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中欧关系发生的几件事引起人们的困惑与担忧。2020年底，双方达成《中欧投资协定》。2021年3月22日，欧盟以“侵犯新疆人权”为藉口对4名中国官员、1家实体实施制裁，乃近30年来首次。中方随即宣布对少数恶意宣传虚假信息的欧方相关议员、学者和实体予以制裁。4月7日，在与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中，默克尔再次表示“欧中加强对话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对世界有利，德方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相隔不到10天，习近平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中法德领导人峰会，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中欧关系、抗疫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法德领导人均表示愿与中方加强多领域合作，共同推动《中欧投资协定》尽快批准生效和中欧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5月4日，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对法新社记者言称，“鉴于目前欧盟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实施反制裁，包括针对欧洲议会成员的反制裁，这样的环境不利于批准协议”。不到一天，欧盟对外发布书面声明说，舆论对东氏谈话的解读不准确，批准过程不能与更广泛的中欧关系分开，“批准的前景将取决于局势的演变”。
中欧关系的一波三折似乎印证了时下国际形势特点——“可确定的唯有其不确定性”。然而，中欧关系的不确定性何来？下行的限度何在？作为最大的外生变量，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主导欧洲和影响中欧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从欧盟内部权力机制、欧洲制度文化的特性以及中欧、美欧关系基本矛盾的变化谈起。
一、中欧关系的“一体多面”
谈到国际关系，其本意在于解析国家之间多维互动的状态与规律。当代国际关系早已超出这一古典定义，概因“关系主体”出现较大的嬗变，而中欧关系的复杂性正是由于欧方关系主体的复合叠加所致。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对欧关系始于同中东欧、北欧国家、瑞士先后建交，与英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以及1964年中法建交。从1975年与欧洲共同体建交开始，中欧关系进入“双轨并行”阶段，但国别关系所占比重很大。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加速，正式形成经济、政治、司法的超国家联盟。截止于2013年，欧盟经数度扩容，成员国由最初的6个增加到28个。2020年英国正式“脱欧”后，欧盟GDP总量（12.28万亿美元）仍占世界总量（83.84万亿）的14.65%，是全球前三大经济体之一。欧洲联合的历史性进步，不仅使其自身实力和全球影响倍增，也使得外部世界与之打交道的维度、重心不得不发生改变。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先后从相对简单的双边层次转向更加复杂的多级层次来处理涉欧事务，并更加重视欧盟作为各成员国利益“整体性代表”的合法地位。
尽管如此，欧盟“这个多国的、多层的、变化中的、时分时合的政治行为体”，仍较于主权国家而言显得很难捉摸，其交替使用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行为方式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协商决策规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部世界仍然是不小的挑战。①首先，欧盟是通过法律约定建立起来的特殊联合体，它既非民族国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组织，而是通过制度性合作网络实现部分主权共享和一致行动的超级力量，其决策权力由联盟机构、成员国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专业机构分享。通俗地说，尽管“把蛋糕做大了才会有更多的刀叉”，但“七嘴八舌”的参与也让做大和分配蛋糕的过程过于复杂，甚至令放弃蛋糕的过程也变得超级繁琐。从全民公投到正式“脱欧”的4年中，英国举行过两次大选，换了3任首相，与欧盟进行的谈判难以计数。在2020年1月“脱欧”之后，英欧还就双方“分手费”进行线下和线上谈判就达10轮以上。由此可见，欧盟的超大超强来自其聚合性，它得之不易，弃之亦难，独成一统，别具“韧性”，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或任何政体都难见的“后现代政治奇葩”。其次，欧盟内部成员国关系存在“原则上平等”和“事实上层级化”的悖论。法、德两家因其规模、实力和历史性地位，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直起着核心作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为此，欧盟召开紧急峰会并出台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助计划，总额达7900亿欧元。然而，这一成果是经过为期4天艰苦磋商才取得的。