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国内外环境处于剧烈变化之中，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球经济下行和贸易摩擦为全球治理带来压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需把握自身国情与世情，找准中国利益与世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通过更为主动、积极的外交战略进一步营造内外发展的良好环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维护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关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中国和欧洲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合作什么，对于双方及各有关方合作应对日趋复杂和多变的世界变局同样会产生历史性重大意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妥善处理中美欧三边关系，扩大战略回旋空间，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当前，中美欧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阶段。拜登政府将加快对欧协调和重构跨大西洋关系，中美竞争态势总体不变但需探索一条和平共处的新路径，中美欧三边互动将由此迎来新的变化契机。为此，本刊特约记者贺之杲就中美战略竞争的特点、拜登上台后欧美协调的前景以及对中国主动塑造三边关系的可能性等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前所长吴白乙研究员。
贺之杲：中美竞争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中美战略竞争的特点是什么？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影响是什么？
吴白乙：美国对华战略涉及霸权和秩序、实力和利益、制度和文化等多个层面，这决定了中美竞争是一种“混合型竞争”，具有多方面的特点。中美战略竞争是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这一变局走向的最重要变量之一。借用官方的表述语言，世界发展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近年来中美关系之变与此互为因果，高度叠加，不仅极大地增加了人们认知的困难，而且也给前一阶段中美关系造成了一种“失去确定边界”的深重危机。这是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一说的本质含义。简单地说，中国完成民族复兴历史使命是注定的方向和目标，但美国能否经过有底线的战略竞争最终承认和接受这一点，取决于中国富有智慧地处理和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干扰甚至挑战，更取决于美国内部矛盾的发展运动和最终理性的回归，还需要国际社会对任何非和平、非理性竞争制约作用的回应效能。
从中美竞争大幕拉开的过去四年来看，中美之间“混合型竞争”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第一，动态性失衡和短期效应。即中美双方每次妥协所达成的目标和效果都是短暂的，影响有限，而且很快就会失去其稳定性作用。第二，既有管理范式弱化和缺乏新的互动规范。在美方种种霸凌行为和中方被动但坚定反应现象背后，双方都在试图探明对方最终意愿和战略底线。其结果是过去 40 年基本框定的中美相处之道急剧变形，两国消极互动的风险性和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显著上升。第三，双方基本战略互信被严重削弱，明显表明美方对全球战略稳定的忽视和漠视。美方既是中美互信的主动破坏者，也因其国内政治危机和利益寻租等原因一再升级对华敌视政策和举措，甚至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发动和制造反华危机。这不仅破坏中美之间的战略协调与合作，而且可能引起世界发展、安全和治理方面诸多矛盾的连锁性爆发。第四，双方战略竞争导致“他者陷阱”增多。随着竞争加剧，中美都在着力争取借重第三方（如中等国家）实现格局性再平衡，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第三方的“选择性恐慌”，另一方面也为第三方“投机”创造了机会，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第三方在中美“跷跷板”游戏中投机究竟会加重自身的危机，还是会扩大自身取利的机遇，并非是都能明智作出判断和把握的。第五，中美经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的长期基础遭到破坏，其修复难度极大，也会给经济全球化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缺少中美共同推动，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多边合作都会出现更多的困顿、波折甚至衰减，国际治理机制改革的前景趋于暗淡。
贺之杲：美国采取这一消极战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吴白乙：美国是个高度市场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国家，其公共政策本身就是反映这一体制特点的产物，同时也必然是市场、政治多重利益相互竞逐、统一的矛盾体。总体而言，其对华政策趋于消极、负面是同美国国力、制度矛盾和治理不力密切相关，但根本上是由美国维持其世界霸权的终极目标所决定的。特朗普治下的对华政策虽几经起伏，但回顾起来美国人的内部争论基于三个视角。一是关于霸权和秩序之争。在美方看来，中国已经直接挑战其霸权。这一基本定位主要来自反华鹰派的“原则性现实主义”思想，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可能会彻底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二是关于实力和利益之争。美方认为中国在实力上可能超过它，会挑战和做空美国的全球利益。持这一观点的人多是由对华“接触派”转来，构成比较复杂。他们对美国的竞争优势和对华关系主导性地位日趋疑虑，对中国体制、能力乃至目标的敌意增多。三是关于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美方认为中国是西方民主制度、文化最危险的挑战者。这一派思想的拥趸既包括散布在学界、智库和政府咨询圈内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深层国家”（Deep State）组成部分的关键人物。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氛围所起到的消极塑造作用是深刻和长远的。
