义和北美垦殖主义为美国媒体中的战争故事和战争新闻提供了文化根基，那么，在资本主义私人控制、利润动机以及寡头垄断与集中化企业结构条件下，这样的故事和新闻主题可能会因为各种形式的“协同”机制而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和强化。

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角度来看，广告既是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关键性环节，也是资本主义传播业的血液。在《手册》第九章中，罗克·法罗(Roque Faraone)以坚持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采取历史化和去自然化的立场，分析了广告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历史性地位，其对传播技术发展和产业扩张的影响，及其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作用。不过在理论层面，作者对传播技术所代表的“进步幻象”的生态角度批判只做了点到为止的处理；在实证层面，作者对广告从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媒体转移及其对传统新闻业的影响，以及网络广告与传播内容的关系等前沿问题还缺乏研究。在接下来的《品牌化与文化》一文中，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从品牌化(branding)的角度，分析了商品的文化意义，从而拓展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广告研究的广度。辛克莱认为，需要超越政治经济研究对生产领域的关注而采纳“消费文化”和“文化经济”(cultural economy)的研究取向。在此基础上，他把品牌化与现有资本主义国家体系中的“民族文化”和全球消费主义文化中的“民族品牌”关联起来进行讨论。但是，在这一统合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努力中，辛克莱在自然化了现有民族国家体系中的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和消费型民族主义(consumer nationalism)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研究变成了对资本主义商品文化的营销策略和全球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内部的“多样性”的描述。

在现有民族国家体系中，美国无疑是一个“超级品牌”。这个20世纪的资本主义新帝国不但在跨国商品品牌营销和国家形象营销中有最为广泛的“协同”效应，而且其传播产业和传播制度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因此，美国国家在传播领域的权力运作成了《手册》作者聚焦的对象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自由的假象》一文中，安德鲁·卡拉布雷塞(Andrew Calabrese)和柯林·米哈尔(Colleen Mihal)从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中有关公私二元关系的假定切入，提供了对美国国家在传播管制中的资本主义本质的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与《手册》第一部分中米汉和托尔有关国家在型构媒体市场中的关键角色的讨论相呼应，卡拉布雷塞和米哈尔形象地指出，管制传播市场的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而是国家这只“隐藏得好的手”(p.246)。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多层面和多案例的细致分析，展示了在美国传播体系的发展和规制中私人资本的利益是如何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他们进一步指出，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信条的破产，但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国家会在以公共利益名义管制市场的腐败和失败方面更有所作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传播领域，卡拉布雷塞和米哈尔所讨论的那只“隐藏得好的手”,从来就没有遮遮掩掩过。十年后，随着美国信息资本主义内外矛盾的激化，这只以“长臂管辖”著称的手，更是毫无掩饰，原形毕露了。这点在美国针对中国所发动的科技战与舆论战中早已显露无疑。

作为对这两位作者悲观判断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他们从政治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内部批判的超越，更是把唐宁对美国传播体系中的英国殖民主义和北美垦殖主义历史文化基因一笔带过的辨识上升到系统的当代政治经济分析层面，丹·席勒(Dan Schiller)在《美国通信系统的军事化》一文中，通过揭露美国国家为了维护其帝国地位如何不遗余力地在网络时代把传播军事化并强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致使整个社会成为信息总体战的战场，尽显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统合资本与国家关系基础上的批判锋芒。他指出，监视和型构不断变化的世界市场，以及打击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可能挑战者，构成了加速军事化的美国信息传播体系的发展动能。与此同时，丹·席勒关于资本积累必然与压制紧密关联的洞见(p.277),揭示了美国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国家与军事帝国主义之间的一体两面关系。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虽然美国的霸权地位在走下坡路，但是，“除非和直到美国民众意识到需要在政治上对这种帝国主义遗产采取行动，通往民主重建的道路依旧是封闭的”(p.279)。

丹·席勒的这句话，对于我们站在当下世界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来思考美国帝国的未来并重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具有深远的意义。回到《手册》第二部分本身来思考西方语境下的帝国主义遗产和民主重建问题，我们则可以提出如下问题，当年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今天，能否昭示美国这个20世纪新帝国的明天?