其间，“节俭四国”荷兰、奥地利、瑞典、丹麦反对向亟待救助但债务高企的南欧国家直接拨款，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则主张无条件分享复苏基金，反对将其与本国法治实践挂钩。经过德、法两国分头说服后，各方才达成妥协。②这个案例不仅再度证实“多速欧洲”必然派生“多元欧盟”的逻辑依旧成立，也揭示出各国在联盟层面为切身利益激烈博弈的现实图景。当然，每一次挫折和危机最终都会将欧洲联合进程推进一步，大国、强国因其关键性贡献而尊享战略性红利，小国、弱国也通过讨价还价伸张其相应权益。③再次，正是由于上述多源和多样的动力输入，欧盟对外政策的出台过程也必然呈现高度复合及相应迟滞等特色，它一方面会导致欧盟对内外危机（如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疫情危机）的反应和管理显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还会因外部的撬动作用加剧成员国分散行事，削弱其“一致对外”的政治意志。从本世纪初围绕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到中东难民逃欧危机，欧盟一再被撕裂为“新”“老”两个欧洲，其内部认知鸿沟、制度缺陷在外部冲击下暴露无遗。④
简而言之，欧盟本身是一个复杂力量的集合体，它通过成员间协商，以制度建设为途径规范和整合各方利益、观念意识、行动能力。在这个“仍在路上”的建构过程中，各方之间的差异性带来多重政治博弈，只有用超级繁复的游戏规则来体现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这也造成欧盟权威性、生命力存乎于自身的不稳定性当中。面对当前中欧关系出现的复杂、多变现象，我们必须“由表及里”地看待事态发生的机理，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欧盟的特性，以超常的耐心和高超的能力去作出回应。
第一，要冷静地对待欧盟关于中国的新定位。2020年9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咨文，称中国为“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这一表态反映了欧盟对华认知的重要转变。客观而言，中国的整体实力持续走强，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新产业革命的主要推手，在某些应用技术、新兴产业领域的竞争位势发生显着变化，已经形成与西方发达国家“并跑”甚至“错肩领跑”的身姿。⑤欧方这样贴标签，是在一定程度上正视中国的强者地位，我们既不必“心惊肉跳”，也不必“沾沾自喜”。欧方抛出的三顶帽子虽有“过誉”之嫌，却有提示我们及时调整和适应与其相处“新常态”的好处。为了与我展开全面竞争，欧方会加快提升其市场体系、法律体系、安全体系的一体化程度，同样在“堵漏洞”“补短板”上下功夫，特别是在多边、双边和全球层面对华“定规矩”“讲原则”。当然，欧方提出“谈判伙伴”这一定位也明确规定了与我博弈的限度，是通过谈判来达到“斗而不破”的结果，只不过经验老道的欧洲人更为难缠。
第二，要冷静地看待欧盟的“两面三刀”。以上谈及欧盟内部利益竞争原理及其对外交影响，无一不会体现在其对华关系的动态调整过程中。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绩斐然，匈（牙利）塞（尔维亚）铁路、（希腊）比利埃夫斯港等一批基础设施旗舰项目为该地区发展助力引航。⑥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中欧班列开行超万列，抵达欧洲21个国家、92个城市，运送货物90余万标箱，同比增加54%，为稳定中欧之间供应链和双方货物贸易逆势上扬发挥了关键作用。⑦尽管这些互利共赢的结果对改善相关国家发展水平和抗疫斗争作出显着贡献，但欧盟却并不领情，反而多次质疑中国的合作动机，并加大干预力度，用各种藉口加以排拒。有些参与“17+1”合作的国家还搞“两面下注”，分别向中方和欧盟增加诉求，甚至藉机向无关的第三方献出“投名状”。⑧对此，我们要理性看待和适应。欧盟本身及其他合作网络实属利益交换平台，各方经常性打破平衡是为了博取更多的实惠，这既是欧洲发展现实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对欧合作深入发展和变化的必然产物。只有对此保持宽谅之心，才能摆脱暂时的困难和干扰，在对欧合作问题上保持定力和韧性。
第三，要妥善处理“和”与“斗”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和”的方面说得多了，再谈“斗”就显得有些扎眼。其实，没有矛盾，任何事物就会停止运动，有矛盾就有斗争，这是不依人们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或消失过，只不过现在双方摆在台面上的“斗”多起来。问题在于中欧之间的斗争究竟属于怎样性质？斗争的目的是什么？在笔者看来，中欧之间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矛盾和安全冲突，相反还具有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等现存多边国际秩序等共同目标，需要彼此藉重，遥相呼应。中国始终坚持“支持一个团结、联合和稳定的欧洲”立场，欧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也是与中方认知、立场交集最多的一家。近来中欧之争一面有所显现，最主要的原因是欧洲人对华心态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表示要“告别幼稚”，还错误地转向对华政治围攻，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采取的反制措施不仅展示鲜明的立场和斗争决心，同时也是为维护中欧关系大局而“纠偏”的正常举动。中欧关系的内涵很丰富，共生利益强大，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不应也不会成为双方互动的主流，而“以斗求和”将是二者最终的理性选项。
