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阶段，中美关系的走向呈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两国领导人的旧金山峰会就稳定这一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和改进方案，但中外人士仍然心态复杂，大多分析者认为双方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中美关系转型将充满激烈的竞争和冲突，风险大于机遇。中美关系的未来不仅关系到两国的发展和稳定，还涉及到全球的和平与繁荣。近年来美国主导以大国竞争取代全球化合作的逆流，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局面蒙上阴影，也导致国际多边治理体系陷于困顿和低能。在此背景下，地区性多边合作自然成为维持经济全球化运行的替代性平台，而中美在这个层面的互动将对未来双边关系和国际秩序的转型发挥关键性影响。目前而言，仍占据技术、资本优势的美西方所推动全球化退潮，其回落点已集中于所谓友岸“小圈子”和产业与技术联盟的强烈动机与倾向，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之间跨地区合作机制的兴起，代表着更为进步、更具开放性和包容度的新区域主义。两种地区主义“量子纠缠”式的演进与消长可能会是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基本线索和展现形态，是值得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大问题。
一、在旧金山会晤后的展望
2023年11月15日，中美元首会晤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就事关中美关系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向世界释放出中美关系缓和的积极信号。双方进一步表明合作意向，明确管理双边关系的底线，恢复或建立部分双边对话机制，特别是建立双边人工智能治理专项工作组以及禁毒合作工作组等。中美是两个全球大国，两国元首峰会不仅起着为双边关系定向导航的关键作用，而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乃至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走势都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还要看到，中美关系所面临的多维挑战不可能通过一次领导人会晤得到根本改观。首先，体现在中美经济体量、市场规模、技术创新、国防实力、人才竞争力等方面的差距快速缩小，尤其是中国奋力向制造业中高端进取的态势，不可避免地引起美方对保持其综合优势地位的担忧，这也助长了其中国观转向极端逆反和扭曲。其次，美国自身治理失败，分配严重不公，阶层和族群冲突频发，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导致政坛撕裂和两党恶斗，“对华战略竞争”因而成为唯一具有跨党派共识的政治标签，也是军工复合体等众多利益集团争抢联邦财政预算“蛋糕”的过硬借口，其结果是美国自上而下的反华主义泛滥蔓延。习近平主席此次在旧金山突出强调，中美关系的重心要下沉到基层和民间，大力推进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往来，这是非常有针对性和战略眼光的决断。再者，世界秩序进入加速变革期，其特征是多极化态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单极霸权体系的控局能力显著下降。一方面，各国（包括属于西方的欧洲大国）都寻求利用国际矛盾和创造机遇实现进一步崛起，这无疑也更加暴露出现有秩序、规则的局限和失能，而美国采取包括贸易单边主义在内的各种消极和逆向行动，则会加快其“用7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全球联盟和制度”的解体。另一方面，作为唯二的10万亿美元以上规模的超级经济体，中美都需要最大限度地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稳定，尔后才是务实推动其相应改革。同时，两国也对诸如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变化、反恐、金融稳定等全球性治理议题负有重大责任。然而，“美国至上”的利益观是其霸权主义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民粹主义和极端保守势力也会在其国际政策辩论中不断占据上风。外界普遍担心，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再度让美国从全球和多边机制中撤退。相较而言，中国始终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平衡关系上理解自身的利益，超越意识形态之争和暂时、局部的困扰，坚持对外开放和推进经济全球化基本方针不动摇，相关政策具有连续性、贯通性、可期性等优势。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引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突出挑战方面，“中美合作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我们固然希望与美国携手，继续走好全球化之路。不过，美方若坚持在全球层面与中国搞分裂、不合作，这也是不依我方良好愿望而转移的。
二、中美未来竞争与合作的图景
前面提到了“中国成长”因素对打破中美关系原有格局起到的客观影响，其中“认知变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必须提及，即美国对中国的定位由“地区性大国”和未来的全球强国（以1971年尼克松在堪萨斯大学讲话为证），已然过渡到今天“唯一有意愿和能力挑战”美国治下全球秩序的现实对手。当然，我们也承认自己在“不经意之间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因此，华盛顿痛下决心，不惜代价地展开所谓“对华战略竞争”，不仅在经贸、投资、金融、技术、人才、学术、社会、国防、安全、网信等众多领域下狠手，试图全面阻断两国间既有的交流，而且还加速搭建意在打压和围堵中国发展的各类政治、经济、技术、安全同盟和伙伴网络。这就必然派生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激烈较量，主要及于几处：首先，作为后发国家和传统的陆权国家，中国地缘安全环境存在某些难解的历史性痛点、难点问题。美国则依据其对华战略的需要调整立场，在中国周边利用矛盾，策动危机，公然支持印度、菲律宾等国家在陆、海两线对华挑衅滋事；其次，在全球其他地区布局设防，逼迫相关国家选边站队，破坏中国与之合作共赢的好事。立陶宛退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跨地区合作机制、意大利被迫不再续签“一带一路”合作协议都是近年来发生的实例；再者，构建更为周密的军事同盟体系，以联手反华、制华。除了进一步强化美日韩同盟、美英加澳新“五眼联盟”的反华针对性和实际功能外，美国还构筑美英澳（AUKUS）、美日印澳（QUAD）等新的多边联盟机制，甚至试图将远在欧洲的地区性防御组织——北约也改造成为能够驰援东亚的战略威慑力量。近年该组织峰会发表的公报一再声称，中国对其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在日本的勾连下，北约一度计划在东京设立联络处，在其“印太化”转向上迈出试探性一步。