无巧不成书。紧接在丹·席勒文章之后，主编之一的葡萄牙学者海伦娜·索萨(Helena Sousa)和华金·菲达尔戈(Joaquim Fidalgo)提供了对今天已经处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葡萄牙在民主重建中如何治理新闻业的案例研究。一方面，两位葡萄牙学者体认到，国家作为立法者、拥有者(公共广播电视)以及媒体体系资助者，扮演着“最强大的角色”(p.279);另一方面，他们也强调行业自治和公众参与——包括公众媒介素养在营造“一个负责任和可问责的媒介文化”环境方面的关键角色——的重要性(p.297—298)。然而，虽然两位作者在文章开头强调他们的视角与政治经济学注重“社会变革和历史”等特征的一致性，但是通篇文章没有任何葡萄牙媒体制度变迁的全球历史与葡萄牙本国政治文化背景，而是一开始就把媒体管制体制放在(西方)福利主义社会民主的规范性和(普遍性)理论框架中讨论。直到文章的最后，两位作者才指出，葡萄牙的情况，需要与“这是一个在长时段的独裁和新闻自由完全缺失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成为民主制的国家”这样的本国政治和社会语境相联系 (p.299)。

回到前面丹·席勒在文章最后表达的美国民众的去帝国化政治觉醒问题，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葡萄牙作为最早的西方殖民强国，不仅在南美有过巴西这块巨大的殖民地，而且在非洲有长达500年的殖民历史。更重要的是，二战以后，面对汹涌澎湃的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有强烈殖民情结的葡萄牙军事独裁政权，不但没有顺应去殖民化的历史潮流，反而在冷战语境中在英美的支持下，一边维护自己在本国的法西斯主义强权统治，一边变本加厉地用武力和暴力维持该国在非洲的庞大殖民统治体系。直至1961年到1974年间的非洲葡属殖民地战争几乎在经济上把这个西欧最穷的殖民地宗主国拖垮，才导致该国人民在政治上的最后觉醒和行动。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发生了中下级军官主导的“康乃馨革命”。这次革命不但使该国宣布结束殖民历史，重现一个南欧小国的“原形”,而且在本国结束了20世纪西欧最长的军事独裁统治。回到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崛起作为其“历史感”的起点这一框架内部，也许我们可以对《手册》第二部分做如下归结与引申：与索萨和菲达尔戈所讨论的葡萄牙新闻体制民主化建设相悖，也印证了卡拉布雷塞与米哈尔以及丹·席勒所代表的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冷峻性与犀利性，更彰显了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的历史性张力和非必然联系的是，美国这个当代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与通过冷战挫败苏联的“自由世界”领导国家的传播体系，在《手册》出版后的21世纪前十年，加速了从福利主义时代的“嵌入式自由主义”管制体制向寡头垄断集团控制，以及为了资本在海外的扩张与阻击日益多元化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而进一步军事化转型的过程。

