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乌危机的生成逻辑
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和乌克兰成为各具完全主权地位的邻国。30年来俄乌关系变动主要围绕相互定位展开，说到底就是“为友还是为敌”的这一核心问题。起初，俄将促乌加入俄主导的独联体国家一体化进程作为基本诉求，并试图通过能源合作和对乌让利拉紧两国之间的利益纽带。①然而，2004年发生“橙色革命”后，乌加快倒向西方。在此情况下，俄选择的次级目标是乌可在经济上选择加入欧盟，安全上保持中立，但底线是乌不得加入北约。此次俄乌战事爆发后，无论是普京总统的长篇檄文，还是俄方明确提出的谈判条件，底线诉求是乌克兰终止加入北约的努力，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保持中立地位。由此可见，俄乌冲突的根源是俄与北约，乃至俄美之间长期尖锐对立和战略博弈。要说清冷战后俄罗斯与美西方结怨的来龙去脉需要很长篇幅，这里简要梳理几条主要线索：
第一，冷战结束后美维持欧洲冷战体系和与俄对抗政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1945年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即美苏分别领导的东西方阵营并行并存）瓦解后，世界范围的冷战便告终结。在独领风骚，大行霸道的胜利之余，美国却感到另一种风险将至——共同敌人的消失会导致其同盟体系的合法性降低。作为具有“两洋战略”优势的霸权国家，美必须在大西洋/欧洲和太平洋/亚洲两翼找到新的对手，大家对于近30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一再炮制和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历史轨迹应该瞭然于胸。美在欧洲方向策略也同出一辙，即通过打造莫斯科的敌手形象，继续控制欧洲安全的主导权，消除任何欧陆强国崛起所形成的挑战。早在20世纪50年代，时任北约秘书长的英国将军哈斯廷斯·伊斯梅曾明确将该组织的目的归纳为“压制德国，引入美国，排斥俄罗斯”（'To keep the Germans down, the Americans in and the Russians out'）。②冷战结束后，这一信条似可改写为让“德国崛起，俄罗斯入场，美国离局”（'To keep the Germans go up, Russians somewhat in and Americans on the way out'），毕竟俄支持德国统一后，俄德关系曾大为改善，俄还加入北约针对前苏东国家的“和平伙伴计划”，一度与北约联合开展军事演习并先后四次申请加入北约。后来的事实表明，美国不仅不会轻易退局，反而利用数次“东扩”，将一大批波兰、匈牙利、捷克等波罗的海、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国家拉入北约，同时一再将俄罗斯拒之门外，最终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即在战略上进一步挤压俄安全空间，在战术上获得抵近投放先进武器系统及兵力，在环境上塑造出“听美国话，跟美国跑”的中东欧群体。正是基于上述美对欧分而治之的大战略效应，俄罗斯自然无法摆脱成为北约“靶敌”的厄运，俄欧关系终因从属于俄美关系而难有根本转圜。
第二，俄与西方经济关系的结构性缺陷及其不平等、非对称问题。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转型经历巨大震荡，寡头资本内外勾结，控制国家主要资源，形成生产和经营垄断，导致产业结构性失衡和技术创新能力滞后。国家对外经济竞争力仅限于资源能源、军工、航空航天等少数领域，不仅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而且易受外部因素的干扰和冲击。这也造成俄欧之间、俄美之间金融、投资、技术服务领域存在明显的“中心”“边缘”位差。普京执政以来虽励精图治，对寡头资本进行严厉打击，但尚未带领国家经济走出一条全面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落后就要挨打”，经济上缺乏足够实力和系统性反制手段，自然无法对周边国家和外部世界产生较大的吸引力，也难以摆脱受制于强者的被动局面。面对西方世界一再羞辱、打压，俄选择以乌克兰为目标，用军事手段对之加以清算，固然彰显其奋力抗争的顽强意志，却也暴露其运用外交、经济威慑的办法相对有限。③反观美国和西方，总能凭藉其雄厚实力，采用外交、经济等成本较低、国际接受度高的方式推进目标。它们对此次俄乌冲突采取不直接出兵的策略，而是不断添油加火地推升紧张局势。同时也应看到，尽管美西方祭出空前规模的对俄制裁杀器，但一方面有避免直接参战导致局势完全失控的原因，另一方面，发战争横财和进一步削弱俄经济才是美西方行为的底层逻辑。战事总要结束，国力终究要靠发展来改善和提升。对于俄罗斯而言，下一步“重整河山”的成败关键在于加快自我改革和自主发展，持续增强经济实力，开辟对外经济合作的新空间，破解西方敌视和围困长期化带来的困境。
