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受到广泛关注，国外各界人士对其给予高度肯定。但由于零和博弈逻辑、霸权主义思维、帝国主义传统与意识形态偏见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美西方对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一定的误解误读和负面认知。澄清与破除美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曲解，进一步阐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起点、原则、目的与实践，有助于增强各国人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科学认知与参建决心，提升其世界影响力、吸引力与感召力。
关键词：美西方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人类共同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重要演讲中，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此后，这一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Peter Thomson）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亚美尼亚前总统、共和党主席谢尔日·萨尔基相（Serzh Sargsyan）认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符合小国的利益，有助于保障小国合法权利。”不过在赞扬背后也存在着误解与偏见，如从“现实主义”角度将其战略起点定位于服务中华民族崛起，以“修正主义”立场将其战略原则归结为颠覆世界秩序，从“帝国主义”视野将其战略目的判定为控制与掠夺他国的新殖民主义，从“理想主义”视阈将其战略实践划归为缺乏实质行动的乌托邦等。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经济危机、霸权主义、非传统安全等问题肆虐全球，人类必须以一种新理念来应对危机，故必须澄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真精神，破除国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错误认知。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升华，提升其实践伟力，使其真正成为引领世界发展前行的指向标，彰显世界文明经由中国道路所展现的光明前景。
一、美西方曲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层原因
美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曲解，降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度，对我国持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深走实造成消极影响，阻碍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脚步，加剧全球性问题危机程度。同时，这也会将国际社会的焦点和矛盾指向中国，助长其他国家排华、反华情绪，削弱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从而阻挡中国稳健发展步伐。对此，为有效破解美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曲解，必须辨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根本上突破美西方话语挑战的重围。
（一）自由主义价值观下零和博弈逻辑的投射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起点曲解为实现民族国家的单一利益，认为其是服务于中华民族崛起的工具性存在的观点，实质上是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下零和博弈逻辑的投射。自由主义价值观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美西方现实利益的唯心表达。在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作用下，美西方深陷零和博弈逻辑，以这种二元对立、非友即敌方式来理解国际关系，就只会损人利己，把符合本国利益的模式强加于世界，大搞赢者通吃，迫使其他国家服从于自身利益。美西方奉行的零和博弈逻辑忽视了各国通过合作实现共赢的可能性，鼓吹各国间完全是竞争对抗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利己主义。在此思维的影响下，美西方只能以机械的、割裂的方式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曲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起点，将之归结为服务中国崛起与大国博弈的工具，完全违背了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初衷与战略意义。
（二）霸权主义对国际秩序歪曲理解的影响
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曲解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与颠覆，实质蕴含的是美西方以霸权主义思维对国际秩序的歪曲理解，是对应有原则和现存状态的扭曲。从历史上看，现行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以美、英、苏等为主导的反法西斯国家奠基的，他们建立雅尔塔体系，创立联合国，重构战后国际秩序。创立联合国的初衷是加强国家间友好合作，各国共同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责任，同时促进人权与自由的实现，这充分体现了国际秩序的“应然”状态。然而，目前实际的国际秩序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操控，美西方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强行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之、不合则弃。美西方将霸权主义思维影响下的现有的、不正常的国际秩序当成一种典范，当成维护其意志与利益的工具，力求使自己的“特权”合法化与普世化。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与美西方主导全球秩序、决定国际利益格局的霸权意愿相背离。在这个意义上，美西方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和特殊利益，必然要构陷中国是颠覆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大国。
（三）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历史传统的延续
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战略目的曲解为新帝国主义式的全球殖民掠夺，与西方帝国主义思维及殖民主义历史传统息息相关。帝国主义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以来的特殊指称，从历史传统上看，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全球殖民主义，皆发端于西方国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自新航路开辟后，陆陆续续出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殖民地、拓展海外商品市场、暴力掠夺海外国家财富，对亚、非、拉等地区落后国家造成严重破坏。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优势，对其他弱小国家进行侵略和掠夺，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家集团的私人利益，忽视甚至无视人类社会整体生存状况和发展利益。如今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美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自己的“假想敌”，倒打一耙指责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古代“朝贡体系”“天下体系”的现代翻版。
（四）西方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理念的诋毁
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曲解为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主要源于西方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理念的排斥与诋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与统治，对社会主义理念具有天然的对立排斥性。他们对社会主义理念充满忌惮与恐惧，惧怕被社会主义社会超越，故始终否认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将共产主义打上“乌托邦”的烙印。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历史终结论”者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将共产主义看作一种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正是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念的排斥与诋毁，使美西方一直将社会主义中国视为异端，认为中国制度模式难以为继，是一个有争议、有待进一步考察的问题。美西方之所以认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共产主义理念一样空洞，缺乏现实性与可操作性，完全是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片面性与狭隘性，其并没有通过客观理性的科学态度去全面把握该理念，因而不能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路径，忽视中国付诸的实际行动。