贺之杲：拜登政府上台后，欧美协调的前景如何？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
吴白乙：拜登胜选后欧盟及各成员国纷纷示好，拜登也表示将修复美欧关系作为外交优先选项。从拜登上台后的政策动向、外交团队成员构成以来双方前瞻性表态来看，欧美将重点协调在经贸、安全、价值观、科技、气候变化五个领域的政策，力图达到跨大西洋关系的再平衡。
（一）经贸合作再协调力度较大。欧美同属发达经济体，其经贸关系高度依存，密不可分。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19年双边贸易额超过8500亿美元，为全球第一；双方互为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地和目的地，2019年美外来投资的50%来自欧洲。面对疫情冲击和经济困顿，双方均有意通过加强经贸合作“抱团取暖”，可能重启类似于奥巴马时期《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一类谈判，以实现双边经贸的“三零”（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目标。亚太地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以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达成给欧美都带来相应压力，会推动二者推进经贸一体化，力保其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
（二）安全防务合作有望增强。欧美安全关系经久难离，德、法及中东欧、北欧多国对美依赖度未减。拜登政府拟强力修复双方在北约框架内的安全合作，同时继续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预算，共同承担北约防务的开支。对此，欧方不再回避和拒绝。2021年2月19日，拜登总统参加慕尼黑安全视频会议，正是美力图修复跨大西洋安全关系，保证对欧安全承诺，弥补特朗普政府留下的跨大西洋安全裂痕的最新例证。
（三）价值观联盟可能再度整合。冷战开启及结束后欧美关系主轴是双方共同尊奉西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随着美民主党再度执政，欧美双方有望在价值观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拜登团队已表示，拟召集民主国家峰会，以组成应对俄罗斯、中国等国挑战的国际统一战线。欧洲对美国霸权主义虽有强烈反感，但仍抱有深厚的身份认同，愿意与其联手维护西方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
（四）科技合作是欧美关系“重置”的重要一环。面对来自中国等新兴国家技术竞争带来的紧迫挑战，欧美都力图维持其既有的实力优势，占据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前沿领域制高点，欧美可能达成“技术地缘政治”和“技术非价值中立”等共同概念，以此便于协调彼此行动，应对来自非西方竞争者的技术安全“威胁”。近期欧美对待华为5G的政策协作已开出先例。但是，欧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也面临着欧洲战略自主诉求的冲击，协调效果需要进一步观察。
（五）气候合作是重中之重。拜登政府上台后，宣布美国将回归《巴黎协定》。欧美双方不仅将此举视为修复彼此关系的最优选项，而且也是美重回多边主义的标志。美战略考虑一是促进国内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和环境改善，二是通过跨大西洋能源和环境合作，最终减少双方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三是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领域保持西方的整体竞争优势。欧盟正在大力推进绿色新政，打造以氢燃料为主的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在这一点上与美不仅有共同利益，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和国际道义优势。
然而，美国国内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势力并未“退市”，加上疫情走势不明、经济不振、政治分裂和社会不稳等因素的持续困扰，美对欧政策协调力度和实效可能不尽理想。同时，在全球战略竞争加剧和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背景下，欧洲不甘落伍，战略自主意识上升，其对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和内部各方的多元诉求也使跨大西洋关系难以回到过去。客观地认识欧美关系的局限性，有助于我国清醒把握和经略下一步与美西方关系，冷静应对其局部围堵和胁迫之图谋，有效延续我国未来发展的国际战略机遇期。
贺之杲：拜登与特朗普不同，强调回归多边主义。若西方再度形成规锁中国多边规则联盟，中国面对的外部压力就会进一步加大。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特别是提高战略主动性和反向塑造能力？