第三，俄欧之间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纷争及“身份否定”和战略互疑问题。人性中感性总是多于理性，战争下的人道主义灾难最易给大众造成感情冲击，却遮蔽了真实的历史经纬和悲剧的始作俑者。国际关系在本质上是国家之间历史性互动的产物，任何现实问题也必然牵涉到深邃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纠葛，其中负面因素往往比正面记忆更有韧性，更易被放大和利用。乌克兰处于欧洲腹地和欧亚强国俄罗斯的连结点，在至少1300多年中被罗马拜占庭、蒙古、立陶宛、波兰、沙俄、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等外族攫取、易手、瓜分，曾是乌克兰、俄罗斯、犹太、鞑靼、白俄罗斯、保加利亚、希腊、亚美尼亚、德意志、罗马尼亚等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他们也见证了无数次“文明形成与毁灭、民族的融合与冲突、帝国的崛起与解体、革命的兴起与转折、文化的衰落和复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乌克兰的历史就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持续寻找自己身份的历史”。④即便在前苏联时代，俄罗斯、乌克兰作为两大加盟共和国共享统一主权，但第聂伯河东西两岸人民的族群、宗教差异依旧留存，并在联盟解体之后变成俄、乌围绕民族身份和历史叙事争论的根源。冷战结束以来，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急于攀“富”的政策需要，加上美西方推波助澜，乌克兰等俄周边国家在“反俄”“恐俄”“拒俄”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反过来也导致俄乌、俄欧、俄美及北约关系不断失和、失稳。
二、俄乌危机的主要启示
俄乌能否尽早止战并不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愿望，要看俄、美两家何时认为此番战略竞争的实际损益不可承受，下一步风险不可控，同时也要看双方可否找到妥协的空间。如上所及，俄方核心要价是与美国和北约达成相互安全保证的一揽子框架协议，不过以目前情况看后者最多是作出重开谈判的许诺，但条件可能会是俄停止进攻，甚至退出乌克兰。由于对内都不好交待，俄美（北约）均需调低“报价”，最可能达成的中间方案是乌克兰接受俄提出的“暂不加入北约”、实行“中立化”以及克里米亚地位等条件，俄方则同意自乌西部退兵。⑤即便如此，俄美及北约在大概率上将进入“后乌克兰危机”形态，即相互对峙、时缓时紧的低度安全默契，继续围绕对己方有利的欧洲安全秩序展开博弈。如果乌克兰问题长期化，它也可能变成欧亚地缘政治板块的“慢性溃疡点”，不断牵动相关各方作出连锁反应。
从当下来看，俄乌危机这一“风暴眼”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值得思考的教训和启示呢？
（一）关于冲突的直接后果。俄乌冲突爆发以后，人们普遍关心几个问题：一是战事将如何结束，二是会不会升级为俄美及北约的直接战争，三是乌克兰的人道主义灾难如何得到控制，四是俄罗斯能否顶住西方的全面制裁，五是世界会不会由此分裂，甚至再现东西方两个阵营。这几个问题当中，一和三是相对局部或战术层次的，其余则是关涉全局和秩序意义的。笔者认为，首先，俄美及北约直接交战的可能性不大。二者均为首屈一指的世界军事强权，长期博弈令双方谙熟彼此战争理论，积累了丰富的打交道经验，特别是对相互摧毁能力建立了基本互信。换句话说，因为双方都担心任何直接交战都可能最后升级为核大战，所以都要竭力避免“战略意外”而维持某种“冷和平”状态。此次普京发出的“核信号”与其说是拉响警报，倒不如说是唤醒“假寐者”。美方很快便作出回应，双方得以再次划清底线。其次，俄历经近百次数千项外部制裁，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抗压经验和反制手段。回顾起来，俄方在此次开战前似已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做了较为充分的应对准备。最重要的是，俄地大物博，依靠自身条件维持温饱不成问题，加之俄人民素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俄应能最终渡过难关而不至发生崩溃。再者，俄乌冲突无疑给大国关系带来很大的冲击，但还不至于成为历史性分水岭，导致世界再度分裂。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冷战的历史殷鉴不远，绝大多数国家都受害不浅，个别国家难以推动多数性共识。其二是众多国际社会成员国已深度卷入全球化，日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分裂不得人心，“脱钩”行不通。尽管其一贯心口不一，言行相悖，但拜登总统及其幕僚也不得不公开表态——“不搞对抗”、“不要求别国选边站队”、“不寻求‘新冷战’”。其三是霸权者推行分裂政策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近期，美在发布对俄石油禁令后，为搭建对俄制裁联盟而四处奔走，却屡屡碰壁。沙特、阿联酋等国领导人拒接拜登总统的电话，可能是对美在支持沙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方面“不给力”而还以颜色。石油输出国组织也明确反对将能源政治化，重申“当前世界没有能够替代俄罗斯石油出口份额的产能，根本原因是不愿为美抑制油价过高而增产，损失自身利益。白宫还不惜放软身段，派出拉美事务高级顾问突访宿敌委内瑞拉，试图说服后者扩大石油出口，得到的回应却是“先解除（对委）制裁再说”。⑥