中国的地区主义实践与其长期奉行的和平发展国际战略是同步和相辅相成的关系。早在冷战初期，中国基于维护自身安全和提升国际政治地位的需要，团结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获得独立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致力于超越美苏争霸格局的“中间地带外交”，在亚非拉地区深植友好互助的种子，支持和参与亚非国家旨在联合自强的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机制。此后，还通过经贸、文化或准官方形式同日、英、法、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保持交往，1975年与欧盟前身欧共体正式建交。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周边地区和发展中世界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始终居于“首要”和“基础”性地位。随着国力快速增长和多边主义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尤其在21世纪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积极倡导、构建地区整体合作机制的愿望和行动进一步凸显，从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10+1合作机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中欧领导人峰会、中国—中亚五国峰会、中国—海湾国家峰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非合作论坛、中拉论坛，到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即将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加长版的成绩单显示出中国对开放的区域主义不仅秉持积极立场，而且努力践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经过10年沐风栉雨，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多边合作已扩展为横跨亚、欧、非、拉四大洲，延至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阿拉伯海、黑海等水域，惠及140多个成员国的重大跨地区发展合作平台。
相较而言，中美的地区主义观念与实践有以下的差异：
第一， 中国的地区主义观念和实践持续传承，具有鲜明的战略指向和道义价值。首先，中国始终坚持其“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社会主义大国属性，因而在推进地区性合作过程中注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大、织密朋友圈和伙伴网，不仅依托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深厚的政治互信和经济互补关系，更在于其“共商、共建、共享”的指导思想具有时代进步精神和道德吸引力。美国的地区主义观念和实践经历了从重商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华盛顿共识”的不断蜕变，但无论如何转换，其本质都是追求“美国利益优先”和“唯我独尊”的。因此，美式地区主义无法摆脱其功利性、不平等性和排他性等特征。
第二， 中国的地区主义发展过程也是学习、适应和创设包容性多边主义的过程。所谓“包容”，就是正视合作伙伴的多元性、正确对待发展水平、能力、诉求的多样性和正确处理合作过程产生的变动与风险，故而中国在地区合作的路径、标准、时限等问题上能够充分展现大国的战略耐心、责任担当和务实灵活等特性。美国的做法则概因其霸权特质以及政治制度的局限，体现为“重主导而轻协商”、“高门槛而弱区分”、“强制而非渐进”以及国内法规高于国际协议的特点，故而造成其地区合作政策强势、多变和可持续性低等特性，已严重影响其对外合作的公信力。
第三， 中国推动地区主义的最终目标与经济全球化的开放属性是一致的，因而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双向互动、贯通的深化过程，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及持续拓展导向。比如，1992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其最初关注的议题主要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尔后逐渐延伸到流域六国在缉毒、打击走私、跨境有组织犯罪及电信诈骗等社会安全领域合作。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各类地区、次地区、跨地区的中外合作机制，普遍注重向多层次、宽领域、多行为体延展，突出中国与共建伙伴国家、地区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趋势性共识。反观美国，无论是印太经济合作框架（IPEF），还是“蓝点网络”基建投资计划，都带有浓重的阵营对抗动机和“圈子文化”色彩，通过对美国利益核心地区和重点对象国家实施“高标准”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对冲和打乱“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然而，除了自身基础设施陈旧、落后以及政府负债率不断高企等问题外，美国在专业设备、施工建设、重大基建项目融资方面的实际能力已无法与中国匹敌，上述计划能否最终“口惠而实至”是令人存疑的。
经济全球化犹如大海，有潮起当有潮落。随着全球化进程放缓与回缩，地区主义作为国家与全球发展之间的连结部和中间层，必然发挥特定时期接续、转承国际合作的特殊平台作用，并为下一步新型全球化的兴起奠定基础。中美在地区化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各自的特性和传统，业已展开的战略竞争无疑正在迫使双方更多地聚焦于地区层面的博弈，而至为关键的一点在于谁的地区主义主张和实践更具平等包容性和开放性。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全球性倡议“始终面向各国开放，包括美国。中方也愿意参与美国提出的多边合作倡议”。这一最新表态基于中国坚定的自信和开放心态，同时也是对美方的攻势作出巧妙的回应。尽管未来中美关系面临的困难是空前的，但如果两种地区主义战略经过反复较量而归于相互开放，就可为稳定和发展这一关系开辟新的出路，也会有力地推进“地球村”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曾先后担任拉丁美洲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所长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 202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