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称霸之后其认知曲线会发生反向运动，因而犯下许多重大错误。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为曾有盖世之功，免不了傲视一切，不再平等待人。认知上搞“老子天下第一”，行为上欺压、强迫、打击别国就必然是家常便饭，所以就会树敌多，结怨深，不晓得有“墙倒众人推”的那一天；二是因为掌握影响别人的舆论权、话语权和免受他国/国际法管辖的特权，就容易不计后果地对别国罗织罪名，妄加干涉，公开地或半公开地进行制裁、威胁或颠覆，甚至军事侵略活动，但结局往往都不好。骂名多了、久了，“失道寡助”的道理就会显示威力，其霸权“合法性”就会进一步被证伪、抽空；三是因为可以主导、控制一套从属性的国际制度体系，霸权国就容易养成“唯我独尊”和“赢者通吃”的心理习惯，对“事情渐渐起了变化”缺乏足够的敏感，更失掉反躬自省、带头纠错的理性，且对“栽跟头”的教训总是不以为然，没有敬畏之心。

美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以对华战略为核心的地区或全球政策还在沿着错误的逻辑发展，说到底就是受上面三个原因持续影响而积重难返。首先，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仍然抱着“从实力地位出发”的旧思维不放，幻想可以“大棒”打倒或吓到中国，偶尔用些“胡萝卜”（好听的软话或个别的、边际问题上的让步）调整强度来保持其总体上的对华控制力。然而，这个套路已越来越不灵了。不仅中国不再接招，而且如此耗下去对美国霸权的反噬效应会越来越大，会从国际社会那些美国最不尊重、最为蔑视、剥削最狠的“边缘国家”、“中间地带”发生变革。其次，美国针对中国而组织的各类小团伙都是无法改变国际秩序变革基本方向和主流趋势的。无论是联合国（包括P5地位、会费缴纳比例、维和人数、重大全球治理议题等）系统，还是其他地区、全球性合作机制（G20、金砖+、上合组织、亚投行等）及“一带一路”合作、RCEP等新型公共产品供给，都不可脱离中国的关键性支撑。同时，那些主动或被动跟美国跑的国家也置身于纵横交错的全球贸易网、供应链、价值端当中，并不能完全、彻底地不顾及自身的发展和安全利益而与中国作对。换言之，既然多数地区国家不愿意“选边站队”，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都不赞成“阵营对抗”，那么美国要一味在世界各地推行反华政策肯定会不断碰壁，自取其辱，而一些做了“选择”的国家也未必能够一直错下去。再次，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力不仅来自行政当局、立法机构，还来自利益集团及为其代言的各类非政府组织、智库、媒体，当然还有像“台独”一类的外部势力。这是一个更注重当下实利而容易忘却历史的利益共同体，也是一个对中美关系宏观和微观洞见、新老“知华”专业人士代际交替、联邦与地方政治等多重平衡缺少合理调节功能的认知共同体。短期内，这样的“少数者联盟”似乎气势汹汹，无所不能，但最终熬不过时势的力量，因为中美两国加起来近十八亿老百姓绝大多数不愿意彼此为敌，而希望彼此互利，他们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最后判官”。

关于中国外交应对问题，这里有必要强调几点：第一，中方要继续保持战略清醒和“少树敌，多结伴”的基本方针不动摇。“百年变局”的题中之意就是新旧国际矛盾交织共振，甚至连带爆发，但也会“有生有灭”，在转化中有“危”亦有“机”。要最大限度的将斗争矛头精准地集中于极少数具体对象，而不能粗略地放大为所有国家行为体。即便事关国家行为体，也要有效区分此时彼时，此领域和彼领域。在管控而非扩大分歧的同时，把握好任何团结合作的转化机会。第二，要增加战略自信，这样才能增强战略耐心，而不拘泥于一时得失。在这方面，中国外交要注重长远谋划，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进一步夯实“知己知彼”“深耕细作”“赢取民心”等特色大国外交基本功，调动各方面资源，利用综合国力和体制优势，确保对外关系扛得住“疾风暴雨”甚至“惊涛骇浪”。第三，要警惕急躁情绪和主观主义倾向，对于国际问题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强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过程，以更好地兼顾国内国际、安全和发展、局部与全局、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等关系，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行稳致远，立于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