吴白乙：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需要各方面集思广益。首先要看到中国与西方进入明显对撞期是难以避免的，“怕”解决不了问题，“躲”也躲不过去，我理解这就是新时期“伟大斗争”的题中之意。一是方向的选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体制的不同，中美不可能选择同一个道路和发展方向。这构成了双方长期竞争和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对此，我们不可抱有任何幻想。对于如何避免恶性竞争和关系倒退、破裂，是否还有调整、变通、延缓的时间和空间，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出应有的探索、努力的。当然，单靠中国一方也不行。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都肩负重大责任，应该具有相同的紧迫感，我们要开动脑筋，团结美方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激活一切具有建设性的因素。任何事物，也包括人，都是发展变化的，我们要做好促进对方转化的工作，就不能僵化地看人看事，不能在做人的工作中搞“绝对化”“脸谱化”，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和孤立极少数，在对美对欧的工作中扩展基础，占据主动。
二是范式的选择。未来中美相处常态是冲突和对立，还是和平共存，都必须经过反复磨合甚至付出代价，才能够完成先解构，再建构的全程。美国的种种“不讲理”，仅仅是“解构”过程的极端表现，正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拜登声称“美国回来了”，我们也不可迷信他真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本事。比如，拜登就说在对欧关系中还是要以美为主，那么欧洲是否就能忘掉特朗普主义（“美国第一”）带来的教训，仍然要唯美国马首是瞻呢？拜登还声称对华政策要“耐心”，我理解这是基于其内政外交困境之下的慎重考虑，但并不意味着美对华政策会回到“接触加防范”的老路上去，而是会延续特朗普政府定下的战略竞争总方向和总基调，只是要用“无限竞争+有选择合作”来做策略性调整而已。所以，美国对欧对华政策仍旧是一个“试错”的路子，因为它还有点本钱，能部分地主导一下对欧对华关系日程，错了还能转弯子。但如果一味错下去，就只能加速美国的失败和衰落。
三是策略层面的选择，即应变之道。处于激烈博弈中的中美，都希望放大对方的失误。美国试图把主要着力点放在促进中国社会的分裂上，产业碾压、舆论攻讦、意识形态毒化等都指向中国发展和改革的难点、痛点。对此，我们要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不犯战略急躁的错误，不给对方输送挑事找茬的大败招，其实就能对美方的“试错”起到抑制作用。长远而言，对我们的发展、安全是有益无害的。要在保持战略定力和体制稳态的同时，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开放。只有不断创新和优化中国的发展、治理体系及能力，我们才能强化对美博弈的“内功”，才能真正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具体谈到对中美关系的反向塑造问题，我看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内涵和举措还可以不断丰富和完善。就目前而言，可从几个方面先做起来。
第一，要用好民心民力和不断上升的综合国力来应对挑战。中美关系的失衡和逆转，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长期形成的两国和两国社会之间不对称的互动格局。美国政府是常换常变的，而美国社会参与塑造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则一直是多元和相对清晰的。特别是在美国右翼极端势力把控政府和误导公众的情况下，对美工作不能仅限于以我“全政府”来回应美“全社会”之关切，而是要重心下沉，久久为功，通过提升我方有组织的社会参与度，自下而上地形成对美反华势力“釜底抽薪”的成效。
第二，要加强对外合作机制创新。全球治理面临巨大的公共产品赤字，中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合作谈判等。但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影响力、覆盖面来看，这些公共产品都还不足以支撑中国对美反向塑造的需要。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全球治理重大议题上的倡议和规制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需加快培养更多可在国际多边组织关键岗位任职的复合型人才，对外工作高效、协调、统一的决策和执行机制还有相当的改进空间。
第三，要用好中国多样化境外资源，广建全球“朋友圈”。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建设，发挥中国巨大内需市场的王牌作用，巩固与周边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团结友好的发达经济体，扩大国际统一战线。
贺之杲：疫情给国际社会与世界格局带来何种影响？
吴白乙：结合新冠疫情暴发后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的变化，当前国际形势“乱局”包括五个特点：第一，危机失控，人类活动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经济活动遭到重创；第二，“领导”缺席，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丧失领导地位；第三，国家归来，疫情当中许多现有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失灵，全球治理的老问题原形毕露，疫情考验着各国的国家能力；第四，社会撕裂，欧美新一轮的身份政治和党争的出现，背后是近年来反智主义的再度兴起；第五，去向不明，人类彻底消灭新冠病毒的方法仍在探索之中，疫情后全球经济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朗。
疫情可能给世界格局带来格局性、体系性的变化。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乱象之后的根本矛盾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增长范式的极限，严重的债务问题考验着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疫情之后的全球产业链面临着调整；第二，技术的边界，人类基础理论层面没有重大的突破，技术的发展出现瓶颈，而各国的技术管控和竞争却更加激烈；第三，治理的困境，国际社会核心领导力量的缺席将使得公共产品更加匮乏，全球治理的核心机制老化；第四，人性的底线，过去人类无限制的开发性活动正在受到自然界的“报复”，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人的尊严和隐私受到更多的威胁；第五，道德的秩序，疫情应对考验着人们对生命健康与经济活动的道德选择，网络舆论的过度自由在精神层面放大了社会失序的风险，各国对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也影响着未来的国际秩序。