生产与消费领域的控制与抗争现状

《手册》第三和第四部分关于生产过程、劳工和消费者的八篇综述性和实证性研究展现了媒体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变迁以及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没有能够帮助照亮《手册》第一部分加汉姆文章中的黑洞，也没能让人看到《手册》第二部分中丹·席勒所期望的美国民众的政治觉醒。第三部分的前两篇文章分别是对美国电影产业和录制音乐产业的生产过程、组织结构和技术变迁的描述性分析，后两篇文章则聚焦传播和文化创意工业中的劳工和劳动者主体性问题，希望以此照亮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现有盲点，同时，也挽回“传播政治经济研究自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峰期以来，已然开始衰落”(p.381)这一局面。其中，莫斯可(Vincent Mosco)对技术和产业融合背景下的传播业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的变迁进行的系统研究，在《手册》的后半部分无疑有重要地位。这一研究不但回顾了北美传播与文化领域的劳工在20世纪前半叶的激进斗争和他们的社会民主理想，而且围绕“全世界传播工人会联合起来吗”这一衍生于《共产党宣言》著名结束语的问题展开。因此，这项研究可以说是莫斯可这位当代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投入加汉姆所留下的“黑洞”最直接的一束光亮。然而，不管莫斯可对国际工运的研究多么具有形式上的全球视野，他站在西方工联主义立场上要在全球化时代的新国际文化劳动分工中“重新夺回”西方工人“失去的工作”的表达，展露了其所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在克服了劳工问题“盲点”的同时，因缺乏实质性的阶级与民族、种族维度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视角和陈光兴(2006)所倡导的去殖民、去冷战和去帝国“三位一体”学术立场，而依然无法反思性地直视丹·席勒所批判的美国帝国主义遗产这一深层次的问题。毕竟，美国白人劳工阶层在福利主义时代的所得，既是他们自己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斗争成果，也是他们放弃国际社会主义立场，选择支持或起码默认本国统治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的有限物质性“红利”。更何况，无论莫斯可采用多么宽泛的“传播工人”定义，考虑到“整体性”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传播研究者把“全世界无产者”如何联合起来的问题，化约为传播业的全球工人如何联合起来的问题，难免让人感到有化约主义和莫斯可自己在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曾经批判过的“传播本质主义” 的偏颇(Mosco, 2009)。而对北美战后福利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工地位所赖以存在的美国帝国主义问题和冷战结构的知识论高度的漠视，更使这样的劳工研究显得陈旧、保守，甚至有与美国帝国主义和冷战结构同谋的嫌疑。与其说其具有《共产党宣言》那句结束语所包含的向前看和人类普遍解放的特质，毋宁说，这样的研究让人感觉是往后看——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欧美战后福利社会及其所依存的冷战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包括这一结构在欧洲内部的葡萄牙和亚非拉许多后殖民国家所依靠和维系的依附性军事独裁和威权政权。也许，正如默多克所言，面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战后福利社会的反扑和工会力量的式微，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把挑战“市场原教旨主义”核心信条和捍卫作为福利社会成果的公共利益和劳工福利当作优先考虑，不足为怪 (p.7)。然而，正如笔者在别处已经指出，在一个不平衡的国际体系内，劳工视角如果不能实质性地与民族国家、帝国主义政治、种族、性别等视角的交叉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很可能是后视的和狭隘的(赵月枝，2020)。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意味着，要把唐宁、卡拉布雷塞、丹·席勒、索萨、莫斯可等人所代表的研究当作一个相互补充的整体来把握。

总体而言，在21世纪初英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叙事中，我们不但早已看不到社会主义——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斗争中的——作为一种可选择的资本主义替代性制度——的地平线，而且也很少看到像唐宁和丹·席勒各自在文章最后提及但只是一言带过的反帝和反殖民主义视野。考虑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等待他们的是以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为代表的本土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手册》大部分作者在政治想象力方面的保守，包括对政治经济学叙事本身的“抱残守缺”和对更深层的帝国文化和身份认同问题缺乏深入研究的失望，都是客观现实和学科“内卷化”问题的折射。前文已经提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工和消费者不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所必需的政治意识和主体性。正如切萨雷奥(Giovanni Cesareo)在《手册》第四部分第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寡头垄断体制下的网络化信息消费、“产消者”原创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和以“公民新闻”为代表的自媒体现象背后的复杂社会权力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主化和威权化趋势共存的混沌状态后，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可能处在新生产方式的黎明时分，或是处在一个巨大的危险的欺骗之中”,而“现在对于这些理念的讨论正在不断减少”本身，是“一个重要的迹象”(p.413)。

与《手册》第二部分中索萨和菲达尔戈所期望的基于公众媒介素养提高的“一种负责任和可问责的媒介文化”环境相反，也是对切萨雷奥在文章中所担心的情形的深入讨论，《手册》第四部分其他两篇有关受众和个人信息(包括交易生成信息，Transaction-Generated Information, TGI)的文章，讨论了受众和个人信息与数据如何被商品化、市场细分化、监控以及个性化的定向商业与政治营销所操纵等一系列议题。一方面，受众不是消极信息接受者，消费过程也是劳动和创造过程这些认识早已是定论，信息寡头在把个人信息商品化的过程中也面临如何捕捉信息、如何对其进行计价和如何平衡个人隐私权等各种挑战；另一方面，美国资深政治经济学者小奥斯卡·甘迪(Oscar Gandy, Jr.)在他的文章最后对“明天的市场”表达了如下的担忧：在以谷歌为代表的信息巨头许诺提供“我们每一个人认为自己需要”的任何信息，成功实现“数字圈地”的过程中，公民—消费者“成为我们自己所钦佩的样子”的机会将会实质性地受到限制。甘迪担心，这样的信息环境尤其让人难以成为相信“有私人的时间来思考以及与那些我们信任的人交往是有价值的”那种人(p.453)。虽然甘迪用词非常委婉和小心，也没有像卡拉布雷塞和米哈尔那样，直接挑战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这位以研究信息监控著称的美国学者的言下之意已经呼之欲出：要想成为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所假定的那个自主与理性的个人主体，已经更为困难了。

