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地算，70多年来的中美关系，一半时间里是敌对与冲突，另一半是合作为主，斗争为辅。经历过几次战略转型后，双方基本定位是“非敌非友”。曾几何时，中国战略学界流行的说法是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
然而，中美关系最近这次重大调整彻底颠覆了这个稳态。所谓“重大调整”，其实就是转向，是由于美方断然否定了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起历届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代之以“竞争、合作、对抗”三位一体的强硬战略，直接导致中美关系严重偏离原有轨道，进入一种莽撞无序的战略对冲状态。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方正式启动“全政府、全社会、不设限”的对华战略竞争，两国关系始呈逆转之势。2021年初拜登总统上任后，美对华政策基调和方略未见改变，继续认定中国是美最大的敌手，并注重以更深远布局和更具实效的手段，在更关键领域封锁、打压和孤立中国。美方还不断在涉及中国重大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踩线”“越界”，制造危机。2022年8月，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窜访台湾地区，引发3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中美外交和军事交锋。
一、美国为何要转向？
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对美国形成全面挑战”的首要对手，并公开宣称未来十年将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决胜期。这一说法向外界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中国问题”将是美国内政外交的牛鼻子，本届乃至今后各届政府将扭住不放；二是美国有决心和能力要在十年之内解决“中国问题”。
美国社会上上下下很在意中国，而且痛下决心要整顿中美关系，这个变化是历史转折性的。几十年来，两国关系不时受到内政问题的干扰、压力，但总能拨云见雾不断发展。如今，美国人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对中国来个“大转身”呢？他们还会不会再回心转意呢？答案是不太乐观的。
首先，中美实力对比如此接近是从未有过的现象，也意味着两国发展方位和力量结构进入到同质化阶段，双方竞争层次也更趋交集，同时利益碰撞自然增多。由此，中国与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关联度更加广泛、深入和直接，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人对华认知的改变，对华政策也更容易成为国内政治和公众辩论的中心话题。而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一个悖论表明，美国只尊重有实力的对象。然而，一旦某个国家成为足可比肩的竞争对手，美国政客、媒体和公众对它“宽容”“原谅”“忽略”的空间也会急剧收窄。
其次，美国本身发展与安全危机深重，导致其政治极端化、内卷化倾向持续加重，对华政策首当其冲成为“靶子”。比如，美国经济长期虚拟化，产业空心化趋势日趋严重，基础设施落后，财富分配不公、阶层和种族权利不平等弊端加剧，社会冲突扩大，美国政客们无意认真解决这些问题，但为了向公众作出交待，便不负责任地一概归咎于所谓“来自中国的不正当竞争”。不仅如此，他们还煽动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制造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给中国打上“技术盗贼”“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自由世界的大敌”等各种罪名标签。经过政客、媒体持续数年的污名化运作，美国社会对华负面认知大幅上升，反过来又削弱和压低了美国政府理性处置中国问题的民意基础与策略变通的灵活度。
再次，美国此次调整对华关系走了一条较长的法律化道路，导致立法部门对中美关系的干预权增大，双方相关争端更难绕过美国内法制体系来解决。过去五年，特别是近两年内，国会通过的涉华涉台不利法案大大多于以往任何时期。这些法案覆盖对华贸易、投资安全审查、金融市场监管、技术和服务商品出口、教育与人文交流、传媒及数据控制、司法及跨境执法（长臂管辖）等领域，使得美对华经济、技术制裁及单向“脱钩”的制度体系更加充实、完备。不仅如此，美国还加快建立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技术控制合作机制，深化原有对华战略物资禁运和敏感商品管制机制的运行实效。由于这些法条通过容易废除难，中美关系重回合作正轨无疑将面临更多的制度障碍。
二、“缓和”总是烟幕弹
2022年 11月，两国最高领导人利用在印尼出席G20峰会之机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线下会谈，双方再度澄清各自核心利益和政策底线，美方正式向中方做出 “五不四无意”（不寻求通过联合盟友建立统一阵营围堵中国，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与中国发生新冷战，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地区“谋独”的错误行径，以及无意与中国“脱钩”，无意围堵中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更无意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承诺。拜登此番表态能否真给中美关系“兜底”，双方接下来可以打造一个中美缓和的“小阳春”吗？笔者认为，“小阳春”固然值得期待，但中美关系出现“倒春寒”的可能性更大，需要加以警惕。
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事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迫不得已了”。过去，美国在两种情形下对华缓和：一是它陷入重大国际困境，为了借重中国进行战略转圜，会被迫做一点和平姿态，但仍旧是能不让的地方就不让；二是为了应对内外舆论压力，搞点战术性缓和假象，且利用时机准备实行更猖狂的反扑。因此，美国政府那些缓和的话并不算数，很快又被自己推翻，是不足为信的。拜登政府恐怕也不会例外。它嘴上说要给中美关系加装防护栏，防止两国迎头相撞，但实际上只是想给中方设限，让中国按照美方的设想行事。美方则会继续横行霸道，在挑战中方核心利益上为所欲为。说到底，拜登所追求的仍旧是美国主导下不平等的两国关系。