（二）关于世界多极化趋势。“多极化”不仅是一个描述各国实力对比客观变动的概念，还有揭示相关行为体在自主地位、合法权能、路径选择和外部预期上可能获得相近机会的含义。有一种说法认为，俄乌冲突会将俄与西方对抗状态长期固化下来。俄、美两家都会面临相似的两难困境：要么陷入受压—对抗—再受压—再对抗的恶性循环，要么妥协让步，但失去国际信誉会加速自己的衰落。⑦笔者以为，此次危机确能强化俄美之间的对立关系，但二者（特别是美国）仍有一定的让步空间和意愿，不大会掉入长期战略消耗的“乌克兰陷阱”。但是，经过此次摊牌，各方的难题和能力短板进一步暴露出来。俄军事现代化改革成效及其经济支撑能力明显不足。外部制裁行动将持续较长时间，俄发展无疑严重受损，增速低迷。俄与外部世界联系网络和友好圈恢复不易，维持其全球大国地位和声誉的难度增大。虽然美国仍是超强霸权，其控制当今多维联动世界的欲望越强，所制造的矛盾和悖论就越多，其战略资源和行动能力的缺口也越大。近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高级顾问坎贝尔称，“两线作战”代价很高，但美不会因俄乌冲突而减缓在印太地区推进行动的力度。欧洲是俄乌危机主要受损方，虽然欧美团结得到某种程度的加强，但双方利益差别不小，结构性竞争和矛盾依旧。战事导致欧元一再走弱，对欧盟重振经济和实现绿色新政十分不利；乌克兰人道主义灾难持续不止，欧盟成员财政、就业和社会治安负担将大大加重；对俄全面制裁无疑对各国生产、生活和市场秩序，特别是能源供给和产业链安全造成巨大冲击。长期而言，欧美无法完全同步维持这些制裁措施。俄乌危机也进一步激发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意愿，法、德等国将藉机加快自身军力建设，并推动欧盟下定其独立防务建设的决心⑧。在此次危机及美国压力面前，若干新兴力量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一是印度不惧威胁，不听招呼，不按美国的套路出牌；二是身处美国“后院”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虽然在联大特别会议上投票敦促俄停火、撤军，但也公开声明不赞成、不加入对俄制裁；三是土耳其、伊朗等藉机提高自身地位，或为俄乌对话提供条件，或推进伊核协议相关谈判取得突破。总之，俄乌冲突是坏事，也是好事。它不仅会促进秩序之变，为各国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待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提供更多的自主空间，也会增大相关战略力量分化、调整和重组的现实可能，使新时代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世界格局更快地到来。
（三）对战争与和平的再思考。二战结束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既导致欧洲的割裂和分治，同时也创造了一种“长和平”现象，主要原因是东西方两个阵营之间达成欧洲传统上的“势力均衡”格局，再有是因为欧洲各国饱受战争之殇，“和平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也成为全球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观念性力量在冷战结束后得以保留，一方面对维持欧洲本土和平继续发挥出作用，另一方面对欧洲各国参与北约对外干涉行动（如伊拉克战争）有所制约。俄乌冲突终于将“长和平”打破，给欧洲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心理震撼。在外交和媒体上作出初步反应后，随着战争推进和更多叙事的发生，欧洲人将作出更为强烈的反应。比如，乌众多核电设施是否因战火发生泄漏并引起生态灾难，美在乌生物实验室是否存储大量危险病毒和会否流出，俄乌、俄美之间会不会爆发生物战等，都可能是下一步欧洲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后续事态如何发展，是否对欧洲后现代主义思想产生幻灭效应，不仅关乎其自身“软权力”的兴衰，对世界思潮走向及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或有相关的影响。近来，国内学术界和自媒体中已经出现直言“权力政治回归”，重提“丛林法则”的一派观点，这个现象值得重视。在笔者看来，“回归丛林”之说反映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心态，带有否定“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危险毒素。世界历史的演进从来不是直线而是曲折迂回的，而是由新旧矛盾相互交织、新旧观念相互激荡、新旧动能交互来完成创造和实现更替的，人类祇能通过“交换、比较、反复”的认识过程、逐步扬弃旧的、落后的东西。今天，我们身处“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一方面要明白它必然是由新旧混合的复杂动力所推动，霸权主义的旧势力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还会不断制造动乱和麻烦。