作为对甘迪的担忧的进一步实证研究，在《手册》第四部分的最后，希腊学者索菲亚·凯塔兹-惠特洛克(Sophia Kaitatzi-Whitlock)在一篇名为“政治无知的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指出，在西方社会内部“知识社会”的条件下，悖论式地普遍存在着一种不断深化的公众的“传播赤字、政治无知和不满”。凯塔兹-惠特洛克解释道，这种政治无知根植于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本身，是商业化媒体、市场审查机制及其对“人类商品”的控制和剥削所“诱导的灾难”。她还不无悲观地指出，在资本主义不仅把传播内容、过程和系统，而且把公民本身商品化的前提下，政治无知的情形很难逆转。鉴于政治知识是民主体制的重要组成因素，当代资本主义的失败在于它拿自身的超级利润与生产无知的媒介体制做了交易。由此换来的，是“民主的基本消亡”。总之，知识和民主赤字是把公民和政治家商品化和边缘化的资本主义自身得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结构性前提(p.470)。作为《手册》前四个部分的“压轴”, 凯塔兹-惠特洛克的文章深刻揭示了传播领域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表露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信息资本主义的幻灭，从而把《手册》所代表的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学术叙事从主体性的角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小结： 十年后的现状

综上所述，尽管加汉姆事实上已经与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分道扬镳，《手册》中的许多分析也有各种局限，整体而言，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信息、传播与文化领域所提出的批判依然是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到了2018年，随着剑桥分析公司涉嫌窃取8700万脸书用户的信息，操纵美国大选及英国脱欧公投的丑闻曝光，我们不但可以从后视镜中反观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批判效力，而且可以说，现实存在的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民主的矛盾，比学者们所能揭示的更加尖锐。毕竟，在丹·席勒所分析的传播总体战的语境下，除了学术政治环境的局限，即使最严谨的学者，也往往只能靠已经公开或最多通过繁琐的信息公开程序获得关于权力运作的历史资料。更重要的是，由于信息是需要在既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框架中被传播、解读、吸收、处理和成为行动依据的，西方世界对新冠疫情的疏于防范与推卸责任，尤其是围绕这个议题发起的针对中国的舆论战，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凯塔兹-惠特洛克所担心的“政治无知”加上“文化偏执”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所诱导的巨大灾难，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丹·席勒所描述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不顾美国民众福祉而展开的传播总体战的最新冒险。

三、 “跨国性理论构建”与“中国的挑战”的问题意识

出路何在?这是《手册》最后的“新兴议题与研究方向”部分在十年前所探索的问题。这部分的五篇文章涵盖跨国性的理论构建、传播政治经济议题的时空维度开拓、文化多样性问题探索和“中国的挑战”。开篇收录了已于2007年去世的瑞典学者简·埃克克兰茨(Jan Ekecrantz)的《媒介与传播研究迈向全球化》遗作，从“媒介与欠发展的发展”(medi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和“后现代语境下的贫困”(postmodern poverty)两个层面，反思了媒体与全球不平衡发展问题，彰显了通过解决“欠发达”问题来实现全球社会正义之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意义。从学科研究方向的角度，埃克克兰茨提出了以去学科化来实现去西方化(dewesternizing as dedisciplining),以及承认不同“媒体现代性”并存和复杂交错局面的呼吁。最重要的是，埃克克兰茨认为，需要“对世界体系中心以外的经验和现实敞开大门”,在理论架构和实证研究层面“同时跨越学科与社会文化两条边界”,并通过引入“去疆界化的文化概念”来理解“跨地域性”(translocality)和“跨现代性”(transmodernity),进而通过开启“跨国性的理论建构”,来超越那些基本从“欧洲与英美”轨道里发展起来的分析范畴(p.491)。