二、澄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本真精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高瞻远瞩提出的重要理念，为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意蕴，并非美西方理解下的利己主义、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与理想主义，而是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基于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澄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点、原则、目的与实践。
（一）起点：基于全人类立场，而非“现实主义”的单一国家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全人类的立场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定位，他指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见，从“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贯穿和坚持的是全人类立场，这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点，其表现为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全人类共同利益、承担全人类共同责任。
一是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价值共识是打造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代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首先必须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植根于人类的共同需求与普遍追求之中，体现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共性，同时充分尊重不同民族和国家在价值实现路径上的自主选择，与西方“普世价值”有原则区别。全人类共同价值促使各国凝聚全球发展共识，跨越意识形态藩篱，尊重文明多样性，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点与立场。
二是着眼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源头活水，古往今来，人们因“共利而聚”“异利而散”，利益协调与分配直接影响着各行为主体的活动。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利益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主张各国团结合作，做大“蛋糕”，完善分配机制，分好“蛋糕”，从而消解各国的利益纠葛与冲突，实现“正和”效应。
三是承担全人类共同责任。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的实现，需要依靠共同责任的承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绝非仅图“一己之私”“一己之利”，同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绝非仅靠“一己之长”“一己之力”。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携手合作、共担责任，才能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全球性问题、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所有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必然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全人类利益为自身出发点，始终站在人类的道义制高点，蕴含着全球视野与人类关切，强调共同价值、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的统一。美西方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初心的曲解，深受自由主义价值观下零和博弈逻辑的影响，将外交视为谋取本国利益的活动，歪曲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立场。但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的重要外交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思想的继承发展，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与“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延伸与升华，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岸胸襟与使命担当。
（二）原则：以公平正义维护应有国际秩序，而非“修正主义”的决然颠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现存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变革，而并非是一种“修正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昭示着人类社会和平、安全、繁荣、包容、美丽的未来，展现了国际新秩序的愿景与前途，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公平正义是衡量国际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准，是建设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核心原则与内在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这一原则的坚持体现在主张平等互利理念、贯彻国际法治思维、践行多边主义。
一是主张平等互利理念。如今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源于个别国家的极度贪婪自私，占据世界绝大多数的资源与财富，却未能承担起相应责任与义务，反而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方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深化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等地区国家的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树立共赢的新型合作理念，始终尊重世界各国的合法权益、历史传统与发展模式，强调各国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实现各国和平相处、和衷共济。
二是贯彻国际法治思维。虽然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断完善与发展，但是违反国际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法治思维反对国际霸权行为与特权意识，让各国共同执行国际规则与规范，约束各国家主体行为，促进各国合理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有效应对西方国家凭借其霸权地位进行的全球统治与压迫，避免不公平、不正义现象的发生。
三是践行多边主义。面对纷繁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急需加强各国的团结合作，但部分国家却反其道而行，实行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致使全球性问题进一步激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课题，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推动各国共同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国家间交流合作的空间，凝聚各国价值共识，厚植各国共同利益，推动各国共同参与，实现各国共同发展，进一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形成以公平正义为原则的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在此基础上主张平等互利理念、贯彻国际法治思维、践行多边主义，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西方国家无视、践踏国际法基本原则，对国际事务采取“双重标准”，操控绝大部分国际组织与机构，使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侵占他国利益的重要工具。为了维持这一作用，必然要构陷中国是颠覆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大国，妄图抢占国际话语高地。面对美西方的歪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三）目的：打造合作共赢的世界新图景，而非“帝国主义”的全球殖民版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世界各国共处同一个“地球村”，共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合作共赢是唯一的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的合作共赢的新世界，是以共商为基础的理念共同体、以共建为基础的行动共同体及以共享为基础的发展共同体的统一。