贺之杲：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是什么？
吴白乙：疫情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与“一带一路”建设协同发展，成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的强劲动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量。第一，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对全球合作产生了消极导向；第二是为了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不断施压；第三，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来实现以内需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转型。
疫情席卷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世界经济的前景就像坐过山车。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看到了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靠自己来实现以内需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转型。中国需要把内需市场体量的优势发挥出来，继而朝着以购买力为主的经济大国这个方向的转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对世界经济起到正面积极影响，不仅起到了对外部世界的塑造作用，而且推动了全球化正向发展。通过中国自身发展，实现外溢效应，对世界经济起到稳定锚和推进器的作用，这是我们的决心。假设中国一人买一只苹果，对于欧洲苹果生产国家来说，那就是天大的数字；中国人每天多吃一根菲律宾香蕉，进口量也非常大。但是中国现在没有这么多人可以保证达到每天购买这些进口水果的消费水平，所以我们要让大家富起来，让大家能够买香蕉、买果仁、买樱桃、买橄榄油，这样中国内需所拉动的消费将会对世界各国经济做出很大贡献。
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有西方观点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后中国会更重视国内市场，而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践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步一步踏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从初级的对外开放，走到今天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以最高的国际标准来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底气和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保证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即使处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也不会关起门来，而是会更加开放。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一直在加强开放、进一步推动与发展中国家等新兴市场的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下一步我们还要推进更高质量、更富智慧的、更有团结魅力的共商、共建、共享。
疫情期间，国际空运和国际海运均受到很大冲击，作为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中欧班列却逆势上扬，为保持亚欧联通和沿路国家抗疫及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稳定发展，可以进一步帮助沿线国家和地区尽快脱离疫情带来的压力，助力他们复工复产，为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也要看到在推进国外循环畅通过程中存在不少挑战，要找到“卡脖子”的问题是什么，补上短板。比如，中国过去几十年大规模发展基础设施项目，国内的交通联通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准。当国内的货物通过中欧班列运输到欧洲国家和地区，它需要大规模分发、转运，但是这些国家的铁路轨制与中国的不同，转运分发能力也参差不齐。此外，由于不同国家制度上没有实现高度一体化，物流供应链分布不均衡，这样就会存在“卡脖子”的现象，不仅在流量量上“卡脖子”，从技术和规范上也存在“卡点”。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包括资金不足、国外站点城市的航空干线和支线是否实现无缝对接等等，这些都是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和沿线国家从制度、体量、标准以及创新上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尽管疫情为全球经济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未来世界各国将会是越来越紧密、高度相互依存、互动共进的关系。而“一带一路”合作作为全球化的升级版，将为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发挥稳定器、加速器的作用。
贺之杲：您如何看待2020年中欧关系？对未来中欧关系有何期待？