从何入手?《手册》接下来提供了四个方向性的答案，前面三个分别围绕国际辩论和时空议题展开，最后一个围绕“中国的挑战”展开。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这位曾经以“传播与阶级斗争”为主导叙事，以“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和“解放与社会主义” 的对立框架教育了一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旗帜性人物，聚焦20世纪80年代“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斗争遭到挫败以后，国际领域围绕文化、信息和传播问题的“新辩论”,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缔结2005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历史性进程中的论争以及这一公约的意义。通过这篇文章，马特拉在“信息、传播、文化”这相互构建的“三元一体”场域中，恢复了作为复数的“文化”这一不稳定和充满斗争的范畴的关键地位。在此基础上，他把当年在“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斗争中和其后在体现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政治”的“信息社会”叙事中被排斥的文化问题，和信息技术、传播与发展问题重新关联了起来。马特拉指出，随着基于欧美经验的功能主义线性发展观和技术扩散论者的“发展/现代化”范式被质疑，“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化是身份认同、意义、尊严和社会创新的源泉”,而“伴随着价值观念传递的线性视角的分崩离析，多样性就成为走出所谓的欠发达困境的先决条件”(p.506)。

正是基于“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马特拉文章的承前启后意义——他和其他一些作者在文章中也用“传播与文化政治经济学”这个词——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文化”与“跨文化”的意涵(赵月枝2019b)。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文化都是特定时空中的存在，也包含着不同的时空概念和逻辑。也许正因为如此，《手册》在马特拉文章恢复了文化议题的核心地位后，分别由韦恩·霍普(Wayne Hope)和迈克尔·柯廷(Michael Curtin)这两位学者来讨论全球资本主义媒体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时间逻辑和空间逻辑，以此深化对本领域前沿议题的开拓。在时间层面，霍普导入了一系列有深刻意义的批判性分析范畴，为挑战线性发展逻辑提供了新的洞见。他指出，一方面，不但“实时的全球媒介化掩盖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真实性和地缘社会总体性(geosocial totality)”,而且“民族国家从而失去设定宏观经济在未来的财政和时间上的能力”;另一方面，全球现代性、时间上的同期性以及实时通信网络共同描绘出一个由跨国性的、全球—地方间的以及跨地域性的互动，构成一个由人际、侨民、不同文化间以及全世界范围的活动所组成的巨大的集合体，也为塑造一个“四海一家”的世界提供了可能。霍普讨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共生性”(coevality)。与同步(synchronous, 事件发生在物理上的同一个时间过程中)和同期(contemporary, 事件发生在人为定义的同一个时间阶段内)不同，“共生性”通过重塑历史时刻的方式给相对于自己的“他者”以认同，并为对那些原本毫不相干的生活方式在同一时代背景下的理解打开了大门。这一范畴使人认识到，这些同时产生的关联性——如富裕和贫困——是深深地根植于更为广阔的全球社会总体性和权力关系当中的。因此，“共生性”被否定的情形也就是边缘群体和殖民地人民被当作“他者”以凸显作为西方“我们的”时间的中心性(诸如落后的、传统的、未现代化的、部落的、乡村的、农民的)的情形，或者当关于某一历史时期的单一话语否定或者掩盖了这些受压迫群体经历的特殊性的情形。在霍普看来，在一个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在即时的知识和信息传输的驱动下，一个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定位很可能会潜移默化地与其他地方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而诸如独立媒介(indymedia)这样的实时另类新闻论坛的纷纷涌现，也迫使全球权力结构以及同时存在的贫富之间的失联走进公众视野，从而动摇和否定“共生性”的欧洲中心主义根基 (p.518)。

在空间逻辑层面，柯廷通过对“媒介之都/媒介资本”(media capital)这一语双关的议题的讨论，展现了西方之外的“媒介之都/媒介资本”的崛起，以及相关的地方性媒体政策及其对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不过，柯廷的分析在显现了全球资本主义媒介生产中的“中心”和“边缘”关系的动态变化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媒介中心主义和都市中心主义的倾向。同时，与辛克莱尔关于“民族品牌”的讨论和《手册》中其他许多局限于产业变迁的描述性分析类似，柯廷的分析也局限于“文化产业”的框架。这两个局限因柯廷主要聚焦传统媒介生产领域，尤其是资本密集型的商业影视业生产环节而忽视了更为分散和社会化的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而进一步被强化，导致这篇文章的理论框架在缺乏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同时，也缺乏陈光兴在《去帝国》(2006)中所展示的“殖民—地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深度。