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时刻做好反对和制止战争的各种准备；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世界已在日益互联互通过程中深度交融，和平相处、和合共生、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基本方向不会轻易逆转。祇有摒弃冷战思维，摒弃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维护自身安全的逻辑，摒弃以扩张军事集团谋求地区安全的做法，在重视和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基础上，通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和全球安全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乌克兰及其他安全危机，逐步接近“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美好愿景。⑨
三、中国的应对之道
对于国人（包括专业研究者）而言，俄乌冲突应在意料之外，因而同样释放出很大的冲击力。由于信息杂陈，站位、视角和心理偏向千差万别，社会舆论可谓百花齐放，莫衷一是。总体而言，公众最关心的还是中国如何应对以保护自身利益问题。在此，笔者提出相关刍议。
（一）要讲公道。国家制度性质在根本上规定了一国外交的价值取向、基本原则、行为规范和处事风格。中国外交思想是中国文化价值与无产阶级道义观、历史观、国际观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区别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新中国与世界其他政党、国家对外关系思想和外交理论的基准。中国对待俄乌分歧及其后续冲突的立场正是来自于此并有所发展。其一，认为乌克兰问题是各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俄乌双方的合理安全关切与诉求都应受到尊重并妥善解决。其二，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不赞成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或通过强化甚至扩张军事集团来保障一国的安全。其三，主张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有关各方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要以地区和平稳定为重，以各方普遍安全为重，应有利于紧张局势降温，有利于推动外交解决，而不是可能激化矛盾。其四，提出防止乌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的“六点倡议”。其五，明确反对用粗暴制裁的办法施压，主张以协商谈判作为解决之道，并“愿继续为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在需要的时候同国际社会一道开展必要的斡旋”。由此看出，在处理复杂国际问题上中国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重视系统分析和远近兼顾的处置办法，力求在国际公理、规则和复杂的历史经纬之间取得平衡。据此，中国总能在国际舞台上与强权、霸道拉开距离，保持相对超脱、有利的外交地位，反而能在争议各方中赢得信任，开展劝服工作。
（二）以国家利益为上。理论上，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主权在民”原则。人民是外交所代表的主体，也是其服务的对象。在实践中，人民的诉求多种多样，由国家作出具体的利益区分，体现为外交目标的主次排序。因此，外交工作必须因时因事因地将国家利益与具体目标协调一致起来。在俄乌冲突之初，国内外对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有不少议论，有些还过度解读、渲染其针对性。事实上，中国政府已在双方联合声明中申告，发展中俄关系是基于双方共同愿望和利益，并不针对第三方。众所周知，两国之间拥有4374公里的漫长边界，中俄在能源、粮食、航天、军工、大宗产品、工业制成品、民用品等领域存在高度经贸互补潜力，当然双方对于重大国际事务的主张也更接近。这些都是显而易见但十分重要的国家利益，不会因某个事件而改变，中国也不可能看其他国家的脸色行事。同理，中国与乌克兰不仅有传统友谊和类似的贸易互补性，还高度重视乌在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的重要作用，中国自主发展对乌关系自然不会受制于同别的国家关系。祇有如此，才能充分体现中国外交的完全主权、独立地位，有效维护国家根本利益。