一是构筑以共商为基础的理念共同体。凝聚理念共识是支撑国际合作的基本前提，只有理解并认同，各国才能付诸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面对各国不同价值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都能够通过协商解决问题，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各国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话语权，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全球治理，在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的基础上形成共识。
二是打造以共建为基础的行动共同体。呼吁的目的是行动，全球性问题只有通过科学理念指导下的各国共同实践才能够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面对全球赤字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各行为体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下，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只有不同国家之间通力合作、携手共建，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才能做到“众人拾柴火焰高”，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注入持久动力。
三是创建以共享为基础的发展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要求和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各国的协同合作与互利共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是一条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人类命运共同体讲求国际社会发展性与协同性的统一，谋求“自己过得好”与“别人过得好”的统一，旨在克服当今世界发展中显现出的全球增长动能不足与“中心-边缘”结构的失衡现状，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世界难题所贡献的“良方”。与之相比，西方帝国主义全球殖民的传统模式则是阻碍世界发展、制造全球危机的“毒剂”。美西方曲解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目的，是其意图掩盖自身殖民传统，并追求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而自导自演的“丑剧”。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为了消除西方国家统治下造成全球动荡、失衡与不公的“世界阴霾”，更要通过构建以共商、共建与共享为基础的全球共同体，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全球性问题，从而在各国团结合作下实现“地球村”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打造出一个合作共赢的世界新图景。
（四）实践：具有现实可行的战略举措，而非“理想主义”式的乌托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绘制了目标蓝图，但世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人，人要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否则再美好的蓝图离开实际行动终究是空中楼阁。“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带一路”筑造实践根基，以区域命运共同体、领域命运共同体协同打造重要组成部分，以各类国际组织、机构与机制搭建合作新平台，开创各国合作共赢新局面，共建人类社会美好家园。
一是以“一带一路”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根基。“一带一路”作为21世纪的伟大工程，从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世界各国的独特性出发，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进世界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与交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深入推进，各国间合作交流不断深化，丰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经验。“一带一路”的实践伟力切实成为沿线各国人民安居乐业、脱贫致富的幸福之路，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看得见、摸得着。
二是以区域命运共同体、领域命运共同体协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已提出打造中国-东盟、亚太、中非等区域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还积极推动构建网络空间、人文、海洋、核安全、人类卫生健康等领域命运共同体。打造区域命运共同体、领域命运共同体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产生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治理模式创新增添新样板。
三是以各类国际组织、机构与机制搭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新平台。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国际合作组织、机构与机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内涵、新动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新型平台。这些重要合作平台的建立与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始终支持多边主义、践行多边主义，各类国际组织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经历了从理念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正是中国不断以实际行动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与重大意义的表现。美西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缺乏实践可行性，只是一种呼吁性的口号的看法是错误的，此种看法实则源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理念的诋毁。从现实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在世界范围内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更加证明这种观点只能是自欺欺人，只会阻碍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同心协力、同舟共济，通过建立区域、领域命运共同体以及各类国际组织、机构与机制，搭建起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对话协商的各类平台，推动各国积极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解决世界现实问题、建设人类美好未来的愿景。
三、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对策思考
面对美西方的曲解，我们要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用理论阐释、用实践升华、用传播推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信释疑、凝心聚力。在当下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有：如何进一步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破解美西方理论陷阱，做到言之有理？如何进一步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实现全球利益共享，做到言之有物？如何进一步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传播，减少美西方误解情绪，做到言之有情？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切实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力、实践感召力、传播影响力，以有效应对美西方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挑战。