进一步看清拜登的烟幕弹，要从两方面着眼。一方面，美国毕竟也要“休整”。几年来，中方不仅顶住美全面进攻，而且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思路，在各个战略方向上进行反击和突围。中国人“咬不动”“拖不垮”“打不烂”的意志和能力让美国有些难办，因为该用和能用的手段也用的差不多了，那些经济和技术措施也会伤及自身，甚至会影响统治集团内部关系和美国下一步选情。所以，拜登为控局大计也需要下一步缓手棋。另一方面，中国这块难啃的骨头会激发帝国主义更大的征服欲、报复心。在战术性缓和之后，美国的后续行动可能更加激进、凶狠。与此同时，美战略目标与资源投入之间的张力也会相应增大，其内部各方协同行动的难度更高，发生战术动作变形、意外变故的几率也会增加。
下一步，美国制造动乱的能量和危险性不容低估，中美关系“风高浪急”“惊涛拍岸”的事态大致会沿着几条线索演进，也可能同时爆发：一是美与我在经济、技术上完全“脱钩”“断链”。这是相对代价较小，但完成难度较大的选项。它需要时间，也需要其众多盟国的无缝对接，全力协同。二是美持续在东海、南海等周边地区寻衅并与我军“擦枪走火”，美方借机扩大和升级事态，对我进行无限制裁并导致中美关系严重倒退。这是代价较大，但发生概率也较大的选项，因为它属于双方尚未完全厘清红线，反复进行拒止与反拒止较量的“灰色区域”。三是美借台湾问题与我做战略摊牌，用军事手段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华盛顿政策圈子里一直推演和讨论的极端选项，其代价和风险极大。美国统治集团到底敢不敢与我决战，一方面要看美国社会反战力量的牵制作用有多大，另一方面更取决于中方基于实力之上的战略威慑可信度。只要我们做足了最坏的打算，将底线思维的基点切实放在“依靠自己，做好自己”之上，才能有资格、有能力、有机会赢得对手的尊重，进而达成“避战”“止战”之功。
三、台湾问题是中美最后的“安全距离”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是美国一手造成的。中美关系每一次关键转折都与双方围绕台湾问题的重大斗争密不可分。为制衡中国，维持对西太平地区安全秩序的绝对控制权，美方一再利用台湾问题兴风作浪。在两国建交之后，美方仍不收手，为继续干涉中国内政和维持两岸“不统不合”状态留口子（“售武”）、带私货（对台“六项保证”）、加砝码（《台湾关系法》），还给中方提条件（两岸统一“只能用和平方式”）。对此，中国从未承认和接受。近年来，随着自身发展壮大和反制能力提升，中方推进“反独促统”的历史主动、实际作为都发生明显改观，台海地区形势进一步朝有利于大陆、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这必然引起美方担忧，促使其对华政策的相应跟进和调整。
在华盛顿看来，其控制台湾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中国已经明确两岸统一问题不能无限期拖延，从而让台湾当局乃至美方所乐见的“不统不独”现状不易再维持下去。此外，中国军事实力的快速上升改变了台海地区的安全态势，不仅给美国实际干预两岸冲突造成困难，也将严重影响其全球战略威慑力。另一方面，美国要用一切手段来阻滞大陆推进两岸统一。一是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解释以及对台实质性合作冲抵中美三个公报的相关约束力，延续其操弄“台湾牌”和维持两岸分裂分治的主动权；二是加快武装台湾，同时完善其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的各类准备。在俄乌战事之后，美应对台海方向战争的预案也在快速升级换代；三是进一步调动盟友和伙伴的资源，为台湾扩大“国际空间”。同时，构建针对中国的多层次区域防务机制，用全面压制的体系优势嚇阻、拒止、战胜解放军的对台攻势。
对于中方而言，“台独”分子与外部反华势力加紧勾结，在“拒统”和“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解决两岸最终统一问题，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复兴伟业就难以实现，国家的完整主权、彻底独立还要受制于人。因此，无论风险和代价多大，中国都要加快推进国家统一事业，毕竟这是世所公认的中国内政事务，绝不容外人干涉和破坏。鉴于岛内政治生态不断向不利于和平统一方向演变，美一再用“切香肠”策略逼近对我涉台政策底线，中方已充分认识到加快军事斗争准备，应对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发生重大逆转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值得强调的是，新时期中国对美开展涉台斗争显示出鲜明的特征：第一，用开“负面清单”的方式主动给美方立规矩，明确“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第二，不再被动应对美方的挑衅，而是采取有力的反制行动，实际扩展了对台海局势的主导权和常态化军事威慑的场域空间；第三，借助美国反面教员的作用，推进主动解决台湾问题的社会动员。佩洛西窜台当晚，有数亿中国网民实时跟踪，彻夜声讨。尽管他们对于个人发展、社会问题的诉求、主张未必相同，但在反对“台独”和外来干涉，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是高度一致的。强大的民意支持是中国政府排除万难，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底气和力量所在。
归纳起来，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战略博弈的制高点，而本轮中美关系转型的成败也取决于这个问题能否得到妥善处理。换言之，只有解决了台湾问题，中美才能找到新的时代条件下共存之道。笔者以为，尽管美国声称台湾问题对其“利害攸关”，但它毕竟不关涉美国的存亡之本。当年的这个历史包袱是美国自己背上去的，早晚也要卸下来。在未来十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里，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将体现为“密集互动、攻防转换、化危为机”等特点。这个新的斗争过程势必充满风险和曲折，但其两个结果导向已经可以确定——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经过艰难孕育而终将分娩，中国的统一必定实现。
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原载于2022年12月《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总第三十九期