需要承认的是，尽管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霍普和柯廷对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时空逻辑的讨论，深化了马特拉的如下观点：“文化多样性”必然涉及“社会时间的多元性”(the plurality of social time),构建身份认同不能绕开“从结构到事件”“从自由到归属”“从普遍到地域性和多样性”的转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特拉在《手册》最后部分的这篇方向性文章中，在地域性层面重复了其他学者对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内的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遮蔽。实际上，正如笔者在别处已经论及的，在他以前的著作中，尤其在1989年四卷本《传播学国际百科全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第三世界取向”的词条解释中，马特拉曾把毛泽东新闻思想作为这一取向的最重要范例加以阐述，指出毛泽东对传播理论的贡献包括人民战争和群众路线，强调传播在教育、鼓舞和组织人民斗争中的作用，通过致力于建立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阶级的有机联系，把传播放在更普遍的文化背景中。他在对毛泽东思想区别于国际共运中的经济主义传统和阶级化约论给予认可的同时，还赞同毛泽东和甘地(Mahatma Gandi)所倡导的“自力更生”思想，认为这一思想指导了无数关于先进传播技术扩散的批判研究，并为文化多样性和另类发展模式的讨论开启了理论空间(赵月枝，2019a)。然而，在2011年《手册》中的这篇文章里，马特拉在谈到第三世界思想家在地域、民族、全球团结、公民参与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上的思想遗产时，只提及了印度的甘地和巴西反殖民主义教育家保罗·弗雷勒(Paul Freire)这两个例子。同时，尽管马特拉讨论了“2008年10月金融泡沫的破灭使得国家衰亡论成了一个天大的谎言” (p.513),提出要“反对本质主义人权观”,承认“传播权利与公民和社会权利是不可分割的”,以及“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的激进式的转向意味着需要将政治的首要性、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公共干预和国家经济角色的意义放回到议程中去”(p.515),他最后还是把全球领域的传播民主化斗争落脚到以拉美公民社会为主体的模式上。与默多克在寻找替代性道义经济模式时虚无了共产主义道义经济模式一样，在马特拉的这一分析中，不仅苏联和东欧在文化与传播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完全缺位，而且中国在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也是完全被忽视的。这一经验的关键就是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的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务实姿态采取‘博弈式融合’参与全球体系，又辩证地在物质、体制、观念层面保留关键性的自决能力”(洪宇，2019,p.65)。也许，对于马特拉来说，由于欧美和拉美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源地，因此，这两个地区是传播民主化斗争当然的“前沿地”,而“国家对公民社会”的二元对立则是资本主义语境下不言自明的分析框架。然而，这恰恰是埃克克兰茨呼吁需要克服的问题。

需要提到的是，马特拉在20世纪70年代初参与过智利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框架内的社会主义斗争，并深刻总结过阿连德民选社会主义政权在媒体控制和文化领导权建设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虽然他以往对毛泽东的传播理论的理解体现了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界曾经拥有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视野和社会主义视野，他在2011年的《手册》文章中对拉美的关注也顺理成章，但是，他在这篇文章中对前者的选择性遗忘成了后冷战时代西方左派的普遍知识症候。这不是对马特拉这样一位杰出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吹毛求疵，也不是苛求他在一篇文章中面面俱到，而是通过考察像马特拉这样一位标杆性学者在其重要文章中的微妙学术话语变化，来反思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在20世纪的过去、21世纪初的现在，以及我们如何在21世纪开创未来。这其中的关键一步，是理解“中国的挑战”问题意识的来龙去脉及其所包含的全球学术话语政治的内涵。

实际上，除了马特拉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总结之外， 冷战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完全外在于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更重要例证，是思迈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末期的两次实地考察。这也从另一个层面挑战了任何文化本质主义和学术种族主义偏见。正如笔者在《手册》第二十六章《中国的挑战》一开始就指出的，思迈斯是一位对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抱有深厚同情和兴趣的学者。在两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思迈斯讨论了中国传播理论与实践中所存在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了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这使得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传播思想和政治实践联系了起来，从而“不仅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两者共有的国际性和跨文化性，更预示了这两者之间从一开始就结下了不解之缘”(p.558)。更令人深思的是，几乎是列宁在1913年所写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文章主题在20世纪70年代的回响，思迈斯在他的1971年至1972年中国调研笔记中讲到，自己在中国内地调研之后回到当时还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世界一部分的香港时，经历了仿佛从社会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更先进的“未来”回到资本主义现实的奇特体验。也就是说，对思迈斯来说，这是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跨文化“穿越”3。在前文中，笔者分别讨论了霍普的关键概念“共生性”和马特拉关于“文化多样性”必然涉及“社会时间的多元性” 的洞见。在霍普的文章里，“共生性”概念被用来批判作为“我们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时间中心性”和凸显他所列举的“诸如落后的、传统的、未现代化的、部落的、乡村的、农民的”这些边缘和受压迫群体的经历的“特殊性”。在思迈斯的学术实践和作为知识主体的体验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反转：“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文明等级论’中被认为带有以上几乎所有‘落后’特征的中国大陆，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了先进的和有未来指向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共生性’现象而存在。中国这个曾经的资本主义边缘国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性新开端之后，所感受到的诗人胡风意义上的‘时间开始了’的体验，也恰恰证明了马特拉的‘社会时间的多元性’的洞见 ”。