（一）加强学理性研究，深化理论支撑力
理论支撑力是破除美西方话语挑战的基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构建系统科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做到言之有理，既能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又能对美西方曲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错误认知进行有力回击。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形形色色的污名化做法，要求我们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理论难题的研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深入研读经典文献，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蕴含的立场、原则、目的、实践等进行有效的学理化，形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系统性、整体性阐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不断深化。二是以问题为导向，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积极回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问题和核心议题，针对全球经济发展、政治交往、文化交流、社会变革等方面的变化，从学术角度将其转化为富有系统性、逻辑性的理论论述，使之成为逐渐被美西方学者认可的学理表达。三是以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为突破，组建学术共同体，整合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等多学科研究力量，跳出传统理论范式，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和时代价值，建构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切实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深入发展。围绕以上三个方面展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与阐释，本质上是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否具有必要性、合理性、合法性与可行性的学理探讨，能够深刻揭露美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错误认知，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
（二）扩大利益汇合点，推进实践感召力
实践感召力是破除美西方话语挑战的核心，“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同时，“‘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只有不断做大全球共同利益的蛋糕，共享人类社会发展机遇，做到言之有物，才能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更多国际友人的信服与认可。一是“以点连线”建立双边命运共同体，达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目的。应在兼顾各国利益诉求和核心关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溢出效应，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作发展、民生福祉改善加强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与交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基垒台。二是“由线拓面”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达到凝聚各国共识、激发经济活力的目的。应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等传统开发机构的基础上，通过持续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作用，寻求区域内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区域共同繁荣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柱架梁。三要“由面成体”构建全球领域命运共同体，达到促进共同繁荣、维护持久和平的目的。应积极搭建全球合作平台，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与改革，进而共享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成果，不断增进人类福祉，在合作共赢中生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感召力，真正展现全方面、多层次、立体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格局。从国家到地区，从地区到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原则不断推进实践，通过利益共享让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愿景变为现实，这是驳斥美西方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置于“利己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理想主义”话语框架下曲解中国最好的例证。
（三）拓展外宣新空间，塑造传播影响力
传播影响力是破除美西方话语挑战的重点，“失语就要挨骂”，无论是美西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曲解，还是过去的“黄祸论”，都离不开其发达的传播手段以及拥有的话语优势。我国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就必须不断创新话语表达的方式和手段，做到言之有情，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传播的国际影响力。一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由于作为“官方”的党和政府、“民间”的社会组织与个人的角色和定位不同，其关注点和传播效果也不尽相同。对此，要丰富传播主体的构成，扩大传播主体的数量，积极开展灵活的民间传播与官方外宣相互补充、形成合力，以多元主体的差异化优势满足国际受众的差异化需求，从而增进国外公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面了解。二是多维平台协同运作。传播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破除美西方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挑战，要充分利用好社交平台发声。一方面要“借船出海”，与国际有影响力的主流媒体、社交媒体等成熟平台开展合作，突破中国海外传播的技术、平台限制，为拓宽海外受众群体打通渠道，使中国立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以“借梯登高”；另一方面要“造船出海”，加强自有平台的海外建设，打造本土化的国际媒体，开辟中国对外宣传的新阵地，既能够预防美西方国家借助传播平台对我国施压设障，也可以更好地贴近海外受众、促进信息落地，向世界呈现真实全面、系统立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是多种策略巧妙运用。所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是充分运用好传播技巧，注重情理结合。新媒体时代，静态的文本传播已经转变为动态的视觉感官传播，要懂得利用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直播等多种新型传播形式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从人类共性、共情的角度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涵。
作者：刘洋，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黄栋梁，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9期
项目：本文系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正义维度研究”（2019EKS004）、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高校精准思政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C202237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