吴白乙：2020年起伏跌宕的中欧关系历程。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陷于“至暗时刻”，中欧之间产业、贸易、人员联系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断裂，双方相互支援、携手抗疫，高层互动以非同寻常的频率和方式展开，带动双方经济社会互动快速恢复。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近万列，通达欧洲21个国家、92个城市，运送集装箱以百万计，再创历史新高，充分显现中欧市场纽带的韧性。从这些具体事实出发，我们不难理解欧洲向东看的战略大势，也不难发现随着战略重心的客观迁移，欧方在调适应变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心态及或不良反应。因此，2020年的中欧关系同样经历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温差”，双方位势变化、利益调整、体制迥异、文化不同等让相关分歧和争论一再凸显，揭示出已建交45年的中欧关系仍存在不够成熟和稳定的一面。世间的事物大抵如此。美好的想象总比变化的现实脆弱，任何关系的缺点都会因“熟络”“走近”“交融”被更多地放大。好在中欧两大文明均以理智占优，中国人喜欢“执两用中”，欧洲人懂得“包容、平衡”。在这个纷扰不断、危机四伏的时代，双方都选择理性对话、同步妥协之道来维护自身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目标。2020年12月31日，历经7年35轮谈判后，《中欧投资协定》终于达成。毫无疑问，它不仅体现中国和欧盟在世局巨变急流冲击下坚守开放进取的明智取向，也将为双方和世界的发展增添更多的确定性。
中欧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带给我们的是更多需要认真总结的经验与启示。一是要从中欧关系的变化来把握世界历史进程转折点，从全球发展格局调整的急剧性、深刻性出发，超越学人既有的分析定式和解释框架，不再简单地套用大国竞争、权力转移、地缘政治、文化身份等理论的“旧衣”；二是要更加重视欧盟“区域治理”的经验并关注其一再转型所遭遇的诸多新难题。缺少对欧盟成败得失的系统性理解，我们对中欧关系复杂内涵及其长期的动态平衡就难以保持冷静与耐心，更跳不出“一国一族”的惯性思维去应对日趋多样化的国际发展新现象、新理念、新机制，从而更好地为党和政府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实现“百年目标”发挥思想者、建言人的作用；三是要跳出中、欧看中欧关系，不仅要看各自的周边，看其他大国，还要看世界各部分的相互作用，进而以联系的、发展的而不是割裂的、固态的眼光去审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2020年的全球疫情给人类提出了众多而迫急全球治理议题。要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就一定要在充分知己（中国学）知彼（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上，把中国及相关对象置于世界发展的动态之下加以研究，用系统性、网络性、互通性的视角去构建更强的解释力。这是极其不易的一项思想工程。好在我们置身于中西思想相互激荡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极大演进的伟大时代，学界同仁正发奋前行，其创造力应在可期。
贺之杲：2021年2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凝心聚力，继往开来，携手共谱合作新篇章》的主旨讲话。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9年来，您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成就与未来路径是什么？
吴白乙：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已经系统总结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9年来的成就。我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取得的成就可以总结为以下十项：第一，实现了高层定向；第二，实现了机制创新；第三，经贸合作成果显著；第四，实现了互联互通互惠式发展；第五，实现了绿色发展；第六，实现了资金融通；第七，从中方的视角来看实现了央地的合作；第八，进入企业主体多元化；第九，科技合作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十，实现了民心相通。
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或者至善至美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目前也存在着几大结构性问题，以及其他方面的弱项和短板：第一，贸易逆差较大。第二，资金流向不均匀。第三，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品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优势互补、对接。第四，中方企业在中东欧国家开辟的力度往往不够大。第五，与中东欧国家合作过程中受到第三方或外部环境影响。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背景下举行峰会，表明了各国通力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的决心。为了进一步提高与中东欧“17+1”区域性的融合发展，中国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大力气。第一，考虑加大对于这些国家进行绿地投资，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的装备、机器都可以用中东欧国家的标牌在第三方市场来销售。第二，集中一些优质的大型国企和中东欧国家合作。可以有力缓解中国和这些小型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逆差。第三，提升质量型发展，形成国内的合力，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精准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