总之，埃克克兰茨遗作中的“跨国性的理论建构”呼吁十分真挚与迫切，马特拉和霍普开拓的新视野挑战了线性发展逻辑及其相应的时间观，柯廷所引入的全球文化生产空间维度为后殖民地理批判提供了契机，而思迈斯20世纪70年代在东西方之间的“学术穿越”则提供了一位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现实存在的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与体验。 然而，冷战意识形态遗产在西方学术界的寒蝉效应，基于白人种族主义和冷战双重意识形态的“汉学东方主义”(Vukovich, 2019)的影响，以及对复杂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偏向性认识，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整个西方左翼学术界陷入了齐泽克所承认的困境：通过学院化理论生产，在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大批量大同小异的批判理论“创新”的同时(仅在传播领域，就有“数字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传播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和“监控资本主义”等等),花费越来越多的精力去占据道德高地， 以此掩盖他们无法全面提出一套关于自身诉求的蓝图且没能找到一种社会主义实践形式的困境(吕新雨，2020)。如果帝国主义和冷战体制中的西方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层面的“工人贵族”的话，那么，西方左翼批判学者就是全球层面的知识分子“精神贵族”中的“精神贵族”:在西方学术体制内，从诸如“全世界信息劳工能否团结起来”的道德高度，提出研究问题，并联合世界各地的学者，生产能支持他们假设的案例研究。虽然“去西方化”的理论呼吁很高，并偶有学术实践中的例外，在总体上，这还是“西方理论，各国经验”的套路。

作为西方左翼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分支，传播政治经济学也到了这样一个关键的路口：一方面，许多分析都指向对资本主义传播体制的批判和对其超越的愿景。这包括对不平等的国际传播体制的批判和对美国军事帝国主义传播体系及其压迫性的揭露，对传播资源的私人资本拥有和控制、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市场审查机制的批判和对其作为“公共产品”的期望， 对“国家对市场”迷思在国家传播政策和管制过程中的批判和对资本利益主导的传播治理体制的超越，对精英主义的警惕和对专业知识民主化与公众参与的呼吁，传播生产中超越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和消费领域超越“受众商品”的愿景，等等。另一方面，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70年来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持续探索及其传播理论和实践，不但被许多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排斥在关于资本主义替代性传播理论和实践的视野之外，而且往往被当作“政府控制”的典型而一笔勾销。 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几乎所有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与自由主义学界和媒体界基本没有区别。王维佳曾指出，“在‘后冷战’时代，国际主流知识界的声音中，已经系统清除了20世纪遗产”(王维佳，2020,p.83)。也许，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处于“国际主流知识界”边缘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学术叙事，不但清除了20世纪国际共运的遗产，而且也否定了作为20世纪民族解放产物的后殖民主权国家作为社会正义捍卫者的角色，才更让人感觉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历史终结论”的学术氛围。

然而，没有比这样的理论前提更历史虚无主义的了。正如林春所强调的那样，考虑到非西方因素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贡献，尤其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维度，马克思主义意涵上的资本主义时代(capitalist epochalization)的世界历史，从一开始就内在于所有国家了，这包括那些“非资本主义”但不必然是“前资本主义”的国家 (Lin, 2013,p.184)。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中国最晚至鸦片战争时期，就不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国家了。与此相关，林春提到了另一个“被遗忘的洞见”,这就是，“资本主义阻碍在其核心之外的发展”,更确切地说，“资本积累运作逻辑带来的剥削、宰制、颠覆，阻碍边缘地区的民族发展”(Lin, 2013,p.184)。其结果是，在核心国家，由于工人在物质层面能在一定程度上以“工人贵族”的身份享受本国资本主义在海外攫取的“帝国主义红利”,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层面受到寡头垄断传播业的控制和种族主义和军事主义钳制等原因，阶级矛盾得到缓和，马克思所想象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被压制。与此形成对照，也是历史辩证法在全球史范围内的演绎，正是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在边缘国家的失败，使这些地区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集的情形下，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总之，“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成功的地方，而是彻底失败的地方。因此，资本主义不曾是，也不可能是现代性和发展的必由之路，遑论唯一形式”(Lin, 2013,p.186)。如果非得套用“历史阶段论”,那么，甚至可以说，在世界的东方，1949年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基础上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权性质和全球史“阶段”上，已经比资本主义核心国家更先进了，而中国工人阶级历史性斗争的阶段性成果，也已经历史性地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宣称的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中了(赵月枝，2020,p.18)。