二、中欧关系与世界大势
在历史和现实中，任何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联系，都是在相互瞭解、判断和作用中来完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代背景不仅加剧了中、欧的忧患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欧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同时，未来全球发展的大趋势也必然对它作出限定和制约，使之沿着“竞争性依存”和“动态性再平衡”的方向演进而不致“脱轨”。
首先，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扑面而来，各国特别是超大型经济体纷纷加大在前沿性技术和新兴产业领域的投入和竞争，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区块链、量子计算与通信、生物技术、新能源利用等战略制高点上展开异常激烈的争夺，未来全球经济形态、产业链布局以及人类生活样式将持续发生重大变革。同时，这些技术的跨社会应用及其应用市场的扩散必然对全球治理体系提出“去中心化”要求，国家、区域合作机制乃至欧盟这样的超国家行为体都必须对“求发展和保安全”的历史性命题作出恰当的回应。⑨在“数据为王”的智能化时代，美国凭藉谷歌、亚马逊、脸书、字母等一批数据业务超级企业占据霸主地位，中国通过海量数据和巨大的应用市场培育竞争优势，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第一、企业数量第二的新兴科技大国。相较之下，欧盟及其成员国囿于其制度文化和法律限制，未能形成相应的产业集群和内部大市场。然而，这未必意味着欧洲人将在数据化竞争中完全败阵。欧盟正在开启数条战线的反击，一是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在全球率先推出《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以夺回其“数字主权”并影响全球数字市场规则与治理；二是即将起征“数字税”减少对外国公司的数据依赖，保护自身的数据安全；三是与具有超大应用场景优势的中国建立务实合作关系，以回应欧洲中小企业智能化创新的需求。⑩与此同时，欧盟新近出台的“绿色新政”大致勾勒出以氢能发展为突破口，形成全球前沿技术“第三极”的构想，并计划为此持续投资4700亿欧元。相对于美（页岩气产业为主的能源独立）、中（化石能源仍然占比75.6%），以德、法为主的欧洲清洁能源战略将着眼航空、交通、制造业的“去碳化”转型，奋力打造氢燃料制成、运输、储存的全产业链生态，以其深广的应用性引领全球新一轮绿色能源发展和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竞赛。?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全球治理规则和标准的影响力，还是就潜在技术创新实力而言，欧盟都是不可忽略的强大竞争者。它不仅会给中国带来外在压力，同时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和追赶对象。
其次，全球秩序和力量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多重“失序”危机催生新制度、新规则。从全球范围看，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后者的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所占比重接近40%，在联合国等各类国际机制中参与度、话语权得到显着提升。随着G20、“金砖+”、东盟、非盟、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等新型多边合作机制的兴起，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内涵、动力、功能和影响得到更新和增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使得一大批欠发展的内陆国家发生“陆海联通”、“陆海统筹”的转向，正在改变世界海权结构和经济地理逻辑，“海权至胜”的传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在这些显着变化背后存在的是两大秩序变迁趋势：一是全球发展出现“自西向东”的权势位移。2020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人民币（按汇率现价折算约为15万亿美元）大关，分别为美国和世界经济总量的70%和16%以上。受中国持续增长的带动，亚太地区技术创新、产能、人口结构、社会稳定、消费市场等多重潜力得到不断释放，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3。?二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滞后和失效，各类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安全危机直接冲击和削弱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信心和能力。生态和气候灾害、大规模传染性疾病、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移民难民等全球性治理难题，不仅超出任何国家独自承受和处理的限度，也激发各国抢占国际体系和规则改革先机的意识和行动。?