（三）要“慎武”也要“善战”。就行为方、规模、国际影响等论，俄乌冲突应是当代军事斗争的重要案例。虽然中国在这场战争可以置身事外，且双方战事尚未终止，我们仍当及时研习，借鉴其经验教训。《孙子兵法》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战争终究要死人，造成人间灾难，故而要谨慎对待，不战而胜是战争的最高境界。一方面，要瞭解在当代条件下战争的代价难以准确估算，其中还包括人的心理损伤、社会关联与影响、对外信誉损害等。我们要注重汲取民族文化精髓，坚持“慎武”理念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守住对外用兵的红线和底线，绝不轻易动武。另一方面，还要清醒地认识“以战止战”的当代意义。中国的安全环境是世界大国中相对恶劣的，我们还有一些尚未完成的民族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使命。随着日益成长为全球性新兴大国，维护中国海外公民利益也成为国家安全的必然内涵。中国军队要能打善战，就必须注重在以下几点上再钻研，多准备：一是发扬政治工作优势，筑牢人民军队本色意识，做好战前思想动员，让指战员充分理解行动的正义性、合理性；二是传承中国军队“不打无把握之仗”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制胜思想，在今天条件下更加注重多维空间、诸军兵种协同水平以及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系统的效率保障；三是加快武器装备高效、精准、实用和特异化发展水平，以适应中国军队实战场景多样化需求，尽早接近或达到世界一流目标；四是重视特种战、信息战、心理战的战场应用，特别应从俄军下一步开展城市战斗经验中吸取智慧；五是注意研究和发展具有中国军队特色且适应国情世情的人道主义保护和救援理论、战场规范和行动规程；六是注意借鉴、积累防核、防生化、防扩散的实战经验，形成管用有效的操作预案。最后，加快体制机制建设，提高中国军队的相关统计、报告、评估和对外联络、传播等相关系统一体化协作水平，确保战时应用的可靠性和可行性。
（四）提高应对外部全面制裁的综合能力。鉴于美西方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图谋难以改变，除对中国直接军事打压外，实施对华制裁是其惯用手段，也将是中国新时代伟大斗争无法回避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应认真汲取俄罗斯提供的前车之鉴，加紧综合研判和各类预案准备，细化总体国家安全规划和相关法规，强化各类权能、责任、专业和资源之间的有机结合，特别注重在“以民为本，以战为要”和“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思想指导下，有序推进内外贯通、政经一体、央地联动、官民共建、平战结合的应激反应体系建设，也为动员和调集一切力量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的长期压力奠定基础。
注释：
①梁瑞红：《俄乌能源合作制约因素及对大国利益格局的影响》，《亚非纵横》2009年第3期，第33页。
②Victor Davis Hanson, 'Lord Ismay, NATO, and the Old-New World Order', July 5, 2017.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017/07/nato-russians-out-americans-germans-down-updated-reversed
③宋鲁郑：《乌克兰战争是西方国际秩序的必然结果》。公众号《国际战略研讨》2022年3月7日。
④孔田平：《乌克兰：“欧洲之门”的困境》，《世界知识》2022年第5期，第32页。
⑤3月9日，乌克兰执政党人民公仆党发表声明称，乌不可能在未来几年加入北约。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对加入北约问题“早已心灰意冷”，其助手也透露“已经做好与俄罗斯就中立地位谈判的准备，但（条件是）必须获得安全保障”。《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若提供安全保障，乌克兰准备讨论中立地位问题》，央视客户端2022年3月10日。https://m.gmw.cn/2022-03/10/content_1302837156.htm
⑥梁由之：《沙特、阿联酋领导人拒接拜登电话》，《环球时报》2022年3月9日；香港中国通讯社：《欧佩克秘书长：世界没有替代俄石油出口份额的产能》，2022年3月9日。徐立凡：《美国高官罕见访问委内瑞拉，不同寻常的背后隐藏什么小心思》，《新京智库》2022年3月8日。
⑦黄靖：《乌克兰陷阱及其影响》，公众号上外《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研究》2022年3月9日。
⑧德国总理朔尔茨日前宣布，将德国防预算占比提高到2%以上，为1945年以来首次突破这一上限。熊炜：《“走对这一步，德国将一举扭转国运”，俄乌危机的意外结果》，公众号《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2022年3月3日。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2022年3月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zwbd_674895/202203/t20220303_10647403.shtml
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
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