总之，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形成的全球产业链范围内，“信息劳工”与其他劳动者以及消费者的关系十分复杂。劳资关系不能被凌驾于其他权力关系之上，尤其是一个不平等的全球秩序中的国家与国内外资本、工人与农民等复杂关系上来讨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庞大农民群体的农业大国的语境下，还存在一个如何把工人阶级传播问题与宪法所规定的中国国家性质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基础的“工农联盟”在新时代的实现形式等中国内部社会政治和阶级关系相联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尽管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整合过程中的工人阶级的传播问题十分重要，然而，是套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语境下的劳资关系框架或后殖民语境下的“底层抗争”框架来分析，还是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的复杂内外权力关系逻辑来理解，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学术政治与学术立场问题(赵月枝2020,18)。

四、 结语： “中国的挑战”的双重意义

正是部分出于以上考量，笔者在《手册》最后的《中国的挑战》一文中，针对“中国崛起”的语境，通过讨论中国国家的性质、阶级、民族、国际斗争和知识去殖民化，以及历史、文化与中国“软实力”等议题，提出了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的初步框架。这是笔者围绕中国议题，对于意在创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传播：迈向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所开拓的理论框架的深化。针对“后冷战”时代西方左翼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失败论”知识症候，及其对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所采取的历史虚无主义立场，笔者坚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部逻辑以及围绕中国国家性质、国家发展方向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斗争动态过程出发，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历史遗产对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调节与抑制作用。近十年来，面对全球资本主义不断深化的多重危机，尤其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本土主义化和右翼民粹主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国关系的紧张，回应“中国的挑战”成了更加急迫、重要且越来越棘手的问题。

进入21世纪2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的挑战”的核心议题就是，如何把中国重新纳入到一个有社会主义视野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从这个角度，回到《手册》最后部分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跨国和跨文化理论构建议程，中国既是“新兴研究议题”,也是“研究方法”——即为东亚学者所讨论的“作为方法的亚洲/作为方法的中国”意义上的另外一种“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和知识主体提供启示(沟口雄三，2011,p.130;另见陈光兴，2006;孙歌，2019)。也就是说，“中国的挑战”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对现有的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方法论和实践挑战?第二，中国学者在现有资本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发展有社会主义视野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过程中，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这需要我们针对《手册》内外的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参照，结合传播学内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前沿分析，来回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需要在破中立，通过进一步系统检视现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在其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偏颇，来确立有社会主义视野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然后，我们需要从厘清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复杂纠缠开始，通过汲取后殖民学术资源，尤其是东亚后殖民批判学者与海内外华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贡献，从而进一步构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最后，我们需要通过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华文化双重视阈下的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梳理与反思，勾勒有中国社会主义视野的21世纪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体系的主要内涵。当然，这已经超出了这篇导读所涉及的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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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2011):《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洪宇(2019):立足问题意识，唱响“世界之中国”,《新闻战线》,第11期(上)。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可主编(2017):《马克思归来》(“传播驿站”工作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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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系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即将出版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中译本导读基础上修改而成。文中所引此书页码对应的是其英文原版页码(见，Wasko,J,Murdoch,G,Sousa,H,2011)。

2 此书最新中文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重庆出版社于2017年联合出版，见([瑞典]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与[加]文森特·莫斯可2017)。

3 这一点，得益于黄樱芬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局限性的洞见。

4 这是笔者在查阅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所存的思迈斯中国之行原始笔记时所发现的思迈斯所表达的主体感受。

5 作为本文的姊妹篇，笔者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路径与问题意识》一文既是《中国的挑战》一文的继续，也是本文所开启的学术议程的继续，更是在跨文化语境下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心从批判性转向建设性的一种尝试 (见赵月枝，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