在国际治理体系创新进程中，中国和欧盟在其中均扮演着重要责任方、参与者，同时也是竞争主体、合作伙伴等多重角色。二者对于建立更加均衡、平等、包容的国际新秩序的要求既有相通之处，也存在深层分歧。欧洲既对美国“唯我独尊”、在重大利益上侵害欧洲、继续凌驾和控制欧洲十分不满，希望扩大自身的战略空间和独立地位，利用多边主义框架抵消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欧洲人又对世界发展“东升西降”和中国全面兴盛的态势心有不甘，力图以规则为武器加以限制和延缓，维护其主导性地位。欧洲的两面性、摇摆性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其实力地位和时空条件持续演变至今，同时具有战后国际秩序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双重角色”。当美国将战略竞争的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之后，欧洲的“受损”感和不安全感大为增加。另一方面，欧洲毕竟属于全球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经过数次扩张和增容，欧盟已是市场、法律、对外行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国际大玩家。无论是基于现实，还是着眼未来，欧洲都不会放弃由近（周边）至远（亚非拉地区）影响和改造世界的野心，特别是不会轻易放弃其既有的国际制度红利和对未来秩序的规制权。总体而言，中欧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大战略力量，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引导和塑造的权重虽有增加，但相较于霸权国家而言仍有不同，因而只有继续依赖协同、合作的路径，二者才能更好地维护各自的发展利益、安全权益，尽到应有的国际责任。
再次，延续和平发展大趋势是国际社会普遍诉求，也是中国和欧盟最大的利益公约数。世界历史表明，在秩序变革与转换关键时期最容易发生系统性危机乃至大规模战争。当前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大国关系进入关键转型时期，在失衡一再加剧的情况下存在较高的失控风险。与此同时，数字经济、智能化产业的兴起无疑会加快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去中心化”趋势，信息革命和大众政治持续延伸也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机制向“扁平化”方向转变，这些大变化不仅意味发展、安全进程的参与者、行为体更广泛，而且导致垂直分布的国际权力结构加速解体，“去霸权”“去西方中心”成为时代性特征。亚投行、CPTPP等一批新型区域开放框架都在没有美国参与情况下确立起来，巴黎气变协定所代表的多边制度规范对霸权制约、反塑造效应也更加显着。在此背景下，中国和欧洲的国际战略空间不是压缩了，而是可以获取更多的战略自主机遇，双方可以通过调适各自立场和协同行动，增加对全球事务的共同影响，达到“1+1大于2”的成效。在全球发展和安全的十字路口，中国、欧洲两家不犯糊涂，搞团结不搞分裂，对世界保持和平与发展的走势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这也应该成为强化中欧战略共识的根本前提。
三、欧美矛盾与中欧关系
欧美之间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经济社会联系，居于中心的是双方共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下，美欧结成以G7、北约等机制化安排为标志的紧密的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美国在经济、安全以及在社会层面对欧保持控制权和影响力。苏联解体后，以欧美关系为核心的西方世界持续主导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其政策一致性和对外扩张性达到高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期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退潮同时发生，西方大国之间利益结构持续调整，导致欧美竞争加剧，矛盾增多。即便是白宫易主，拜登政府力图联欧制华、压俄，但欧美关系也如同中美关系一样无法回到过去，欧洲在追随美国的问题上必然是有选择性的，步调不一致的。
国际政治说到底不是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决定的。影响未来欧美对华政策一致性的基本因素有三：第一，欧美关系难以得到全面恢复，涉及近年来双方围绕贸易政策、碳关税和数字税、欧元地位、防务费用分摊、气候变化、产业竞争、世贸组织改革以及履行伊（朗）核协议、“北溪二号”天然气合作项目等一系列问题存在的分歧，也涉及到美国疫情与对欧疫苗合作、内政危机、债务高企及美元信用体系潜在风险对欧洲“美国观”带来的深刻冲击。我们通常对中美、中欧之间战略互信水平十分在意，而忽视欧美之间战略互信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动。经过特朗普时期的“全面试错”，欧洲人既看到“美国优先”是霸权落体运动状态下必然逻辑及其危害性本质，也看到中国在美国全面打压下屹立未倒的基本事实。尽管拜登调整了对欧工作的调门和手法，有远见有理性的欧洲政治家仍会认识到美国联欧的本质仍然是维持其自身利益，中美对抗甚至陷入“新冷战”必然带来对欧发展的严重损害。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示，在对华政策上“我们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各自的利益”，这不仅是经济利益问题，更关乎欧洲主权。
第二，欧盟确定的“战略自主”对外关系总方针，在本质上就是和美国“闹独立”。不在中、美之间完全“选边站队”，既符合欧盟维护自身“独立、统一”的基本价值，也有利于扭转它在中美之间相对弱势和被动地位。一是“战略自主”要求改变美欧之间的“主仆关系”。没有了这种不平等关系，美国的“单极”霸权将更快衰落。美欧之间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是长期的，但近年来更加突出。法国总统马克龙公开表示“北约已经‘脑死亡’”，主张建立欧盟独立的防务力量，体现出欧方强烈的自主意识；二是欧洲联合就是“折衷主义”产物，这一机会主义历史传统延续至今。在处理中美战略竞争的问题上，欧盟成员国的共同目标是探索“第三条道路”，在中美之间充当调解者。长期而言，这种既避免与大国直接冲突，又可以在二者博弈中搭便车、捞好处的选项最为符合欧洲利益。具体观察欧盟成员国的立场可以发现，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倾向于用好其历史人脉和地理位势，在中美之间发挥沟通桥梁的角色，匈牙利藉打“两手牌”以抗衡法德的支配，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则采取待价而沽、伺机寻租的灵活立场。德、法等大国非常看重对华经济合作关系，不会为追随美国而牺牲其重大实利。因此，欧盟寻求“战略自主”与美国联欧制华诉求之间存在的长期张力，将远大于中国给欧洲带来的压力。欧洲的机会主义策略也必然导致欧美在对华行动上难以同步，令“华盛顿越发失去耐心”。
第三，欧美关系并非是“单行道”，欧方立场也对美国有着一定程度的“反向塑造作用”。尽管特朗普挥舞大棒压欧反华，但布鲁塞尔每每与华盛顿拉开距离。拜登的对华政策基调明显受到欧盟对华战略定位的影响，美国改在“对抗、对话、合作”三个维度同中国打交道。在近日出席西方7国外长会晤前，国务卿布林肯对欧洲媒体作出美国不寻求对华“新冷战”，不迫使盟国“选边站队”等表态，被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为修复与盟国关系作出的妥协”，美国在遏制中国的总体目标下必须照顾欧盟的切身利益，若一味施压只能适得其反。随着中欧务实合作溢出效应的扩大，受惠方更多，制约欧盟完全倒向美国的因素也会增加。4月19日，欧盟原计划通过一项涉港问题的对华政策声明，但在最后时刻由于匈牙利反对而未能获得一致通过。匈牙利的立场则是受中匈在“一带一路”和“17+1”框架下务实合作，特别是在2020年双方共同抗疫结下深厚情谊的影响。
四、结语
一个世纪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派遣10万多劳工协助协约国参战而跻身战胜国之列，却未能改变“被外人轻视、践踏”的命运。《凡尔赛条约》竟然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划归日本，这一事件不仅直接引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而且也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100年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不懈奋斗，终于走出一条在先进政党领导下掌握自己命运、符合自身特点的民族发展道路，不断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兴盛必然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与政治多极化的历史性变迁，同时也自然会引发西方强国的高度警觉并转向对抗性竞争。如同体育比赛，原本一群高手或不在意弱者参与。一旦弱者屡屡创造“黑马”效应，就会引起高手的焦虑。他们或者联手指责“黑马”犯规，或者要求修改规则。然而，经济全球化所既成的各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终究不允许“取消赛事”，这是由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底层逻辑——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也是从宏观上把握中欧关系、中美关系、美欧关系等一切关系时好时坏，波谲云诡，最终回归理性的基本依据。
中欧关系当然不是完全的经济利益关系，意识形态差异和制度竞争始终存在，这一因素与欧盟内外关系结构的超级复杂性混合起来，会不时造成新的关系障碍和不快的观感。不过，无论压力多大，只要我们从战略上确立经略中欧关系的主导思想，就可以扛过风雨，迎接彩虹：
——藉助外部压力推动自身改革和凝聚内部团结共识。毕竟我们是依循“改变自己才能影响世界”这条路径走到今天的。对于来自欧盟乃至西方的挑战、压力，我们必须保持开放心态，专心致志地超差距、补短板，在后疫情时代把自己的事情办得更好，用更大的实力和更好的优势回应外部挑战。
——冷静回应来自欧美的舆论压力。要细分对象和语义、事态轻重缓急、影响远近之间的差别，不必盲目出击，避免掉入主谋者预设的陷阱。如同众多体育运动的基本要领是“重心下沉”一样，即便是高个子、大块头的运动员，只要有意识地放低身段，就能保持良好的机动、爆发能力。
——适时调整中欧关系定位。作为新兴大国，我们既要不忘历史，也不可背着历史记忆的包袱放不下来。对于欧、美，看清二者之间差别和竞争的一面可能比看到其同质性更重要。美国在主观上仍想逞霸道，但早已失去对世界的控制，更无法随心所欲地支配和影响中欧关系、美欧关系。正因如此，中欧关系对中美关系的从属性地位应该适时得到调整，以利于我们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处于更为主动有利的地位。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